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乡试佚文及其交游、学术新探

厦门大学历史系 方勇骏

摘要：《乾隆壬午科江南乡试诗四房同门录》一书收录戴震乡试制艺三篇，为修订本《戴震全书》及《戴震全集》所未收。此书为研究和考察戴震生平、戴氏与段玉裁的交游、戴氏与江永的学术渊源，以及清代考据学风对科举的影响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关键字：戴震；八股文；考据学

        戴震（1724-1777），字东原，一字慎修，号杲溪，是十八世纪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对经学、小学、哲学、算学、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其著作拥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清代以来，戴氏文集、全集已有不少刊本。1994年，安徽古籍丛书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重新编订《戴震全书》，广泛搜集东原遗著，力求全备，并进行精心校注。2010年，黄山书社再版此书，推出修订本，在剔除初版误收文字的同时，增收戴氏佚作五篇，以存吉光片羽。笔者近来在温州市图书馆查阅温处一带的乡邦文献时，得读《乾隆壬午科江南乡试诗四房同门录》（以下简称《同门录》）刻本一册。书中收录戴震参加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江南乡试时所作制艺三篇，为此前出版的修订本《戴震全书》所未收。这三篇佚作虽皆为应举之文，却是研究戴震生平、交游和学说的珍贵材料。

一、《同门录》简介

      《同门录》一书刊刻无多，流传后世者极少，温图所藏恐是海内孤本。此书原由近代南田（原属青田县，后划入文成县）著名乡绅刘祝群（1877-1951）在乡间偶然访得，1949年被捐入温州籀园图书馆。1936年，浙江省教育厅和省图书馆联合筹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在全省各行政督察区设立征品分会，广泛征集展品。分会名义上由各区行政督察专员领导，具体的征集工作则交由本地宿儒名士负责。刘祝群即为当时丽水地区征品分会的总负责人，为此，他专门走访旧处州府属各县，寻访乡邦遗献。《同门录》卷首有刘祝群所撰题识，略述得书过程及本书刊刻缘由：“丙子夏四月二十二日，诣石溪，谒端木叔总先生墓，继寻陈史瞻先生故宅。六世孙酌仙导观遗书万卷，丛残不可董理，于故纸堆中搜得乾隆壬午科吾邑韩湘岩先生《分校江南乡试诗四房同门朱卷》一本。按：湘岩先生乾隆庚辰至乙酉三科皆分校乡试，戴休宁、段金坛皆出其门下，为士林佳话。此本中有湘岩拟作及东原应举三艺，弥可珍贵。”

        清代各省乡试于主考官下设同考官，亦称房官，俗称房师，分任阅卷之责。乡试同考官一般从本省进士举人出身、文行素优的州县服官中选拔。各省同考官人数不一，江南乡试由安徽、江苏两省合闱，额定十八人，分掌十八房。据赵翼《陔余丛考》记载：“本朝酌定中制，易、诗各五房，书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共十八房，相沿已久。”[1]600《同门录》即为其中“诗四房”中举者的闱墨合刊，刊刻工作由壬午科江南乡试诗四房同考官韩锡胙主持。同考官在乡试结束后，会萃刊本房中式程文，结成房卷，这一现象从明万历年间以后变得相当流行，顾炎武也因此有“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之叹。

