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南的福建商人初探

陈瑶

（厦门大学 历史系，厦门 361005）

摘  要：明清时期，福建商人以海商为主体，却不乏深入内陆活动者。清代，湖南商业贸易繁荣，福建商人在湖南各地建有天后宫或福建会馆至少44处，主要分布在沿江和沿洞庭湖的重要市镇乃至基层集市，经营烟草、茶叶、靛青等商品。在湖南活动的福建商人在商贸经营之外，建立福建会馆加强商帮内部的凝聚力，参与当地慈善活动和救济事业，与其他各省商帮联合建立商业组织和社会机构、参与地方基层行政。从清代湖南的福建商人的活动可以初步认识闽商在内陆发展的形态和特点。

关键词：福建商人；会馆；天后宫；湖南

Fujian Merchants in Hunan during Qing Dynasty

Chen Yao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oid, most of the Fujian merchants threw themselves into maritime trade, but there are still a few into inl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Qing Dynasty, with the prosperity of Hunan commercial trade, the merchants of Fujian have built Tien Hou Temples or guild halls at least 44 across Hunan,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important towns even standard markets in the Yangtze River or along the Dongting Lake. They sold tea, tobacco, indigo and other goods. In Hunan, the Fujian merchants established Fujian guild halls to help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cohes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local charity, and to help establish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to local administration with merchants from other provinces. Fujian merchants and their business activities in Hunan can offer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development in inland China.

Key words: Fujian Merchants, Guild Hall, Tien Hou Temple, Hunan

清代是湖南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清初以降，湖南的米粮、木材等商品贸易进入繁盛的时期，湖南的商贸繁荣和市镇发展吸引江西、徽州、福建、山陕等外省的商人来到湘潭、长沙、常德、衡阳等大城市，并深入更广阔的基层市集中去。关于福建商人的研究，傅衣凌先生最早指出明清时期福建商人远商海外的普遍性。^[1]王日根、陈支平合著的《福建商帮》总结福建商帮的组织特点为多阶层的商人相结合、乡族势力与商人集团相结合以及浓厚的地缘色彩，认为福建商帮活动的特点主要在于亦盗亦商、内外勾结、山海兼顾和海外移民，并从其“犯禁式”的经营观念和保守的资本投向为近代福建商帮的衰落和转型寻找原因。^[2]林枫的《明清福建商帮的性格与归宿——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一文则指出明清时期福建商人尽管具有“犯禁式”的经营观念和“粪土式”的资金出路等特点，但最致命的弱点是其“梦寐般”的政治追求，希冀成为官商，依附现实政权以谋取商业利益，却不免遭到官府勒索和朝代更迭带来的败落。^[3]这些研究主要以闽商整体为讨论对象，偏重他们与沿海地区和海外的社会经济联系，除了少数论著稍加提及汉口的福建会馆、九江的龙岩会馆以及四川的福建商人，对“远贩吴楚滇蜀”的闽商及其活动实则较为忽略。李华认为福建商帮在湖南商业中也很活跃，在长沙府实力较强，但位列江西商人、广东商人、山陕商人、江浙商人之后。^[4]陈曦的文章虽然是讨论清代前中期外省商人对湖南经济的影响，却没有提及闽商。^[5]在对清代湖南闽商相关历史文献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的基础上，本文将全面考察闽商在湖南的活动范围以及闽商在湖南各地的商业经营和社会活动，对闽商在湖南等内陆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地位进行客观的评述。

一、清代闽商在湖南的活动范围

清代，闽商在湖南活动范围广泛，随着商业经营规模渐大，经营人员数量增多，建立起众多会馆建筑。福建会馆的建立是闽商在一地商业经营规模的体现，也传达出闽商将继续在该地发展的明确意向。故而，了解闽商会馆建立时间和分布情况，既勾勒出清代闽商在湖南的活动范围，也有助于重现清代闽商在湖南的发展历程。

