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0日上午十點，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白根晴治（Seiji Shirane）在廈門大學南光一301-1室作了題為「台灣殖民地與日本的廈門問題：以廈門旭瀛書院為例（1910-1945年）」的演講。

 進入正題之前，他首先談及博士研究以來所關注的議題，即1895-1945年間日本在台灣殖民地與華南及東南亞的帝國主義擴張。學界討論日本帝國主義有「北進」（南滿洲、朝鮮、滿洲國、華北）與「南進」（台灣、內南洋、華南、東南亞）兩個方向，以往研究可能較多關注前者，他希望以台灣總督府為中心，開拓後者亦即南進視野（Southern Expansion）。另一個研究視角是帝國主義歷史學的「非中心化」（Decentering Empire），以往著重從帝國中心即宗主國的角度出發，而他希望通過海外殖民地的角度，去看帝國主義勢力的向外擴張。接著，他對課題研究的資料狀況進行介紹，主要包括台灣總督府檔案、日本外務省檔案、福建地方史料，以及全球各大院校圖書館的電子資源等。

 以廈門旭瀛書院為例，對台灣殖民地與日本的廈門問題進行探究，白根晴治主要勾勒了四個不同時期的概況。首先是自1897年開始的台灣籍民（Overseas Taiwanese）現象，這一特殊群體是相對於台灣本島人（Taiwanese）而言，指住在華南或東南亞的擁有日本國籍/護照的台灣人，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優勢。他們具有多種帝國主義身份，既是「被殖民統治者」，在海外又同時可以被當做「殖民者」，因為他們是日本理想的帝國主義中介。近代中日關係史的史學框架，將與日本人交流的中國人區分為「抗日愛國主義者」或「漢奸」兩種，而實際上，台灣籍民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其個人利益跟日本或中國的國家利益不一定一致的一面（即非國家的利益）。1910年成立的廈門旭瀛書院，是台灣總督府建立的「對岸教育途徑」之一，目的為培養「善良籍民」，這體現在課程設置、校園陳列展覽、台灣修學旅行等諸方面。1937年7、8月，抗戰爆發后，作為受害者的台灣籍民，從廈門逃回台灣。針對這一現象，台灣殖民媒體和中國官方有兩種不同版本的敘述，前者描述台灣籍民為「無辜的受害者」，批評中國人的無情暴力，旭瀛書院的教師、學生乃至校園設施均成為受害者；後者則將台灣籍民稱作「日本的間諜」。1937年9月-1938年5月，旭瀛書院師生逃回台灣后，籍民教師多應征海軍入伍當兵或充當軍事翻譯，學生則轉到台灣內的學校。1938年8月-1945年8月，廈門旭瀛書院恢復，以及戰時華南地區的日語教育普及。

 最後，他總結自己的現有研究并提出預期的研究設想。他認為台灣籍民教師在軍事和教育活動中充當的日本帝國主義中介角色具有相當重要性；但由於目前的籍民教師口述史資料相對匱乏，如何評價台灣籍民的真實想法仍存在困難。台灣籍民教師的戰時行為表現，是否為他們贏得經濟優勢和社會地位？參與過「奴隸教育」的籍民教師戰後命運究竟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有待未來的研究。

（紀要未經演講者審定，請勿引用/本期紀要撰寫/博士研究生/董麗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