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粤东北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关系 ——大埔县《院道府县断示碑》释读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夏远鸣 一 前言 地处岭南的粤东北山区，与福建、江西毗邻，是一个山地广布的边界地区。明代以前，粤东北山区人口稀少，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从明代以来，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这一地区得到迅速的开发。到了明代中期，这里的居民已经形成“流移错杂”的局面。 明代进入粤东北山区的移民，在文献中常常被称为“流民”、“棚民”。他们多以佃耕的方式，在山区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从阶级成分看，他们其实是这一地区早期土著的佃户。一般来说，租佃制下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状态，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即地主有权力选择佃户，佃户耕作权随时可以被地主剥夺。但在现实层面，由于佃户长期佃耕同一块田地，因而出现了“久佃成业”现象，佃户也拥有一定的“佃权”。如此一来，导致土地产权关系复杂化。明嘉靖、万历之后，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助力下，这种土地产权关系复杂化的趋势加剧，出现了“一田二主”乃至“一田多主”的土地占有形态。在这种新的产权结构下，田主的土地所有权逐渐流失，而佃户则有了更大的土地支配权，其结果导致了主佃关系的日益紧张。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即学界所谓的“抗租风潮”。 粤东大埔县与福建毗邻，位于韩江上游，其境内群山连绵，丘谷相间，是粤东北地区典型的山区县。自明代以来，这里的山区成为外来移民的栖身之所，各地的山间盆地得逐渐得到开发。这些进入山区开发的移民，最初大多是以佃耕的方式从事耕作，后来逐渐“久佃成业”，获得对土地的实际支配权。笔者在该县桃源乡发现了一通万历年间的碑刻，题名为《院道府县断示》，其中详细记述了当地主佃之间长达十余之久的争讼经过。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这一碑刻，探讨明代粤东山区的移民过程与土地关系的若干特点。 二 民国《大埔县志》的录文与案语 《院道府县断示》碑的刻石时间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现放置于广东省大埔县桃源镇水口的南安寺侧。该碑记述的发生主佃争讼案件，俗称为“打官山”，一直流传至今。由于原碑已经断裂为几块，且字迹风化严重，不易辩识。所幸民国《大埔县志》收录了此碑，而且做了初步的考证与解释，为我们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线索。民国《大埔县志》的录文题为《泥源乡院、道、府、县断示碑》，其注云：“碑尺寸未详，三十七行，每行三十八字，额题‘院道府县断示六字，据抄本。”兹引录碑文如下：
