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7日晚19點，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林瑋嬪教授（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在廈門大學南光一202-3教室作了《都市神壇與乩童靈力》的相關演講。本次演講內容為林教授即將出版的新書Materializing Magic Power: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in Villages and Cities（哈佛大學出版社）中的最後一章。

 首先，林教授大致介紹了新著的大致內容，作為本次主題演講的背景。林氏新著的田野地點有兩個，一是台南的一個暱稱為萬年村的鄉村，二是台灣北部桃園八德市的城市社區，台北城市社區的人群主要從台南的鄉村遷徙而來，因此，兩地民眾在宗教信仰上具有明顯的傳承關係。在鄉村的宗教生活中，乩童與神靈溝通三種方法，即卜杯（乩童向神請示）、手轎（二人扶手）或四轎（四人抬轎）和神靈附體到乩童身上（最理想的情況），而達到乩童成為神靈的人形化存在。要成為乩童先必須經過一番特殊的成乩儀式，在儀式中，神靈到地府向乩童的祖先索要乩童的身體，此後一旦神靈附體，乩童的身體就不再屬於他的祖先；然後，乩童要學會“操五營”（分佈在傳統鄉村的五個方位）以調遣天兵；最後，學會“點乩”，才能成為真正的乩童。而神靈顯靈需要搬動神像和持續五天的時間。總之，在鄉村的乩童及其靈力的體現需要比較複雜的過程和較長的時間。然而，隨著城市社區的工業化發展，鄉村繼承的宗教信仰模式已經無法延續，因此城市里的乩童如何在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中實現靈力，又如何為信徒解決生活中困難？這是當下台灣人類學家們討論的一個重要議題。

 其次，林教授論述了城市生活中乩童遇到的種種異於鄉村宗教生活的問題及其解決辦法。當鄉下人遷移到城市后，也帶去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并培養出來了新的乩童，然而城市生活的許多問題讓新乩童無法應對，請教故鄉的老乩童亦無可奈何，如打電話尋求幫助，網上尋求幫助，求助的信徒已經遠遠超出了原來公廟範圍，打破了原來的“祭祀圈”的傳統結構。為此，乩童發展出一套新的應對方法，包括製作大量備用符令，設定對信眾的問題，頻繁使用“祭解”儀式，乩童通過這種快熟的“卜杯”方法適應了快節奏的都市生活，原來需要五六天的儀式，現在一兩天就可以完成，而且信徒不再需要來到儀式現場。與此同時，乩童與公廟神明的關係也不再局限於傳統的社區公廟範圍之內，而是向全台灣的公廟神明朝仙，台北神壇中活動的乩童，可以到台南最有名氣的三清宮、天壇、財神廟去朝拜，以獲得神靈的靈力，進而建立了一套高於傳統民間信仰地域的階層體系。在新的形勢下，乩童與神靈的溝通方式也發生了改變，打坐、誦經、冥想等方式都是新出現的神人溝通方式，進而重塑了人身關係，人神之間可以直接感應、彼此詢問、互相商量，傳統的神靈高高在上，現在成為“心印心”的親密朋友。

 再次，林教授發現隨著神靈與乩童關係的變化，乩童與核心信徒之間的關係，神靈與普通信眾的關係也發生變化。核心信徒是乩童最早的信徒，他們幫助乩童獲得信眾，也幫助乩童管理神壇，儘管核心信徒源自四面八方，但他們的感情卻“比兄弟姐妹更親”，建立相互信任的感情。一般信徒在經歷了許多次選擇之後，認為某一個神壇的神靈跟自己有“緣”，因而便確定這個神壇作為自己的信仰重心，經常到這裡來尋求幫助。一般信眾與神明的關係依靠一個無法明晰的“緣”來描述，而不是簡單的“功利”和“現實”。可見，當代居住在都市的信徒與神壇之間已經沒有去過傳統村落社會因特殊的社會關係或居住在同一空間人所產生（命定）的連結，人們因此各自尋找自己能夠產生感應的靈力，心理的感應與契合在當代社會中成為人們與某一靈力產生聯結的基礎。

 因此，林教授認為，當代神明靈力在都市情境中的轉變從個人的和地方的轉向去社會情境的，去地方的和去等級體系的；這一走向很難用“個人化趨勢”來說明，更正確地說，應該是心理與感情面向越來越重要，無論是乩童、核心成員和一般信徒皆然。

 最後的討論環節中，丁荷生教授提供了新加坡民間信仰的情況加以比較，林教授對廈大諸位老師和同學的問題一一作答。

（撰文/民間歴史文獻研究中心 廖涵。本稿未經演講者審定，請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