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现存丰富的民间历史文献,如族谱、碑刻、契约、账簿、日记、书信、唱本、剧本、医药书、堪舆书、礼仪文书、诉讼文书等,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原始资料。为了系统收集、整理、研究民间历史文献,必须借鉴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探讨民间历史文献的不同类型、历史源流和解读方法,建构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知识体系。
一、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缘起
民间历史文献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文献系统,承载着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提出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要从“官史”转向“民史”,开始关注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容肇祖等推动民俗学研究,发起“眼光向下的革命”,收集了大量唱本、剧本等民间文献(张侃《学脉与学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区域史研究》2020年第1辑)。20世纪相继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和徽州文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敦煌学”和“徽州学”的学术传统。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民间历史文献历来是主要史料来源。1939年,傅衣凌在福建永安黄历村发现了一批契约文书,撰成《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清代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等文章,后整理成《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提出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的研究范式,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传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等重大历史问题争鸣中,发掘和利用了不少契约、账簿、类书等民间历史文献。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民间历史文献,推进了日常生活史和区域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20世纪以来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拓展了中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不过,面对浩如烟海的民间历史文献,我们至今还难以窥见其全貌。以往研究民间历史文献的学者,大多是“盲人摸象”,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寻找相关资料。实际上,每一种民间历史文献都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史料价值,不可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应该从“找资料”转向“读文献”,力求厘清各种民间历史文献的来龙去脉,揭示其形成机制和文化内涵。
2004年,我们申报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提出建构“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术理念(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该研究团队认为,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四书五经已经没人阅读,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未中断,其秘密可能就在民间历史文献之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和使用的民间历史文献,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因此,可以通过研究民间历史文献,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围绕这一研究主题,研究团队选择家族文献、碑刻铭文、契约文书、仪式文献、说唱文献等常见文献类型,分别考察其文本传统、历史源流、使用方式和文化内涵。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初步完成了预定任务,于2014年结项。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未能对民间历史文献开展综合研究,提出总体分析架构和解释体系。
2006—2008年,我们依托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举办“民间历史文献研讨班”,培训以博士生为主的青年学者。每期研讨班集中讨论一种民间历史文献,如第一期是族谱,第二期是碑刻,第三期是契约文书。通过逐字逐句解读原始资料,深入探讨文本性质和史料价值,学会从当事人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与此同时,组织中青年学者调查各地现存的民间历史文献,分区编撰《公藏民间历史文献叙录》。自2008年以来,在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地开展了较为深入的调查,有些地区已经编纂了联合目录。
2008年,厦门大学成立了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同时开设了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系列课程和硕士生、博士生研究方向。自2009年起,每年定期举办“民间历史文献论坛”,邀请国内外同行报告研究成果,探讨相关理论与方法。在此基础上,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民间历史文献论丛》,至今已出版《族谱研究》《碑铭研究》《仪式文献研究》,待出版的有《契约文书研究》《说唱文献研究》《海外华人文献研究》等。我们希望,通过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可以较为深入地揭示民间历史文献的史料价值与文化内涵,推进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
二、《民间历史文献导读》的编写
2025年,为了编写教育部首批原创性教材《民间历史文献导读》,我们在原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开始提炼民间历史文献学的核心概念,尝试建构涵盖文本知识和理论解释的“知识图谱”。这一教材经过专家组的多次审核,目前已交付国内外若干高校试用和试讲。《民间历史文献导读》共分为八讲:前三讲是基础知识,依次讨论日常生活中的文字传统、“文字下乡”的历史过程、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后五讲是主要文类导读,依次讲解家族文献、碑刻铭文、契约文书、仪式文献、说唱文献。在分类导读中,首先介绍各类民间文献的历史源流、保存状态、文献性质、史料价值,然后选读相关原始文献,展开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
为了从总体上理解和解释民间历史文献,《民间历史文献导读》提出了以下5个核心概念:其一是“日常生活”,主要涉及民间历史文献的形成机制;其二是“文字传统”,主要涉及历史记忆和规范体系;其三是“文献类型”,主要涉及文本形态和具体用途;其四是“文字下乡”,主要涉及通俗文化与民众读写能力;其五是“经史传统”,主要涉及儒家经典和国家制度的实践过程。我们希望借助这些核心概念,揭示文献、历史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建构民间历史文献学的解释体系。