潮州府大埔县为准给遵守、恳天勅县竖碑、以杜后患事。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蒙兵巡道副使陈批：据本县民曾魁、罗得扬、钟台、熊轩、范宇、廖达、詹积、曾爱、熊辉、廖明、罗愈、邓镇、丘广、马政、张著、詹锭、张俊、张魁、陈忠、陈连等刻呈台前事，内称埔俗‘一田两主’， ‘粮主’买亩输粮，‘业主’买田纳租，较之佃耕田不同。魁等泥源一乡，居民百余家，租用价数千金，创买本质田种，世代管业，周年纳租‘粮主’，等情到县。蒙批：仰县立碑遵行，缴篆。此案照先蒙前院周批：据曾魁等全名呈，为豪右叛案横征，叩天刊定竖碑，永贻一方治安事。蒙批：仰县查究报依。蒙关提未到，续蒙府票抄，蒙带管兵巡道李宪牌，蒙本院据海阳县生员郭应禔状告为据占事，仰提解审外，本县随将曾魁等呈辞申缴本院，改送本道并究报，蒙道仰府行县提吊始末文件，连人遵解讫。续奉本府陆批：据曾魁等列名，呈为恳天吊案册，勘官山，亲审刻石，恩垂一方永赖事。蒙批：仰县虚衷勘报，果徵租太重，须取其平，并仍速解报。随该本县爷张勘得：本乡东属县治，西跨海阳，南接饶平，北距河滨，四面官山，曰尊君石、脉派、桃源、火輋兜、松罗輋、金山、六湾、尖山、湖头、大水坑、茅坪、象墩田、白茫上下輋、绑藤岭、苦竹輋、矿油坑、分水凹、平石、门坑、寨角、馒头岩、蛇形、圆潭、三合水、青泥磜、眼洋塘、风吹寨、塘子腹、中庐、仙人掌、佛邑凹、高磜坑、梅子窝、担凹、大桥头、鲤鱼石、怪子塘、河子里、枫岩、横山、牛头凸、尖髻岃、上下灌等峰，漫衍千峦。民居其中，田少山多，民生之资山甚于资田。故樵葬不禁，故志往碑可稽。其田载稠山之中，藉山为荫，禾半为鼠雀所分，彼山路险绝，尤难搬运。初例，粮主黄元炜执种议租，每田种一升，租银三钱五分。后粮易主杨蒙吉等，递加不已。两经告断，遗案俱存。及郭应禔横仆乃不收银，勒纳米，且影占官山四税，与豪右分据，斩伐贩卖，禁绝民间樵采。屋有税，路也有税，甚至令此方死无葬地，四顾凄凄，亦何怪曾魁等之哓哓也。拟租仍旧例，官山任民樵采，一切无名屋税、路税，合行尽革。又查应禔近垦田五斗，计亩升科，及查应禔荫塘税，虚悬无偿。计今垦田，仅偿其税，姑免深究，问拟具招，连人卷解府去。后随蒙本府备碑，蒙本道详允批：主有佃，犹国家有租，税之所自出，岂宜分外克削？郭惟荣祖遗大埔清远都税田，初例每田种一升，租银三钱五分，所从来久远，旋而两告两断。递加不已，然亦随岁丰歉量收，未尝执为定例也。今郭惟荣藉弟青衿威力，纵仆违例增租。无论田有税，即屋亦有税；无论山有税，即路亦有税；以致葬无抔土，投足皆碍。嗟此小民，终岁勤动，俯仰不给，能堪此剥肤乎？无怪其逋负有词也。合断照初例，斗种岁收三钱五分，不许仍前科尅。曾魁等亦毋容拖延，给照永为遵守。郭应禔 罔利剥佃，本当究拟，姑念青衿免究。具如拟，仰侯转详缴，并蒙巡按御史田批本道呈详前事，蒙批：郭惟荣垦田，既不升科，并霸官山，妨民樵葬，法应重治。姑依拟赎发，租如断依初例三钱五分，不许加多。垦田行县丈明，除补荫塘虚税外，余尽升科。官山听民间樵葬，不准给承商人告饷煽炉也。余照行库收缴。今蒙批：前因合就给示，发仰立石，竖于本乡约亭，晓喻粮、业遵守。以后凡粮主到本乡收租，照初例每田种一斗，岁收租银三钱五分，照给库焉平秤税收，不许分毫加取。各业主亦依期完纳，毋得拖延故违。其郭绍成户册，原载泥源等处塘五亩九分零，合将应禔新垦上埠、横山、湖洋炉等处田种五斗，除补荫虚税外，侯丈升科。一切无名屋税及通行桃花河口等处路税，悉行革去。前项官山，任从本乡樵葬。粮主敢有仍前擅抽山税，并柴主私税斩伐贩卖，及徭人、蓝客故砍山木致伤灌荫，暨招商告饷煽炉，许曾魁等合乡指名呈首，依律一体究治。须至立石者，府案北科左，县案承发房。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立碑记。
这则碑文共计1500余字，大致保存了原来的公文格式。其中有些专门术语难以理解，断句、标点尚需多加斟酌，但基本上不会影响对碑文的理解。整篇碑文透露的信息非常丰富，因而是当地重要的历史资料，早已为前人所关注，民国《大埔县志》的编纂者，在完整抄录这则碑文之后，专门撰写了如下案语：
案：此碑全载文告，可以见当时格式。且以埔俗田主称为“粮主”，买亩输粮；耕者为“业主”，买佃纳租，与他处主、佃不同；亦可供现言耕地法者之研究。而主佃争讼，卒之主负而佃胜，亦可见官吏之体恤民情，抑富豪而助贫弱，深有合于社会之政策。至其所列各地名，知当日泥源范围颇广，如现割归丰顺之白芒輋，今属桃花之中庐、仙人掌皆在其内，足觇乡村之沿革。又有“徭人、蓝客故砍山木，致伤灌荫”等语，可见近饶平一带猺民尚盛，此皆足备考证者。其称县令为爷，亦可见称呼之醇朴，较诸王世贞《觚不觚》所举他处称呼之渐为谀佞者之有别也。