何炳棣先生最早列举了湖南长沙、武陵、湘阴、醴陵、汝城、祁阳、宁远、邵阳、武冈、靖州、芷江、溆浦、桃源等13处福建会馆或天后宫。^[6]李华的研究补充了善化、洪江和凤凰三地的福建会馆。^[7]郭学仁对湖南的会馆进行的专门研究中又搜集到更多关于福建会馆的资料，增补了吉首、保靖、浏阳、湘潭、湘乡、益阳、桃江县桃花江镇、安化县黄沙坪镇、茶陵、辰溪、慈利、永州、津市等13处的福建会馆和天后宫的相关资料。^[8]总体研究之外，还有数项个案研究。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湖南会同县洪江的商人和会馆进行研究，其中就包括闽商和福建会馆的资料。^[9]袁霞、王日根则利用新发现的《类成堂集》论述了清代湘潭县的闽商及会馆的历史。^[10]本文参考以上统计，全面梳理和考证湖南各地闽商会馆的建立时间和地理空间分布，按流域划分和建立时间顺序制作为下表。

表一：清代湖南各地的福建会馆与天后宫

依表可见，湖南各地曾建有福建会馆或天后宫共44处。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上表增补道州、江华县南关外、茶陵州沔渡镇、醴陵县渌口镇、善化县新街口、攸县、酃县、江华县东关外、安化县桥口市、沅陵县、泸溪县、安乡县、沅江县、平江县、巴陵县等15处天后宫或福建会馆。会馆俗称的复杂紊乱，可能会造成现代人的错误认识，比如，把当地土著所建的“天后宫”当做福建会馆。何炳棣先生曾指出，志书中虽未明示会馆之名，而正文或地图中列举两三个以上地缘性宫庙之名，如“万寿宫”、“天后宫”、“南华宫”之类，这类宫庙即可以判定为赣、闽、粤会馆。^[11]如上表中新增攸县的天妃宫（编号7），是嘉庆二十一年由“首事”朱嵩华等募建。虽然这条记载并未明确这些“首事”是福建人还是攸县本地人，但根据同治《攸县志》卷十七《祠庙》，前一条记录为“万寿宫，在北城，康熙四十六年江西客商公建”，得以推断该天妃宫应是福建商人建。除此之外，道州、湘阴、茶陵、酃县、祁阳、安化县桥口市、乾州城、桃源、保靖、慈利、巴陵县、平江县等12处天后宫没有更为确切的资料，但也极有可能与闽商或福建人密切相关。

湖南的各地会馆主要分为移民会馆和商业会馆。何炳棣先生考察长沙、善化、岳州、武陵以及山区等23个州县的会馆记载，认为湖南“沿湖沿湘诸城市会馆之建与移民及商业俱有关系，惟上列过半数州县皆在全省东南、正南、西南、西北的山区，其会馆之建与移民关系远较商业关系为多”。^[12]而表一所举资料中，能够直接或简介判断为福建商人建立的会馆和天后宫的，共有22处（编号1，3，5，8，9，10，11，13，19，20，21，22，23，25，26，27，29，30，32，33，35，41），占总数一半。其中芷江天后宫留下的石碑，说明这个在县志中记载为“福建客民”建立的天后宫，实际上也是需要“捐抽厘金钱”的商业会馆。^[13]这提醒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掘碑刻、建筑构件遗存、当地住民的记忆等会馆和天后宫相关文献，来帮助判断这些建筑的功用和性质。考虑到福建人主要在湖南沿江的商业市镇活动，结合芷江天后宫的例子，笔者推测诸多天后宫的建立者是福建商人而非移民的可能性更大。

