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国珠江三角洲的堤围组织

——以高要县景福围碑刻为中心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衷海燕

一  前言

珠江三角洲是一个湾内复合的三角洲，主要由西、北江三角洲、东江三角洲和潭江三角洲等大小不同的三角洲相互连接而成，地势低平，河涌纵横，西、北、东三面由山地、丘陵围绕，南面向海，构成一个马蹄形的港湾形势，以多汊道及积水洼地为特色。其堤围，由西江三榕峡、北江飞来峡，东江博罗观音阁附近，及潭江三埠以下，向下延伸至海边。由于河网交错，堤防多闭合成围。其中西、北江三角洲的流量和输沙量都占全流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堤围和围垦发展都较快，数量也是最多的。自明代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进入全面开发时期，堤围建设及海坦围垦取得了重大成就。终明一代共筑堤180多条，总堤长22万余丈。清代以后，除对前代堤围不断进行加高培厚、维修巩固，新筑堤围继续从西、北江三角洲顶部向中部和南部河网地区拓展，并逐渐向各江河口延伸。东江和北江下游也修筑了一些堤围。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的堤防系统已基本形成。

关于珠江三角洲堤围的研究历来为学者所重视。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长期致力于桑园围的研究。1970年代,国内学者系统整理了关于珠江三角洲堤围和围垦的发展史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后，学界虽有对广东水利的整体性研究，但对堤围的探讨却远远不够。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在关注堤围等水利设施的技术史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珠三角的水利社会组织，如晚清时代成立的围董会。但总体而言，如何从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揭示珠三角堤围组织的运作机制，仍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主要依据肇庆府高要县景福围的碑刻资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考察该堤围组织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晚清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管理系统与运作机制。

二  高要县的堤防系统与景福围

高要县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西江中下游，境内河流纵横，是珠江三角洲在西江的顶点，明清时期为肇庆府治所在。据崇祯《肇庆府志》载：“高要县，为大邑，惟当开府，舟车辐辏，称烦剧焉。”道光《高要县志》记道：“高要为邑，大邑也。控两粤之咽喉，当西南之冲要。”时人也将高要与南海、番禺并称为广东三大重镇。由于高要处于中原从水路进入岭南之要道，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总督吴桂芳迁总督府于肇庆府。此后直至清乾隆十一年（1745年），肇庆成为两广军事、政治、文化中心。

在高要境内，西江与新兴江、大迳河、宋隆河等大小支流形成庞大的水系网络。由于高要位于西江下游，是以西江潦患，则高要为最。加上高要县内的羚羊峡，将水束咽，水势至此受阻，因而堤围工程显得十分重要。民国县人吴远基指出：“吾县跨江为境，地形不同，无堤则无田，堤不高厚，亦不足以御水而护田。”高要的堤围建设始于宋至道二年（996年），是珠三角筑堤最早的地区之一。明代堤围长度达到187.9公里，清代增至近221.6公里，民国再延至282.8公里。元代以前堤围都在羚羊峡下兴筑，明代延伸到羚羊峡与三榕峡之间，清代扩展到三榕峡以上及新兴江内新桥以上。（详见图1-1、图1-2）

西江上的景福围，西起三榕峡，沿大鼎峡绕城而东抵羚羊峡，北接横跨旱峡的水矶堤，是肇庆府首要的堤防，直接关系到府城的安危。民国初年编撰的《高要景福围志》记载：

吾邑当西江要冲，其江汇合滇黔湘桂四省之水，建瓴东下。大湾、南岸、白珠、大榄、思霖诸围分御其南，景福围独控其北，为旱峡东路各围保障，关系綦重，即以本围论，下而田园庐墓，上而城郭祠庙、衙署仓库，资拱卫焉。而绵亘五十余里，东西南三面均临大江，在在与波涛为敌。每当夏秋间，一遇霪雨，上游之水暴涨，洪流奔注直趋羚峡，束咽难消，廻流上拥，水益壮，围益孤，形势之险要，可想见矣。

景福围最初称附郭堤。宋至道二年（996年），始筑皇城围（今下黄岗堤段），此时黄岗都建有堤庵。明洪武年间，知府王全筑水基堤。洪武十六年（1383年），乡人李儒杰等增筑莲塘堤。宣德年间（1426—1435年），知府王罃增筑水基堤。成化五年（1469年）黄瑜修水基堤，成化二十八年，通判宁元伯修莲塘及下蒙基、谢家基。崇祯二年（1629年），知县张明熙增筑附郭堤，景福围初具雏形。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附郭飞鹅潭堤裂，决于黄冈圩，知县景日昣在水退后，组织筑复，低者填之，倾者筑之，薄者厚之，砌以石，并采用七星岩石室洞口唐李邕所书“景福”两个字作围名。自此全堤更名为景福围。

