图像与历史：以利用汉代图像资料研究历史为中心的讨论

章潇逸

【摘要】在历史学研究中，长期处于潜流的图像资料之运用近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学界对汉代画像砖石资料有着较长的研究史，研究的展开也较为成熟和全面。本文将以对汉代画像砖石的研究为例，讨论学者运用“图像证史”方法，将画像资料作为证据研究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中西交通史等历史学问题的概况，以试图梳理其方法论特点、基本特点及局限性。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图像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以揭示对图像资料在历史学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利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 图像资料 汉代画像砖石 历史学研究 图史关系

在历史学研究之中，图像资料之运用长期以来是潜流，较少拥有其一席之地。近代以降，尽管历史学者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图像的重要性，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大家似乎并没有办法如处理文献资料那样摸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对于应用图像资料的方法论思考也较为欠缺。一方面，在较为传统和宏观的历史学研究课题当中，文献史料仍是支柱，许多图像资料难以与宏观课题建立直接联系，无法进入主体历史叙事，便常常只能作为历史叙事的插图，或为其提供一个旁证，成为了“图说历史”和“图像佐史”。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图像资料及出土文物、文献的积累，给历史学的研究事实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许多新话题的讨论因此得以展开，历史学者不得不开始面对图像资料，并探索如何利用它来研究历史学的问题；亦正是因此，近来历史学者关于“以图证史”的思考也越来越多。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汉代画像砖石资料有着悠久的发现和研究史，学界对其的研究面涉及到了多样和复杂的历史学问题，各研究的展开亦有着相当的深度。本文将以利用汉代画像资料探讨历史问题为例，对历史学者利用图像资料进行历史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方法论及其局限性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尝试对图像和历史、图像和文本的关系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 “生活之写照”：物质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

宏观历史叙述中较少能见到老百姓的身影，这大概是一个共识；而另一方面，古代史上的即使是中上层阶级人士的生活图景，若仅从文献的记载上来分析，亦只能得到一幅模糊的图景。在上个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兴起时，“民史”便被作为一个口号而提出，1949年以后，“人民的历史”更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一；但正如罗志田先生曾指出的，真正的“民史”至今仍尚未成功地建立起来。这样的现象之产生，一方面与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乃至政治时势和意识形态相关；另一方面，资料之有限亦限制了讨论展开的可能性。然而，随着考古出土的实物以及画像资料的积累，使得对物质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讨论成为了可能。总体说来，物质文化史主要涉及的是技术和人工制品，为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似乎更多指的是器物之历史，在写作中也更多表现为对于器物及其使用方法和相关技术的解说。但是器物之生产、制造和使用必然涉及人的生活和人类社会，并且能够探讨的问题恐怕并不局限于物质层面，亦触及社会史乃至思想、心态层面的话题，故本文不将物质文化史作为考古学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与日常生活史一同讨论。而一些民俗史的研究虽然在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上与历史学者的研究稍异，然而研究所用的资料和讨论的话题基本上大同小异，本文亦将涉及到部分民俗学研究的内容。

最早试图对汉代物质资料进行系统性整理的研究成果，应该要数林巳奈夫先生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批学者合编的《汉代的文物》一书；当时，林先生集结了一批包括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艺术史等领域最优秀的日本学者，以汉代的出土文物资料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合作研究，完成了这本正文五百多页、图版二百多页的巨著。现在看来，《汉代的文物》一书的范式意义仍然十分重要。不仅参与其中的研究者有着多样的学术背景，其试图处理和解读的资料亦涵盖了从传世文献到包括出土文献、实物资料和画像资料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历史资料。而其另一特色，乃是全书以东汉末年刘熙编著的训诂学著作《释名》作为基础构建其章节结构，以求在对器物的分类和认识上更接近汉代人的思维——从现在的学术眼光看来，不得不承认林先生的这一思路具有超前的意义，若能沿着这一思路深挖下去，学者们或许能摸索出一条研究汉代人的知识结构、思维观念和世界观的路子，然而目前为止学界还未能就这一论题充分展开，实在让人觉得有些遗憾。总而言之，《汉代的文物》一书对文物的解说采取的方式较为灵活；而文字、图像和实物资料各有其独立地位，可谓图像、文字和实物资料相结合的一个典范之作。二十年后，林巳奈夫先生又在此基础上整合原有内容，新增了林先生的研究成果“诸神”、“祭祀”二章以及最新的出土资料，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写成了《古代中国的生活史》一书，所涉及的时代亦向前延伸至先秦时代。林先生另有一部专门介绍画像石的著作《刻在石头上的世界》，较为具体和系统地阐述了林巳奈夫先生对于汉代画像石的基本看法和认识。本书的一部分意在讨论汉代画像石及其图像背后所蕴涵的思想性、象征意义，另一半篇幅则通过图像试图探讨汉代的日常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及技术等问题。这两本著作虽然都是面向大众的一般性读物，然可见林先生学问功底的深厚。若要吹毛求疵，大概林先生对于部分图像资料的解释我们不一定认可，而有些地方显得对日常生活的探讨不足而更偏于器物解释。国内学界亦有对于汉代物质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的名著，孙机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按今人熟悉的知识结构，以农业、手工业、车船武器、建筑、家具、日常用品、娱乐用具、丧葬仪式用具、少数民族和域外的结构顺序，对汉代的物质文化资料进行解说。虽然孙先生亦较为全面地处理了文献资料、出土实物资料和画像资料，但总体说来，图像资料和实物资料的地位似乎不如《汉代的文物》一书，类于文献资料的佐证，图像分析也并未得到充分展开。而二著在整体逻辑结构和分类基准上的差异，事实上体现的是两种不同指向的关怀，这亦是一个有趣并值得思考的话题。