目前能确定大概建立时间的福建会馆共21处，皆在清代创建，并且创建时间贯穿整个清代，其中大多数创建于清前期。湘潭县的建福宫是湖南境内最早建立的闽商会馆。从地域分布上来看，闽商的活动几乎遍布湖南各府州县，主要分布在沿湘江、资江、沅江、澧江和沿洞庭湖的重要市镇乃至基层集市。如长沙、湘潭、益阳、常德、洪江、芷江、津市、沅江等地，都为水陆交通便利之地，是湖南传统的商品贸易市场，在清代初期和前期就已成为闽商贸易的集中地。相对于资江、澧江和洞庭湖沿岸来说，闽商更为密集地活跃在湘江和沅江沿岸的市镇。一些我们暂时没有找到闽商会馆相关记录的地方，也有闽商活动的踪迹。如桂东县等山区舟车不通之处，商人来往较少，但也“间有贩卖京广货者，率皆闽粤及江右人，然亦只肩挑脚运，非有巨商大贾如他处之云腾海流也”^[14]。再如宁乡县，到清末有本帮、苏帮、赣帮、闽帮等商帮活动，经营南货、布匹、国药、当铺、钱店等八个行业，共有店铺300余家，但似乎尚未建立福建会馆。^[15]其他像在华容县^[16]、龙山县^[17]，闽商的发展还没有进入需要建立会馆的阶段，却仍然肩挑脚运奔走其间。

总的来说，闽商广泛地在湖南各地经商，除了部分小商贩流动经营和创办店铺，多数闽商在湖南各地市镇组成商帮，建立会馆，标志着闽商在这些地方已经发展多年，获得了商业经营的成功并意图在此地有进一步发展，亦反映闽商在这些地方的商界和社会中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二、清代闽商在湖南的商业经营

清代，在湖南经商的外省商人来自全国各地，各省商帮都有其从事的主要行业。如乾隆年间，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北、安徽等省及本省长、衡、永、郴等州的商人在湘潭县城结帮经商，“临江擅药材，岁可八百万；建昌专锡箔，吉安多钱店，其余曰油、广杂，曰铜钱、蜡、丝，曰引盐，皆恃行帖擅利，他方人亦莫能挽也；山西商擅汇票，淮商裘褐、汾酒、关角、潞参；闽商烟草，岁亦数百万”^[18]。晚清在龙阳县经商的江西、福建、广东及长沙诸县商人，“按籍贯设有江西会馆、长郡乡馆、福建馆、广东馆，帮口各长专业，西帮多营国药、银楼、估衣；长帮多营油盐、烟酒；闽粤帮多营茶叶、土产；本帮多营饮食、布匹，开牙行仲立买卖”^[19]。

清代，闽商是在湖南经营烟业的主要力量。福建是较早的烟草传入地和种植地，福建烟草在质量上也是公认的上乘佳品，嘉庆时人陈琮在《烟草谱》中将福建烟、衡烟、北京油丝烟等各地名烟进行比较，认为其质量排名应为“闽产者佳，燕产者次，湘江、石门产者为下”^[20]，因而福建烟草在明清时期热销全国。湘江流域的湘潭县、长沙、浏阳县^[21]、祁东^[22]，洞庭湖边的龙阳县，沅江流域的洪江等地，都是福建帮在主营烟丝业。清中后期，在湘潭县，“闽中鬻烟丝，唯趣湘潭，率人日三钱，糜二三百万，比于食盐，军兴，湘军所至，则有贩建条者随之，自朝官以下，亦相率吸条丝，建条行益广，宜可依盐例搉税，而商人辄顾担绕越，从湘潭担南土以往，以条丝还，每发辄百数十人，其江西、湖南仿闽烟者不可胜数”^[23]。据《长沙卷烟业》记载，嘉庆末年，福建永定县人卢德和等肩挑皮丝烟来长沙，住伙铺，摆烟摊，往返多次，积攒资本，后在长沙开设卢德和皮丝烟铺。自营运销，兼营闽烟农、烟商代销寄存，抽取佣金。同治元年，又有福建人赖日新烟店开张。光绪元年，又有福建人黄、赖两姓开黄福昌、赖复新烟店。卢、黄、赖三姓曾一度垄断省城长沙的烟业。^[24]湘西南的商贸重镇洪江，自康熙年间，一时商贾云集，称为“五省通衡”，其中福建帮主营将各种丝烟输入该地。^[25]靖州的烟业也是闽商在贩运和经销，“粗丝烟，本境所制，约值银一千两；不敷用，其自他境运入者，由会同之洪江水运入本境，每岁销数约值银三千两；条丝烟由洪江水运入本境，每岁销数约值银二千两；其转运至黔、粤境内销行者约值银五千两”^[26]。