景福围另有两个主要排水涵窦：水矶窦与跃龙窦。肇庆古称“两水夹洲”，唐以前北郊原是西江分流故道，经淤塞形成“沥湖”，地势低洼，常年渍水，每逢暴雨，集北岭山各坑之水汇入，难以排出，故又成为“野塘”。未筑堤围之前，沥湖渍水由水基、旱峡经后沥排出西江。而筑堤开窦之后，排水受水矶窦孔约束，如遇外江水涨，窦门又关闭，围内渍水排不出去，也会造成水涝，无论外洪，还是内涝，都后患无穷。明万历九年（1581年），知府王泮开凿了景福围的主要排水涵窦“跃龙窦”，以导沥水西江，排除渍水，治理水患。因此项功劳，高要县人特建王公祠以祭祀王泮，祠位于跃龙窦之东、崇禧塔之西。王公祠由景福围打理，景福围拨祀田以供每年春、秋祭祀。

清至民国时期，景福围区在行政管理上划分为三屯九叚，共护田三百九十顷八十八亩。第一、二段自新铺山起，至圭顶山脚止，长九百廿八丈，属桂林都；第三、四叚自圭顶山脚起，至城西门口止，长九百叁十六丈，属龙潭、西厢都；第五叚自城西门口起，至铺前汛止，长八百二十八丈五尺，属东厢都；第六叚自铺前汛起，至黄江墟止，长叁百二十二丈五尺，属陶山都；第七叚自黄江墟起，至乡约止，长四百二十五丈五尺，属黄江都；第八叚自乡约起，至羚山峡止，长五百叁十五丈，属黄江都；第九叚自水矶羚山脚起，至北岭脚止，长一百七十五丈，属岩前都。桂林都属上屯，龙潭、西厢、东厢三都属中屯，陶山、黄江、岩前三都属下屯。全围共长四千一百五十丈零五尺。窦二：曰跃龙，水出大江；曰水矶，水出后沥。 故景福围区人也常以三屯人自称。

二  清代景福围的管理体系

明代肇庆府的堤防工程，主要由知府或同知兼治。清初，由肇庆知府、广肇罗分巡度兼管驿传与水利。在修堤责任与经费筹措上，珠江三角洲地区向例是民堤民修，“堤岸之系民事，从来久远矣”。不过，官府仍有督促堤围修筑的职责，“岁檄民，民自治之”。清雍正五年（1727年）规定：每年于十一月后，地方官督率乡民，按田亩分配任务，加高培厚，巩固堤围。乡都设墟长、窦有窦总，负责召集民力，按亩科银，筹款修筑。如遇决堤修复工程浩大，民力不胜负担时，则由当地官吏倡议捐助，或以国库助之。

康熙四十年（1701年），附郭飞鹅潭堤裂，决于黄岗圩，“水退议筑复，投都设墟长，按税米多寡计分堤工”。事成后，堤围命名为“景福围”，知县景日昣又将土名杨基、飞鹅咀、下军屯巷口三鱼埗（装捞天然鱼苗的埠点）拨归景福围批租，其收入作修堤经费。自此以后，景福围有了首批公共管理经费。

同年，设立堤长管理景福围。为避免在修筑责任上互相推诿，又将景福围所在各都编为十年，轮流执管。其具体做法是：“将各都编为十年，定为景、福、如、冈、陵、奕、世、永、金、汤十字号，周而复始，使无苦乐不均。”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全围修建厚载祠，“建祠于上以厌水怪，刻飞鹅形于石”，因此厚载祠又名飞鹅庙。该祠“禳水灾，镇鹅怪，安商旅，固堤防者，皆藉斯祠，关系甚钜”。继王公祠后，厚载祠成为景福围区的又一个认同标志，每年都要在此举办迎神赛会的活动。据景日昣记述，建祠的目的在于“聿吹报赛无所，众志奚孚。……成若干楹，颜以厚载，取土克水，祀观音菩萨”。厚载祠还是圩长、窦总的议事场所，据雍正间人记载：“越今三十余年，圩长每岁于此议堤事，……顾侯谓民事之重恃此堤，堤事之集所藉以议者此祠，祠之兴废关堤之安危。”邑人并在厚载祠右建嵩厓书院，祀知县景日昣。祠与书院的维修经费也出自于景日昣下拨的三鱼埠，“乃拨鱼苗三埠，豁其征给僧奉香供”。雍正十年，景福围重修了厚载祠与嵩厓书院。

