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指南与城市形象 ──以福州近代的旅游指南为中心﹡
罗桂林 （南昌大学历史系 330031）
［关键词］旅游指南 城市形象 近代 福州 ［内容提要］城市指南是以概要介绍城市景观为主要内容的通俗读物，它以普通游客为主要读者，在中国近代大量出现。从书籍史或阅读史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应看到城市指南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还应注意其通过有意地拣选、突出和排列某种城市景观，以建构某种城市形象。福州近代的城市指南脱胎于传统的乡土资料，但重点已不在营造士大夫共享的“雅趣”，而更强调以普通民众为目标读者，从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重新定义地方的“代表性”景观，进而重塑福州的城市形象。这种新的城市形象借由现代的出版行销机制而广泛流传，成为现代化精英向民众政治动员和现代启蒙的有效工具。
一、引言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在新式交通方式和近代旅游制度的支持下，区域内和全国范围内的旅游活动逐渐兴起。为了满足游客迅速熟悉旅游地的需要，各式旅游指南开始出现。尤其是在通商口岸地区，旅游指南的编写成为一种风气。 城市指南登载了城市社会各方面的信息，不仅在当时便利了旅客迅速了解该城市，而且对历史研究者而言也是近距离考察城市史的有用资料。学界已有人注意到这类资料的价值，将它视为是分析近代城市空间变化的基本资料。如冯贤亮、林涓就以民国时期江南的城市导游指南为主要史料，分析其中反映的城市公共管理、经济产业、休闲生活、马路景观、交通方式等方面的新变化，理解近代江南城市生活的“现代化”过程。[①]林星也利用了《福州要览》、《最新福州指南》等资料，分析福州近代城市社会风俗的演变。[②] 当然，城市指南与所有历史资料一样，它不仅“呈现”特定的城市风貌，而且是以特定的方式加以“呈映”的。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一文献时，就不仅应考察它“呈现”了什么，还应追问它是以何种方式呈现的？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应考察文本的“史料”价值，还可以讨论文本与政治权力、文本与文化建构之间的微妙关系？例如，邵勤关于清末民初南通出版事业的研究指出，南通的地方自治论者有意通过出版自治报告，塑造南通在地方自治方面的成功形象，这种形象又经由现代出版途径得到推介，由此南通获得了“近代中国第一城”的称号。[③]吕绍理使用地图、照片、旅游手册等资料，讨论日治时期台湾旅游活动的“制度化”过程，指出旅游手册等出版物为制度化的旅游活动勾勒出的旅游空间，塑造了一种台湾地理人文景观的固定形象，这种形象逐渐成为台湾人认知自身和定义台湾的主要内容。[④]这一研究路径注重探讨文本在文化传承与权力建构中的作用，有助于深化我们的认识。 有鉴及此，本文以福州近代的旅游指南为主要资料，分析其与传统的乡土资料之间的差别所在，考察近代以来精英在编撰城市指南的过程中，如何藉此重新定义地方的“代表性”景观和重塑城市形象的，探讨这一新的城市形象又如何经由现代出版行销机制而得以强化。希望通过这一个案分析，深化对中国近代城市转型的理解。
二、从文人读物到旅游指南 福州是我国近代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一直是中外人士的“旅游目的地”，为了满足旅客迅速熟悉福州的需要，很早就出现了介绍当地简况的著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连续出现了数部关于福州旅行指南的著作。如福州人郑拔驾──曾于1929年被聘为福州西湖公园董事会的干事主任──在其任上为了给游览西湖公园的游客提供方便，曾编成《新西湖》一书，详细介绍了西湖的过去、西湖公园的建设与管理、西湖公园的未来。[⑤]郑拔驾又于1934年编成《福州旅行指南》，“俾游览者得以按图索骥”，以期“他省人士前往游览者”更形踊跃。[⑥]此外，福州人郑宗楷等人，在担任省会公安局警察养成所教职期间，“为了要便利旅闽的认识我们和不认识我们的同胞”，编写过《最新福州指南》，“公开发售”。[⑦]此后，郑宗楷等又将该《最新福州指南》修订为《福州便览》，希望“而今而后，倘为事实所许，必不惜时努力，年刊一回，充实内容，达到本书理想的境地。”[⑧] 旅游指南这类读物看似新近出现，但若略加回顾，则可发现自有其历史渊源。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路程指南和日用类书，与旅游指南在某些方面实有共通之处。而且，近代出现的旅游指南，也是与深厚的地方文化传统密切联系的。福州近代出现的旅游指南，与历史上大量出现的其他乡土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现存的资料看，至少从明代开始，由福州文人创作的乡土资料已大量出现。如明代王应山编撰的《闽大记》、《闽都记》，徐 总的来看，传统文人撰述的乡土资料，其目标读者是与作者具有相似社会地位和文化品位的士大夫，其撰述目的是营造某种士大夫间共享的“雅趣”，或是出于宣扬士大夫的道德使命以及保存乡邦文献的社会责任。因此，这类传统的乡土资料本质上是一种文人读物。而旅游指南的编写，其目的主要是便利各种游客尽快熟悉当地的历史与现势，尤其是介绍当地有代表性意义的风景名胜。其目标读者也不再限于文人之间，而是本地和外地的旅客。