茶业是闽商涉足的第二大行业。据《长沙茶叶业》载，长沙及邻县湘潭、平江、浏阳、醴陵、宁乡、岳阳等地历产茶叶，常年集散量六、七万担。乾隆年间茶商日盛，多家经营。至光绪晚期，省城茶叶业三十余家，分茶商（运销边疆或洋人庄客）、行（代销）、庄（零售）、贩（摊担）四种，其中茶庄又分徽（安徽）、建（福建）、本（湖南）帮。^[27]《平江县志》对此也有记载，称晚清时期，平江县红茶贸易大盛，福建、广东、山西等地商人纷纷来平江经营红茶，全县有茶行48家，集市发展到18个，店铺900余家。^[28]同治《祁阳县志》记载当地土地由种植粮食转变为种植茶叶，吸引外地商人前来种茶贩茶，其中就有福建商人：“祁邑贸迁，杉簰为最，花粮次之，各色又其次也。迩年红茶盛行，盐引流通又多，一出息，凡浙、闽、江右、衡、宝各商，店城店地，各有攸宜。”^[29]

整个清代闽商在一地的经营内容也有变化。道光十五年由汀洲上杭县何字恕纂辑的《湘潭闽馆类成堂集》为我们了解闽商在湘潭县市的商业经营和日常生活提供了高质量的信息。最早进入湘潭的闽商主要是汀漳商人，在湖南主要经营靛行和烟业。乾隆十四年，闽商捐银427两多捐修拜亭与修关帝殿后韦驮佛座碑四块，当时捐款的有汀、兴、漳、福、延、建、邵、泉八府商人。乾隆年间，汀杭闽商在湘潭有靛行八家，并且在湘潭购置了田山塘屋。到嘉庆年间，福建商人在湖南湘潭有烟帮、笋帮、茶帮等。^[30]

综合闽商在湖南各地的商业经营项目来看，烟草业主要是福建商人在经营甚至把持的商品，闽商也参与茶业、靛业、纸业和印刷品以及其他百货的经营之中，如在安仁县，书纸和印刷业乃福建人独占鳌头^[31]，这说明闽商在湖南的商业活动主要以当地市场需求为导向。

三、清代闽商在湖南的社会活动

商业活动之外，闽商也积极参与湖南各地的社会生活，在经商地建立会馆，购置房屋地产，在节诞日开展酬神演戏等民俗活动，举办和支持当地的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甚至进入地方社会的管理之中。湘潭、洪江和常德分别是湖南湘水、沅水和资水流域最大的三个市镇，这三处的福建商人在整个湖南的闽商中最为活跃，参与当地社会活动也最为深入。