道光十三年夏，西江大水，自白沙汛至龙母庙，隄尽决，并冲破了跃龙桥窦。高要县内二十五围几无完隄。水退后，均照旧章，百姓按亩科银，进行修筑。肇罗道王云锦捐银一万三千两为肇属灾民赈费。第二年夏，又发大水，新筑堤围旧址冲决有加，于是“众议改筑旧隄，避湍悍”。而旧堤已被改造为农田，是以遭到土地所有人的反对，“豪民以田税告营弁，以武场告众”。最终在肇罗道王云锦的出面斡旋下，此事才得以解决。此次修筑先后费银二万余两，隄窦始成。

随后，景福围设立围总局管理围务，“围总、围董以三年为一班，期满会众公举新任围总、围董，或酌留旧任围总、围董能廉干办事、殷实可靠者。”围总局订立了详细的章程对景福围的修筑、祭祀、人员任免等事项进行管理。

道光十九年，复发大水，飞鹅嘴溃决，厚载祠亦圮于水。堤围修复后，道光二十三年，知县瑞宝在绅民的请求下，倡率捐修厚载祠。白瑞宝在《重建景福祠碑记》中说：“随据地方绅耆以重建斯祠为请，余即为转请于道府宪均允，为倡率捐修，并选邑中孝廉梁以时、张大德、莫京达，拔贡黄登瀛、汤盘、黄其维等董其事，广为劝谕，共得白金壹千二百余两，及时鸠工庀料兴工。”是年八月祠修复，重命名为“景福祠”，故厚载祠又名景福祠。道光二十四年，景福围绅民重修位于厚载祠右之嵩厓书院，如载：“邑人请于官，集金建复，费金七百两有奇，知县瑞宝有记。”书院除祀景日昣外，因观察王柳溪（王云锦）、太守赵怡山、知府杨慰农（霈）等皆重捐金倡率，故并奉禄位入书院祠中。瑞侯不自功，补入禄位。由于康熙间所拨的三鱼埠，至今已经辗转失去，“奉宪复拨两鱼埠，归景福围助修费”。

道光二十七年，知府杨霈考虑到景福围历年修筑所需费用颇繁，决定由地方官吏捐银资助。现存于厚载祠（景福祠）的《官吏常捐景福围基经费碑记》规定：“兹本府拟递年捐银一百两，黄江厂吏亦递年捐银一百两，共成二百两，存储府库，年终水落，交发值年绅士领出，勘明险易次第，挨次兴筑，年复一年，捐无停止。……业经禀明道宪，永为常例。”至此，官府每年向景福围捐银成为定例，景福围拥有了第二批较为固定的经费。

咸丰六年（1856年）夏大水，景福围堤几近溃决，屡救获全。为了办理善后事宜，肇罗道王云锦倡捐五百两，知府杨霈捐八百两，知县瑞宝捐三百两，皆交围总局发当商生息，专为备救基费。

光绪六年（1880年）夏五月，西江暴涨，附郭堤四十余丈倾陷惨溢，所在告警，“赖地方有司率众力救，得获无恙”。十二月，在郡守绍荣的带领下开始修复，至光绪八年（1882年）完工。据绍荣记述：“越今年春二月，上中下屯揣高测厚，悉如公教。跃龙、水基两窦，若门若墙，更新缮旧，次第具举。”随后，绍荣提议在围堤两岸种树。他认为：“图经久莫如种树。柯蟠叶翳，可杀水势；果熟息稠，可备岁修。费勿予吝，汝绅董其勉行之。” 在他的倡导下，绅民栽植龙眼果树三千余株于堤坡及公路两旁。同年，官府与围总会共同订立《景福围修堤种树章程碑》，对两岸果树进行有效管理。其管理章程如下：

    一围面种植果木，宜分段分乡看管，以专责成，查围堤向分上中下三屯为三大段，由围总绅士统理，各段各乡分总绅士副之，……现议饬令围绅划清地界，竖立界石，分为十三处，查明每处株数，登列数簿，选举附近诚实乡民充为佃人，即今随时培护出入巡查。

    一树株结果售卖，……现议日后树株结果，由围总协同各段分总秉公估价，售卖所得，各段果息价银按作三份，以一份为津贴各段要工及大修全围之用；一份为当年小修该基段之需。如该年该处并无应修处所及用有余羡银两，仍应汇总存储，不准藉端影射侵吞，遇有险要大修工程，禀知地方官勘明督办。

