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間文獻，起初並無明確的範圍及定義。鄭老師回憶2006年在哈佛大學舉辦的「地方文獻與歷史人類學研究論壇」，包弼德教授（Peter K. Bol）提出質疑：「什麼是地方文獻？什麼是民間文獻？地方志算不算？」鄭老師當時回應，地方志主要由官方主導，目的是作為官方行政上的依據、背景知識等，反映的是官方有興趣的問題，故不能算是民間文獻。然而，民間文獻的概念直到近年來仍然不斷受到許多挑戰，因此產生了概念擴展的情況。鄭老師以檔案為例，雖然是官方行政系統的資料，但其中許多文獻與民眾相關，例如老百姓打官司，會把家中有利於己的證據拿出來，因此地方官方檔案便收進一些古文書、碑刻、族譜、合約等資料，這些材料能反映民間社會的情況，即符合民間文獻的概念。

鄭老師認為討論民間文獻應該回歸到文獻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將之分為三個類型。第一種，是由老百姓自己做（生產）出來、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獻，其編纂者、使用者、傳播者都是在民間社會的邏輯中形成。因此，必須在這些脈絡中思考民間文獻的價值與意義。第二種，可能是民間百姓所做，但面對的對象是外人，尤其是為了欺騙官府。例如訴狀、族譜，是為了自身的某種權益、身分，更多時候是具體的權利、義務，以便發生糾紛時，能夠為自己提出合理化的解釋。第三種，可能由地方官、胥吏或地方文人所做，對象是給百姓使用、遵循。例如告示、碑刻，內容包括規定章程、禁示、事宜等，這些文獻目的在於處理、管理民間事務，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因此屬於民間文獻。從這三個層次可以看出，民間文獻已經逐漸發展成一個較具彈性概念的範疇。

至於民間文獻的研究目的，鄭老師認為是出自於對百姓日常生活的關懷。鄭老師反思傳統的史學研究，關注的是少數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因為這些少數人才有資料。若要研究大多數民間百姓的歷史，傳統文獻如正史、會典、會要等，往往無法反映民眾的日常生活，因此必須發掘、研究民間文獻。鄭老師強調，必須將民間文獻作為一種「新史學」研究對象與研究意義的一個基本理由，即在於現代史學家關注民眾的歷史，關心歷朝歷代百姓的生活方式。接著，鄭老師以中國最常見的碑刻及族譜文獻為例，說明民間文獻研究的重要性。首先，碑刻時常出現在廟宇、水溝、水壩或市場旁邊，相當普遍。其重要性有二：一為公開於地方，必須符合公眾的利益考量，以及某種共同的邏輯。二為立碑為求垂世永久，使反映的面相具備歷史深度。第二個較重要的民間文獻為族譜，數量也最多，例如在清代官員李光地的家鄉安溪湖頭，便可找到80餘種李氏族譜。鄭老師以自身研究經驗為例，說明族譜資料的使用需要謹慎的解碼。鄭老師曾與哈佛大學東亞系宋怡明教授（Michael A. Szonyi）在猶他家譜學會（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閱讀族譜，發現福州義序黃氏在民國時期進行第七次修譜，每次修譜目的都在討論祖先來源，然而結果皆不一樣，實際情況則是把祖先起源時間越推越早。究竟黃氏祖先為誰？鄭老師以為，認誰當祖先其實具有背後的思考邏輯，在不同身分時期，需要不同的、可相適應社會階層的祖先，以符合現實需求。

既然如此，究竟哪個祖先才是真的？鄭老師以為，對於當事者而言，每個祖先都是真的，或者說每個祖先都是具有真實意義的存在。仔細考證後，便會發現這些資料都是「假」的，所以才能夠反映「真」問題，透露出對當事人而言，什麼問題才是重要的，而追尋、釐清這些背後的線索，才能呈現不同時代的社會問題。鄭老師進一步指出大多數的族譜，其目的在於處理家族內部的人際關係，確認族人的身分與地位，以及相關的權利、義務，並防止受到外部人群的入侵。鄭老師認為要讀懂族譜，必須從「發生學」的角度切入，回到文獻的歷史脈絡，才可能發現它的歷史意義和時代特徵。