从这些方面来看，近代的旅游指南与传统的乡土资料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郑拔驾在编写《新西湖》时，曾指明其目的是使“一般市民，或命弓车，或掉孤舟，各携一朋，按图而索，或更足引起游西湖的兴趣”。[⑩]郑拔驾编写的另一部著作《福州旅行指南》，其目的也是便利旅闽游客，使之“得以‘按图索骥’”，尽快熟悉福州的情况： 福建位于南部沿海，素以风景佳丽、气候宜人见称，而福州尤为全省精华之所在。故其文物之盛，亦甲于全省；自海禁开后，福州互市发达，形势更为重要；只因僻处海隅，他省人士前往游览者，向来似即不甚踊跃，而其所以如此，则不外方言隔阂，交通欠便而已。然而我人如能有一种较完备之指南，俾游览者得以按图索骥，则上述困难亦可迎刃而解矣。编者世居福州，于当地情形知之颇切，今爰本其见闻，辑成是篇。记事务穷源尾，调查力求精确。至于文字之工拙，则在所不计。如读者因阅是篇而起游兴，岂仅福州山川生色，编者亦与有荣焉。[11] 曾在省会警察局警士教练所担任教职的郑宗楷等人，编写《最新福州指南》的目的，也是鉴于“福州还没有关于指南针这类的出版物”，“为了要便利旅闽的认识我们和不认识我们的同胞，遂将这个小小不完全不成样子的书，拿出一部分，公开发售。”[12]郑宗楷等人后来又将《最新福州指南》予以修订，编成《福州便览》一书，出发点也是“本着努力替社会服务的初心，贯彻我们竭诚替读者们谋便利的主张，供初来福州的人们以系统的认识福州和了解福州”之用。[13] 《福州便览》的各篇序文也指出这类文献对于“便利行旅”的重要性。时任省会公安局局长的丘兆琛在其撰写的序言中认为： 福州为我国大商埠之一，又为福建全省政治、文化之总汇。兆琛忝长斯土，以省会地方，中外人士往来辐辏，向乏游览指导专著，殊为缺撼。因嘱警官专校主任郑宗楷等，从事编纂《福州便览》，于福州情状精密调查，详细记述，意在便于行旅有所探索。[14] 时任福建绥靖公署参谋的丘国珍，也认为《福州便览》的写作“对于福州现势调查颇为翔实”，不仅“可作为一部历史或地理看”，也“可作为一部文化经济之发达史看”外，更重要的是，该书“亦可至指点迷途，便利旅客，尤其不无者”。[15] 由于旅游指南的目标读者不再是士大夫，而是具备一定阅读能力的普通民众，因此作者在书中不再以营造士大夫之间共享的“雅趣”为目的，而是改变策略，向普通民众宣扬和灌输特定的政治观念，进而塑造“理想的”城市形象。在《最新福州指南》封面之后的插图页中，收有多幅风景照片，其中有一半篇幅与福州名胜古迹有关，如鼓岭全景、洪山桥、金山塔、南公园、白塔、石塔、西禅寺等。在插入这些“代表性”风景的同时，书中还有一半插图是带着强烈的政治性观念的，如几幅照片展示的是福建省政府、绥靖公署、福建省省会公安局、警察养成所警士教练所等政府机关，还有一幅照片是福建省省会公安局长兼警察养成所所长丘兆琛的半身肖像。此外，该书的封面背页，还登载着当时最具政治意味的“总理遗像”和“总理遗嘱”，在这种强烈的政治暗示中，读者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阅读书籍与参与“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这些政治性图片与名胜图片有意地穿插在一起，使对图片感兴趣的读者（大多数读者对图片都很感兴趣）在领略福州名胜的同时，也直观地感受到了在福州的“党治”政治的存在。 在《最新福州指南》的具体篇章中，同样充斥着大量有意安排的政治性内容。该书卷2《地方行政》罗列的“本市机关”，包括福建省省会公安局及其各分局队、福州市码头管理处、福州城台工务管理处、闽侯县政府、闽侯县公安局等10余个机构；该卷还详列了各种有关本市的城市管理规则，如由福建省省公安厅制定的《警察单行章程》，其中包括10余个管理规则。[16]这些政府机关和管理规则在书中的详尽罗列，无疑向读者表明严密的城市管理制度的存在。这些管理规则的详尽罗列，也提醒着读者必须按规则行事。旅游指南承载的这种“普法”功能，使城市当局与地方精英行使权力的新渠道。 因此，旅游指南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士大夫撰述乡土资料的社会功能，它开始触及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成为传达“现代化”观念与建构政治权威的重要方式。
三、从“八景”到“公园” 传统的乡土资料与近代的旅游指南，在目标读者和社会功能上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又通过二者对城市空间的不同设定而得到呈现。那么，它们在建构游览空间方面存在怎样的不同呢？本节主要以传统乡土资料中的“名胜”和近代旅游指南中的“公园”为分析对象，讨论二者在城市空间建构方面之侧重点的转变。 1、传统乡土资料中的“八景” 传统乡土资料对福州城市景观的论述很多，在众多的笔记资料和地方史志文献中，有大量关于“代表性”景观的描写。在这些描写中，关于福州传统城市游览空间的最常见的总体性论述，当属“榕城八景”、“台江十景”和“西湖八景”。 榕城是福州的别称，“榕城八景”是对福州府城内外代表性景观的概括。据民初福州名士郭白阳《竹间续话》的记载，早在明末，就有“榕城八景”的说法，其时福州地方画家杨津、许友、关讯、林之蕃等人，曾将榕城八景绘成画册，由书法家齐中、王逸、林宠、黄潜等人题字。郭白阳曾在陈宝琛之子陈几士的家中亲见以《榕城八景》为名的画册： 陈几士丈家藏金石图册甚富，尝以《榕城八景》一册相示，画者、书者皆明逸也。第一幅曰“澜阁风荷”，杨津画，陈騄书《郑焞西湖澄澜阁序》。第二幅曰“高盖擎云”，许友画，齐中题。第三幅曰“螺浦春潮”，卢羹画，林之蕃题。第四幅曰“榴洞仙踪”，吴讯画，王逸题。