    一果木株数宜由围总、分总按年查点，以免短少，……现议各段果树饬令围总、分总，每年查点一次，如有被人偷窃砍伐以及牲畜践毁等事，即系佃人漫不经心之故，责令该乡佃人赔补以示薄惩，倘敢抗违，即由图总分总禀官究革，另招妥佃接管，倘或实系棍徒恃强残毁偷窃，仍准佃人指明禀究。

    —……现议每年将收支果息银数及历年存储若干，年终由围总、分总，会同核算清楚，造具管收，除在四柱清册，于次年正月间，呈报府县宪一次，以便稽查而免弊混。

    —现议果息银两，除给佃人三份之一外，其余二份均由围总寄交殷实富户收储，或发当生息，遇有围工需用银数，由围总开立单据，盖用图记发交分总执持，前向支取，以免冒支，倘收存之人亏短不缴，禀官究追。

    一现议围总、分总，统由各乡公举廉正绅耆，官给印饬令管理围务，日后倘有亏挪等弊，立即斥退究，另举派妥人接管。

 光绪八年八月十四日谕。

根据上述章程规定，所有的果树由围总局负责监督管理，并招佃人培护，果熟后投标，收入三分之一给佃人，剩下的由围总给殷实的富户收储，或发当生息，作为养基经费。在郡守的倡导下，景福围通过自身经营，获得了另一项维修常款。

三  晚清地方政局的变动与基层组织的重组

清初高要县各厢都地域范围，基本与兵营分防地段相吻合。至清道光年间，由于原属两广总督辖下的各督标营全部调广州驻防，致使原来以督标营分防地为基础建立的都、图逐渐解体，只有部分属肇庆协分防的厢都保留。道光《高要县志》在记载各村时，已不再按原都、图范围，而是按各堤围或水域来记载，如将各村划入景福围、南岸围、大湘水、小湘水等堤围系统或水域范围中。与之相适应，各地乡村行政系统也基本由围总局士绅控制。

咸丰年间，为征集军饷、操办团练镇压红巾军，又以堤围与水域分界，将高要县分为五班。附城、禄步为头班，大湾、新江为二班，宋隆为三班，广利、永安为四班，金利、富湾为五班。（其大致范围可见图1）头班的范围基本上就是县城及附近，景福围是附城堤，因而属于头班范围。

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红巾军攻陷高要县城。第二年，县令号召“四班各绅士带乡勇，备粮食，随黄令屯于肇城之岩前村”。收复县城后，各乡设善后局，一方面惩处内匪，“由是筹办善后，即设总局，邑中人各解其乡之匪”；另一方面负责没收“逆产”，其中没收匪首伍百结及宝月台逆僧田产共八顷有余。这些“逆产”部分用来建设龙图书院（星岩书院）。龙图书院建于原星岩书院旧址。院内正座祀包孝肃公，后座为太和阁，祀北帝，阁下为宝月台。由于宝月台寺僧参与叛乱，因此知府郭汝诚在平定叛乱后，选择此地重建书院，试图以儒家的教化手段来化解矛盾冲突。他在为书院作序中时说：“改禅归儒，泽以诗书，直臣芳烈，订顽砭愚，……愿人才之蔚起，惟正直之是趋。庶几乎顽石思义，刚方严毅之操，歌泣敬服之。忱足以上追乎名臣，而不愧乎宋之龙图。”由此可见，龙图书院与其说是书院，不如说是官府权力与正统的象征，是一个通过祭祀活动来表达官方与地方的价值观念的仪式场所。书院的东偏三间，祀咸丰四年被难各官，又东偏为佛殿；西偏三间，为咸丰五年景福围绅民捐银建的观察王柳溪祠，最西偏为城北文社。城北人士买地兴建星华山馆，崇祀文、武二帝。咸丰八年，书院东偏再建宾兴公所（辅助科举考试的机构）。同治五年，龙图书院复名星岩书院。景福围在该书院中修建的“王柳溪公祠”，祭祀对景福围贡献颇巨的观察王云锦。此后，王柳溪公祠成为景福围组织重要的议事场所，围绅为此制定了管理章程，对祠的经费来源、祭祀活动细节，以及值事人员的选定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此祠对于围区的意义，似乎超过了此前的王公祠与厚载祠。