比林先生的《刻在石头上的世界》早一年，另一名日本学者渡部武先生对其此前发表的数篇通过画像资料讨论汉代中国的生活、民俗和技术的论文进行整理和修改，出版了一部题为《画像诉说的中国古代》的著作。渡部先生是文化史学者，早年跟随日本民俗学大家、日本民俗学界“民具学”领域的早期开拓者宫本常一先生学习。渡部氏的这一学术背景，在其行文写作中之体现十分明显：在资料选用上，渡部先生虽主要利用图像资料、包括明器模型在内的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进行分析，但其在行文中又常旁引博征近现代中国、日本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民俗学田野资料来对画像资料和出土资料进行补充说明。这样的一种研究路径视野广博，可谓是结合田野经验对于文献和图像资料进行解读的重要尝试，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具有民俗学、人类学视野的一种图像研究范式。但其论证的最大缺陷也在于此：作为时空距离较远的两种证据，在互证上是否能站得住脚？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国内亦有关于汉代民俗史研究的大部头著作出版，讨论了汉代的饮食、服饰、居住与建筑、交通行旅、婚姻、卫生保健、丧葬、农业生产、信仰、节日、游艺和交际风俗与社会风尚十二个方面的问题，亦大量使用画像资料和随葬明器等资料进行论述。

利用画像资料对各专门史问题，尤其是对社会生活和上文提及的民俗的各个具体方面进行的研究也一直在进行之中。并且参与其中的研究者，除了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之外，各个专门领域的研究人员似乎更多，也许颇与梁任公当年的设想和提倡相合，画像资料在各领域研究中可谓遍地开花，似是欣欣向荣之景。仔细观之，这类研究的基本理路相近：在汉代画像中找出与各专门领域研究对象相关的图像，再从文献和其他相关史料中寻找相应的解释和说明，再以此为基础进行发挥，指出画像反映的这些现象在各专门史上的意义。然而这类图像内容的确定，本身就是学者“按图索文”，即根据图像的视觉观感和基本构成从相关文献中寻找解释并命名的结果。若不小心处理，论证过程便难免有以图像附会文字资料之嫌，而结论亦难免牵强。对于某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已有学者严厉批评其为“看图说话”。我们在此无意延续或扩大争端，仅想说明此种研究理路潜在的危险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研究展开的基本前提及其对待画像资料的基本态度，是认为图像资料或多或少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物质资料的形态和情状，是或至少部分是当时生活的写照。然而这个命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立，还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画像砖石上对器物的刻画是写实的吗？抑或是抽象和夸张的？恐怕需要我们更深入地认知和反思。

二 思想与生死：思想史、信仰史与宗教史的展开

思想和信仰、宗教方面的问题，往往同被作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受到关注；当然信仰和宗教还涉及组织、仪式和社会关系等诸多面相，故不纯粹是一个精神生活层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近来的研究似乎揭示着，思想和信仰及宗教恐怕有着不同的根源：思想源于人类的求知欲，是人类对自身、人类社会及整个宇宙的认知及理性思考；而信仰和宗教来源于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由于必须面对和处理死亡而产生的关于死亡本身和死后世界的构想以及处理死亡的仪式，很可能是宗教产生的根源之一。然而如果不考虑意识行为和社会关系等方面，而仅从观念的层面上来看的话，将二者截然二分恐怕十分困难。一方面，这样的二分恐怕还是今人所加，而并非时人的认知和意识框架，况且从我们目前的认知经验出发，也能做出如下推测：古人对于世界的求知和理性认识，以及由于死亡而产生的仪式和对死后的构想，二者之间的界限不会十分明确，二者应该是互动和互相渗透的关系。另一方面，从研究状况来说，尽管问题意识或者分析理路有别，但是学者们讨论的基本话题，以及使用的资料都大似相同。故我们在本节中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讨论。

