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0日，台灣清華大學榮休教授張元應邀做了題為「通鑒世界的形成」的講座。張元教授精通《資治通鑒》的研究、對宋史、歷史教育與教學、中國通史教育與教學研究均有深刻的見解。

本次講座，張教授通過對《資治通鑒》的解讀，剖析了一個歷史世界形成的過程，以此向我們分享了他對歷史的理解與心得。

張教授首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歷史的世界」就是「過去的世界」嗎？張教授認為，歷史一詞包括了兩層意思，一是指過去發生的事件，然而更重要的是指我們對過去事件的理解和敘述。正是歷史學家建構的對過去事件的理解和敘述組成了我們所認識到的歷史。這就如同宋英宗與司馬光對資治通鑒要求的差異所在：宋英宗要求的是「歷代君臣事蹟」的記錄；而司馬光編寫的則是「關國家之盛衰，繋生民之休戚」的歷史書。

張教授隨後通過對資治通鑒提出了一連串問題，來剖析資治通鑒世界的形成背景：為何《通鑒》的世界，基本上是「大人」的世界，我們看不到人物的幼年表現？漢文帝，只是一位慈祥恭儉的帝王嗎？漢明帝的「明章之治」是崇尚儒術而締造的治世嗎？吳相顧雍何以是宰相的典範？劉裕的出場《通鑒》為什麼這樣記載？劉備伐吳，劉曄看法如何？郭元振上疏論處理吐蕃請唐罷兵割地事意義何在？李泌獻平亂奇計，雖未施行，《通鑒》為何記載？張悌無力回天，《通鑒》記載其死節？許善心為何不辭赴死？

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張教授為我們剖析了《通鑒》編修所試圖達成的目的——亦即司馬光等人作為歷史學家對過去事件的理解和敘述。在其中，傳統史學的觀念相當明顯：因為人物的幼年的事蹟對於匡扶社稷幾乎沒有影響，因此遭到了忽視；因為司馬光對帝王形象塑造的需求，因此強調了漢文帝的慈祥恭儉、忽略了其對政治的掌控；因為宋代對儒術的崇尚，因此忽略了漢明帝善刑律的記錄。相對應的，是《通鑒》對郭元振奏疏、對李泌並未實施的計策的詳實記錄，無疑證明了司馬光試圖編修的是能夠「關國家之盛衰，繋生民之休戚」的《通鑒》。

這些問題表現的另外一個方面，則是《通鑒》通過對人物的塑造傳達出來的傳統文化精神。顧雍因為其寡言慎行的性格而成為丞相的典範；劉裕初戰中的形象在《通鑒》表現出過人的英勇是他作為北伐英雄的必須素質；而張悌、許善心慷慨赴死的記錄，更是傳統文化中對大節的要求。在《通鑒》的記錄中所呈現出來的歷史人物，他們的形象是在經過了文化琢磨之後，而突出符合文化需求的歷史人物形象。

最後張教授總結道：《通鑒》的世界，構築在傳統的史學基礎之上；《通鑒》世界中的人物，活躍在傳統文化脈絡之中。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多瞭解一些傳統文化，《通鑒》有著非凡的意義。講座的最後，張教授建議歷史學系的學生，在看材料的時候，最好去思考這些材料裡的人，他們在想什麼，而寫這些材料的人，他們當時又是在想什麼，而不要僅僅局限於材料本身的內容。

（撰文/碩士研究生/盧曾昌  紀要未經演講者審定，請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