有一部分“逆产”划归“宾兴馆”，作为乡会试宾兴公费。宾兴馆位于太岁宫旧址，其创建过程与当时的政局变动密切相关。道光、咸丰时期，由于政府广开捐纳，掀起了民间助学、助考的热潮，各地纷纷兴建宾兴会，资助士子科考。据同治《高要县志》记载，从咸丰三年至十一年，高要县先后捐输银两达十四万四千六百余两。在此期间，高要县获增文武学额四名。由于经费充裕，加上士绅的着力经营，宾兴馆迅速发展成为高要县重要的地方权力机构。

同治、光绪年间，宾兴馆与景福围组织发生冲突，展开了一场争夺大简圩猪市利益的大战。据县人陈德彬记载：

城东阅江楼下，地属龙津坊三社，有猪市，曰大简墟（今仍此名）。鬻豕者，月以三、八日趁集。市有公秤，猪价由市先交，每两扣佣银三分，岁纳县团局及景福围基费，各二百两。龙津坊众又岁献三、四百金，以资岁时祈赛。先是举人梁以时以猪市用秤大小不均，又克扣银两，弊窦滋多，呈县批准设立广来平码馆，应纳各费，一如旧例。有豪绅奸商觊墟利，就城南三届庙侧立新市，期改二、七，两市相竞。龙津坊绅讼之官，惧弗敌，乃献为合邑公费，愿罄猪市所入，作新进生员册金。由举人曾慕颜呈奉两广总督瑞麟，批准檄县分饬府县学宫遵照，进士梁炳汉时主邑事，复联呈请复设平码馆（广来平码馆因讼事闭歇），由局招商投承。册金费前定为八百元，不敷，由平码馆补足；有赢，则移作乡试卷金、会试川资之用。城绅某以墟利地属景福围，纠众力争。炳汉又合邑绅，假张忠武公祠旁舍，设宾兴局（宾兴局始此）为集议之所，合词请道府申请督抚藩学，仍旧市，废新市，并邀核发准，旧市归宾兴局，批示泐石，永禁在景福围内增设猪市。新市遂废，此清同治七、八年间事也。

如上所述，龙津坊三社有大简墟猪市，地处景福围中屯之第五叚，每年除向县团局纳费二百两外，还要向景福围缴纳基费二百两。此外，龙津坊众每年交纳三、四百两以供岁时祈赛之费。自同治元年始，这一惯例发生了变化。先是举人梁以时认为猪市的公秤大小不均，大秤称猪，小秤称银，又克扣银两，存在诸多弊端，要求设立广来平码馆，由平码馆负责秤猪与兑银，同样是每两扣费用三分。平码馆设立后三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平码馆的司事涂发源向牙帖局揭发，说平码馆在每两扣三分外，还加抽二分屠户费用。于是他与绅商合作，另在肇庆府城南门外的三届庙设立新的猪市，赶集日期设在大简墟的三、八日的分别前一天，为二、七。龙津坊众绅因市场被夺，联合上控于官。同时考虑到自己加抽屠户费不合常理，恐怕官司会输，于是情愿将猪市的收入献出，以资助科举，新进生员的册金（即送给学官的礼金）由此项出纳。同治五年（1866年），举人曾慕颜（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居乡不仕）将此项请求上达给两广总督瑞麟，并得到批准。最终，龙津坊获胜，大简墟猪市成为县城唯一的猪市。牙帖局撤销了涂发源的领帖，而大简墟此前加抽的二分费用也予以裁减，照旧只抽三分。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梁炳汉上呈巡抚请求复设平码馆，由局招商投承，册金费定为八百元，不足则由平码馆补足，有赢则移作乡试卷金、会试川资。

此次猪市之争的结果，直接触动了景福围的利益，围绅对此十分不满。他们以墟利地属景福围为由，纠众力争，试图垄断大简墟利。针对景福围的不满，梁炳汉招集邑绅在张忠武公祠旁设立宾兴局，作为商讨对策之所。高要县的宾兴局正是在此种情况下草创，其最后建成约在光绪十一年。在与围总局的斗争中，宾兴局获得了胜利，“递年仍送景福围修费二百两，宾兴局费二百七十两”。大简墟猪市从此归宾兴局所有，新市废除，并规定今后永禁在景福围内增设猪市。