第五幅曰“鳌石松篁”，林宠书《方城宗子相登平远台序》，林之蕃画。第六幅曰“莲峰樵唱”，郑慰画，曹孟济题。第七幅曰“凤冈荔锦”，陈浩画，黄潜书《徐熥绛囊生传》。第八幅曰《众峰积雪》[17]，杨津画，崔衍江书《徐 据分析，“榕城八景”之第一景“澜阁风荷”，指的是位于福州城西的西湖澄澜阁；第二景“高盖擎云”，指的是位于福州城南之南台高盖山；第三景“螺浦春潮”，位于福州南台岛的螺洲；第四景“榴洞仙踪”在福州东门的榴花洞；第五景“鳌石松篁”，则位于福州城内西南角的于山；第六景“莲峰樵唱”，指的是福州城北的北岭莲花峰；第七景“凤岗荔锦”，指的是闽江南岸的仓山凤岗里；第八景“众峰积雪”，指的是福州西北向的雪峰山。[19]“榕城八景”以福州府城为中心，将府城及附近的自然景观与文人品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代表了士大夫游览空间的典型特点。 “榕城八景”之外，福州府城以南的台江两岸，又有所谓的“台江十景”： 台江向有十景之称，曰天宁晓钟（仓前山宋时有天宁寺，山亦名天宁），曰三桥渔火（小桥、大桥、仓前桥也），曰越岭樵歌（大庙山有越王庙）、曰太坪松籁，曰湘浦荷香（银湘浦也），曰梅坞冬晴（藤山明时有梅花坞，夹道十里皆植梅，颜曰“罗浮春色”，每逢冬日，骑马看花，寻香曳雪，道相属也。徐惟和诗：“十里花为市，千家玉作林。”其盛可见。今梅不存一株，而梅坞美名宛在），曰钓台夜月（钓龙台为越王余善钓白龙处），曰苍霞晚照（苍霞洲也），曰龙潭春涨（相传龙潭角有龙潭），曰白马秋潮（白马桥也）。[20] 位于福州府城西北角方向，还有“西湖八景”。福州西湖开凿于晋代，经过历代的修浚和营造，形成了一系列精致的景观： 西湖凿于晋严高，周回十数里。王审知时大之至四十余里，与南湖通。朱子集中西湖诗，有“湖光尽处天容阔”之句，可见湖亦不小矣。其后渐塞，南湖尽为民田。道光初丈量，只有七里，岁久不开浚，今则七里犹不及。诚可谓小西湖也。民国初年，许世英按闽时，以湖浅隘日甚，攸关于会城水利者，大修浚之。余辟为西公园，使湖不再污塞无治，民有游观之所，其意良善。湖有八景，曰荷亭晚唱、澄澜曙莺、古堞斜阳、水晶初月、湖心春雨、开化晓钟、大梦松声、虹桥柳色。皆在园内。 民国初年重浚西湖时，曾将旧西湖辟为西湖公园，在旧“西湖八景”之外又增入新的“西湖八景”： 后又增八景，曰湖天竞渡、龙舌品泉、升山古刹、飞来奇峰、怡山啖荔、样楼望海、湖亭修禊、洪桥夜泊，皆湖外之西北景也。[21] 对士大夫而言，这些以“八景”、“十景”命名的景致之所以值得推崇，不仅在于它呈现出自然景观的优美，而且也在于其被赋予的各种人文价值，其所呈现的是自然景观与人文价值的结合。在这类倍受推崇的游览空间中，随处可见代表士大夫道德追求与价值取向的标的物。民国《西湖志》卷5《名胜》收录了多幅配图，包括《李忠定公祠图》、《萨侍郎祠图》、《宛在堂图》、《西湖书院图》、《西湖社图》等，这些配图表明“八景”不仅是士大夫欣赏山水景致之所在，而且也是其宣扬儒家价值和强化彼此认同的场所。《李忠定公祠图》描绘的祠宇位于西湖东南岸，奉祀福建人、宋代名臣李纲；该祠右转是被称为“桂斋”的祠宇，供奉着福州人、民族英雄林则徐。[22]西湖中树立的这两座伟人祠宇，无声地宣扬着士大夫的忠义观念与道德使命。《萨侍郎祠图》描绘的祠宇则树立于西湖岸边的大梦山，崇祀福州历史上有名的孝子萨琅及其弟礼部侍郎萨琦。该祠“上有杰阁，以祀文昌”。[23]这样，士大夫对孝道的主张和对科举的执着，通过萨侍郎祠和文昌阁的结合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此外，《宛在堂图》中的宛在堂，肇修于乾隆年间，“以祀乡先辈之能诗者”；[24]《西湖社图》中的西湖社，也是以崇祀“里中名流”，即“道光间为诗者黄鹄山人辈凡九人”为对象。[25]祠宇中对士大夫前辈的崇祀，反映的却是士大夫对所属群体身份的认同。《西湖书院图》中的西湖书院，也是一处士大夫专属的求道和问学之场所，其中共同崇祀的也是士大夫的文化象征——朱子、三公和文昌等： 西湖书院，在古雄兵桥之西。大门面湖，有堂南向，崇祀朱子。庭中甃石为小池，荫以嘉树，旁竖石碑，镌乾隆时开浚西湖文。后为三公祠。三公者，唐公珣、迟公维城、龚公其裕也。左为文昌阁，栏槛疏爽，岚影波光，升阶可望。右为报功祠，祀龚公耀孙。数公者，皆有功于书院，春秋佳日，里社修苹蘩之祭，以配食于朱子云。[26] 在这类作品的论述中，士大夫塑造了以“八景”、“十景”命名的游览空间，将山水景致与文人品味融合在一起，构造出某种精致的品味和悠远的意境，传达着士大夫共享的价值观，这不是普通民众所能深入了解与参与分享的。在这种游览空间中，士大夫与民众之间是明显地疏离的，这也使这类游览空间呈现出“曲高和寡”的一面。正因为如此，这种被精致地包装起来游览空间常常遭到普通民众有意无意的破坏。例如，受士大夫广泛推崇的西湖美景，历史上就不断地遭致民众的破坏，西湖也因此不得不无数次重复修浚的过程。直至20世纪20年代，地方当局再次将西湖修浚完毕之后，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民众的“侵占行为”，“当局为维持善后起见，又规定了两种积极、消极办法”。其“积极办法”是对湖堘的经常性维护，其“消极办法”则是重申“十条禁令”： 一、不准私种菱角、瓮菜及水中各植物。 一、不准插放虾毬及捕鱼各竹竿。 一、不准于湖中搭盖蟹舍。 一、不准划界恣毒鱼虾。 一、不准以大网入湖采捕。 一、不准鹭鹚排入湖采捕。 一、不准窃取沿湖石堘。 一、不准瓜棚木柱插植湖心。 一、不准水浮莲粪草秽物及死畜乱掷湖中。 一、不准拆毁沿湖花木及花园内一切建筑物。[27] “十条禁令”的重申，适足说明士大夫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疏离状态：士大夫眼中精美而神圣的西湖景观，在普通民众看来却是适于栽“种菱角、瓮菜”和“搭盖蟹舍”的场所。 