以上案语，代表了县志编者对这一碑文价值的认识，其中涉明代的土地制度、族群问题等，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不过，由于县志编者并不了解上述问题的来龙去脉，难以深入揭示这一碑文的史料价值。为此，本文将在解读碑文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相关历史材料，对明代粤东山区的土地占有形态、地租交纳方式及乡民对“官山”使用权的维护等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 土地占有形态与“官山” 本案的发生地泥源乡，即今天大埔县桃源镇，与丰顺县毗邻。这里是粤东山区较大的山间盆地，翻越盆地西边的一座山，即可到达韩江岸边。在公路未通之前，这里是桃源人与外界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目前当地居民约有1.8万人，主要有钟、邓、郭、陈四大姓，另有20多个其它小姓。依据当地现存的历史文献材料，这一盆地的开发时间不晚于明嘉靖年间。 为了探讨上述主佃争讼事件的起因，首先需要了解当时泥源乡田地与“官山”的占有形态。从碑文可知，当时泥源乡通行的的土地产权形式是“一田二主”，即“粮主”和“业主”。 所谓“粮主”，是国家认可的地主，有权向佃户收租，并负责向国家完粮纳税；所谓“业主”，租佃“粮主”的田地，向“粮主”缴纳地租。不过，这里的“业主”不同于一般的佃户，可能已经获得“永佃权”，甚至是二地主。因此，他们声称：“魁等泥源一乡，居民百余家，租用价数千金，创买本质田种，世代管业。”这就是说，他们的租佃权利是可以买卖的，甚至是可以世代相承的。当地“业主”向“粮主”交纳的地租是定额租，“每田种一升，租银三钱五分”。由于这里的定额租是以银两结算的，实际上已经开始向货币租过渡，或者说是货币租的萌芽。 明后期泥源乡一带的“粮主”，实际上是不在本地的地主。从碑文可知，泥源乡属大埔县管辖，但“粮主”却是海阳县人。这种由外县地主占有本县土地的现象，与明中叶粤东北的政区变动密切相关。大埔县始设于明嘉靖五年（1526），析饶平、海阳二县的部分辖区而置。当时设立新县时，原来的土地产权登记系统并未随之变更，有不少当地的田粮仍然登记在海阳、饶平二县之赋役黄册。如碑文中的“粮主”郭惟荣，户籍在海阳县，“祖遗大埔清远都税田”，可见他的祖先在大埔未建县时已占有这里的田地，并一直留存下来。不仅如此，郭家在泥源乡一带还有不少未报税的土地。如碑文记载：“其郭绍成户册，原载泥源等处塘五亩九分零，合将应禔新垦上埠、横山、湖洋炉等处田种五斗，除补荫虚税外，侯丈升科。”由此看来，这些不在本地的“粮主”，可以利用原来的产权登记系统，不断开垦荒地而不必“升科”纳税。 由于泥源乡四周皆山，山林资源的占有尤为重要。碑文表明，当时附近的山地尚未私有化，都是“官山”，即国家所有的山场。其实，岭南地区的所谓“官山”，最初很有可能是瑶人所居之地。据碑文记载：“本乡东属县治，西跨海阳，南接饶平，北距河滨，四面官山，曰尊君石、脉派、桃源、火輋兜、松罗輋、金山、六湾、尖山、湖头、大水坑、茅坪、象墩田、白茫上下輋、绑藤岭、苦竹輋、矿油坑、分水凹、平石、门坑、寨角、馒头岩、蛇形、圆潭、三合水、青泥磜、眼洋塘、风吹寨、塘子腹、中庐、仙人掌、佛邑凹、高磜坑、梅子窝、担凹、大桥头、鲤鱼石、怪子塘、河子里、枫岩、横山、牛头凸、尖髻岃、上下灌等峰。”以上列举的这些“官山”，主要分布在以今天桃源镇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大部分地名至今仍可确认。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些“官山”分布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其中在今大埔县桃源镇共有火烧兜、金山、尖山、湖头、象墩、眼洋塘、怪子塘、矿油坑、分水凹、平石、门坑、寨角等地，在大埔县光德镇共有尊君石（今名“老君石”）、茅坪、上下灌、风炉丫等地，在大埔县高陂镇共有大水坑、下下畲，在丰顺县潭江镇共有白茫、上下畲、圆潭、三合水、风吹寨（今名“凤坪”）、塘子腹、箭竹洋等地。 