然而，猪市之争至此并未结束。光绪六年（1880年），西江大水，洪水冲决六处堤围。水退后，景福围急缺修围经费。于是，围总局与宾兴局再次因大简墟利发生冲突，“合邑绅士及禄步、大小湘、大湾、新江等处耆民又起而控争”。其理由是高要县广利、贝水的猪市利益都是归所在堤围，唯独大简墟利归宾兴局。因此，“景福围董以广利、贝水皆有猪市，利归各围，大简墟利为一邑专有，不公，且大简墟岁有盈余，须尽数拨回景福围，平码馆由围局举商接充，联呈迭控，势甚汹汹”，双方斗得不可开交，“当时有闯局，辱骂、殴伤勇丁情事”。经过协商，宾兴局妥协，同意在原拨景福围二百两外，所有猪市盈余再拨二成给景福围。围总局对此仍不满意，最后由知县萧内堃出面调停，给予景福围适当补助，除上述利益之外，“另外在他项筹拨景福围三百两，又将查封赌馆五间交其变价收存，为永远经费”。由此，景福围占大简墟利益的二成、宾兴局占八成，作为定例规定下来。宾兴局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偿，“广利、贝水二猪市各缴局二百两”。此案终结，景福围虽在斗争中未获全胜，然而也得到了较过去更多的经济利益。

新兴的宾兴局势力迅速扩张，对高要县的各类地方公共事务，从义仓、文社、祠庙、节孝祠坊到端砚的开采等无不涉猎。光绪三十年（1904年），学务公所所长黄兴鹗为方便筹集教育经费，又将高要县划分为九个学区。自此之后，五班九区体制取代了原来的都、图制。

四  七十二鱼埗的拉锯战与围董会的成立

民国四年（1915年），西江大水为患。据时人记述：“西潦之大，为空前所未有。且东北两江同时暴涨，下流梗塞，水无所归，加以霪雨兼旬，飓风助虐，水势湍急，溜直如箭，隔江各围，次第崩决。”当时景福围崩决十七口，以致峡下诸围悉不保，并殃及广州西关被淹。因灾情惨重，省政府专门设立救灾公所，香港东华医院各善董为此成立了劝捐会。时任国民党广东警务处长、中央赈济会委员的里人邓瑶光，偕同港绅叶兰泉、救灾专员凌福彭视察灾区。随后，东华医院拨拾伍万元，救灾公所拨一万元作为修基费。其余的善后经费，由围内各田筹足。

正在款项难筹之时，疍民梁福、彭四等找到围总局，自愿将政府拨给的七十二鱼埗，交给景福围管理。原来西江上自梅子汛，下至羚羊峡，一河两岸，共有七十二鱼苗埗，是捕捞天然鱼苗、禾虫、虾砚等的埠所。清乾隆元年（1736年），将鱼埗赏给高要县迎塘、新江、杨柳、笋洞四水疍民，由疍户二千六百余口装涝鱼苗，藉资生计，名曰资生。自此，鱼埗由四水疍民经营。然而，疍民在获利的同时也成为众矢之的，“各生觊觎，妄呈叠渎肇罗道大老爷宪阶，希图计夺皇恩台德赏赐”。乾隆三年（1738年），四水疍民迫不得已，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情愿认纳高要县内有无征壕租银三百一十七两八钱零”。然而，此举并未阻止各方对鱼埗的争夺。乾隆六年（1741年），先是周边的三水县疍民越占土名小洲、都播、银河三埠，接着是各寺庙僧人“藉香灯之名收租”，以及岸民苏、谢各侵占十四埠。四水疍民只得联合向官府控告。经官府判定，小洲埠在三水界内，归三水疍民装涝。都播、银河则仍由四水疍民管业。寺庙僧人收租属违例，四水疍民作为妥协，愿捐银一百二十两作为岁修学宫、抢修围基、地方公事之用。苏、谢则系冒升河税，各埠仍归回疍民。此案至此告一段落。不过，此后直至清末，对七十二鱼埠的争夺却从未停息。据民国时期的《七十二鱼埗拨归景福围告示碑》记载：

嗣因鱼埗每年须缴鱼课濠租等项，疍民不得不靠岸民担饷。而土豪遂得因缘为奸，串设疍长，欺压疍众。以担饷人为承批人，谬将各鱼埗转批岸上鱼苗各店。年中除鱼课濠租及一切公用外，所有余利，尽归担饷人，及三五土豪中饱。即资生—项，亦归有名无实。因此利益不均，讼端纷起。始则疍民与疍长为难，继且土豪与土豪相夺。先后数十年，控争十数起。