2、旅游指南中的“公园” 近代以来，随着旅游活动成为时尚，旅游制度逐渐确立，这使传统乡土资料中展示的“八景”、“十景”等游览空间无法适应需要，一种新的游览空间──面向大众的“公园”开始出现。公园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调动起普通大众的极高热情。面对游览空间的新变化，为了向新的游览人群及时地提供导览服务，一种新的导览手册──旅游指南兴起了。 旅游指南的出现与“公园”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民国三年（1914），闽人沈瑜庆等以西湖水利长期失修，呈请巡按使许世英拨款浚湖，许世英随即任命林炳章等办理浚湖事宜。西湖修浚完成后，“就想藉人为力支配天然”，将西湖中的旧建筑重新改造，并增筑相关建筑，又重加铺设花木，辟为公园： 西湖公园位于本市西关外，为晋太康三年太守严高所凿，蓄泄以灌民田，到王审知的时候大有四十余里，或为污泥淤塞，或为豪劣侵占，今则只有二十里。民国三年（1914），闽人沈瑜庆等，以闽省西北两湖，关系水利甚大，自清道光林则徐修濬以来，岁久堙塞，湖心渐小，一旦亢旱，湖永涸渴，数万亩良田，秋收无望，春夏时候，溪流暴涨附城各河，逆流而上，聚于湖心，囗泄无从，所以时常浸溢，由是呈请巡按使许世英咨请财政部，准拨还地方寄存盐余公款，为浚湖的费用。许氏对于市政水利，均甚注意，修濬的事才能开始，立刻就派委水利局长林炳章筹办浚湖事宜，就李忠定公祠设立浚湖事务所，从事测量。将民间所占的地方，由所收回开拓，全数砌新堘，周围计有一千二百余丈，经营数月，始告竣工，共费洋万八千五百余元，浚湖已完，就想藉人为力支配天然，把荷亭、桂斋、李忠定公祠、谢氏草庐、澄澜阁、宛在堂、镜湖亭、春声花圃、开化寺、紫薇厅重新改造。并筑海棠亭、卐字亭、竹亭、游船码头、击楫碑、湖中建湖心亭，园中辟纵横小路，旁铺浅草，种树木，种花果，建设公园，大概费洋二万六千余元。[28] 民国五年（1915），巡按使许世英又将原先的耿王庄重加布置，辟为城南公园。[29]二三十年代，又有人提议将福州城内古迹欧冶池改造为中山公园，但“因交通不便，未果”。[30] 与传统的“八景”、“十景”相比，以公园为代表的新式游览空间具有更强烈的实践意义，地方当局和现代化精英视之为政治动员与现代启蒙的工具。正如《新西湖》作者──福州人、曾任西湖公园董事会干事主任的郑拔驾指出的，“良好公园的建设”，“不仅为游览憩息之需，而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均有绝大关系”；“设备完全的公园，都应有体、德、智、美四育的设备”。为达到“四育”的目的，公园应添设各种相应的设施： 如公共体育场，儿童游戏场，公共运动场，游泳场，溜冰场等，是合于体育的设施。如书报社、巡回文库、揭示牌、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农产陈列所、诗集征列所等，是合于智育的设备。如各种纪念堂、格言亭、石牌、铜像等，是合于德育的设备。如爱美戏剧、音乐厅、花屋花圃，美术的建设，花木的栽种，天然的风景等，是合于美育的设施。[31] 西湖公园在民国初年的开辟，就是当局顺应“自由”、“解放”的时代潮流，为了在民众中推行“四育”而设立的“公共设施完备的场合”： 辛亥革命以后，新潮流已澎湃东亚，即我们破旧的福州，亦闻风兴起。“自由”、“解放”的名词，已为一般的口头禅。不特秀才可以出门，即千金小姐、奶奶太太，前日深闺自守，授受不亲，也可以比肩而行，密坐而语……要说到社交公开，婚姻自由，怡养性情，调和德性，文化卫生，政治经济，皆必须有几个公共设施完备的场合，与都市民众才有利益。所以当局者为顺舆情，复名胜，乃把前此西湖湖中的小孤山、谢坪屿，创为公园。[32] 在将旧有的西湖改造为西湖公园时，当局不仅恢复了旧有的景观，还增建三角亭、停车场、游船码头等现代公园基础设施。在飞虹桥旁又新建海棠亭，以树立巡按使许世英题写的击辑碑。公园中又增加了秋千架、木码、杠架等设施，添植了花果树林，以供广大民众游玩。经过此番“煞费苦心”的营建，西湖公园终于“办到了小小的美字”，这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前往游览，“一时西子湖头，大有人满之患”： 除前此已有的荷亭、桂斋、李忠定公祠、谢氏草庐、澄澜阁、宛在堂、春声花圃，把它规复改建外，复重修开化寺，把寺里所停棺柩二百余具，妥为迁营。尽买寺前一切田地，每亩五百元，或以附城的空地与他交换。在入湖的荷亭附近，建三角亭，饮绿亭，旁设停车场。湖中建湖心亭，湖头街的西湖头设游船码头，在开化寺的右侧建竹亭、松亭、草亭（即完素亭、矩节亭、赏雨亭）。飞虹桥旁建海棠亭，并立许世英书的击楫碑。寺的左边空地设秋千架、木码、木桥、杠架等。园中辟纵横的小路，旁铺浅草。园中大路由万寿宫内搬出废弃的石块铺为石路，旁翼以栏干，植树木，种花果，煞费苦心。虽属草创，因限于经费，仅办到小小的美字。然在素被恶浊都市压迫的福州人，已经是欣欣然有喜色了。所以月夕花晨，红男绿女，并肩接踵，徙倚徒情。一时西子湖头，大有人满之患。[33] 到20世纪20年代末，地方当局认为西湖公园不能以建设为“一个‘美’字便算完满”，主张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增添关于智、体、德的设施”，这样才能在“行见环湖数十里转瞬间便可尽入眼帘”的同时，又能“实现孙总理在民生主义范围内所拟讲而未讲的‘育’、‘乐’地步”。[34]时任西湖公园董事会干事主任的郑拔驾，就此向西湖管理当局提出28条建议，极力主张“增添关于智、体、德的设施”。