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散與分斷：後冷戰時期香港的冷戰

程美寶

當我收到論壇材料的時候，只讀到幾個關鍵詞——「分斷」、「離散」，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應該還有一個叫「冷戰」。我是學歷史的，一眼看過去，「分斷」和「離散」更像是概念，而「冷戰」，至少有個起始年和結束年，感覺好像踏實一些。但話說回來，「分斷」和「離散」當然也包含許多事實，許多悲歡離合的故事；而「冷戰」說到底，有時又不過是一個概念，但這個「概念」是通過把許多事實重新組合而漸次形成的。我今天想展開的一個話題，就是很多最初似是而非的事實，如何因著某些概念/理念/信念的反覆傳播，而變成鐵一般的事實。

我是香港人。作爲一個歷史學者我關心的是明清以來特別是16至20世紀華南地區的歷史，所以我嘗試把這個討論從一些抽象的理念和宏觀的國際政治落實到香港。我想提出供各位指教的一個議題是，在國際政治氣候處於冷戰期間，香港這個小小的地方，的確因此經歷了許多離散（本次論壇的英語用詞是「dispersion」，但我們一般看到中文「離散」一詞想到的英語同義詞是「diaspora」），但在很長一段期間，不論是抽象的文化追求或實在的地域聯繫，香港和中國都沒有很明顯的「分斷」。這種香港與中國（不論是想像的還是實在的）不離不棄的感情，到了1989年春夏之交，更推到極致，可偏偏就是在這年之後，有這種感情的人漸漸因世代更替離開了歷史舞臺甚或離開了人間舞臺，而這一年，也恰恰是冷戰宣告「結束」的一年。接下來的情况是，香港越是回歸——經過九七，九七後，以至今天——却越是在感情上與中國分斷，由於這樣，也掩蓋了她與華南地區的血緣關係和文化同源的事實。國際間的冷戰似乎結束了，香港與中國間的冷戰却仿佛通過一代代的剝離而靜靜地開始了。就好像文革一樣，結束之時，馬上看不到什麽後果，到了幾十年後的今天，惡果陸續出現了。親身經歷過的人逐漸遠去，烙印却留在後來者的身上而不自知。這是因爲長期不多講，沒有用各種方式來大講特講，越往後更越不怎麽講，導致集體失憶。香港的情况，也相差無幾。

讓我說得再具體一些。我研究的是明清以來廣東人的文化認同和物質生活的變遷。所謂物質生活，是研究他們吃些什麽，如何吃，用些什麽材料；畫些什麽，如何畫，塗些什麽顔色；唱些什麽，如何唱，譜上什麽音符。所謂文化認同，是探問他們爲什麽喜歡這樣吃，這樣畫，這樣唱，他們如何看待這些東西，這些東西賦予他們什麽意義和價值。我嘗試論證的是，這整一套物質文化也就是我稱之爲「嶺南聲色味」的東西，是在一個跨地域、跨國界的情景中産生和共享的。我們都知道，爲了謀生，粵人很早就是「離散」的，他們去東南亞，去舊金山，去中南美，去新金山；有了香港，就去香港；有了上海，就去上海。然而，在「文化」意義上，他們却沒有「分斷」，特別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通過現代媒體即報刊、雜誌、唱片、廣播，他們流通著一個共同的大衆文化。這個粵語的大衆文化的源泉，主要在省港兩地，再以上海爲其展演的舞臺或更上一層樓的實驗場（例如，上世紀20-30年代香港沒有像樣的錄音室，錄製品質優良的唱片都必須到上海）。我必須補充說明，「省」在這裏指的是廣東省城，不是廣東省，也就是今天狹義的廣州市中心——因爲太多人搞錯了，因此我必須說明——我在另一篇文章是這樣比喻的，省城是個古老的行政中心，澳門自16世紀葡萄牙人來華後成爲中外貿易的重要節點，與省城儼如姊妹；香港是後起之秀，與省城的關係更像「母女」，甚至應該說香港實際上是廣州的克隆（clone）。爲什麽是「母女」關係？我再打個比喻吧，因爲大多數香港人的「母語」是省城白話，也就是廣州話或廣東話——Cantonese嘛！