从碑文来看，当时泥源乡民拥有“官山”的使用权，他们可以自由的在“官山”上樵采、葬墓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从“民生之资山甚于资田”这句话来看，说明当时对山的依赖超过了对田地的依赖。 四 主佃讼争的起源 明中叶以前，粤东北山区“‘粮主’买亩输粮，‘业主’买田纳租”的土地关系，已经持续了相当的时间。从碑文可知，泥源乡一带的田地，曾经先后换了几任“粮主”。第一任是黄元炜，他与“业主”议定：“每田种一升，租银三钱五分”。此后的“粮主”为杨蒙吉，他不断提高租额，使之“递加不已”，因而引起讼争，“两经告断，遗案俱存”。由于缺乏相关资料，我们还不清楚黄元炜、杨蒙吉等人所处的时代，但从碑文中可以看出，随着“粮主”的不断更易，租额一直在增加，“粮主”与“业主”之间的讼争也是由来已久的。 到了万历年间，泥源乡田地的“粮主”换成了郭惟荣，终于导致了主佃矛盾的激化。根据上引碑文，当时的主佃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粮主”提高地租定额，“纵仆违例增租”；二是“粮主”改变地租形态，“不收银，勒纳米”；三是“粮主”勾结当地豪强，影占“官山”，不让“业主”自由使用，并且强行征收“屋税”、“路税”。从道义上说，这是由于“粮主”贪婪所致，理应受到谴责。不过，当时新“粮主”郭惟荣的所作所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 首先，地主阶层“违例增租”，在明代后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反映了传统租佃经济的衰落。根据黄志繁对赣南地区的研究，明后期田主的土地收益相对减少，其原因有三：首先是实行一条鞭法后，赋役征派对象主要集中于土地，田主必须承担更多的赋役支出；其次，由于遗产均分制的影响，使大地产很容易被分割继承，田主的土地占有规模日益缩小。再次，随着山区经济作物的推广，佃户从土地上获得的实际收益有可能增加，田主自然会尽量设法增加地租名目。明代粤东的社会经济状况与赣南地区大致相同，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这可能就是粮主“违例增租”的客观原因。 其次，地主阶层“不收银，勒纳米”，反映了当时银价的下跌与米价的上升，这与当时的国际贸易与社会经济变迁密切相关。根据梁方仲先生的研究，万历年间，随着墨西哥、秘鲁银矿的发现，国际白银的供应量激增，这些银子又通过国际贸易，大量流入中国。在具有海洋贸易传统的闽粤二省，由于白银大量的流入，导致了银价的下跌。在此历史背景下，如果田租仍然是以当年议定的银两数量来结算，“粮主”自然会觉得不合算，所以试图以米来结算租额，而不乐意收银。另一方面，由于粤东北地区山多田少，粮食匮乏，乃至粮食可以充当不贬值的硬通货，这也是导致粮主不收银而收米的客观原因。这种因为地租结算形式而导致的主佃矛盾，在明代中叶的饶平县也发生过，并非孤例。 其三，郭惟荣“影占官山四税，与豪右分据斩伐贩卖，禁绝民间樵采”，表明山林日益成为当地乡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大埔县在粤东北地区被称为“山中之山”，其境内群山连绵，耕地不足以维持生计，人们多靠采山伐木为生。明朝中叶以来，潮州沿海一带人口众多，制瓷、制盐等手工业相当发达，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竹木炭柴严重缺乏，形成一个庞大的木柴需求市场。木料或木炭等顺韩江而下，由大埔等山区源源不断地运往潮州府城及沿海平原。据《大埔县志》记载：“乌槎山在县西八十里，接饶平县界，山势崔嵬旋绕，所产竹木，海、饶、大埔多资之。”