二、戴震、段玉裁、韩锡胙三人关系新探

韩锡胙（1716-1776），字介屏，号湘岩，青田人，乾隆十二年（1747）中举，历任山东平阳、禹城、平原、济河、莱阳，江苏金匮、宝山等县县令，迁安庆、松江、苏州知府。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拣发江苏候补知县。是年秋，充恩科江南文武乡试同考官，段玉裁出其门下。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任金匮县令。是年秋，充江南乡试同考官，戴震出其门下。[2]戴震乾隆二十年（1755）入都，与纪昀、钱大昕、王鸣盛、朱筠等辈论学订交，名重京师，但与其高足段玉裁相识却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当时戴氏入都会试不第，居于新安会馆，段氏始从其问学并执弟子礼。而在此之前，段、戴二经师先后举于江南乡试，并同出韩锡胙所分校之房内。师徒共一房师，这在同门观念极重的清代实是一段佳话，也为考察戴、段师徒二人交游与互动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段玉裁撰《戴东原先生年谱》时，实际上早已点出韩、戴、段三人早年的关系，只是后来的研究者少有注意这一史料：“（乾隆二十七年）举于乡。考官为嘉兴少司寇钱先生东麓，讳汝诚；大庾戴太史筤圃，讳第元。同考官为金匮县知县青田韩先生介屏，讳锡胙。钱、韩二先生，即庚辰恩科玉裁之座师、房师也。韩先生尝语玉裁曰：“闱中阅东原卷，文笔古奥，定为读书之士。榜发，窃自喜藻鉴不谬”云。”[3]277-278由此可见，钱汝诚和韩锡胙是戴震、段玉裁二人共同的座师和房师，且乡试结束后，韩锡胙曾向段玉裁表达了对戴震的赏识之情。此乃戴、段订交之前不容忽视的一段因缘，不可不为表出。

三、《同门录》所见清代考据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同门录》卷首载有房师韩锡胙及本房所出七名举人的姓氏、字号、籍贯、科名、住址等信息，附刊韩氏向主考官荐卷三十七人的姓氏、籍贯和科名。是科出韩氏门下七人分别为：程沆，第三名，丹徒人；戴震，第二十九名，休宁人；项为材，第六十九名，歙县人；王镜堂，第七十七名，镇洋人；钟晋，第九十名，华亭人；毛景云，第九十八名，怀宁人；汪苏，一百五名，歙县人。《同门录》主体内容即为以上七人首场首、二、三题的闱墨（汪作仅存一篇），每篇间有主考官钱汝诚、戴第元的尾批以及韩锡胙荐卷时所作圈点、夹批和尾批，除此之外，韩氏也拟作首场首题一篇，并附有钱、戴二主考和内监试官高县圃的尾批。清代乡会试首场三题大多试以四书文，首题用《论语》，次题用《学》、《庸》，三题用《孟子》。四书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二、三场的五经文和策论，故闱墨、试录之书多只刊印前者。

    壬午江南乡试首场三题依次分别为：《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出自《论语·乡党》；《禘尝之义》，出自《中庸》；《远方之人  为食》，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属多句大题，原文为“‘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从试题来看，主考官的命题方式显然受到当时考据学风的影响。二题《禘尝之义》直接询问古宗庙礼制，要求士子具备良好的经学功底。首题用《乡党》篇更是直接体现了考据学对科举领域的渗透。清代出现考据派八股文之风，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论语·乡党》篇的考证。《乡党》篇涉及朝制祭礼、饮食服物，对名物制度多有涉及，恰恰朱注于此章最为疏略，历来聚讼不断。同时，清代对《乡党》文的限制最为宽松，可以不遵朱注，旁引经史，朴学家可以自由发挥其考据工夫[4]。乾隆二十一年（1755），戴震老师江永（1681-1762）撰成《乡党图考》一书，他在序言中写道：“经籍包络三才，制度名物特其间一支一节，四子书《乡党》一篇稍涉制度名物，亦千百之十一。从来为制艺者，往往难之。”[5]716在经史考据学风大盛之时，偏好考据学的主考官往往会选择《乡党》之题，作为应试者“经学浅深之左券”。除此之外，主考官和房师韩锡胙对戴震制艺的所作批语也表明，以注经之法创作八股文，已经为时人所接受并得到认可。“直写胸中所见，竟似汉人经疏。若论制艺体裁，原应如此，惜难为帖括者道也”；“以经注经，以经证经，明字之义”；“以注疏助其议论，笔力透劲”，这一类看似不经意的批语中间，蕴含着清代学术风气转型的重要信息。

四、戴震乡试佚文与江永学术思想之关联

      《同门录》中收录的三篇戴震乡试佚作，不仅是考察戴氏生平、交游和学术的珍贵史料，同时也可从中一觇清代考据学风对科举制艺的细微影响，拥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兹迻录戴震所作《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一篇，藉以略窥戴氏制艺之大旨：