整体说来，我们在传统文献当中得以看到的更多是士大夫传统留下的关于当时的世界和社会的，恐怕相对来说会偏于理性认识的材料；当学者的视野从思想家和士大夫精英转向一般民众和社会全体之时，便会试图将传统文献中在不经意之间对于民间或者说更广大社会背景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情态挖掘出来。自然，新资料的发现亦对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研究范围的扩大提供了许多可能。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画像资料和简牍文献，以及墓葬本身，或许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多社会中下层的，或者说是由更有一般社会意义的群体所制造、使用的资料；当然，这种研究的前提，是必须考虑资料出自谁手（包括制造、设计者），资料的流通及其使用乃至入土的过程；我们由此可窥见涉及这些环节的活生生的人际关系以及更加具体当时的社会情境和社会结构（详后文）。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利用墓葬中出土的画像资料讨论较为传统的思想史和宗教、信仰史关注的话题的尝试比较多，展开的也相对较早。这类探讨的主题或是儒佛道三家，或是某种观念。比较常见的做法，是利用某些画像母题，作为当时社会某类思想流行或者是有影响力的旁证；或者反而行之，以某些思想观念的流行或某些地区的社会文化作为某些图像主题产生和流行原因的解释。其存在的较为普遍的缺陷在于，其所揭示的图像和某类思想观念之间关系的联系恐怕太过于浅显和牵强，而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语汇，又常常是某些图像“反映”了某一类思想或观念，或者是某些图像是某一类思想和观念“影响”的结果。而将某类特定图像和儒、佛、道三家思想或者某种特定思想进行一一对应的分析方式，难免有牵强生硬和简单对号入座之嫌，亦容易从现代人的理解出发而将人为地将古人的思想拆散，并划上各种条条框框，反而难以把握其思想脉络。从讨论之中所使用的资料上来看，将某类图像单独抽离出来进行分析的手法，容易使研究者忽视其在整个丧葬系统及其语境中的作用；而同一类图像母题在布局、构图和元素组合上的变化，是否亦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似乎在这些研究中较少受到学者的考虑。事实上，从某一墓葬或者某一地区出土的画像资料或者某一类图像出发进行思想史和宗教史问题的个案考察，从方法上来说并没有问题，甚至是比较可取和易于操作的一种研究路径。但我们很难否认的是，这些研究在图像的分析和释读上显得有些单薄，其论证逻辑又有点想当然。十分常见的将个案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直接用于讨论整个汉代的宏观思想和信仰状况的做法，恐怕多少会显得有些空泛和不够严谨。相对来说，这种研究理路比较能够揭示的是某一类图像主题产生和流行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但恐怕以必要不充分条件为多，还不够有充足的说服力，展开得不够深入。从学术史的角度说来，这类研究为画像资料的理解、释读以及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能的方向，并对思想史和宗教史上的部分问题的讨论提供思路和假说。

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道教的形成和佛教的传来，在传统汉代思想史和宗教史的研究之中始终占有核心的地位，至今为止的相关讨论可谓汗牛充栋，但这些问题仍然有着进一步展开的空间，并且有许多细节问题仍待厘清。相关图像资料的出土及其分布情况，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可能性。其中有关佛教西来及其早期传播的问题，又不单单是一个宗教史的话题，亦涉及中西交通史和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考察，一直以来是学界聚讼之处。较为常见和普遍的做法，乃是以考古发现的实物和图像资料为话题，结合文献资料，以勾勒早期佛教的传播路线和分布状况。而关于早期道教的产生及传播问题，也有学者尝试通过综合梳理图像资料、出土实物和道教经典而展开综合的考察。现在看来，这些研究的局限性大概有三。第一，就早期佛教的传播问题而言，许多学者的讨论恐怕过于局限在汉文的传世文献和国内考古的出土实物和图像资料，而对于印度、丝路中亚、东南亚的考古资料、碑刻铭文、图像资料和佛教文献的重视意识和利用能力远远不足，其得出的结论有简单粗暴的嫌疑。第二，与“思想观念”式的研究相类似，将画像资料中的某些母题与儒佛道三家的特定思想和经典形象进行对号入座的做法，在逻辑上恐怕有所缺陷。我们认为，若要使这种宗教研究有意义，则避免根据研究者对图像的主观感受想当然地将其归类，而对所谓“佛教图像”、“道教图像”和“儒家历史故事图像”的定义进行重新检讨，是对于学术的发展