当时有不少山区商人，因贩卖竹木而发财致富。如万历年间湖寮双坑人何少松(1552-1630)，把家乡的木材大量贩卖到潮州，得以致富。正因为木材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导致“粮主”郭惟荣与当地“豪右”联手占据“官山”的行径。 总之，万历年间大浦县泥源乡的主佃讼争，反映了明中叶以后当地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这是粤东北山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转型过程，而不可简单归结为“粮主”阶层的道德败坏问题。 五 讼案的判决过程与结果 万历年间泥源乡的主佃之争，涉及当地的数十姓乡民。他们在讼争过程中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诉讼策略，对各级官府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得到了他们所期待的判决结果，维护了基本的生存权利，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据碑文记载，当时参与上诉的“业主”为数甚多，共有：“县民曾魁、罗得扬、钟台、熊轩、范宇、廖达、詹积、曾爱、熊辉、廖明、罗愈、邓镇、丘广、马政、张著、詹锭、张俊、张魁、陈忠、陈连等”。在现桃源地区，这起诉讼事件被称为“打官山”；在丰顺县潭江镇的官溪村（即引文中的“白芒輋”），则被称为“十八姓打粮务官司”。由此可见，当时这一事件涉及的地域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几乎当地的所有“业主”家族都卷入其中。据说，当时参与诉讼的各姓妇女，为了筹措经费打官司，在今桃源塘尾的开阔空地上集中，捐献自己的头饰拿去典当。这一地点后来被称作为“敛头埔”，至今未变。 在十八姓乡民联名上诉之初，由于“粮主”与官吏、豪强相勾结，反诬乡民集体抗税，致使参与上诉的“呈首”遭受牢狱之灾。其中“呈首”之一钟台（字铭彝）为秀才，被判发送高州府服刑。据民间传说，这一案件的转机，就是在于钟秀才的才华打动了官府。据说，钟秀才在高州服刑期间，适逢府台大人寿辰，收到了许多宾客的祝寿诗联和颂语。他发现其中一副贺联不同凡响，经多方调查，方知出自狱中秀士钟铭彝之手。于是垂询究竟，获悉钟铭彝冤案的原委，乃为之打抱不平，通过新任大埔县令张思调重审此案。张知县明察秋毫，终于判定泥源乡民胜诉。在当地历史上，张思调与钟名彝确有其人。其中钟名彝为桃源钟姓族谱的创修者，应是早期钟姓家族的知识精英。张思调为大埔知县，“广西郁林州人，举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任”。事定之后，泥源乡民为了感谢张思调知县，建了一座“仁侯祠”，内立“廉明仁爱张爷永思碑”，至今碑石尚存。这些历史事实表明，在万历年间的讼争中，“业主”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代泥源乡的“业主”阶层，最初是以移民身份进入山区耕种的佃户，但在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作与经营之后，他们已经陆续定居此地，建置了家业，将这里看成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当他们在本地生存、发展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自然就会群起抗争，以集体形动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权益。刘永华通过研究17-18世纪闽西的不在地主和佃农的抗租斗争，认为闽西的社会结构分化为核心区和边缘区，使得边缘区乡民加强了横向的（阶级）联系，形成一整套共享的乡民文化，抗租斗争即表现了他们共有的阶级意识和乡民文化，反映了其“道义的小农”的风貌。