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10 月 1 日下午，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邀請張侃教授演講，討論明代嘉靖之前閩商的海上活動情況。張侃教授任職於廈門大學歷史系，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區域社會史，著作有《互補聯動：廈門與臺灣經貿交流史》。
      張侃教授首先舉出傅衣凌教授的論點：明代成化、弘治之際，福建海商逐漸壯大，不再受朝貢貿易的限制，而以自由商人的態勢出現，積極進行海上貿易活動，此一進發展有助於擴大日後福建海商的活動範圍。在此研究基礎上，張侃教授進一步追問：成、弘之前是否未曾有積極的海貿活動？經實際考察後，他發現正統、天順年間，福建海商活動已逐漸朝向私人化發展，並且也加入了東南海域的商業網絡。由此他進一步考慮到：十四世紀中葉至末期的福建海商及其海上活動，是否有再認識的可能性？在此考慮下，張侃教授藉由探討福建海商嚴啟盛的事蹟，試圖追溯嘉靖朝之前的海商活動情形，並且以不同角度重新探討東南海域的社會群體與經濟文化。
　　張侃教授破題道：本次講題「從月港到十字門」，正反應出嚴啟盛海上生涯的起始與結束在地理上的活動歷程。張教授主要利用《粵大記》、《崇武所城志》、《八閩通志》、《忠肅集》與《葉文莊公奏議》等資料，考證嚴啟盛的出身、逃獄與下海、受招撫及再次下海等從閩海到粵海的海上活動歷程，接著進一步說明嚴啟盛的海上活動有如下的歷史意義：(1) 正統年間或更早時期，漳州月港一帶的海貿活動已相當活躍。(2) 嚴啟盛、陳萬寧等人的海上活動，反映漳州海商的內在屬性及其走向海洋的必然性。(3) 正統年間的時局變動，與嚴啟盛進行海上活動有相當之關連性，如鄧茂七起事與黃蕭養起事，即分別和嚴啟盛出海航行的時間有所重疊。(4) 嚴啟盛具有賊首、喇嗒、巡檢等多重身分，反映了明初以來賦役制度下人民固定單一身分逐漸趨於瓦解，使得嚴啟盛這一類人物得以塑造自身流動的空間。(5) 嚴啟盛從事海上活動時，並不依靠原鄉的連繫，而是不斷跳動於大小島嶼間，表現出當時海外移民「去地域化」的文化特徵。
　　最後，張侃教授說明嚴啟盛的事蹟雖是小的案例，但是放在明朝時代脈絡與海洋史研究的普遍命題上，卻具有重要的意義。
　　史語所李孝悌老師提問：福建海商為何前往琉球？是否為了檳榔與蘇木？又，海商集團裡有多少女性參與其中？她們的工作或角色性質為何？
　　張侃教授說明，在明代朝貢貿易的體制下，琉球商人帶來的貢品，常是他們在東南亞取得的檳榔、蘇木與胡椒，其中一部分用來私下與衛所官員、平民交易。衛所官員瞭解其中好處後，便與琉球商人結盟，一同前往東南海域進行海上交易。至於婦女參與海上活動，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並不多，似乎只有首領才能攜帶妻眷同行，其他船員若有與婦女往來，也多在陸地進行。
　　陳國棟教授進一步補充，中國海禁階段 (1433-1567)，即 Anthony Reid《東南亞的貿易時代 (1450-1680)》所提到的時期。在此期間，中國人受限於法律不能出海，於是周邊國家商人便有與中國商人互爭高下的機會。例如來自東南亞的貿易船會到福建尋求小額貿易的機會，而琉球商人更是當時東亞貿易的主要群體，直到 1511 年前仍具有較強支配東亞貿易的能力。他們在東南海域的貿易路線介於馬六甲、舊港到爪哇一帶，取得胡椒等香料後將其運往最大的市場──中國──進行交易，並且，為了維持與中國、東南各國的貿易關係，他們也留下了許多中文書信，可資今日學者研究利用。另外，關於活躍於海上世界的女性，其實像林姑娘（林道乾之妹）、鄭一嫂、施大娘子與施二娘子等的相關記載，都說明華人女性也是可以出海或在船上工作的。
　　李孝悌老師再問：月港商人似乎不如徽州商人對當地社會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如今日在漳州便難見昔日繁榮所留下的痕跡，它甚至較泉州更為落後。那麼，月港商人所代表的意義究竟為何？對此，張侃教授推論月港商人之所以沒落，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如清雍正以後，官方對海上貿易的控制更嚴，諸如施行船隻編號之舉措，對漳州私人海貿即是一大打擊。同時，清代官員們亦致力於把原來的海上自由貿易轉為半官方貿易；漳州人在海上貿易之所以退縮，就是受制於這種官方體制，此與靠官方力量興起的泉州有所不同。其他原因尚有此時商業網絡重心逐漸移往廈門和金門、九龍江航道的淤積，以及漳州人的離散性強於泉州人，往往一出海就未再回到原鄉等等。陳國棟教授也補充指出：十七世紀正是前述現象的轉折點，原因是在這之前，漳州人與泉州人從事海上貿易的比例是均衡的，但其後漳州人轉而傾向手工業、開店舖，而泉州人的興趣則依舊是海上貿易，也因此泉州人比較常返回原鄉，帶動當地繁榮。
　　另有與會者提問：官方逮捕嚴啟盛一類人物時，為何不是「格殺勿論」，反而予以脫逃機會，甚至日後還將他們收編？張侃教授指出：當時的情況其實不能用現代的國家法律去理解。一方面，設於漳州府等地的衛所對於當地社會的控制力其實是令人懷疑的，也因此官方仍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協助政治運作，特別是財政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衛所雖然是對抗私人海上活動的武力，但是衛所本身也覬覦海貿利益，因此對於私人海貿的取締往往時嚴時緩。對此，陳國棟老師也提到：由於明代水師戰力不強，政府補助也少，建造的船隻品質差，所以當地官員認為與其對戰，不如採招撫方式，一方面能安置這群人，另一方面也能掌握海上資源，甚至還能化解政敵可能藉此對其進行彈劾的危機。

（吳靜芳撰文，刊於《明清研究通訊》第三十四期，2012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