有益的做法。即使这样的定义和区分常常难以做到泾渭分明，在论证上也有一定难度；但本文希望强调的，乃是我们对于图像的辨识、阐释和运用应该具备足够的谨慎和方法论自觉。第三，总体上说来，学者关心的似乎更多是宗教本身在流传和发展之中的情况，以及其传播的路线等问题。许理和几十年前提出的疑问，恐怕学界思考得还不够多。尤其是，新的宗教因素如何对具体的地方社会和人的观念、行为方式及仪式传统产生影响？产生了何种影响？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不妨是一个可以尝试进一步展开的话题。

生死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人，无论富贵贫贱，人最终都难免要面对死亡；而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又要面对和处理他人的死亡。而每一个人在生活、生产以及与他人交往之中，在对于所生活的世界和他者的感知、认知和求知之中，会产生一些对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观念及认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由死亡而产生的信仰、宗教及一系列关于死后世界的设想，人们对宇宙和周围世界的认识，即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宇宙观和生死观问题，应该是葛兆光先生所提倡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的重要和基本话题之一。而汉代出土的大量丧葬画像资料由于其正是直接出土于墓葬或其他丧葬空间，正是丧葬礼仪空间的一个构成部分，应该与处理死亡的仪式和人们的死亡观念直接相关。而又由于许多画像资料（尤其是画像砖石）的使用者及其制作者可能更多来自汉代社会的中下层（详后），这使我们在士大夫传统的文献资料之外有了得以窥探时人关于生死和宇宙的想法的新资料。

然而如此多的考古报告和画像资料，如何选取、组合和整理资料以使其能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所裨益，是值得思考的。最常见的讨论仍是将某类图像单独抽出进行讨论，如透过帛画、壁画和画像石中的日月天象图讨论古人对自然世界及宇宙的认知（与天文史相交叉），以及其在丧葬仪式空间中的功能和意义等问题；这类讨论虽然亦涉及观念问题，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于图像及其功能的考证和解释。建筑考古的资料，相对来说较少为画像研究者所关注，然而巫鸿先生对明堂等礼仪建筑和丧葬空间中的图像所表现的“微型宇宙”的探讨，以及王爱和先生在其对古代中国的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的研究专著中，对墓葬和宫殿建筑考古遗址的方位问题以及汉代占卜工具“式”的图像和结构的探讨，均相当有启发意义。缪哲先生亦曾从《鲁灵光殿赋》出发，通过文献和图像资料考释“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并探讨汉代宇宙观及其思维方法、认知方式，颇有新意。蒲慕州先生的《墓葬与生死》一书从墓葬制度的发展出发，以探讨汉代的宗教信仰及社会变迁问题。其最大的特点乃是采用了统计学的方法量化处理考古资料，通过建立汉代墓葬数据库，以大量的统计数据试图勾勒汉代墓葬在空间结构上的变化，及其发展过程中在汉代各个地域的差别；书中亦对画像的题材及其在墓葬空间中各个位置的分布进行了统计，并试图用此解释汉代丧葬观念的问题。量化的方法和思路，是很值得参考和尝试的；不过蒲先生只统计了画像题材及其分布的问题，或许可以尝试将所有画像石墓的数据进行量化整理，譬如对画像石墓、壁画墓等的大小形制进行分析统计，也许可以更明晰地看出使用者的阶层性。蒲先生有另著综合图像资料、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探讨早期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特性。

