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6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蔡志祥教授在人文學院南光一320教室作了「稅收物語：晚清汕頭的貿易、商人團體和族群關係」的主題演講。蔡教授通過梳理晚清汕頭的稅收變遷，展現了稅收制度、商業貿易與族群關係等層面的互動。

首先，講者論及稅收問題，指出稅收的種類、範圍、代理、內容都是研究所需關注的要素。種類方面，既可依財產稅和人頭稅式的二分法，又可有關稅、運銷稅、消費稅以及非自願性捐納等具體項目；隨著稅收的征收，便牽涉到稅收範圍的中心與邊界的變化，晚清汕頭周邊的稅關整合和征收對象擴展與之相應；同時還依靠各色代理模式，如殖民者控制的海關總稅務司、清朝官員與職屬以及餉碼等歐式稅收承包制度等；具體內容方面，即對什麼商品課稅亦值得考察。

其次，講者談到汕頭歷史，認為晚清之際的汕頭逐漸由濱海小地向近代移民城市過渡。汕頭開埠之前，該地貿易主要通過枳林、樟林兩港，既無高級官員的有效管理，也乏大額貿易的經濟繁榮，反倒是海盜與走私猖獗；五口通商之際，英人因由南澳島囤積鴉片之利在此開埠，但其商貿地位至二十世紀初都十分有限，遠次於香港、廣州、廈門等地；然而，它仍舊成為當地新興的移民城市，潮客移民、娼妓行業、勞工買賣、僑批流入相伴而來，但困於缺乏金融機構，限於中小企業，且無有權勢的土著，促使商業派系公開競逐。

再次，講者聚焦到社會變遷與稅制調整。汕頭的有限發展說明它並非消費性城市，其通關商品如何內銷成為關鍵，并連帶刺激著商品價格和走私行為。面對著由汕頭到內地間的常關、子口，經由海關進入的中外商品還需要二次交稅么？針對此點，中英政府的稅收原理大不一致，中方關注運銷者的國籍，英方強調商品的邏輯。隨即英人提出了解決辦法：縮短候關時間，減少進出口的信貸、預付期限，取消常關和子口稅。由此，汕頭通商口岸的範圍擴大，內部不再繳運銷稅，釐金轉化為關稅，可見稅收種類、範圍、代理、內容的相互關聯。

同時，制度變遷營造了新的商業、社會環境。報效取代釐金成為汕頭地方政府的主要財稅來源，圍繞它的征收引發了多個層次的商團競爭和族群敵對。報效作為一種認捐，初由會館商董辦理，后改廣東省善後局經管；主要以油、糖、豆、豆餅等消費品行商承擔，向下轉嫁到消費者；征稅範圍不斷擴展，從汕頭口岸延伸到潮州郡城，再牽涉到客家群體，甚至形成派系。總之，稅收制度變遷引發了商業的多元化，社會也形塑成多重對立（如省和地方、汕頭和潮州、潮州和朝陽、潮汕和客家、上盤和二三盤、海天派和改革派、華商和外商等）的互補團體。

最後，講者圍繞「稅收物語」引申出三個問題。其一，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如：地方財源由運銷稅到消費稅的變化恰與城市擴張後人邊界拓展相符。其二，不同參與者的關注點有別，繳納稅收源自並不一致的原因，如：條約精神、稅收原理以及愛國主義。其三，操控協商的過程中，包涵著規則的實踐、行為制度化和差異的強化，稅制變遷導致的族群、職業、階級對立即是體現。

（紀要未經演講者審定 ，請勿引用 撰文/民間歴史文獻研究中心/韓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