如第十二条以后的建议： 十二、于园的中心游客所必经的地方，如日规棹处──在击楫附近──树立孙总理铜像，藉资纪念和唤醒民众。 十三、改紫薇厅为总理纪念堂：甲、每星期一纪念周日，附近民众可以在此堂作纪念周；乙、各社团集会可以借在此堂；丙、行结婚礼可以借在此堂。 十四、荷亭应公开，必为林则徐纪念堂，池中遍种荷花。 …… 十六、将开化寺内大厅，改为公园图书馆，广罗书籍报纸任人观览。 十七、佛化社之念经诵佛，为佛化社同人的自身计，设在众人游览的公园，似不相宜。应即迁移，可以将房屋让作民众教育馆。 十八、设动物园，如原有的鸳鸯池、鹤屋、孔雀房等，均速将该动物放入。并另行购集各种珍禽异兽陈列在卍字亭、宛在堂各处。 十九、公开宛在堂，使游客得景仰前贤，用资激励。 二十、设体育馆、运动场，分别酌量适宜地点而建各种球场、溜冰场、游泳池、秋千架、木马、地桥等。 廿一、于春声花圃花园中旁角建大花屋一所，内培植各种奇异的花草，并用人工变换开花的时令，任人观览。 廿二、建男女厕所各两处，以洁净和空气流通为要。 …… 廿四、每星期六晚七时演电影一次，演场以在镜湖亭对面。演片应慎重选择，以合于改良社会有革命性创造性者为要，任人观览。 廿五、星期六及星期日请军乐队在开化寺外左侧乐亭演奏军乐。所奏者党歌须占十分之四，以引民众革命的精神和慷慨激昂的情绪。 …… 廿七、警察应负责保护花木，在更衣亭孤山一带有心须加一岗位，对于有势力人采折花木，更须不讲情而严加惩处。 廿八、订定游览规则、违警罚则、游船规则，悬于群众所注意处和园口，使其自知警戒。[35] 这些建议强烈地主张对民众政治动员和现代启蒙，体现出现代化精英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的眼里，公园不是单纯的游览空间，而是驯化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和形塑现代社会的重要工具。 郑拔驾的意见得到西湖公园董事会的支持。董事会认为，“一个平原旷野或高山流水，若加以人工的建筑和设施，自更足增自然之美”，但若“欲成一德、智、体、美四育完备的场合”，则“自非加以人工不可”。[36]随后董事会公布的改造计划，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动员和现代启蒙的意味。其计划增置的设施如下表所示： 表1 福州西湖公园董事会1929年计划增置设施汇总表
资料来源：郑拔驾：《新西湖》，华宝印刷公司1929年，第57-60页。 为了对游园的民众进行“革命化”、“科学化”、“卫生化”和“守法化”的教育，西湖公园董事会还计划对公园设施和游园活动进行更加全面的整顿。例如围绕“西湖的卫生”问题，董事会计划开展“厉行清洁”、“取缔便溺”、“管理饮料水及食物”、“保健事业”、“医疗救济”、“注重卫生宣传”等运动。[37]为了规范游人在西湖公园的游览活动，董事会还将制定《西湖公园董事会办事通则》、《西湖公园董事会管理公物规则》、《西湖公园游览规则》、《西湖公园湖船管理规则》等。[38]在这番大规模的整顿计划中，公园成了驯化民众的重要场所。 经过改造的西湖公园，由此成为现代的和革命的的福州的象征。在1933年出版的《福州便览》中，共插入21页照片，其中有4页是取景于西湖公园的。这4页照片表明西湖公园在政治动员和现代启蒙方面被赋予了重要使命。如该书第13页插图共有3幅照片，其中有2幅分别命名为《西湖公园内的民众茶园（在荷亭旁）》、《西湖公园内的儿童体育场（在警官养成所后门外）》，分别标示着公园向民众进行“德育”、“体育”方面的重要功能。该书第14页《西湖公园内的写真》列有2幅照片，其一名曰《西湖公园内的澄澜阁》，其注解文字称阁前为警官养成所礼堂；其二名曰《西湖公园内的福建省会公安局警官养成所及福建省警士教练所大门》，注解文字称“内有西湖图书馆、科学陈列馆、福建警友社、福州便览编辑处、民众日刊社等”。两幅照片中的政治机关与科普机构，直白地表明西湖公园在“德育“、“智育”等方面的重要使命，也可看出“党治”政府的无所不在。在该书第15页插图中，共展示了《西湖公园图书馆书库之一隅》和《西湖公园科学陈列室之一隅》两幅照片，展示的也是公园向民众进行“智育”方面的重要设施。 城南公园也被赋予了与西湖公园类似的功能。城南公园在未开辟以前，地方当局曾于其中先后设立桑棉局和左文襄公祠（祀左宗棠）。[39]民国初年巡按使许世英将该处辟为公园后，于其中设立过蚕业学校，该校后来又成了福建蚕桑改良会的办事处。城南公园展示的是国人对现代工业技术的不懈追求，指明了传统手工业的发展方向： 在南公园的里面，门内有个照相馆，后面有桑圃，这桑圃是许世英建造的，作为饲蚕植桑用的。这地方曾一度充作蚕业学校，嗣因蚕校停办，以后改为闽侯第一区区公所和福建蚕桑改良会办事处。周围十数步外，没有别的树木，只有蚕桑一种，直到现在，还是不改旧观。[40] 许世英又在城南公园中添设黄花岗烈士祠。[41]该祠又称“先烈祠”，是一座西式楼屋，位于公园的西北隅，“祠中设黄花岗七十二先烈灵排，排中纪载烈士籍贯勋绩很详，游人们莅此，追思革命往事，使人起了钦仰不置。”城南公园的右侧设有国货陈列馆，“里面陈列着许多国货，游园的人们，多入内参观，星期假日，参观的人，更见其多。”[42]经过这样的布置与安排，城南公园集合了各种政治符号，这个原本“莺歌惮响，有说不尽幽逸清爽的景致”的园林，变成了一处具有强烈政治性意味的游览空间。 福州城市游览空间的这种转变，经由旅游指南等的铺陈而得以充分地表达和展示，进而被定型为关于福州的某种“标准化”的形象。但这种“标准化”的城市形象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强化，则尚有赖于现代的出版与行销手段的支持。