上世纪四十年代，费慰梅女士在复原武氏祠堂时曾提出如下观点，并被后来的研究者所发展：祠堂、墓室等空间是一个整体的仪式性建筑，而各类图像在其中的空间分布各有其仪式意义。而近来以巫鸿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研究似乎揭示出，这类丧葬空间很可能表现出时人对宇宙、世界和人类历史的结构性认识，如武氏祠的“上天征兆、神仙世界和人类历史”，以及墓葬中“身后的幸福家园、天界和仙境”的三重界域；但这类认识和表达本身又存在选择和不完全性，因为其图像空间的构造及转化与其礼仪目的相关。罗森女士亦发表文章从墓葬图像、艺术手册及文献资料探讨中国人的“关联宇宙观”，并认为其是艺术、装饰和图案之源；另有数文讨论墓葬格局、艺术品及其反映的宇宙观。信立祥先生曾从传世文献入手，认为汉代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分为天界、仙界、人间和地下鬼魂四个层次，而汉代画像石的内容表现了这四个世界，并且严格按照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礼制和宇宙观念被创造，在汉人面前“神”和“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存在，人在上天和诸神的面前是完全被动的。虽然信先生的四层世界观说有其新意，但先生的一些看法我们恐怕不太能认同。首先，事实上在汉代文献当中，“神仙”连用，“求神”和“求仙”同义的现象均存在，可见汉代人对“神”和“仙”的区分恐怕没有信先生想象中那么决然二分。其次，蒲慕州先生曾利用秦汉墓中出土的《日书》资料探讨有关民间信仰的问题，发现《日书》的传播甚广，其中鬼神世界与人的世界密不可分，并且神和鬼性质相似，人们都可以用某种方法驱散或击杀它们以保证平安。《日书》的成书年代相比画像石的流行年代或许稍早一些，然而在汉画像流行的时代，恐怕人们也不见得在天神和上天面前是绝对被动的。生死观的问题十分复杂，我们很难同意所有汉代人都遵循着同样的笼统生死观，而所谓儒家礼制对画像石的内容有严格限制的说法，在逻辑和论证上也多少有些欠严谨。

由于汉代丧葬画像中较少有与政治相关的直接资料，故利用其进行政治思想方面探讨的尝试还较少。目前可见的两例，一是巫鸿先生的《武梁祠》，二是包华石先生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巫先生试图通过对武氏祠的图像志及其空间结构的考察，结合武氏祠相关碑文和其他古代艺术资料以及文献传统中对汉代韩诗学派的记述，论证武梁祠曾由武梁本人参与设计，并表达其历史观及对当时政治的批评态度；而包先生的视野则更为宏观，他试图通过汉代不同社会阶层的赞助者的艺术观和艺术品位，说明汉代的某些艺术题材和艺术风格之出现和流行很可能是新兴的官僚、学者菁英阶层对原有贵族阶层的品味和爱好的反动，亦是他们用以表达自己政治观念和诉求的渠道。巫先生试图通过对武梁祠的个案研究，将武梁这位名不见经传而仅仅通过其身后丧葬建筑——祠堂及其碑文而为后人所知的具体个人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发掘出来，其野心无疑是极大的，并且可透过此看出巫先生深厚的人文关怀；然其书中所存在的不少逻辑和论证方式上的缺陷已有学者指出。包先生的分析框架中能很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路，以及哈斯克尔对艺术家和赞助人在艺术史中地位之强调的影响，是艺术史研究中非常新的思路；但有时难以找到多数是从古代墓葬中发现的特定艺术品和图像母题与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直接证据，是此类研究的难点所在。二位先生的努力和关怀值得尊敬；在研究中的具体方法上，则需要我们鉴其长而避其短。

三 社会史细节之探讨及中西交通史的新资料

利用画像资料讨论汉代社会问题的尝试似乎还不算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出土的大量简牍资料为我们讨论汉代社会史问题提供了及其丰富的材料。然而画像资料应该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不同的面相。

