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满：把革命史和中国史、世界史打通，把革命史和现实生活打通

　　革命史研究看起来这些年是有很多的变化。我们在大学里面都知道，学生对革命史有点偏见，你们那个教材基本上没变化。现在才知道，革命史研究已经往前跨了好几步，从意识形态到实证，到解释，这好像跟我们整体历史学的发展还是非常同步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我觉得很有新意，前景非常开阔。像杨奎松老师昨天就谈到的，其实革命史不单是中共的历史，近代以来不是只有中共的革命，中国有很多的人投身革命，有很多不同的革命团体、革命的实验。昨天刘志伟也谈到，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人群参与了革命。我们不能把中国革命理解成是农民在革命或者是某些政党在革命。这种很多不同人群的革命史，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杨老师的概括是非常到位的，从晚清开始的所谓的救亡图存、民族主义，到后来搞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真的是需要有很多元的理解。听了这个会，感觉做革命史的专家都有很多新的思考，大家都在找新的路，应该很快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

　　我想讲一点看法，可能是班门弄斧，不知道对不对。首先，我是觉得有些东西是要回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去思考，去突破。这个话可能说得大了，但肯定各位都有想过。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革命？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大事，现在看来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那么，我们应该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整体看中国革命。像杨奎松老师讲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中国好像很曲折，反复了好多次。其实，我们的原始积累有特殊的历史条件，比如现代科技和文化，还有国际关系的新规则，等等。这些都对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革命的道路和进程有深刻的影响。所以中国革命史恐怕也得放在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甚至是20世纪以来的整个世界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去思考。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现实生活。革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革命的遗产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跟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我们这些年跑田野的目的，其实还是关注现实生活，所以革命史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革命如何改造我们的社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果把革命史和中国史、世界史打通，把革命史和现实生活打通，我想肯定是大有前途的，肯定是有很大的空间。那么，现在我们有了新的问题意识，当然就要找新的研究方法，原来的那些套路就不太好用了。在这个会上，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新的方法，会议本身就是提倡社会经济史的方法，还有社会文化史的方法，等等。不过，我们是做历史的，最根本的还是文献学的方法，我们还是要懂得怎么收集和解读文献。我们既然不能满足于就革命史做革命史，就要把别的资料纳入到革命史的视野中。我们是做民间文献研究的，希望在这方面可以多交流。

　　回到会议主题，我们当然是希望社会经济史对革命史研究有所贡献。那么，我先回应一下刚才杨奎松老师提到的经济社会史还是社会经济史的问题。我觉得经济和社会之间一定是互构的，我们很难相信那种社会决定经济还是经济决定社会的解释。我们为什么做社会经济史呢？因为老祖先打了这个招牌，要求我们做经济史要以人为本，所以我们是从社会史出发来考虑经济现象。现在中国有两本经济史的刊物，一本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另一本是我们厦门大学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他们比较重视经济学的概念，GDP等，我们一直都关注社会实体，坚持实证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史研究。我们使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与具体的人群相关的，很难离开人来谈经济活动。我以为，我们做社会经济史的目的，还是在追问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策略。我们研究的人，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人，我们还是关注具体的社会、具体的人群。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群怎么组合呢？他们可以合股，可以做宗族，可以做村社，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社团，当然还可以组织党派，最后可能是创建政权。所以我们从社会经济史出发，然后会变成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分析，这要一步一步去做。

　　我还想回应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没展开讨论。一个是王奇生老师问的，你们讲的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居然可以讲很大的道理，以小见大真的能见到吗？这就是说，个案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做个案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要去解释全世界，全中国。一个好的个案研究，应该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是你看到的东西有没有普遍性，就是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普遍的意义。我们以前说解剖麻雀，就是假设每只麻雀都一样。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很多经历，可能和大家也是一样的，你碰到的，可能大家也碰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经验中去反思，然后就可以明白为人处世的很多道理。做个案研究的第二个前提，就是要注重具体的历史条件，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现在学术界提倡“回到历史现场”，就是要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社会历史现象。如果我们把历史条件加进去，个案研究的困境和陷阱就可以排除。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去找个案的意义，而不能一般性地去谈那个普遍规律。当然王奇生老师的提醒也很重要，我们不要野心太大，做一个个案就想解决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黄道炫老师提出的，你们好像找到了新的资料，但并没有提出新的问题，这些资料在档案里都有呀。我们可能不了解档案，所以没有深入的比较和对话。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只用档案资料是不够的，我们使用的资料里肯定还有你们看不到的东西。因为档案有它特殊的产生机制，是为特定的目的制作的，很多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这里面没有写到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读野史，找民间文献。其实，当我们看到各种不同的历史文献，首先应该考虑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文献，为什么这些文献会流传至今，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些文献的不同意义，这些都是很实在的方法论的问题。我相信，接下来如果专门开这个会，也是不错的主题。

（节选自“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工作坊纪要，广州《开放时代》201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