四、城市形象的推广 旅游指南构建的城市形象，要从作者笔端传达到“读者阶级”的脑海，尚需经过几个关键的环节。首先，为了确保书中宣扬的城市形象受到“读者阶级”的欢迎，作者必须尽量保证阅读过程的趣味性；而且，为了使读者接受书中的观点，作者还须保证书中观点的权威性。其次，即使旅游指南的内容充满了趣味性和足够的权威性，但只有当它为读者所获取时，其构建的城市形象方有机会为读者所认知，也就是说，必须确保书籍的行销足够便利，以至读者能方便地得到书籍。 为了使读者乐于阅读，城市指南的作者想尽了办法。与传世的多数传统乡土资料不同，旅游指南一般都配有大量的图片，尤其是近代照相技术的引入，使城市景观的保存变得更加方便和直观，城市形象的展示显得异常“客观”。例如，《最新福州指南》紧接封面之后的6页图片中，就共收录了18幅照片（主要是风景照）。《福州便览》的插图共有21页，也多是风景照。《福州旅行指南》的照片更多，如果算上封面插图的话，一共有26页27幅之多，主要也是风景照。《新西湖》中的风景照也有14幅。对一般读者而言，这些以风景照为主的“插图”无疑充满了趣味性。这种迎合读者阅读习惯的策略，无疑对旅游指南这类读物的流行是有很大帮助的。 为了增强读物的权威性，旅游指南的作者还反复使用“名人效应”的策略。福州的各种旅游指南中充斥着大量的名人作序、名人题签。例如，1929年编辑出版的《新西湖》之封面，就是福州人、著名书法家郑孝胥的题签。1933年编辑出版的《福州便览》，其封面题签则由福州人、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完成。 名人题签之外，名人题词也是使著作增加“份量”的重要手段。郑宗楷等人在完成了《福州便览》的编纂工作后，就“谬承中外伟人和读者绝大的赞许”。书中收录了6幅题词的影印照片，显示出作者与当时的政界名人的广泛联系。如题词“闽游指针”的，是时任立法院院长孙科；题词“行水金鉴”的，是前海军司令、前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题词“了如指掌”的，是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此外，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新桂系“三巨头”之一黄绍竑、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王世杰，也都为《福州便览》题词。 旅游指南所建构起来的城市形象要在“读者阶级”中进行大面积传播，离不开对现代出版行销手段的支持。而一旦经由现代的印刷与行销机器的运作，旅游指南建构起来的城市形象将得到极大的强化，进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标准化”的解释。《新西湖》一书的出版印刷机构——华宝印刷公司，就曾在其随书广告中明确地点明了现代印刷机制的巨大能量： 君知道印刷的能力多大罢？ 印刷，是扩大革命的宣传器，是一切文明的发动机，是振兴实业的先锋者。 印刷事业，在社会上是占很重要的地位。我们试看：“农工商学兵”各界，无不以印刷物品为必需品。[43] 华宝印刷公司深知印刷巨大能量之发挥，有赖于具体的印刷技术的改进，尤其是“新机、铅字、特别纸墨”的引进： 本公司有见于斯，抱定改进的决心，对于以前所有的障碍，详加研究。而亲赴各地采办新机、铅字、特别纸墨，印就光彩夺目，与别家不同。各界赐顾，请临一试，便知言的不谬啊！[44] 近代福州与此类似的新式出版机构甚多。例如，《福州便览》的出版机构——环球印书馆，也曾在随书广告中宣扬其印刷技术“与别家不同”的“五大特色”： 环球印书馆大刷新广告 五大特色： （一）铅字新颖 最近添办多种，字迹模糊者则废弃不用。 （二）种类完全 各号英汉铅字应有尽有，此外如新式标点、注音符号、英文字母、数理专门符号，亦备有多种。 （三）排配美术 备有新式眉画、奇巧花边等等，以备制版者配制。 （四）价值公道 本号系工友合组经营，力求营业发达，以少取多来为宗旨。 （五）定斯取件 本号对于取件日期，力求信实，打破普通商场兜揽愆期种种恶习。[45] 此类新式出版机构努力引进新技术，适应了读者的阅读需要。环球印书馆“种类完全”的特色表明，该印书馆不仅有各种英、汉铅字，还有新式标点、注音符号、数理专门符号等，这不仅使作者的思想在书中能更加自由地表达，而且使读者的阅读过程趋于简便。例如，新式标点的引入，至少使普通读者的阅读过程省去了句读的麻烦。可见，旅游指南成为流行读物，不仅与一般识字阶层成为目标读者有关，也与印刷机构与时俱进的技术革新密切联系。 为了让普通民众方便地获得旅游指南，通畅的图书行销渠道就显得相当重要。《新西湖》经由华宝印刷公司印刷完成后，该书立刻被寄售于福州各大书店。据该书封面背后的记载，其寄售处有： 西湖公园各茶店 鼓楼前文明书局 南街塔巷口洛阳社书店 南街花巷口云林阁书店 南街黄巷口宏文阁书店 南街宫巷口广百城书店 南街宫巷口左海书店[46] 《福州便览》经环球印书馆印刷后，也由分布于福州各处的各大书店分售： 福州上南路 商务印书馆 福州下南路 世界书局 福州下南路 万有图书社 福州台江路 云章行 福州台江路 南星旅社[47]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和出版商为了使旅游指南在更大范围内普及，往往还与全国性的图书行销网络联系起来。例如，《福州便览》除了由福州各大书店分售外，还在上海的英租界香宾旅馆设立了代售所。[48]这样，旅游指南中建构起来的关于福州的新的城市形象，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为了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这些书籍，作者和出版发行商往往采取低价销售策略。例如，《新西湖》售价仅标为大洋2角；《福州便览》为了“使之普及于我读者阶级”，“特以折扣发售”，每本定价只有大洋8角。[49]