最先受到关注的，应是出土丧葬画像资料的墓葬墓主身份，以及祠堂祠主的身份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最初似乎受到了如下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信念的指引：即艺术具有阶级性，某一类丧葬建筑的使用以及图像题材的流行和使用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或阶级性）分不开，亦体现某一阶级的思想观念。这一前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是一个我们无法在此详论的大问题——然而就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看来，资料所显示的具体情况恐怕要复杂许多。战国晚期至西汉的帛画多非一般平民墓中可见，似乎不太有问题；但一方面，许多墓墓主的身份难以确认；另一方面，从上至僭帝号的诸侯王，下至“中小地主或低级官吏”，从社会阶层分布上来说已经较广；而东汉帛画目前仅在武威磨咀子一处有数件出土，墓主多为“普通地主”，应是自由民身份。有关壁画墓和画像石墓主的社会地位探讨，通常的做法是根据墓葬图像的内容，结合同墓的随葬品情况等进行探讨。如汪小洋先生论证壁画墓墓主基本上是中上层贵族时，他提出壁画墓在空间分布上并无普遍性、文字史料中对壁画的记载、壁画墓中出土的考古资料和壁画中车马图像的规模壮大却缺少与底层老百姓相关的题材等四个方面的论据。问题在于，汪文引用《洛阳古墓博物馆》一书中的“洛阳偃师杏（园）村壁画墓，墓主人是可以提出享受九乘安车要求的官员”、“洛阳金谷园东汉壁画墓和河南新安铁塔山壁画墓的墓主人，他们是享有门卒守门的贵族”两条结论作为“考古资料”，但我们仔细读报告就可以发现，这两条论断的来源是壁画中有“九乘安车”和“门卒守门”的图像内容，而车马出行图的规模问题，亦难以作为判断的依据。《洛阳古代墓葬壁画》的编者认为壁画墓墓主应该“不是一般的平民”，但“上至王室成员、王侯，下到各级官吏、有一定政治地位或经济能力的人，都可在墓中绘制壁画，壁画不是衡量墓葬规格高低和墓主身份贵贱的标准。”这是一个十分谨慎的结论，但很可能最接近事实情况。关于画像石墓的墓主，原来较笼统地认为是地主阶级，近来略见讨论。杨爱国先生通过纪年画像石的资料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讨论，是很值得参考的。杨先生发现画像石墓覆盖了从诸侯王到无官平民的各个阶层；墓阙与墓主的身份较为密切、祠堂次之，而墓室大小与多寡与墓主身份关联性最松散，在陕北和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墓中尤其看不出等级关系；常被讨论的车马出行图若无榜题，很难判定其与墓主的身份是否相关，无官平民墓中亦有车马出行图。杨先生的讨论是目前可见最系统的讨论，将使用的资料限定为有题记的纪年画像石，论证十分谨慎，避免了许多猜测性的成分。从近些年的讨论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利用壁画内容对墓主人身份进行判断的方法具有其危险性，许多原有的基本假设，如“墓葬图像是死者生前的记录”、“墓葬图像的内容与死者身份密切相关”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质疑或被彻底否定。上述关于墓主人身份的探讨，基本停留在墓葬和画像研究直接相关的问题上，研究者也多为考古学者，应该还有进一步挖掘其社会史内涵的空间。

以汉代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为主题的探讨，也是一个核心的话题。较多受到学界关注的便是与妇女相关的图像，这与近来妇女史的兴起似乎不无关系。目前对妇女图像的研究路径似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宏观的妇女图像的收集，讨论各种图像中妇女形象的不同，以将其归类为不同身份的女性，并由此探讨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另一种则是透过对画像中流行的以女性为主人公的故事的梳理，或是相关艺术母题的探讨，以此窥探当时女性的，或至少社会期望之中的女性的形象和地位。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讨论的主题则是儿童，亲子关系亦是重要内容之一。汉代出土的图像资料中与儿童直接相关者，是两块为亡故儿童所建的祠堂构件，一例是南阳出土的“许阿瞿墓志画像石”，作为石材被用在魏晋人的墓葬之中，巫鸿先生曾论及之；另一例是山东临淄石刻馆所藏的王阿命祠堂刻石，郑岩先生曾有专文论之。杨爱国先生曾通过梳理纪年汉代画像石的资料，讨论母亲和儿童在汉代社会受重视的原因，从画像石榜题中整理出了专为母亲建祠建墓、夫妻合祭祠、早夭儿童等情况，亦提及许阿瞿、王阿命两石。巫鸿先生曾在许阿瞿研究和武氏祠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用汉代画像讨论了汉代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友人与同僚、死者和墓葬建造者。在文献传统中较少看到、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可供讨论历史问题的资料的一群人，他们直接参与大量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墓的创造，他们即是包括石刻艺人、壁画画手内的汉代专业从事殡葬服务的人群。关于汉代壁画墓的画手，由于我们并未看到与他们个人直接相关的榜题文字，目前也未见专文讨论。关于画像石墓的石工，则有邢义田和杨爱国二位先生先后撰文讨论。二位先生均主要从画像榜题出发，结合文献资料、其他墓石资料上的石工刻名、画像风格上体现的同一工匠集团的作品等加以展开。两文均主要讨论了石工的社会地位，然各有侧重：邢文侧重于探讨画工与图像格套的关系，指出画工在创作中虽然按照粉本和格套进行制作，然而可能会有意识地造成视觉上的构图变化，形成典范和格套，带动流行，塑造职业上的传统；杨文则关注了石工的社会流动性、文字能力以及石刻艺人与殡仪服务的关系。这些研究给我们揭示了更为丰富的汉代社会细节，还为我们留下了在传世文献系统中很难听到的一部分人群的声音。

