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印“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叙事建构和历史书写”讲座纪要

2014年6月27日下午，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教授在南强二107作了“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叙事建构和历史书写”的讲座。李怀印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已出版著作《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重构中国近代：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等。

首先，李教授从其硕士学习和论文写作谈起，讲述了他学术成长的一个过程。之后开始了本讲座的演讲。在历史叙事方面，李教授首先向大家提问：历史是什么？历史是馄饨无序的，还是有序的？历史是直线发展的，还是周期性的循环的，亦或是螺旋式的发展？历史是过程，还是馄饨的过去？黑格尔曾指出历史是进化的过程，有发展的方向。梁启超指出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人群不断进化，走向近代国家的历史。

随后，李教授谈到了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即指将事件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有开端、发展和结尾。叙事的建构，是指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版本，同一个故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阐述。李教授以鸦片战争为例，将蒋廷黻和范文澜对鸦片战争叙述进行了比较。范文澜认为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追求最大利益的时期，是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根本矛盾造成的。范文澜认为林则徐是国家英雄，代表着正义。而蒋廷黻则认为林则徐是鲁莽的，林明知道英国的国家实力和武力远远强于中国，却没有如实报告，林在自私和爱惜自己方面超过了对国家的关怀。在结尾方面，蒋廷黻认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契机。范文澜则在结尾处强调了三元里抗英事件，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与帝国主义矛盾的爆发，三元里抗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第一步。在长时段的历史叙事，即宏大叙事方面，蒋廷黻认为中国的近代就是一个近代化的过程，中国由原始的前近代走向近代化。范文澜则注重革命叙事角度，认为中国的近代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在情节构造（emplotment）方面，李教授指出不同的因素、史事会形成不同的故事（story）。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叙事不能虚构，它要基于一定的资料和史事。在意识形态与历史书写方面，强调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历史的书写。

关于叙述模式（modes of narration）。李教授将中国学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分为四种模式。一是革命叙事：浪漫主义，以张闻天、李鼎声（李平心）、范文澜为代表。张闻天的史学理论主要来自于苏联，认为中国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李平心更多的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属范文澜，浪漫主义比较主观，更多的凭空想象，范文澜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国、共直接挂钩，他认为曾国藩是中国第一大汉奸，实际上是影射当时的蒋介石，认为太平天国是满汉种族之间的对抗。浪漫主义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曲解历史，以古论今，使历史片面化、简单化、甚至道德化。二是1949年前的现代化叙事：悲观主义。这一时期的历史学者对中国近现代的研究表示为一种忧国忧民，如蒋廷黻认为中国的近代就是一套一套救国救民方案失败的历史。三十年代，中国学者更关注于当下问题的解决，中国应该怎么办？陈恭禄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要生存，就必须要先安内。三是1980年代和9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乐观主义。当时的国家提出“四个现代化”，进行改革开放，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历史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寻找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证据。如中国近代的航运业、制造业、外交、教育等，如何从传统走向近代。同时对教会和租界也有了新的认识。四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后现代”史学：怀疑主义。前卫的史学家开始强调与国际接轨，西方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开始强调去宏大叙事、去革命、去现代化，开始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建构、再现过去的历史。

李教授还讲到了“在时”、“开放”的中国近代史。所谓“在时”，即在探究具体的历史事件或现象时，要摒弃过去那种从事后的角度，由事件的最终结局，反推和强调导致此种结局的各种原因，而忽视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存在的其它各种可能性，以及其它各种与事件的结局并无直接关系的史实或趋向。以胡绳为例，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胡绳认为不是这样的，《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国共产党是想认真执行这个协定，假如当时蒋介石也像毛泽东一样认真履行这个决定，那么就不会发生中国共产党革命。所以我们不能从事后角度去看待历史，应该回到历史的原点去看待历史不同的可能性。所谓“开放”，李教授以近代历史的终点为例进行了阐述。

李教授最后讲到了研究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三个视角。一是地缘政治的视角。二是财政构造的视角。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国民党能够统治中国，实际上与财政有着很大的关系。国民党势力由广东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再到全国，整个过程都需要财政的支撑。中国共产党的壮大直至统一全中国，也有财政上的支撑。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从关内转到关外东北是其成功的保障，东北地多人少，土地生产能力强，且是重工业基地，从根本上扭转了共产党的财政实力。三是政治认同的视角。

最后，李教授和在场老师同学进行了交流。有同学在“清帝国”、研究中国史的世界眼光、民族认同、“时间”问题、宏大叙事等方面提出了问题，李教授一一进行了解答。（撰文/民間歴史文獻研究中心/趙莉-紀要未經演講者審定-請勿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