      “诚敬接于乡人，即一傩而见礼仪之尽焉。夫夫子以诚敬与乡人接，讵傩也而或忽诸？立于阼阶，正其礼也；必朝服，谨其仪也。且礼之行于乡，皆王道所乐与乡之人共之也。由是相习而成俗于乡，正圣人与乡之人将之者也。故事属礼典之微，久矣为众之所忽，而圣人当之，俨然德盛礼恭之至著焉。何言之？圣，诚而已矣。以圣人而与乡人接，傩亦其一端也。凡出于先王之制，则礼虽细亦巨，而率百隶而时傩，掌于方相氏，固不得谓黄金四目、执戈扬盾之象，徒以狂夫为之，而遂置之不足数（夹评：笔可屈铁）。凡沿于习俗之常，则义虽重亦轻。而遍国中而大傩，命于季冬月，初何尝非春以助阳、秋以抑阴之余？亦令小民终之而乃不觉即于玩。

       吾夫子退朝而家居，盖待乡以诚，而与之接也以敬。时而傩也，乡人相蹈于礼俗而至乎子之室，子之莅其至也。服必朝服焉，立必于阼阶焉。或曰存室神也，或曰非也。今夫傩之为礼，在乡人以为此所以为一室之内谋也。而自子视之，以除阴阳之沴，则天事也；以奉典物之存，则王事也（夹评：奥衍自成一子）。重之以天事、王事，则朝服宜；行之于子之室，则立于阼阶宜。人惟不见于大也，而后辄目之为小。使傩而果域于卑，近古圣王何屑屑焉岁取其三时而咸为之？夫王者之政，春生而秋杀，阳开而阴闭，既不使偏于所向，而又默寓其扶阳之意于为天下消患弥灾之顷，然而见或不及此也（夹评：长句耐人思绎）。自子之肃然以临，而王政法天、王政寔能辅天者，皆可与乡人共明之。

人惟因人慢其事也，而复因事慢其人。使乡人傩而果邻于鄙亵，古圣王何兢兢焉先之以国傩而自为之？夫王者之政，无事不先之以身，亦无事不及于民。既以为民之故行于国，而又显呈其重民之念于使天下驱除眚厉之中，然而久已慢乎此也。自子之懔然以对，而政无偏慝，民斯无札夭者，常愿与乡人共膺之。此朝服而立于阼阶，所为必诚必敬也。倘以为存室神也者，彼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有常服矣，而同乎煇如之度，胡为乎？则非主于室神，故而盛其仪可知矣。谓乡人而至乎子之室也者，则平日之三揖，至于阶三让而后登，有恒节矣，而不殊侍立于君，胡为也？则非徒以乡人故而重其礼可知矣。吾夫子与乡人接而德盛礼恭之随事著者有如此。

大主考原批：清思一缕，层引不穷，颇似徐、艾笔意。

直写胸中所见，竟似汉人经疏。若论制艺体裁，原应如此，惜难为帖括者道也。”

       江永曾在《乡党图考》卷十《傩考》一文中，依据《月令》、《郊特牲》等记载，对傩在季春、仲秋、季冬三时所拥有的不同性质做出了区分，并考证季冬大傩即为乡党之傩。戴震在这篇制艺中对“傩”的解释，与其师观点有一脉相承之处。江永是清代著名经师，同时也编撰了诸如《四书古人典林》之类的制艺教材，一直试图以典章制度之学纠正明代以来八股空疏之文风。戴震乡试闱墨继承了江永融考证于制艺的一贯风格。戴震的这三篇佚文对于全面理解其生平交游、学行以及时代风气大有助益，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参考文献

[1]赵翼.陔余丛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2]刘祝群.韩湘岩先生年谱[M].启后亭石印本，1947.

[3]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M].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上）.合肥：黄山书社，2006.

[4]孔庆茂.八股文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5]江永.乡党图考·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作者方勇骏,男，浙江富阳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历史文献学专业。

邮箱：yongjunoscar@gmail.com

戴震乡试佚文及其交游、学术新探_方勇骏.pdf

原载《兰台世界》201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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