中西交通史利用图像的探讨较基本的探讨，最基本的一种路径是通过特定图像母题、图像风格以及图像组合方式等随其相关器物在区域之间的传播、流行和变迁的情况，以对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评估。这一探讨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设，应该是艺术具有特殊性和地域性。在具体利用汉代的画像资料进行研究的话题之中，除了上文提及的佛教传入的问题，另一个受到学界关注的便是胡人图像的问题。除了对胡人图像出现在丧葬空间中的原因和其图像构成、意义的探寻外，最近的研究开始试图运用将画像资料、文献资料以及中亚直到印度的图像与考古实物资料相对照的方法，梳理其形象上的异同，从而理出一些形象在地区间传播的线索。邢义田先生首先进行了此类尝试，在域外考古资料的梳理上倾注了更大力气，发现汉代无论是在士大夫所掌握的文字传统中，或是工匠群体和更广阔中下层人群所接受的图像传统中，对异族文化的态度却有相当一致的印象化、简约化、刻板化和顽强持续的特点，从而将问题又引到了社会文化史的讨论，可谓是这一路径的典范之作。朱浒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则系统梳理了目前可见的所有胡人图像，将其分区、分类并详细讨论了其对胡人外貌形象的描绘，并论证汉代画像中早期描绘的胡人是匈奴人，而常见的“尖顶帽”胡人形象的蓝本应是贵霜——大月氏人，然其部分论证似乎还有些不够严谨。除了胡人图像之外，缪哲先生亦曾梳理“鹰啄兔”这一母题的传播，并希望藉此为中西交通史提供一些新资料。在我们看来，通过域外母题的传播和变形来对中西交通史进行讨论，应是可以进一步展开和尝试的做法。

四 图史关系：实践、讨论及新的可能性

我们在上文中讨论的内容，事实上涉及到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以及历史学著作的写作中对待图像资料的两种态度，即将图像资料作为从属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插图”或“旁证”，或者对图像进行分析并将之用于历史学考证的“以图证史”。虽然在研究和写作的实践中，“以图证史”的方法已经理所当然地被许多学者所使用，但是关于这种方法的讨论和反思，是最近这几年才热闹起来的。

这并非说关于图像和历史、图像和文本关系问题的讨论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我国古代士大夫以及近代西方的许多艺术史和历史学者，都曾有过讨论，曹意强先生已有过一些梳理；邓菲女士亦曾从学术史角度理论性地谈过图像艺术在跨学科研究中之应用的问题。不过20世纪前期关于图、史关系问题的讨论还有几位学者需要注意。其一是梁任公。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述及“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时，便提及“实物之模型及图影”：

“实物之以原形原质传留至今者，最上也，然而非可多觏。有取其形范以图之，而图范获传于今，抑其次也。例如汉晋之屋舍，灶磑，杵臼，唐人之服装，髻型，乐器及戏剧面具，今日何由得见。然而有殉葬之陶制明器，殊形诡类至伙，若能得一标准以定其年代，则其时社会状况，彷彿可见也。又如唐画中之屋宇、服装、器物及画中人之仪态，必为唐时现状或更古于唐者，宋画必为宋时之现状或更古于宋者，吾侪无论得见真本或摹本，苟能用特殊的观察，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可以发见，则亦等于间接的目睹矣。……”

任公此言有几处值得注意。一是社会史的取向，即透过实物或图像资料观察社会；二是任公虽然同意图像的内容来自社会现实，但他注意到了图像资料表现的内容并不完全与其时代是同时的；第三，他认为分析图像资料需“特殊的观察”，似乎需要一种不同于分析文献资料的方法。另一位跟汉代的丧葬画像资料直接相关，便是翦伯赞先生。翦老在其名著《秦汉史》的序言中，认为“除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是一种最具体最真确的史料”，“假如把它们有系统地收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对画像研究者来说，这段话可谓人尽皆知，几乎任何一部画像石的研究专著都会引用之来说明画像资料的史料价值。但值得思考的是，在翦老的名著中，画像资料除了在对汉代艺术的地位进行评估之外，也仅仅是作了插图。翦老自言：“惟关于石刻画像之历史的索隐，乃是一种专门学问，我在这里，只是指出石刻画像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总体而言，梁、翦二先生在看法上基本相近，而任公似保留更多一些，也注意到图像中的内容不完全是“当代的”；而翦先生虽对画像资料的史料价值推崇备至，实际上也无法处理资料。