承前所述，鄭老師表示這些來自民間的歷史文獻資料，能夠充分反映中國傳統社會的日常生活。然而，老百姓在什麼情況下與文字結合在一起？由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事務越來越依賴文字處理，伴隨時間的進展，老百姓在使用文獻的同時，也創造了更多元、複雜的文獻。這樣的社會變化可說是「文字下鄉」的歷史過程。因此，田野調查的目的之一便是觀察民間還保留哪些文獻，而這些文獻又各自呈現哪些不同的意義。

鄭老師強調蒐集民間文獻的目的，是為了明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前述文字下鄉的過程，老百姓原本不懂寫碑刻，宋元時期卻開始會寫碑刻，因此研究者必須關注老百姓的名字何時出現在碑刻上，與何時開始刻碑。這個轉變反映民眾開始擁有話語權及社會地位的變化。簡言之，透過碑刻上常見的內容，我們才有可能得知一個村落、底層社會中重要的時代問題；不同時代的碑刻，則可能反映長時段的社會變遷過程。因此，鄭老師提醒，必須釐清文本的生產背景、源流、系統、創造，與文獻使用背後的語境和當地的話語系統，才能正確解讀民間文獻。

討論時間，李文良教授首先提問，由於地方脈絡的不同，以及面臨的環境與統治國家的差異，產生許多不同內涵與定義的民間文獻，鄭老師如何看待臺灣的民間文獻？鄭老師表示，臺灣做過基礎性的民間文獻普查工作，尤其是碑刻、古文書，但臺灣的古文書出版，依照性質分類，反而破壞古文書原有的系統，他建議以「歸戶」的方式還原文獻系統。鄭老師強調文獻源頭的重要性，可以在古文書的基礎上，將族譜、地籍冊納入其中，重建文獻背後的人地關係。其次，臺灣應該更重視族譜的蒐集，透過古文書與族譜的配合，有助於釐清文獻之間的人際網絡。很多資料其實要靠族譜來重構背後的系統，在田野收集族譜可遇不可求，若蒐集不到，研究者必須在田野調查時作更多訪談，並透過抄錄神主牌、墓碑等方式，自行編造族譜，重建文獻背後的人際網絡，進而釐清文獻間的內在連繫。鄭老師並提醒大家，在田野地發現新的民間文獻，第一時間要緊接著作田野調查及訪談，把文獻資料的來龍去脈搞清楚；原來文書順序非常重要，不能將文書系統打亂，並將文獻有可能相關的人或事記錄下來，立即請教當地民眾。

其次，臺大歷史系博士生何幸真提問：其一，如何從民間社會角度看待士大夫的角色？其二，族譜對家族歷史建構的意義？鄭老師認為，應該從民眾日常生活的邏輯重新理解士大夫的角色，即探討士大夫與民眾的關係。從文獻來看，教會老百姓使用文獻處理日常事務的便是士大夫，亦即「文字下鄉」的過程；進一步說，或許可透過士大夫將鄉村生活與國家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勾連起來，故可從民間文獻解釋制度、主流文化的歷史變化。鄭老師提醒，士大夫本身並非一成不變，而其與時俱進的動力正是來自民間的社會實踐。至於族譜的意義，鄭老師指出家族歷史的建構主要是透過年復一年的祭祀儀式，例如春節、清明節的掃墓祭祖，而族譜的功能便在於確認內部族人的關係，宛如祠堂牌位有其權威性。因此，不可將族譜獨立來看待。

臺大歷史系博士生許秀孟接著提問，國家制度在地方的實施，並無法達到一致的規範，許多制度落實到地方反而都變了形，與原本規劃相差甚多，那麼透過民間社會的視角，將如何理解國家制度？或是釐清人民因應國家制度，作出哪些的行為或策略？國家制度與地方脈絡兩者之間又將如何調和？鄭老師指出，制度並非單純的條文或規定，而是被實踐的過程。制度如何實踐，以及如何有效的實踐，往往需要附加許多其他條件才能有所為。因此，鄭老師認為史學家的任務，便在於探討制度運作背後的社會條件，透過釐清哪些社會條件，其如何制約國家制度本身，才有可能理解制度本身的性質。

（撰文/林榮盛、曾獻緯，原载《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17期，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