到乾隆年间，湘潭县城市已经恢复繁荣，城总市铺相连几二十里，“凡粮食、绸缎、布匹、棉花、鱼盐、药材、纸张、京广货物、竹木牌筏，皆集于此，为湖南一大码头。”^[32]根据湘潭闽商会馆所编《类成堂集》，顺治十八年，湘潭的福建商人龙处向徽商程君选等买下湘潭县十八总庵场地基一所，这是建福宫最早的产业。到康熙二十年，闽商又购置邻近地基一所，合建宾馆，宾馆建成后，敬奉定光、惠宽两佛，称为建福寺，又称福建会馆。当时仅有徽商和江西商人建立会馆，是较早在湘潭建立会馆的商帮。之后，闽商陆陆续续地购置田塘、屋铺，福建会馆名下的土地租给各处佃户耕种，每年秋后收租，由值年总理收齐，按照市价发售，所得银钱，以供福主香灯。自此，建福寺下管理香灯田的机构称为灯田堂。后灯田堂下田产为参与建福寺管理的僧人盗卖，到乾隆四十五年，十闽商人共同出资赎回，组建十闽堂管理福建会馆名下产业。到了道光年间，汀州何命行组建成言堂，将会馆中各类碑记刊出，并管理会馆经费。建福宫的产业积累日钜，收入颇丰，主要开销在修建宫馆、承担祭礼、接济闽人、应酬往来、编修碑记堂集等方面。有时甚至入不敷出，则采取抽厘头和起会的方式来填补不足。如嘉庆二十一年，汀州赖邦富、漳州杨经典、兴化林跃云等为了重修建福寺，更易旧制，改建福寺为建福宫，遵天后为福主，称为天后宫。当时闽商共同抽厘头捐资46000多两，耗资巨大，尚不足用。嘉庆年间的这次重修，重新拆砌了戏台，还用瓷器黄瓦张盖宫庙，使得天后宫的规模更加大气和形制更加完备。^[33]到光绪十五年湘潭县重修县志，其中登记福建会馆天后宫，有产业田亩四百三十六亩余，有“园池馆宇，工作甚丽”。^[34]

湘潭建福宫为福建同乡提供食宿，联络商路，寄停棺木和埋葬义山，如嘉庆十八年闽商林园香、林元启捐置布金园义山，登记在湘潭县皆不忍堂的名下，借助皆不忍堂的名义立案，使得福建籍的人士在埋葬方面有所保障。^[35]除了为本籍人士服务外，建福宫还服务整个湘潭县市的居民。比如自嘉庆十五年五月到道光十四年五月，湘潭县市经历了七次大火和六次水灾。每次火灾，建福宫都参与救助，一见起火，便击鼓鸣钟，大开山门，以便受火灾的居民搬移和寄存东西。而每年的水涝，建福宫几乎每次都捐米赈灾。如道光十年与十一年，建福宫各堂各号行店共捐银支付养济院二百两，是为救济众人。建福宫成为福建商人与城市中的其它人群打交道的一个重要媒介，使得闽商更加融入当地社区。道光年间，被称为“建帮”的福建商人成为湘潭县福善堂和谦吉堂的一份子^[36]，也是外省商帮组织“七帮”的组成成员。五口通商之后，“商款多拨数，恒有亏折倒骗之事，事发则经七帮理处，七帮者，闽粤苏浙湘赣豫七省总名词也”^[37]。到民国十五年，湘潭商会“因涉选举诉讼，本帮会董与客籍六帮会董遂割席，树帜对峙，本帮商人有事则会议于树德堂，客帮商人有事则会议于谦吉堂，以此相持，互为倾轧”^[38]。可见包括福建商帮在内的各省商人一直影响和左右着湘潭县商界和城市权力的消长。

在节诞日开展隆重热闹的酬神演戏和仪式活动是闽商等外来商人在旅居地的精神生活，也是向本地土著和他省商人展现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一种重要方式。湖南各地会馆凡逢年过节或有重大商业活动时，常常在会馆聚会酬神演戏。湘潭建福宫主祀天后，还奉祀金大王爷、柳大王爷、关圣帝君、上中下元三官大帝、祝融火官大帝、正一财神菩萨、五显灵官大帝、福德土地菩萨、观音、韦陀菩萨、地藏王菩萨、三宝菩萨、释迦佛祖、定光古佛、惠宽大佛，以及南无护法诸天菩萨。其中以天后的祭礼最为隆重。神明诞辰都有诵经和演戏庆祝，会馆对堂戏有具体的时间安排，从正月到十月几乎不间断，特别是三月、九月，每天都有堂戏，最多的时候是连续演六天戏。^[39]除每年的神诞之外，福建会馆还会不定时举办建醮仪式。如道光七年八月，福建会馆安龙谢土，施烧孤衣，诵经放焰，建醮七日，共费银四百有奇。^[40]

