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2日上午九點，北京大學歷史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陸揚，在格林豪泰廈大店C座一樓會議室作了題為“作為一種方法的政治史研究”的講座，主要提出“新政治史”的研究概念、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梁啟超曾經基於對“公理”的認識而提倡新史學，現代歷史學與以往歷史學的區別，主要體現在方法的自覺、其合理程度以及有效性方面。以往的政治史通過敘述的方式進行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現在換一種視角，可以將政治史作為一種歷史研究思考的方式來對待。以往對待歷史學會從哲學的角度出發，而哲學本身是一種概括性的東西，歷史學是一種很具體的東西，需要考察具體情境下的人和行為。現代歷史學應當積極提倡尊重個體。
        中古史研究中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存在著一種歷史分段的傾向，可能是受到西方分段理論的影響，只能泛泛而談，無法具體。19世紀後期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認為法國革命并不是一個斷裂，法國革命與君主獨裁有很強的內在關聯性。“唐宋變革說”可能受到其影響，但是西方的理論本身有著一個符合西方脈絡的邏輯，放之中國史  研究而言，會出現一些問題，而忽略了內涵與外延的改變。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政治史的研究逐漸退出了史學創新的領域，歷史學越來越不偏重政治史的研究。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曾經寫作《政治是否仍舊為歷史之骨幹》一文就此問題進行探討。現在歷史研究不再關注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變化，而轉變為對權力的關注，亦即權力如何通過符號與象征表現出來，這其中存在著一些研究視角的轉變，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關於新政治史的研究對象，陸教授主要從六個方面進行考察。一是政治權威如何產生，這種權威又通過何種渠道和方式獲得認可並且發生作用；二是對權威和權力的各種認知之間的協調與衝突過程，這是以往研究比較忽視的，也是現在應當關注的層面；三是特定歷史語境中的理性與非理性政治的構成及其內涵；四是政治心態如何影響政治秩序；五是書寫如何再現特殊的政治文化；六是史家如何對待歷史上的個人經驗。
        不同的時代留下的片斷史料是不一樣的，政治在唐代精英中與前後王朝相比顯得尤為重要，唐代精英中有著特殊的政治認識，生活中的種種都是由政治來衡量，由特殊的政治服務來獲得。唐代政治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數量有限的精英群體；二是皇權的兩重性，作為制度的皇權和作為個人的皇權是有區別的，其中宦官集團是作為體現皇帝權威的一種媒介而存在的；三是從早期個人化的政治到中後期制度化的政治；四是禮儀是作為一種權力表述和身份認同的方式而存在的。在唐代節度使與宦官監軍關係中，送禮物具有一種禮儀性，是一種禮儀的方式。
        歷史史料書寫性質的不同，對於歷史研究和歷史研究者而言十分重要。唐朝與宋元明清的書寫方式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在中古社會的唐代，史料都經過文人的筆調重新書寫過。對於歷史研究，不僅需要了解書寫的背景，更需要了解書寫本身的變化。一旦選擇了書寫體裁，就會受到文體的限制。例如就墓誌而言，陸教授認為墓誌是一種公眾允許下的私人寫作。在對書寫進行考察時，怎麼寫比寫什麼更重要。傳統的政治史研究看似客觀的筆調，主要關注寫什麼，陸教授的新政治史研究主要關注怎麼寫，通過什麼方式來寫。在歷史研究中，也許將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更能推動歷史研究的發展。

（撰文/王正華-紀要未經演講者審定，請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