由于担饷人与土豪把持渔利，欺压疍民，导致疍民所得资生有名无实。民国五年（1916年），疍民要求将鱼埗划归景福围管理，“向为土豪把持、占据，控诉经年，所有鱼利权悉归该土豪私人所有。拟请化私为公，将全埠七十二埗悉数拨归景福围管理批租”。于是，围绅孔庆埙等与东华医院联合，向高要县政府报告，“当即备函，代请巡按使核准，行县查照办理，复由绅等据情上叩”。当局受理此事后批示：“虽属众情允协，尚有少数之土豪恶疍，顿失利权，难保不妄思掯阻，别生事端。除委员前往会同该县，邀集该围绅董，并传四埠疍民，秉公切定议，妥筹办法。” 经政府裁定，批示七十二鱼埗拨归景福围管理，当众标投，每年除鱼课、濠租、学费、勇费及加给资生外，余利概充围费。不久，景福围出台管理七十二鱼埗章程详报立案。自此之后，七十二鱼埗正式拨归景福围管理。由于高要县鱼苗业十分发达，人争投价，每年可获佃租数万金，七十二鱼埗遂成为景福围工程重要的款项来源。

民国十三年，改造高要县城，“东门街一带坭基加工培厚改为马路，城垣雉堞毁拆，化城为基。”景福围为协助筑路，用银壹万元。民国十四年（1925年），景福围改订办事章程，选出了围总与副围总，任期二年。民国十七年，景福围再次参与市镇道路的改建，并负担了一半款项，另一半由路两旁铺户摊派。

民国二十年，广东治河处提出：“关于管理基围方面，从前率由地方绅士自设围董，自行处理围务。虽间有围务公所、基局等名称，大抵临时设置，绝无组织及系统而言。故彼此各自为政，责任不知所属。”次年，治河处制定《围董会组织规程》，景福围奉令将围总局改组为围董会，并制定章程，规定：“本会围董由景福围内东屯乡、中屯乡、西屯乡三乡乡民代表选举九人组织之，仍照向章，于每乡内各选出三人”。第一届董事长由龙兢持担任，副董事长为郑元松、梁仰山。围董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即主持建亭勒碑，以纪念民国五年出力修复景福围的邓瑶光、叶兰泉、凌福彭等。由董事长龙兢持撰文，并镌刻纪念碑。其实，在此之前的民国十一年，景福围已专门修建报功祠奉祀上述三人，即“纪念三君祠”，又称“生祠”。

自政府将七十二鱼埗划归景福围管理后，由于鱼苗埗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各界对此虎视眈眈，围董会的当务之急是保卫七十二鱼埗的所有权。民国二十四年的《景福围维护七十二鱼埗诸公纪念碑记》记述：

十余年来，妒嫉者有之，觊觎者有之。如民国二年．西江财政处成立，拟收归处有，以充军糈。十六年，二区农会拟将梅子汛以下，华光顶以上鱼埗，拨归该农会。幸赖冯厅长祝万竭力口口口，得免拨。二十一年，三区大湾围拟将座落大湾三埗拨归该围修基，因而涉讼。建设厅又拟收归国有，在省务会议时，蒙区厅长芳浦力为调护，遂免置议。风雨飘摇，难保无得而复失之虑。

如上所述，当时的各类地方机构，包括西江财政处、二区农会、三区大湾围、建设厅等，都展开了对鱼埗的争夺。于是，围董会为确保鱼埗之所有权，力图获取鱼埗之官方颁发的执照，以昭告各界。当时的围董会董事长龙兢持指出：“得悉景福围与鱼埗有密切关系。盖围基之坚窳，系于鱼埗之存亡，系于埗照之领否。”此事的具体经过，据碑刻记云：

谨将围基鱼埗关系利害，缕陈于乡先达余幄奇、梁孝郁两君，请其设法妥领埗照。余、梁二君，素以造福桑梓为志，知景福围连年籍鱼埗之租息修补患基。……是知保鱼涉即保景福围，保景福围兼下游各围。余、梁二君据实转商广东财政厅厅长区公芳浦，慨然准给执照。于二十三年四月，奉发高要县景福围七十二鱼埗执照，下会只领在案。随呈准县政府割四水疍民渔课户推入景福围户输纳。此七十二鱼埗确定为景福围之所有也。由是业权已定，妒嫉自消，觊觎以戢。金堤巩固，永庆安澜。

围董会通过发动人脉关系，找到高县人，时任粤军第一军军长的余汉谋（字幄奇）、以及广东省财政厅参议梁祖诰（字孝郁），并进而得到了广东财政厅支持，最终获取了鱼埗的执照。县政府也将四水疍民的渔课户赋税转由景福围户输纳，七十二鱼埗最终确定为景福围所有，围董会获得了至关重要的胜利。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因余汉谋、梁祖诰两位有功于鱼埗执照的获得，于是围董会决定将两位增祠于报功祠（原三君祠的名称并改名为五君祠）。

