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4日上午，云南大学第七届暑期学校“历史•记忆•人类学”第三讲开讲，由郑振满老师为学员带来《民间文献与文化传承》。

  民间文献是历史记忆的主要载体，历史记忆又是连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纽带，近年来引起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广泛关注，加之本期暑期学校以“历史·记忆·人类学”为主题，学员们对于此次讲座的内容十分期待。当郑振满教授精神饱满地大步走进报告厅，原本在小声讨论的学员们也随之精神一震，停止了交谈，静静地看着郑教授。郑教授面对表情严肃的学员们笑了一下，轻轻地问道：“我可以坐下来讲么？”报告厅里的全体学员都笑了直言“可以”，气氛也随之轻松了起来。谈笑风生间讲座正式开始，讲座主要分为清水江文书的实例、社会文化史的实例与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三部分。

  讲座一开始，郑振满教授为了直观上向学员们展示从历史学角度研究民间文献过程中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先以清水江边苗族村寨文书的研究实例作为切入点，为学员们简单介绍了清水江边苗寨的基本情况和文书保存状况。清水江边的苗族村寨有100多户，共500多人。人口虽少，但是从改土归流时期开始，现存的文书却有10000多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定数量的文书存在。民间文书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由于文书整理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体系，因此整理起来难度相当大。郑振满教授指出，在此后的田野工作中对文书的收集与整理，特别要注意其中较为特殊的契约文书的整理，不能按照传统的整理方法，可以借鉴“归户”的整理方法，拍照记录之后，按照一家一户的顺序排列，尽量保持契约文书的完整性。

  在学员们对民间文献有一个初步了解的情况下，郑振满教授接着向学员们抛出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民间文献的研究价值何在？民间文献与文化传承之间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又回答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什么问题？从人类学角度看其价值又在何处？郑振满教授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时间内，带领学员们在民间历史文献中穿梭，探寻了民间文献背后所包涵的本质。

  首先，郑振满教授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分析了民间文献的价值所在。第一、文字下乡。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和体制的维系最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文字，精英文化对普通百姓的影响也由文书体现。第二、历史记忆。契约文书记录了历史事件发生当时实实在在的事情，具体到家族祖先的历史以及相关历史事实也由文献记载，因此契约中包含着大量可参考的历史记忆。第三、文化权力。文献背后其实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包含着复杂的权力体系，掌握了文书就是掌握了文字话语权，同时也就是掌握了文化权力，不同的文书掌握在谁手里，与之相关的文化权力就掌握在谁的手里。不认字的人通过契约（雇佣会写契约的人）来与文化体系产生关联。

  接着，郑振满教授引领学员们进一步思考，我们要如何研究民间历史文献呢？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民间文献研究的相关教材，学术界对于方法论也没有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要进行学科建设，重要的是解决方法论的问题，需要专门的历史文献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至今为止与之相关的研究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浅薄的。那么，民间文献是什么？民间文献的系统又是如何？历史学界关于民间文献的范围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关于这个问题近些年学界争论很多。有人认为所谓民间文献必须是在民间日常生活之中形成的、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经过实践的文献，是非官方的文献。但是郑振满教授认为这个概念还是值得商榷的。很多文献虽然是官方做的，或者是和尚、道士等宗教人士做的，但却是为民间而做，因此我们应该把定义放宽，民间文献就是与民间日常生活相关的文献。在此定义之下，郑振满教授把民间历史文献的系统细分为：家族文献、碑刻铭文、契约文书、仪式文献、唱本剧本以及其他（包括书信、日记、账本、日用杂书等）。其中郑振满教授重点介绍碑刻铭文的特点。他认为，碑刻铭文的文书内容一定是被公认的且是被当地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例如公共设施以及公共场所的建设、乡规民约的公布；碑刻是作为权力的象征，作为长期稳定的历史记忆系统载体；碑刻铭文随着社会的变化被遗弃和篡改。

  郑振满教授进一步深入，民间文献的源流其实就是版本学的问题，与文本传统、制作年代和流传过程相关。民间文献的文本传统可以参考现有的历史文献学的传统。民间文献的文本传统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由原来与王朝制度和贵族制度密切相关的大传统然后变成了民间拿来处理家族关系的一种文献；二是民间为了处理家族事务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本传统。在宋元时代主要是由士大夫阶层和读书人来撰写的，到了明清时期慢慢转变为普通老百姓开始编写自己家谱，究其原因是与当时的编户齐民制度，也就是为了纳税相关，明确家族成员的分工和纳税义务；同时也与祖先崇拜密不可分，需要明确要拜哪些祖先，不能拜哪些祖先，祭祖时谁作为领头人，怎么去凑钱，怎么去分工等等因素，形成了仪式传统文本。

  接下来，郑振满教授从作者、用途、现场三方面进一步阐释了民间文献的语言特点。由于民间文献阅读难度大，为了避免望文生义，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也开始注重田野调查工作，带着文献到历史地点去解读，才能搞清楚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该文献的用途是什么，其在该社区生活中的作用又是什么。例如很多碑刻铭文是一方利益团体拿来欺骗政府的，我们就必须搞清楚其背后特定的用途和目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现场并不是孤立的，要把社区共识与文书联系起来。

  最后是提问讨论环节。

（部分整理）

  Q：作为一名人类学学生，最头疼的问题莫过于在做田野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些民间文献，由于对历史文献的把握并不是十分专业，您认为我们在田野中应怎么面对碑刻铭文资料？

  A：很简单，就是与历史学家做朋友（笑）。每个学科的训练其实都是有自己的套路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文字的态度，历史学是由文字切入社会的，怎么读历史文献，怎么处理收集到的文献，有时候就连历史学家也觉得困难，历史学家的现场就是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田野。最好的办法就是学科之间的合作，这也是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前景所在，学科交叉发展很重要。

  Q：老师您好！在刚才的讲座里面您一直强调民间文献的原生性，要在原生环境中去解读，我想问一下当我们做田野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特别珍贵的资料，有没有必要把它们带回去保存呢？还有，您说的民间文献、官方文献以及口述资料的文献，您认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应该怎样合理利用这三种资料？

  A：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大的问题。首先，我是主张我们不能拿别人的资料，资料一定要放在当事人手里，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而言这些资料是很重要的，没有必要采取很多手段去“骗取”资料，这也是一种学术道德问题，我们有责任保护文化生态的完整性。现在有很多技术手段，拍照扫描都可以让你“带走”完整的资料，原生资料你带回家也没有办法保存，放在当事人手中反而更易于保存。

  在田野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会遇到很多文献资料，还有很多的口述史，其实这个大的来说还是文化系统的问题，要懂得民间文献需要放在更大的文化系统中去，我们要弄清楚民间文献和官方文献的关系，要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明确文献和非文献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文本和口述之间的关系。这些要放在一起思考，例如，口头文本一旦变成文字文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传承有重要的意义，文本化是怎么改变了文化的传承；还要思考民间文献与官方文献之间的关系，很多事情都是民间一套逻辑，官方一套逻辑，不同的文本在不同的语境下面是不同的，这个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比较这些文献的不同。

  Q：我曾经到三峡地区的奉节进行调查，在田野的过程中有很多碑刻和唱词都是游经三峡的文人骚客所做，类似于《竹枝词》之类的。

    A：我认为文人的题名碑刻，可以反映地区的历史现实，更可以看作是文字下乡的过程，可以进一步调查本地人对其态度和了解度。

来源：微信公众号“人类学之滇”

主编：何明

值班编辑：李伟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