五、余论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旅游指南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乡土资料对福州“代表性”游览空间的定义，福州的城市形象也因此被重新建构。士大夫编写的乡土资料，视“榕城八景”等为福州的“代表性”景观，他们在其中营造着士大夫间共享的雅趣，赋予这些景观独特的道德追求与社会责任。近代以来旅游指南的兴起，深刻地反映了现代化精英对城市空间的重塑。在旅游指南中，现代化精英以政治意味极强的“公园”取代文人口味的“八景”，重新定义福州的“代表性”景观，鼓吹通过城市游览空间的重组驯化广大民众，进而重塑福州的城市形象。这种新的形象，藉助现代的出版行销手段又得到强化。 本文分析的文献局限于中文资料，尚未顾及相关的外文资料。实际上，同一时期关注福州的外国人也编写了不少类似的著作。如19世纪在福州的传教士美国人卢公明（Rev. Justus Doolittle）撰写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主要就以福州为对象，介绍福建地方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等丰富的内容。[50]日据台湾当局出于殖民台湾与“拓展”大陆的战略需要，也特别重视对福建的社会经济调查，尤其关注福州的情况，为此也出版过数种著作。如1917年由台湾总督府派至福州的野上英一──曾任福州台湾公会顾问、福州东瀛学校长，之后又任福州日本居留民会会长[51]──曾根据日本铁道省1922年出版的《朝鲜满洲支那案内》之福州部分，增订整理成《福州案内记》一书油印出版，对福州社会经济有概略性的介绍。[52]野上英一又曾撰有《福州考》一书，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经济进行了更系统的介绍。[53]此外，台湾总督府外事部亦曾编有《福州事情》一书，对福州的历史与现状有相当详细的介绍。[54]当然，国人编撰的旅游指南与此类著作之间，尽管在内容的编排方面可能存在较多的关联，但二者在撰修目的等方面的差异是明显的。因此，此类著作与近代福州城市形象的塑造之间，涉及到更复杂的问题。此外，本文主要是从书籍史的角度，分析旅游指南的产生背景、制作过程和出版行销机制，尚较少从阅读史的角度，触及旅游指南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容另文再加探讨。
Travel Guides and Urban Image ──Research on the Travel Guides in Modern Fuzhou
Key Words: the travel guides, urban image, modern time, Fuzhou Abstract: The city guide is one kind of popular books and its main content is an overview of the urban landscape. The ordinary tourists are the main audience and in modern China these books appeared in large numbers.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books or reading history, we should not only see the city guide provides a wealth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but also note that intends to select, highlight and arrange some kind of urban landscape, to construct an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Fuzhou, the city guide grew out of traditional local materials, but the focus had been not to create the literati shared "elegance", and more emphasis on the target audience of ordinary people, and from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ist stance, it tried to redefine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 landscape, thereby re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city of Fuzhou. This new image of the city widely spreaded by the modern publishing marketing mechanism and became an effective tool what the modern elite launche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masses.
