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3日上午九點，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震中，在格林豪泰廈大店C座一樓會議室作了題為“史前權力系統的演進”的講座，此題目為王震中先生新作《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權的形成》中的一章，王先生就其中的具體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
        權力本身具有一定的空間性。在史前時代，權力系統逐漸突破了其本身的空間性。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的影響。宗教具有社會性，在原始社會也是如此。在仰韶文化早期的考古發掘中，可以發現村落內部相對平等，各個村落之間也相對平等。但是在村落中已經出現了權力的象征，例如村落裡面的中心廣場、鸛魚石斧圖等。仰韶早期的圖騰崇拜也逐漸實現了對聚落空間的突破。舉例來說，考古中人面魚紋的發現，出現在現在的甘肅、寧夏、陝西、豫西、山西南部和內蒙古南部等地，範圍極其廣泛，而且演變趨勢也相一致。
        在紅山文化中，村落與村落之間逐漸出現了不平等的現象。塞維斯的“遊團——部落——酋邦——國家”理論將其稱為“酋邦”時代。王先生認為“酋邦”理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將其稱為“中心聚落”時代。在紅山文化中神權實現了對聚落空間的突破。例如女神廟和祭祀柱的考古發現，這些建築並不是一個村落單獨所能完成的，需要一些村落的聯合。其中神權與政治是聯繫在一起的。空間對權力的限制通過宗教的社會性自然得到突破。
        戰爭對於史前權力的生長，具有促進作用。通過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戰爭存在的證據。龍山時代的考古發掘發現存在七十多座城，而且有城墻以及護城坡的存在等等。古史傳說中也存在著很多史前的戰爭的例子，雖然大部分為傳說，但其中一些存在歷史的影子。當時的社會管理逐漸轉變為社會統治，社會管理者或者是公僕逐漸轉變為社會統治者。戰爭對內、外關係產生了極大的改變，出現了征服和奴隸。
        戰爭也產生了軍功貴族和軍事首領，當時很多財富都是通過戰爭的方式得來的。在戰爭防禦時，一個村子往往無法形成抵抗，需要聯合形成部落或者部落聯合體，因而就產生了軍事首領。如果戰爭經常出現，變得常態化，那麼軍事首領的存在也會常態化。戰爭促進權力的集中，也是一種對權力的空間性的突破。
        關於社會職能與職官的起源問題，王先生認為，起初社會分化不明顯，由於公共管理的需求，可能通過選舉的方式產生了職官。當時的公共管理已經產生了分工，有些家族世世代代擔任某些職務，例如火正一職就很有可能是世襲的。
        “最高酋長——邦君——王權”三者之間，都擁有族權、神權和軍權的內涵。最高酋長的權力不具有制度上、法律上的強制性，管轄範圍也主要是各個聚落。而邦君的權力具有強制性，其權力範圍也主要在本邦。王權不僅支配本邦，也支配著從屬於王邦的其他邦。

（撰文/王正華-紀要未經演講者審定，請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