讓我們回到「離散」這個話題上去。香港自成爲英國殖民地後，因爲有著不同的體制和機會，向來是廣東人可以選擇「離散」的地方。凡是神州動蕩——太平天國、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三年困難時期、十年文革動亂——香港都是一個避難所。你我的父母或至少祖父母是如此，你我的祖父母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如此。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即便離散，却未曾分斷。我們不要忘記，英國很大程度上因爲香港的關係，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因而在國際冷戰的格局下，香港是世界上少有的國共兩黨活動可以幷存的地方。也因爲這樣，我們有「長鳳新」（長城、鳳凰、新聯）的左派影人在這裏企圖實現他們的理想；有珠江電影院放映《劉三姐》、《五朵金花》、《巴士奇遇結良緣》；有香港大學的學生辦些現當代史研習班，給我們這些在學校裏學不到現當代史的中學生一點政治教育；在四人幫倒臺的時候，我中學的中文科老師，在課堂裏讓我們模擬審判四人幫的情景，我們有位扮演江青的女同學，一味說「我不知道，我什麽也不知道」，我們不覺得這樣的活動很可笑，只是笑自己對當代政治不認識，演得不像，普通話講得不好。我想說的是，我們那個年代沒有什麽國民教育，但哪裏都有國民教育。中國的民主，中國的未來，好像不證自明就是香港人的事。很多普羅大衆即便不問政治，不談抽象的中國，也一定會惦記著實體的家或家鄉。他們會匯款帶物資回鄉下，儘管60至80年代不論是交通條件或政治氣氛都使回鄉一趟殊不容易。絕大多數人去世之後，墓碑上仍然會注明籍貫——或者有人會說這個「籍貫」是「被注明」的，但這種「習慣」，大抵也說明一些現象。

換言之，全球冷戰的政治格局儘管製造了許多離散甚至分斷，但在過去大半個世紀的香港，也容得了許多幷存和聯繫，因而在地域和血緣以至文化認同上，香港和中國特別是廣東幷不那麽分斷。也就是說，如果從每一個個體出發，從人的日常生活出發，今天回過頭看，冷戰也許幷不那麽「冷」，人們在其陰影的籠罩下，自有一套生存之道。近年因爲參與一些研討活動的原因，我每年暑假都有機會去金門，也趁機閱覽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宋怡明（Michael Szonyi）所著的《冷戰之島：金門在前綫》（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一書。這本書告訴我們，金門島上的人們，在冷戰期間行動受到諸多限制的同時，因爲大批「阿兵哥」的駐扎而發展出各種營生途徑，但也由於過度倚賴這種「戰時經濟」，以致冷戰結束金門解嚴生意衰落本地人的生計一度大受打擊。當然，近年隨著大量陸客的來臨，各種冷戰場所（例如防空洞）又成爲旅游熱點。總之，冷戰作爲一個「概念」造就了很多可資利用的機會，對國家是如此，對個人亦然。

再說回香港。從1997至2003再至2013，我發現越來越多詞匯不能說或不好說——「本土」不好說、「國民」不好說，「普世」據說最好不要說，就連「國際歌」也不怎麽唱。香港人越來越不談「鄉下」，也不知道自己「鄉下」或自己的父母的「鄉下」在哪裏，畢竟，學生手册也不一定需要填寫「籍貫」一欄了。因爲一些個人的原因，我翻開香港特區護照細閱當中的說明文字，才發現「本護照持有人爲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是「公民」，不是「國民」，我恍然大悟！要知道，在很多事情上，「公民」和「國民」是分開對待的。我在廣州工作了差不多17年，此刻感到，原來I am nobody standing nowhere！這裏摻雜著許多個人的經歷和體會，就不在這篇短文中展開了。

活在當下，自是要做出許多在此刻認爲正當的政治决定，但我們必須清楚認識到，當下許多的政治决定，是以扭曲對過去的認識而得以合理化的。正如E. J. 霍布斯邦（E. J. Hobsbawm）在其經典著作《1780年以來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綱領、神話、現實》（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s, Myth, Reality）引述法國學者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一語——「Getting its history wrong is part of being a nation」（把民族的歷史「搞錯」，是成就該民族的其中一個部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往今來我們已經目睹過多少次民族、國族或政體的形成、分化與合幷，本來都是正常不過的。只是，每次都要把歷史「搞錯」，而且錯誤還會層層累積因而一錯再錯，錯上加錯，那我們身爲歷史學者的，就很難不覺得有點耿耿了。

後記

本文是筆者根據其在2014年1月17日于香港藝術中心舉行的漢雅軒三十年慶學術論壇活動上的發言修改及補充而成的，部分內容與現場發言有異，但基本立場是一致的。當日由於時間有限，未能就評論人陳清橋教授及其他與會人士提出的見解作進一步交流，甚覺遺憾。翻閱當日的筆記，筆者已不能準確複述他人的意見，但當時有感而發寫下的本來打算即時澄清的幾點，應該還是有用的——（1）歷史學家經常被誤解，以爲他們愛追古溯源，其實這幷非合格歷史學家的應爲與所爲；（2）批評歷史學家的人常常主張要「拆解神話」，可自己却深深迷信了許多神話甚至用著這些神話的語彙而不自知——例如，以爲有一個綿延不斷的「中國傳統」之類；（3）如果不把歷史作爲一個「過程」來看待幷抽絲剝繭地呈現，我們會很容易犯時空錯位的毛病，而把歷史「搞錯」或「說錯」。道理是人人都懂的，但因爲淺陋的歷史教育而形成的某種思維和言談習慣，却是不容易匡正的。同志仍需努力。 

（原載《人間思想》第二輯，2015年，頁168—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