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7 月 2 日，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與族群史研究群共同邀請鄭振滿教授講演，與會眾分享他近年對東南沿海研究的新方向。鄭教授任職於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曾多次來臺從事訪問與研究工作，本次演講即是其在臺期間進行多次田野調查後，整理出的新議題。
　　鄭教授以「問題的由來」、「生態與生計」、「河泊所與漁課米」、「澳甲、漁兵、海盜」與「五帝、王爺、水仙」五大專題作為演講主軸。以「水上人家」作為切入點，可以深入考察閩臺地區如何進入大航海時代，探討明清以來這群人是如何「從化外進入化內」，如何進入國家的規範之中，或是繼續游離於國家體制之外。
　　所謂「疍民」，原指依靠江、河、湖、海等水域環境來維持生計的人群。他們為了適應生態環境，形成以捕撈、養殖、航運、貿易、掠奪等生活方式，同時因生態變遷衍生出圍海（湖）造田、上岸定居、移民海外等歷史現象。明代以前，沒有專門的制度管理這些水上人群，明初開始設立專門機構與法規（河泊所與漁課米）予以管理，東南沿海地區的水上人才正式進入「編戶齊民」的體制。福建沿海共有四大流域、一百二十五個港灣與一千五百個島嶼，史稱「閩在海中」，自古以來就是水上族群的生活領域。在史書之外，亦可從當地遺留下的文物資料，包括碑刻在內，看到水上族群的歷史存遺。
　　特殊的生活環境造就水上人家發展出獨特的生存模式，儘管有些水上人不斷地被納入政府管制，但仍有大批水上人長期生存於體制之外。自明代以降，福建水上人社會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為經官府授權的自治化、不受官方管控下的海盜化、船上管理系統與沿海社會的軍事化。這些不同的社會群體，在地方上都有嚴密的組織，但在時勢變化之際，時而為盜匪，時而為政府軍，顯示其身分的流動性。
　　鄭教授另以自身的田野經驗提出，特殊的信仰與儀式傳統是初步辨識水上人群的方法之一。在福建沿海地區，這群人主要祭祀五帝、王爺與水仙等三大神明系統。但在臺灣的調查中，由於各種信仰與儀式傳統的交錯並存，這個參考模式就必須修改。福建與海外水上人群的文化差異，亦讓此議題更有其發展空間。
　　演講告一段落後，鄭教授和與會學者展開交流。首先，臺史所謝國興所長指出，臺灣南部確實存在與「疍民」相近的信仰與風俗習慣，如廟中舉行的「乞龜」，視龜為吉祥物，以及茄萣王船祭的船上人員被稱為「船代」等。然而，為何「疍民」抵臺「上岸」後就消失了？拋棄船上的生活模式？鄭教授以福建四大流域的歷史演變與發展來看，認為他們可能在抵臺前就已逐漸改變生活模式。此問題可分成不同時段來看待，內海浮覆之前，水上人是以船為家，「寮」僅為臨時性的建築物；當內海逐漸淤積與浮覆後，這群人可能上岸定居、生活，甚至日後鹽場的鹽丁都可能是「疍民」之後。
　　臺史所黃富三教授提問，「疍民」若以捕魚為主，那他們佔所有漁民的比例多寡為何？鄭教授指出，福建地區早期的族群構成，主要是山上為畲，沿海為疍，兩者之間為漢人，因此漁民極可能多是依海維生的「疍民」。而明朝隆慶年間的九龍江開港，讓「疍民」從原本非法的偷渡、走私，轉成合法的海外貿易群體，進而加速對海外的拓展。
　　臺史所林文凱教授、洪麗完教授與曾品滄教授則以族群身分認同與文化交流提出相關問題：「疍民」歷經自宋代以降的發展（從漁到商、盜），他們是以何種文化象徵來顯示其身分（自我的族群意識）？「疍民」是否與南島語族類似？鄭教授認為，若單純以「象徵」而論，則顯得過於表面，必須從其時代背景、人群關係、儀式傳統等各方面加以思考，用長時段的脈絡來看他們是如何結合、創新與發展。以福建東石蔡家的發展歷程為例，他們在洪武年間取得戶籍，從而經商，繼而考取功名，「疍民」的身分遂逐漸隱沒；但珠江三角洲的大批「疍民」，卻是到了清初「豁賤為良」之後，才逐漸上岸定居並獲得戶籍。他們維持族群認同與傳統的方式，主要是獨特的神明信仰與儀式傳統。如「王船」信仰與「迎客王」儀式，其實就是崇拜流動性的神明系統。由於水上人群是具有「流動性」的，他們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適應不同地域、族群與文化，進而創造出新的文化傳統。如果從水上人群的流動性看，他們與南島民族的生存狀態是很相似的，當然他們的歷史遭遇不同，也會形成不同的文化傳統。
　　民族所葉春榮教授指出，把從事漁業者皆視為疍民，這種分類方式是否過於僵化？反而與「疍民」的「流動性」定義有所出入。又是否可以僅根據宗教信仰來分類？若以香港為例，則不見王爺、五帝，只見媽祖。鄭教授認為，本次講演主要是講述「疍民」的歷史文化傳統，而不是把「疍民」看作特定的人群。福建歷史上的水上人也是拜媽祖的，他們的信仰和儀式傳統是很多元的。我們可以透過現存的儀式傳統等蛛絲馬跡，來尋找歷史上的「疍民」。
　　民族所陳文德教授提出，珠江三角洲與福建的疍民研究，其相關性與對話性如何？若以臺灣來說，這群被忽略的人群，對臺灣的歷史發展有何影響？鄭教授說明，廣東和福建可能具有同樣的海洋傳統，但由於不同的歷史條件，廣東和福建的水上人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過程。至於如何以「疍民」傳統去理解臺灣歷史，或許可以注重研究水上人群的「流動性」。如黃富三教授主張「農商連體」，而「疍民」傳統正可以為臺灣開發之初即積極發展商業的現象提出解釋。
　　臺史所施添福教授問到，若是從福建到臺灣，渡海疍民的船是否與一般漁民的船不同？是否可以從外型判斷是疍民的船？鄭教授認為史料有限，目前難以判斷哪些是「疍民」特有的船隻。不過，清代小說《閩都別記》有大量閩江口的疍民生活資料，或許可以從中找到更多的知識。
　　近史所林敬智博士以對大運河沿線的觀察與研究為例，提出一批在運河開鑿後產生的新水上人家（依賴運河為生），其生活模式或許與鄭教授觀察的東南沿海「疍民」有所出入，那又該如何看待這群人？鄭教授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新方向，可以就兩者如何面對國家體制、如何與岸上人交流等議題，深入研究與比較。
　　鄭振滿教授最後補充，本次演講主要嘗試思考：臺灣是否存有「疍民」傳統。宋代以後，「水上」人逐漸找到與「岸上」人的相處之道，這也可以說是從「對立」到「同化」的歷史進程。在此過程之中，水上人的傳統應或多或少有所保留，只是尚待我們去尋找與研究。

 
（葉育倫撰文，刊於《明清研究通訊》第38期，201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