作者信息： 罗桂林，男，福建永安人，历史学博士，南昌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电话：13870835113 通讯地址：江西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999号 南昌大学历史系 邮编：330031 电子邮箱：glluo@ncu.edu.cn ﹡基金项目来源：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2010年度研究项目（LS1009）。 [①]冯贤亮、林涓：《江南城市的导游指南与生活变化（1912-1949）》，《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②]林星：《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福建城市现代化研究（1843-1949）》，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396页。 [③]邵勤：《出版事业和政治形象：1910-1920年的南通模式》，《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第3期。 [④]吕绍理：《日治时期台湾旅游活动与地理景象的建构》，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289-326页。 [⑤]郑拔驾：《新西湖》，华宝印刷公司1929年版。 [⑥]郑拔驾编：《福州旅行指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⑦]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最新福州指南》，1932年版。 [⑧]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福州便览·初版序》，环球印书馆，1933年版。 [⑨]关于明清以来留存至今的福州乡土资料的详细介绍，可参看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7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459页。 [⑩]郑拔驾：《新西湖·卷头语》。 [11]郑拔驾：《福州旅行指南·序》。 [12]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最新福州指南·初版序》。 [13]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福州便览·编辑者言》。 [14]丘兆琛：《福州便览序》，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 [15]丘国珍：《福州便览序》，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 [16]包括《取缔交通规则》、《管理车夫规则》、《取缔戏院规则》、《取缔印刷业规则》、《管理浴场章程》、《取缔茶楼酒饭规则》、《取缔道路规则》、《公共汽车取缔规则》、《脚踏车使用及管理规则》，等等。 [17]原文作“象峰积雪”，据何振岱《几士属题明人画闽中八景，存四首》（何振岱：《何振岱集·觉吾庐诗存》，刘建评、陈叔侗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作“众峰积雪”，疑“象峰”为“众（衆）峰”之误。据改。 [18]郭白阳：《竹间续话》卷4，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19]刘湘如：《建议评选榕城“新八景”》，载《福州晚报》，2002扩9月10日。 [20]郭白阳：《竹间续话》卷2，第32页。 [21]郭白阳：《竹间续话》卷2，第31-32页。 [22]何振岱：《西湖志》卷5《名胜》，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23]何振岱：《西湖志》卷5《名胜》，第61页。 [24]何振岱：《西湖志》卷5《名胜》，第64页。 [25]何振岱：《西湖志》卷5《名胜》，第77页。 [26]何振岱：《西湖志》卷5《名胜》，第73页。 [27]郑拔驾：《新西湖》，第37-38页。 [28]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最新福州指南》卷6《园林及名胜古迹》，第1-2页。 [29]郭白阳：《竹间续话》卷2，第32页。 [30]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最新福州指南》卷6《园林及名胜古迹》，第2页。 [31]郑拔驾：《新西湖》，第8-10页。 [32]郑拔驾：《新西湖》，第35-37页。 [33]郑拔驾：《新西湖》，第37页。 [34]郑拔驾：《新西湖》，第47页。 [35]郑拔驾：《新西湖》，第51-57页。 [36]郑拔驾：《新西湖》，第57页。 [37]郑拔驾：《新西湖》，第60-63页。 [38]郑拔驾：《新西湖》，第67-69页。 [39]郭白阳：《竹间续话》卷2，第32页。 [40]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第161-162页。 [41]郭白阳：《竹间续话》卷2，第32页。 [42]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第161-162页。 [43]《华宝印刷公司广告》，郑拔驾：《新西湖》。（该广告列于《新西湖》一书的封面、插图、《卷头语》之后，目录之前，共1页。） [44]《华宝印刷公司广告》，郑拔驾：《新西湖》。 [45]《环球印书馆大刷新广告》，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第182页。 [46]郑拔驾：《新西湖》，封面背面。 [47]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封底。 [48]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编：《福州便览》，封底。 [49]郑宗楷、周子雄、姚大锺：《福州便览·初版序》。 [50] Rev.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95 (Reprinted in 1986 by Graham Brash Ltd. in [51]《本书作者野上英一略历》，见［日］野上英一：《福州考》，徐吾行据昭和十四年（1939）再版本译，1962年手抄本。 [52]［日］野上英一：《福州案内记》，油印本。 [53]［日］野上英一：《福州考》。 [54]台湾总督府外事部编：《福州事情》，台北印刷株式会社，1941年。
羅桂林_《旅遊指南與城市形象——福州近代的旅遊指南研究》，刊於《河北工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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