万历年间泥源乡各姓乡民的联名上诉，可以说就是这种阶级意识和乡民文化的表现形式。 这一讼案历经反复上诉，在广东巡抚、兵巡道、潮州府、大埔县、巡按御史等各级官府的干预下，最后以“业主”阶层获胜而告终。在讼争的几大焦点问题上，判决结果都对“业主”有利，维护了当地乡民的权益。如交纳地租方面，“合断照初例，斗种岁收三钱五分，不许仍前科尅”；“官山”的使用权方面，“听民间樵葬，不准给承商人告饷煽炉也”；额外的赋税负担方面，“一切无名屋税及通行桃花河口等处路税，悉行革去”。这些判决的结果，最后刻成碑文，公诸于众，形成永久性的地方性法规，有效地维护了“业主”阶层的土地权利，限制了“粮主”阶层对土地资源的霸占和掠夺行为。更为重要的是，经历这场官司之后，当地乡民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集体意识与社区认同感。 六 结语 通过解读万历四十三年大埔县泥源乡的《院道府县断示碑》，我们不难发现明后期粤东北山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 这一讼案涉及“粮主”与“业主”之间围绕地租定额、交租方式、“官山”使用权与税收负担的利益之争。所谓“粮主”是向官方登记土地产权并负责纳税的地主，他们大多并不住在本地；所谓“业主”，是指向“粮主”租种土地的佃农，他们大多是外来移民。明中叶以后，粤东北山区的佃农“久佃成业”，已获得永佃权，甚至成为二地主。在此情况下，“粮主”试图提高地租定额、改变地租形式、控制“官山”的使用权、征收“屋税”、“路税”等杂税，受到了“业主”的集体抗争。在各级官府的支持下，“业主”的抗争最终获得胜利，形成了以“断示碑”形式出现的地方性法规。 从表面上看，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当地的主佃之争，而在实际上，却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历史变迁。首先，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后，“粮主”阶层的赋税负担加重了，但却不能任意提高地租定额，这就必然导致传统地主经济的衰落。其次，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导致银价的下降和粮价的上升，“粮主”试图不收银而收米，但却受到了“业主”的强烈抵制。再次，由于山区木材贸易的发展，“粮主”和当地豪强试图垄断“官山”，这也必然导致当地乡民的抗争。最后，在旷日持久的讼争过程中，山区的“业主”阶层实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和集体行动，并借助于各级官府的支持，最终迫使“粮主”和地方豪强就范。这对于当地社区认同感与乡民文化传统的建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碑文还涉及其他更为复杂的族群关系与公共资源管理等问题。例如，碑文述及：“粮主敢有仍前擅抽山税并柴主私税、斩伐贩卖，及徭人、蓝客故砍山木、致伤灌荫，暨招商告饷煽炉，许曾魁等合乡指名呈首，依律一体究治。”这里的所谓“徭人”与“蓝客”，是当地尚未纳入编户系统的土著居民，他们显然是没有权利自由使用“官山”等公共资源的。至于“粮主”等非本地居民，显然也失去了对山林资源的控制权。换言之，此后粤东北山区的“官山”等公共资源，实际上是由以“业主”为代表的本地居民共同管理和支配的。 （原文载郑振满主编《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第二辑）：碑铭研究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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