五  结语

景福围是高要县的首要堤防，关系到整个府城的安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广州府城的安全。因此，景福围的修筑与维护，不仅历来为广东各级官府所重视，而且成为各种地方势力竞相角逐的政治舞台。

从清代至民国，景福围的修筑一直秉承 “民堤民修” 的基本原则，依照受益田亩筹款，但是其经费的来源却日益趋于多元化。不仅先后有官府所拨鱼埗利益、官吏的常捐费，而且也依靠自身的多种经营，如栽种果树，以果养基。此外，还有猪市平码馆投标价的十分之二、鱼埠执石银（沿堤鱼埠因开装鱼苗，损坏堤坡，每年补修费一百六十两）、铺租、圳租等等。民国时期，又增加了七十二鱼埗的管理权。以致于治河委员会认为，景福围的修理工程，应由围董会自理，“因该围围董每年批出西江沿岸取鱼权利，得款甚多”。

在经费不得增加的同时，景福围的管理也日趋规范化。清初的墟长和窦总，带有劳役性质。至清中叶，成立了围总局，制定了管理章程。民国时期，围总局改组为围董会。士绅阶层通过营建王公祠、厚载祠（景福围）、王柳溪公祠（崇报祠）、报功祠（五君祠），及其每年举行的仪式活动，不断加强景福围区的认同感。上述祠庙有专门的祀产，并制定了相关的管理与祭祀章程和礼仪规范。

景福围作为关乎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堤围，成为地方社会重要的公共事务，历任府、县官员无不以治理、维护景福围为执政之中心。清代后期，围总局在与宾兴局的斗争中，似乎略处下风。这是因为，景福围仅是三屯之围，而非全邑之围。另一方面，景福围的历次修建虽是官督民办、官倡民捐，但官员的主导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维修堤围的公共基金，多数来源于官府；整个祠庙系统的祭祀对象，也主要是官员。因此，清代景福围的管理系统，颇具有“官”的色彩。相比而言，宾兴局的创办主要由士绅发起，其管理者不仅要求有高级科举功名，还必须从全邑中选出，“一年一举，正局就举人或进士公推之，副局五班轮举，廪膳生以上皆可膺举，皆无连任，皆不能以他途进。”因此，宾兴局不仅代表全县，更是“绅权”的集中体现。清后期景福围与宾兴局之争，实为“围”与“邑”之争，也是“官”与“绅”之争。在猪市之争中，景福围董指出：“广利、贝水皆有猪市，利归各围，大简墟利为一邑专有，不公。”在这里，围董们似乎也在强调“围”与“邑”之不同。实际上，在光绪年间官府与宾兴局关于开采端砚的争斗中，也是以士绅的胜利告终。由此推断，晚清以后，高要县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民国之后政权更迭，政府控制地方水利事务的力度有所加强。如关于七十二鱼埗的争夺，在高级官员的力挺之下，无论是政府机构抑或是民间团体，力图争夺鱼埗的计划皆告失败。景福围董会的成立，改变了围局作为士绅控制的民间自治机构的局面，转而由政府监控的地方组织。虽然围董会对所得款项有支用之全权，但是必须上报政府核定。例如，围董会章程规定：“本会受治河会及高要县长直接指挥、监督，至工程设施尤须绝对服从治河会命令。本会所有薪公各费预算，须先经代表大会议决，然后分呈治河会、高要县政府核定之。”民国二十六年，广东省政府先后颁布《广东省各江基围董事会组织大纲》、《养护基围暂行办法》，加强对堤围的管理。当然，景福围的具体事务仍由围董会操办，其“官督民办”的性质并未改变。然而，同一时期的高要县宾兴馆，却仍可自行其是。民国三十五年，时任高要县长邓征涛宣称：“本来依照规定，宾兴馆的财产是应该由政府去整理、保管和运用的，但本县宾兴馆的组织，在社会上一向有相当的声望和地位，所以在职权、契约、保管及运用各方面，我都非常尊重宾兴馆各位董事。”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高要县宾兴局，仍是由士绅控制的基层自治机构。

（原文载郑振满主编《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第二辑）：碑铭研究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注释从略。）

衷海燕《清至民国珠江三角洲的堤围组织——以高要县景福围碑刻为中心》.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