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首都師範大學劉新成教授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南光一）320會議室做了题为「互動——全球史觀的一個核心理念」的演講。

劉新成教授早年主治英國中世紀史，約十年前，開始轉入全球史領域。目前為我國全球史領域頂尖人物，其領導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為國內頂尖，世界有名，並獲得世界史學會大獎。

劉新成教授首先介紹了自己接觸「全球史觀」的起因。2002年，高教社意欲修訂世界史教材，使之成為頂級教材。此次會議稱為「香山會議」。1995年，劉新成教授撰寫書評評論六卷本《世界史》，認為此書體系較雜，還是存在一些問題，於是在會議中，劉新成教授提出了「修訂還是補缺」的問題，並認為本次應該進行大刀闊斧的結構上的改革。嗣後，劉新成教授與劉北成教授對於世界史近代史部分進行了修改，並前往美國收集資料，瞭解情況。在美國，劉新成教授對於全球史開始有了接觸。本次講座主要圍繞「全球史觀」進行論述。

第一，劉新成教授指出了全球史的定義。全球史乃一種世界歷史的編纂體例，相當於世界通史，但不同于傳統的世界通史。傳統上是：History of the World，全球史則是：A Global History（New World History）。「全球史觀」是歷史的全球覌，一種審視世界歷史的獨特視角。劉新成教授介紹了全球史代表作威廉·麥克尼爾《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約翰·麥克尼爾和威廉·麥克尼爾的《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傑裡·本特利的《新全球史》。同時，劉新成教授指出，斯塔夫裡阿諾斯並不被認為是全球史代表人物，且《全球通史》並非代表全球史核心思想。

第二，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互動」。

「互動」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過接觸，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種領域實現的互動。「互動」如何體現？首先是關注物件，其關注不同社會群體間的連接。其研究宗旨是通過回顧人類互動，探討互動機制造成的發展變化。其研究重心是各個社會主體間的關係。

第三，西方世界歷史觀念的演變。

西方歷史觀念的傳統是古希臘的哲學傳統，關注整個人類的整體意義，探究普遍規律性變化的發展模式。1500年地理大發現之後，世界空間在西方人面前展開。西方的世界歷史觀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其認識是與對世界的征服同步進行的。這導致了一種主導傳播的歷史認識模式，西方人主導世界，並傳播文明，世界歷史就是西方文明的傳播過程，即歐洲中心論。啟蒙運動之後，宗教讓位於科學，主導傳播理論換上了科學的新裝，出現了種族優越論。血緣決定了只有歐洲種族才能進化，才有歷史可言，所以世界歷史就是歐洲歷史。嗣後十九世紀下半葉，出現了文化優越論，歐洲人憑藉其文化，擁有了在世界上的優越地位，這便是——文明史觀或文明形態論的發端。

文明史觀第一階段——「單數」文明史觀。亞當·弗格森的《文明社會史論》、基佐的《歐洲文明史》、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將世界歷史描繪為一個文明化的過程，且這個過程只有歐洲人得以實現。但是世界歷史依然是歐洲帶領全人類走向文明的歷史。文明史觀的第二階段——「複數」文明史觀。代表作品有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其因人類學的發展而產生，人類學家發現世界上有的文明都經歷了進化的過程，因此世界上不單單只有一種文明。此時出現文明平等的論調，但事實上還是歐洲中心論，特別是湯因比《歷史研究》中認為，整個世界的發展還是挑戰與應戰的關係，優勢文明與劣勢文明相互接觸，從而失去了純粹性，於是產生了新的文明。1500年以來，挑戰方為先進的歐洲文明，應戰方為非歐洲的落後文明。隨後出現的現代化模式理論，依然是歐洲中心論的老調重彈。西方世界歷史觀的方法論特點：一，把世界分為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不同文明，並根據其「進步」程度分為不同等級。二，民族國家作為研究世界歷史的單位。

第四，全球史觀的提出。

劉新成教授介紹了全球史提出的背景：時代的變化（人口流動、經濟互動、破解時代課題），科學研究的新進展（後現代、新方法論、新理論）以及世界歷史被認為理論「貧困」（中產階級的不滿、歷史專業的蕭條）。人類學理論與現代化理論對於全球史觀的影響非常大，此外當今國際格局也對其有著重要的影響。

「互動」是人類社會組織的存在形式，也是世界歷史的發展動力。這些論點都是世界史學家借用人類學研究的成果。發展來自於變化，變化來自於接觸外來事物，於是世界歷史才有了發展。「全球史觀」的提出徹底顛覆了「歐洲中心論」。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認為西方的領先只有200年而不是500年，西方的領先在於率先的機械化，英國的紡織業機械化的原因在於與印度「互動」。西方的發展是一系列巧合而成，並非其人種或者文明更為先進或優越。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也指出，西方的優勢是利用原有世界體系的結果，而不是西方文明優越的原因。

第五，「互動模式」的表達。

當下互動模式有多種形式的表達，按劉新成教授的梳理，有如下幾種：1，「交往網路」或「共生圈」。2，發明創造的連鎖作用。3，「小地方」與「大世界」。4，「地方史全球化」。5，全球範圍的專題比較研究。6，生態史、環境史研究。7，探討互動規律與歸宿。8，文化影響的相互性和雙向性。

第六，世界史的新責任。

人類的交際能力和生存方式決定了不同群體相互接觸的必然性，接觸的必然結果就是互動，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比例不同。但是在接觸的同時，強化了自我與他人的意識。接觸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造成了自我、他人意識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成為生成自我文明的主要依據。於是這種互動過程中，意識形態產品確實是對立的。在這種對立上的新互動，其結局是更加嚴重的對立，最終造成文明的衝突越演愈烈。而忽視這種人類發展的悲劇也是全球史學家的悲劇。特別是在民族國家階段，彼此之間是互動的，但是在這種接觸中互相得益是多數的，相同點也會越來越多，但這個過程往往被掩蓋，反而凸顯兩者相互間的不同與衝突，導致這種距離越來越大。現在歷史學家很少研究互動過程中的共性與利益，更多的是描述文明的衝突與不同，造成差異越來越大。世界歷史學家現在應該做的是在接觸互動的過程中，那些有差異的東西變成了共同的東西，而不應該因為其渺小而視而不見，因為這對於共建人類生存共同體是不利的。

劉新成教授最後指出，世界史學家應該放眼全球和全人類的歷史，而不能對某一種文明的歷史懷有特殊的情結；他們應對任何國家或民族夸大自身世界歷史作用的態度進行譴責，對任何忽視生態環境的「人類中心主義」加以警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為促進國際理解和世界和平做出應有的貢獻。

（撰文/馬文睿  紀要未經演講者審定，請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