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0日，厦门大学历史系邀请阿部幸信教授进行题为《汉朝的“统治阶级”—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的讲演，与会众分享他近年对汉代政治史研究的新思考。阿部幸信教授曾任福冈教育大学副教授、日本女子大学文学部准教授，现为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鲁西奇教授向与会师生介绍了阿部教授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路，阿部教授对早期中国历史的探讨有别于传统日本史学对历史材料严谨细致分析的基本方法，而是将中国历史放在整个东亚宏观视野下考察，这在新世纪以来的日本史学界值得注意。

阿部教授以“前言”、“汉初的‘统治集团’及其地域性”、“文帝时期的政治情势与淮北集团”、“‘天下一统’与淮北集团的没落”与“成帝绥和元年改革与新‘统治阶级’的出现”五大专题作为演讲的主轴。以汉代统治“秩序”中的“统治阶级”即关于国家运作的成员作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了作为在欧亚大陆东部实现长期安定支配以及“一统”权力的汉王朝，如何在历史过程中实现“一统”；以及在“一统”的秩序下，皇帝制度如何控制官僚机构这两大问题。

在论及“汉初的‘统治集团’及其地域性”的问题时，阿部教授从日本学者李开元教授的理论“汉初国家机构的上层是从特定地域过来的集团的专有物”展开，对“专有物”、“国家机构”、“特定地域”这三个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汉初的“统治阶级”主要由军功受益阶层构成，其中早期就已跟随高祖的淮北集团，不仅独占高官，也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汉初的统治可以说是由淮北集团主导的，他们的出身地域具有显著的任侠风气，这也影响了汉初的统治秩序：以依存于支配者的个人关系、重视人际结合、以及任侠风气的地域性心态为特征的“统治集团”，是汉初“统治阶级”的特色。

到了文帝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引起了以淮北集团为核心的汉初“统治集团”的变动，原来的代国官员加入了汉朝廷，而且文帝继位后优先考虑对匈奴的政策，开始意识到掌握诸侯王国的重要性，于是形成了超越地域性格局的政策。但是，在官吏任用制度尚未完备、世袭制仍然具有影响力的阶段，若没有像代国官员进入汉朝廷之类的特殊契机，汉朝国家机构的人员结构难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剧烈变化，“统治阶级”由少数“统治集团”控制的情势仍然没有变化。

从“统治阶级”的观点考察西汉一代的制度变革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央对于人事权的收回。汉朝“统治阶级”的扩大与汉朝“天下一统”有密切关系，自武帝元朔年间（前128—123年）至元封年间（前110—105年）前后，汉朝剥夺了诸侯王国名实的独立性，完成了“海内一统”，“统治阶级”进一步扩大，汉朝国家机构也广泛向其他地域展开，使得大量新官僚成员加入。这些新成员在地域性与出身阶层都没有特定的偏向，因而，由“统治集团”独占实权的体制，以及依据建国功业或地域性与其他群体严格区别的旧的“统治阶级”都崩解了；取而代之的国家机构的成员，已经丧失了形成自主性秩序的血缘与地缘的基础，从而失去了内在的阶层性。至此，汉朝的国家机构丧失地域性与阶级性，过往以各地域实情为基础的政策遂无法有效执行。

与“统治阶级”相关的部分，西汉末最重要的改革便是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的官制改革，而这一官制改革对于汉代“统治阶级”影响最为明显的便是绶制转变为与官秩不同的序列。阿部教授分别从“有罪先请”、察举、任官、监察四个方面对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的绶制改革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汉朝将受到皇帝信任的官员部署到全国各地，由此制作出以受到皇帝信任的官僚统括天下的构造，官僚机构以黑绶士大夫作为指标，划分出上层与下层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以致上层集团的成员与地域社会分离，非地域性的“成员”受到皇帝的信任，得以参与国家的统治。总之，官僚再也不依赖地域性与功绩，而是重新编组为纯粹的“统治阶级”，相关的体制变革，都是藉由绥和元年（前8年）的绶制改革所达成。

演讲告一段落后，阿部教授和与会师生展开交流。首先，鲁西奇教授指出，地域性政治集团及其变动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变迁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研究中古史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有三个基本的命题，即地域性政治集团的形成、演变与崩解；地域性政治集团崩解之后，新的统治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旧的地域性政治集团的崩解与新的统治集团的形成对于政治、社会的影响。田余庆先生、陈苏镇教授都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汉代政治史研究，阎步克教授的察举制研究是对于汉代统治集团形成研究的重要成果。阿部教授的关注点则在于汉初淮北政治集团崩解的政治史与制度史的考察，以及政治集团的变化对汉代后期社会变化的影响。开创王朝的地域性政治集团的崩解是王朝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王朝新的政治架构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可能会为政治史、制度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考角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的宋平教授以中国传统社会建设发展的两条道路为中心提出相关问题：在残酷的战争造就王朝国家的强大与家族势力的强大这两条中国建设发展的路线背景下，在汉王朝之后的王朝国家如何应对家族的重新崛起？阿部教授指出绶制与身份的认定对于后世存在影响，而且在对于汉代“印制”的分析过程中，阿部教授认为“印制”对于后世王朝国家统治阶级对于国家的控制影响更为深远。

朱圣明助理教授提问，对于新统治阶层形成时间的判定标准是什么，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的绶制改革对于汉代的“统治阶级”是否是一个质的变化？阿部教授认为“统治阶级”的变迁除了制度设置的考量之外，还要重视周代的制度与汉代传统的制度的共通与矛盾，官僚身份的标识是采用汉代传统的制度，但是在形式上有模仿周代制度设置的痕迹。朱圣明助理教授继续提问，汉代的军功升迁与察举制固然是官僚升迁的重要途径，但是“文吏积劳”也是官僚升迁的途径之一，“文吏”与“儒生”是汉代统治阶层的两个群体，“文吏”群体在汉代的统治阶层扮演怎样的角色？阿部教授指出“文吏”基本上无法成为“黑绶”以上的官僚，而且在西汉末期以后，通过“文吏积劳”升迁的频率与规模也是有限的。

（撰文/12级历史系本科生/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