洪江位于湖南西南沅江上游，是湘西南最繁华的商埠，明清时期成为扼守湘、滇、黔、桂、鄂物资集散通道的商贸重镇。康熙年间，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陕西、山东、山西、四川、云南、贵州及省内湘乡、宝庆、邵阳、衡阳等地部分商贾来此定居经商，各商帮相继创建会馆数十家，诸会馆中，闽商会馆建于乾隆四年，排在黄州会馆（康熙四年）、七属会馆（康熙十年）、江西会馆（康熙十五年）、徽州会馆（康熙二十年）、安庆会馆（雍正元年）和南昌府公所（乾隆三年）之后，并不是较早建立的，但也绝非洪江外省商人会馆中建立较迟的。洪江的福建商帮不但开展同乡内部的经济和文化活动，而且自愿或响应官府的号召，与其他商帮合作参与城市管理和慈善活动。清后期，洪江各会馆组建“十馆会所”。十馆公所统领商界，负责协调十大会馆所属行业的商务，发挥经济组织的作用，洪江的公益事业几乎都是由商人来经营和管理。如光绪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洪江“十馆公所”捐资建立育婴局，其经费最初由包括福建帮在内的各地绅商捐集，后由各地商帮按货按月输助，称为月捐，每年收钱一千一二百千文，开办铺面，交帖捐。光绪十二年，洪江大旱，农民收成无几，“十馆公所”将积存粮食平价出售，以济灾民。洪江“十馆会所”还具有基层行政组织的功能。如清咸丰年间，十馆公所受命兴办团防，修筑碉堡，训练团丁，保护洪江；光绪年间，捐款接办育婴堂，收养遗弃幼婴。^[41]

常德在乾隆年间成为仅次于湘潭的湖南大商埠，江西、徽州、江南、广东、山西、陕西、福建等省商人来常德经商，建立会馆公所。乾隆十六年，常德各会馆帮修书院，捐买育婴堂，江西客总金兆瑛、彭廷佐等共捐银三百两，盐客总陈鼎盛、王仁和等共捐银二百五十两，徽州客总程旭、吴启祥等共捐银二百两，江南客总窦彬、吴毓澄等共捐银百两，广东客总黄源江、谭高昌等共捐银百两，山陕客总巨邦光、赵正玉等共捐银七十两，福建客总何思任、揭楚珍等共捐银五十两。^[42]常德的福建会馆等一众会馆，不仅为同乡无业者提供食宿，还举办义学、义渡、义山，输资修建城市公共建筑。^[43]

从以上湖南各市镇的外来商人的社会活动来看，闽商的身影较常出现并进入地方志的记载之中，客观地说，闽商在各地商界的地位不居龙头，亦未落末位。

四、结论

清代来湖南经商的外省商人以江西、安徽、福建、江苏、广东等地为多，其中又以江西人为最高，福建次之，广东较低。[44]关于湖南的外省商人的研究对闽商在湖南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评价不高，一般认为，江西商人在湖南社会经济领域的活动较为活跃，影响力较大。^[45]本文也认为，清代闽商在湖南各地分布广泛，在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中较为活跃，客观地说，闽商在各地商界和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居中。然而，虽然闽商在各地市场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参差不齐，但闽商在湖南传统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闽商群体，本文认为，闽商的海商传统和海洋贸易对于闽商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闽海商“亦盗亦商”、“内外勾结”、“山海兼顾”、“向外移民”等特点并不足以概括闽商的整体特点。清代活跃于湖南的一部分闽商及其商业经营和社会活动，作为脱离海洋贸易的闽商，是对闽商整体面貌的一种补充。笔者初步认为，清代，闽商在湖南各地的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各异，在水运交通便利、商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和市镇，闽商逐渐发展形成商帮，而活动于湖南山区的少数福建商人则是小商小贩流动经营的方式；闽商经营的商品也较为局限，主要是当地消费需求的烟和茶。闽商在湖南各市镇与其他外省商帮相互竞争，也互相合作，甚或把持市镇商界，参与基层行政管理。从清代湖南的福建商人的活动，可以初步认识闽商在内陆发展的形态和特点。