近来随着人文学科的整体转型，历史学家开始不得不面对各种新理论、新方法，也要求学者能够处理更多的资料；而艺术史也开始转型，反倒是许多艺术史著作中开始触及到原来更多被历史学家思考的问题，这些都使得历史学家开始正视图像资料在研究中的地位问题，并引起了一系列有关“以图证史”方法论的探讨。彼得·伯克关于如何在历史学研究中图像资料应用的可能性及其陷阱的专著《图像证史》也被翻译成中文，这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对于图像证史问题的思考。葛兆光先生曾有专文，举例说明哪些图像可以用作思想史的资料，可以提出哪些新问题，又应该如何解读图像；另有一文，从思想史家的角度谈思想史与艺术史的关系。而通过“图像证史”在具体案例中的实践来说明图像利用的可能性及其相关问题，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想法。赵世瑜先生曾通过区域社会史的视野对一幅清代云南的石刻画进行讨论，并由此讨论图像证史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相关问题。赵先生的论证非常精细，又能够根据文献考订出图像母题中具体的人和事，并且能重构图像赞助者及其具体的社会环境，以此去解读图像背后的社会意义。总体而言，几位先生的讨论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几位历史学者的讨论，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图像是一种历史记忆，并且图像的产生与具体的历史环境相关，背后隐含了人的思想性、偏见及意图，图像亦并非现实的忠实反映。

但仅有这些似乎还不是太够。既然我们认为图像是历史记忆的一种载体，那么就要考虑记忆本身之产生、表达及其传承的机制。无论这种记忆是对于世界的感知、认识或想象（思想的、宗教的及观念的），还是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某段具体经历的认识和印象（物质的、社会的、事件的），人们都需要对其先有一定的把握，才能将其表达和表现出来。这种把握与认识跟人类如何观察和认识世界直接相关，它本身具有结构性和选择性，是一种“应当是这样”的认识，其中屏蔽和过滤了一些人们不能或不愿认知和记忆的内容，也有一些内容会渐渐被强化，或者渐渐被淡忘。正因为如此，许多图像并不能当作写实作品对待，而同样具有抽象性。记忆的表达和表现，本身又是一个过程，这不单单指一幅图像或一件器物的创作，这个过程本身也有相当大的技术性、传承性和多样性，也一定有着它的目的性。技术性，更多体现在表现手法、制作工艺和风格（style）上，这也是传统的形式分析派艺术史家热衷讨论的内容。传承性则指的是技术本身的传承及程序，邢义田先生便认识到汉代画像有一定的格套，也正是因此，不止一位学者曾指出“程序的保守性”和“以图证史的陷阱”。目的性，则指向实用性、仪式意义、审美享受和情感的表达等方面。多样性，其一指的是技术、手法和图像母题本身的多样性，如果条件允许，人们便有可能选用不同的原材料、制作工艺、表现手法以及不同母题的组合来进行表达和创作；其二则是所有表达都具有个人性，即使是一个已经根本无法考证出其姓名的工匠的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会带上其个人的色彩，更何况出自一人之手的作品亦会不断变化；其三是表达和创作的环境之多样性，包括创作者的生计状况和赞助状况，具体社会的文化风尚和心态等问题。正是因为有了前两种意义上的多样性，我们对作品和器物进行分类、构建艺术家的谱系以及鉴别作品真伪才成为可能；也正因为有这种多样性，历史学家面对的图像便不是“一类史料或文本”，而是一整套表达和符号系统。图像记忆的传承，就不光光是表达技术本身的传承，还涉及了观看、理解、接受、排斥和淡忘等诸个环节。厘清了这些，或许能对图像与文献、图像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新的思考。

还有几个较具体的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它们与图像的形式和表现力相关。一是图像与叙事，即其对过程的表现问题。汉代的许多画像石虽然分格，但如果我们排除武梁祠的帝王图像、前石室以及和林格尔壁画墓的出行图这几个例子外，却较少能见到“连环画”，更多的是对某个“瞬间”的定格。近来学者们发现一些不同的例子，如邢义田先生指出，武氏祠的几幅荆轲刺秦王画像，事实上至少包含五个先后的时间段落，然而从视觉效果上来说，它带给观者的仍是一幅定格的画面。而相对于图像，文字则更擅长叙述和表达因果关系。那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史是互证、互补的吗？另外，相对于图像，文字似乎更弱于表达和“描绘”未知世界和想象中的场景。所以，图像到底是哪一种历史？用文献对图像进行考证的操作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行的？（这涉及到图像学的方法，将另文详论。）

总之，我们认为，在“以图证史”的实践已展开许久，而对“以图证史”的方法论的讨论越来越多的现在，似乎应该重新冷静思考图像和文献的关系，以及历史的更多可能性。

（原载周宁主编《人文国际》第9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