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5日晚上七點，丁荷生教授于人文學院南光一320室發表演講。丁教授此次演講的主題為“平行的世界：新加坡華人廟宇網絡的歷史變遷”（Parallel Universe: the Chinese Temple Networks of Singapore），探討17世紀以來新加坡地區的華人儀式傳統與文化傳承。

首先，丁教授用大量的研究數據來闡釋何謂“平行的世界”。據丁教授的調查研究顯示，當代新加坡存在多種神廟建築，包括佛教寺院、道教覌院、伊斯蘭清真寺、印度教神廟、基督教堂等。豐富的神廟體系背後是複雜的人群，包括佔主體地位的華人，以及馬來人、印度人和歐洲人。這些廟宇中，又數華人的廟宇最多，達800多座，華人的關係網絡也最為複雜，來自中國東南沿海不同方言區（閩南、潮州、廣州、海南等）的華人崇拜各自的地方神，具有各自的廟宇。儘管如此，多元的廟宇系統和人群關係有各自的發展歷史和時代特點，他們相互平行，和諧共處，因此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文化可以平行的世界。

其次，丁教授以豐富的史料回顧了新加坡歷史上華人廟宇的演進情況。大致而言，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十七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中期。此階段是新加坡港口建設的開發區，雖有西方殖民者（主要是英國）的統治，但其行政力量尚不強大，移民新加坡的華人基本自我管理，產生了新加坡以方言為特色的居民區區劃，因而此時華人的廟宇也隨著方言居住區分佈。例如，閩南人1801年所建的青雲亭和1824年廣東人建的福德祠等。同時，新加坡的華人神廟經營出現了一種“包廟制”，即某一個人上繳了一定數額的銀兩之後，廟宇的經營將包給此人自負盈虧，不過，大多數情況下，包廟人是儀式專家，他們的目的也不是經濟營利，例如來自內陸的妙連禪師便是一個道德高尚的包廟人。第二階段為十九世紀晚期至二十世紀前期。這一階段有三個因素推動著新加坡華人廟宇的演變，一是英國殖民者日漸理性和強大的殖民政策，英國殖民政府為遏制大規模的械鬥，不斷採取分化措施，將原來附著在廟宇上的領導人和非法武裝力量分開，將前者變成政府的顧問，將後者定性為非法群體。二是清帝國與西方國家外交關係的變化，促使南洋的海外移民多了一層政治色彩。章芳琳是祖籍閩南的大商人，曾在新加坡建設七座廟宇，具有非常強大的勢力，因而得到了清廷首輔李鴻章的信任，章氏曾為清廷的間諜多次刺探外國軍事情報；三是鴉片市場的繁榮促使華人不斷聯合組成廟宇同盟，以獲得鉅額利潤。章芳琳還曾試圖以廟宇儀式重建新加坡華人網絡，只因陳嘉庚、孫中山等人到來鼓吹革命而未能得逞。第三個階段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由於新加坡從馬來亞獨立出來，現代國家政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壓傳統宗教儀式活動，如宣佈新加坡所有國土均為國有，建廟宇所用土地只有三十年的所有權，使得許多廟宇不斷搬遷。隨著城市現代化建設的需求擴大，原有華人的居住空間不斷改建，除了少數劃歸國家歷史文物的廟宇外，大量華人廟宇面臨拆遷的問題。因而，在新加坡唯一具有永久地權的“新僑”地區，出現了眾多一棟大樓全是廟宇、每一層供奉不同神明的文化奇觀。也是因為迫不得已，新加坡近年來出現了大量的聯合廟，在一個廟宇空間里供奉著眾多神明，他們的信徒卻各自做各自的儀式。

再次，丁教授通過紮實的田野調查來呈現華人群體的宗教儀式及其傳承情況。這一部份內容與前一次演講內容略有重合，因而談得比較簡略，僅重點指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大量新加坡的儀式專家不僅攜帶著大把的鈔票回到故鄉，還將老家已經失去的儀式傳統、宗教知識，以及近年來在當地發展出來的新的宗教儀式帶了回去。

在演講的結語中，丁教授認為，新加坡800多座華人廟宇可以劃分成多種類型，比如方言的，儀式傳統的，城市的和鄉村的，聯合的和地方的，但最重要的是廟宇與人群間的關係；現代國家實行了一系列打壓宗教活動的政策，但各種廟宇的儀式不僅屢禁不止，還越發興旺，儀式傳統得到不斷重建；在新加坡的聯合廟宇中，儘管宗教信仰的實體空間變小了，眾多的神明只能共享一個狹窄的空間，但是，它卻拓寬了信眾的信仰空間，信眾可以通過聯合廟宇參與到國際性的經濟、文化網絡之中。

演講結束后，在場的同學積極參與討論，針對丁教授的演講提出了許多問題。例如，“平行的世界”過於強調廟宇之間疏離而忽略了廟宇間的互動是作何考慮；新加坡華人政治、經濟地位都很高，而南洋地區其他國家華人的政治地位卻無法與經濟地位相提並論的原因何在；跨國網絡的儀式傳統，主要是儀式的傳承，還是傳統的再造；新加坡華人社區與中國社區極其相似，這對於中國華人社區研究和中國傳統文化保護，有何可以借鑑的地方；華人的信仰活動是人群的儀式，還是宗教的信仰；等等。丁教授對上述問題做了一一回答。

在同學們問完問題之後，鄭振滿教授從三個方面談了新加坡華人廟宇變遷研究的問題與意義：第一，新加坡近年來發展出大量的聯合廟宇，但是並沒有合併，像基督教、伊斯蘭教那樣以一神統治天下，成為一神崇拜，這是因為新加坡華人一直努力維護一種文化傳統，不同的神靈背後是不同的人群，他們在維持一種親疏有別的中華文化。第二，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對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研究是反思中國問題的重要途徑。新加坡融合了多種文化，現代化程度極高，政府爲了經濟利益而打壓傳統村落社區和廟宇的發展，這些現象都是中國正在或將要面對的，而且新加坡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學習的榜樣。以前有人認為中國太大了，無法消除各種地方勢力和地方文化。但新加坡很小，法律體系完備，政府力量強大，但仍然有這麼多紛繁複雜的傳統文化，這足以說明，傳統和現代是可以並行的，民間傳統與現代國家是可以並行的，中國文化與其他人群的文化也可以並行的，因而不需要在消滅傳統之後才能實現現代化，中國也是一樣的，如今中國各地到處都在修族譜、建廟宇，這些傳統文化的復興不僅沒有影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反而更加有效地規範了社會的秩序。第三，對於如何理解眾多大商人熱心于捐資修廟，這是因為大商人在同一個廟裡，不僅可以一起參與神廟的儀式，還可以一起做生意，他們的人際關系將變成一種極為有效的社會和經濟資源，這種有效性遠遠超過了現代銀行和各種融資機構。與其說他們的活動是對神明的信仰，還不如說他們信仰的自己傳統。最後，劉永華教授談到，在新加坡現代化過程中，各種華人廟宇、會館中隱含的各種社會關係如何被現代國家一層層地剝離出來，這一過程與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情況十分相似，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紀要未經演講者審定，請勿引用）

撰文/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  廖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