注释：

[1]傅衣凌：《明代福建海商》，《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7-160页。

[2]王日根、陈支平：《福建商帮》，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

[3]林枫：《明清福建商帮的性格与归宿——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4]李华：《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六》，《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

[5]陈曦：《论清代前中期外省商人对湖南经济的影响》，《船山学刊》，2002年第1期。

[6]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第57、62、75-76页。

[7]李华：《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六》，《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

[8]郭学仁：《湖南传统会馆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论文，2006年，第18-20页。

[9]仁井田陞，〈清代湖南マ—チャソト——洪江十館首士場合——〉，《东洋史研究》21卷3号，1962年12月，第71-92页。

[10]袁霞：《从湘潭闽商会馆建福宫看闽商的信仰及生活》，《学习月刊》，2008年第9期；王日根：《由<类成堂集>看清代湘潭闽商的联合》，《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11]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9页。

[12]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77页。

[13]张涛：《芷江“天后宫”在清代的发展状况》，《怀化师专学报》第12卷第1期，1993年1月。

[14]同治《桂东县志》卷九《风俗》。

[15]湖南省宁乡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宁乡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365页。

[16]光绪《华容县志》卷一《风土》。

[17]乾隆《永顺府志》卷十《风俗》。

[18]光绪《湘潭县志》卷十一《货殖》。

[19]汉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寿县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5页。

[20]参见林仁川：《明清福建烟草的生产与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徐晓望：《清代福建制烟业考》，《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21]浏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浏阳县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第606页。

[22]祁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祁东县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23]光绪《湘潭县志》卷十一《货殖》。

[24]《长沙卷烟业》，湖南省商业厅商业志编写组编印：《湖南商业志资料汇编之三——主要行业沿革》，未刊，1983年，第52页。

[25]仁井田陞，〈清代湖南マ—チャソト——洪江十館首士場合——〉，第76页。

[26]光绪《靖州乡土志》卷四。

[27]《长沙茶叶业》，湖南省商业厅商业志编写组编印：《湖南商业志资料汇编之三——主要行业沿革》，第116-117页。

[28]湖南省平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平江县志》，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1页。

[29]同治《祁阳县志》卷六《疆域志》。

[30]何字恕纂辑：《类成堂集》卷三、卷四，道光十五年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255-261，302、324、360页。

[31]安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安仁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433页。

[32]乾隆二十一年《湘潭县志》卷十三《风俗志》。

[33]何字恕纂辑：《类成堂集》卷三《通省馆堂总记》，第255-261页。

[34]光绪《湘潭县志》卷七《礼典》。

[35]嘉庆《湘潭县志》卷二十《拯恤》。

[36]何字恕纂辑：《类成堂集》卷四《记事录》，第372、386、387页。

[37]《湘潭商会盛衰说》，湘潭县地方自治筹备处编：《湘潭县调查丛刊》，未刊，1930年，第24页。

[38]《湘潭商会沿革》，湘潭县地方自治筹备处编：《湘潭县调查丛刊》，第21页。

[39]何字恕纂辑：《类成堂集》卷三《本馆虔事诸神佛瑞诞》，第221-250页。

[40]何字恕纂辑：《类成堂集》卷四《记事录》，第371页。

[41]参考洪江市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洪江市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第401-402页；仁井田陞，〈清代湖南マ—チャソト——洪江十館首士場合——〉，第71-92页。

[42]嘉庆《常德府志》卷八《建置考·公署会馆》。

[43]常德市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742-743页。

[44]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77页。

[45]参见陈慈玉：《近代黎明期两湖茶之发展》，《食货月刊复刊》第10卷第1、2期，1980年；李华：《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六》，《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杨福林：《清代湘省江西商人特点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原載《閩台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瑶（1982- ），女，湖南湘潭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市场与社会——17-19世纪湘东米谷市场与社会建构”（项目号T2013221024）、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湖南闽商研究”（项目号JA1301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