民间历史文献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文本,构成了民间社会的主要规范体系和文化传播媒介。那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哪些民间文献?对日常生活有何影响?具有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
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字传统,主要关注民间历史文献的不同类型和社会功能。以前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学者,认为“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因此生活在“无文字”的世界(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24页)。而实际上,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极为广泛,因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历史文献。刘永华和温海波依据婺源农家的《排日账》,考察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献类型,共有4大类12小类,分别涉及经济事务、社会事务、衙门事务和宗教仪式(《清代民众读写能力再论》,《南国学术》2024年第1期)。如果超越农家日常生活的层面,从社会生活的整体运作过程考察民间历史文献,还可以提出更为复杂的分类体系。例如,刘道胜研究徽州的“议约合同”和“禁约合同”,发现其主要内容涉及分产清业、纳粮承役、护坟保产、祭祀组织、族务管理、解纷息讼、合伙经营等领域(《明清徽州合同契约与民间合约关系》,《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因此,我们必须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深入探讨民间历史文献的分类系统和史料价值。
关于“文字下乡”的历史过程,主要关注民众教育与读写实践。自秦始皇推行“书同文”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注重民众教育,编写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字典。汉代有专门的民间社学,后来又有各种官学、书院、私塾,“文字下乡”是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在云梦秦简和居延汉简中,可以看到普通士兵的家书和契约。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民间文献。唐宋以来的变文、宝卷、戏曲、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的流行,推进了普通民众的读写实践。宋代以后,编纂出版了大量日用类书,尤其是主要用于童蒙教育的“杂字”。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普通民众,很早就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如何评估识字教育的普及率和普通民众的读写能力,至今仍是有待探讨的问题,需要有更多的实证研究和综合分析。
关于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主要关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关系。中国历史上的经史传统,包括儒家经典和国家制度,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大传统”。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和儒学教育,培养了亦官亦民的士绅阶层,使经史传统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在各种民间历史文献中,通常可以看到来自经史传统的套话,我们称之为“对口型”。这就是说,民间历史文献必须引经据典,才可以找到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不过,民间历史文献引用的儒家经典或礼法制度,往往与社会实践并不相符。因此,在民间社会的实践过程中,经史传统已经具有新的意义,形成了因地制宜的“小传统”。我们可以通过解读民间历史文献中的人、事、理,考察“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过程,探讨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经史传统》,《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民间历史文献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因此得以留存至今。这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根基。民间历史文献的学术价值,至少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民间历史文献承载了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为“总体史”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我们以前研究中国历史,主要是依据传世典籍,关注王朝国家、精英阶层的历史。如果是关注普通民众的历史,就必须注重民间历史文献,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原始记录。
其二,民间历史文献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体系,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官有政法,民从私约”,这是中国自古以来长期并存的两套规范体系。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包括行政、司法、礼仪、赋役、文教等,在实践过程中都要跟民间的规范体系有效对接,相辅相成。因此,在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忽视民间历史文献的规范意义。
其三,民间历史文献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为解释“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存在于《四库全书》、“二十五史”之中,也存在于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传统之中。通过系统解读民间历史文献,可以深入探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关系。
三、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展望
近年来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不仅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也有明显的提升。陈春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乡村社会中各种文字和口述资料的有效方法业已形成。这种或许可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部分致力于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同行们,得以保持其学术自信心和创造力的最重要专业基础之一。”(《传统乡村社会研究与中国史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文史哲》2026年第3期)在现有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不同层次,继续推进民间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
首先,系统调查各地现存的民间历史文献,逐步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联合目录。在全国各地,现在到底还有哪些民间历史文献?当地的民间历史文献有哪些不同类型?每个区域的民间历史文献有哪些不同特点?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心中无数。更重要的是,在收集和普查现存民间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可以深入分析各种民间文献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联系,建立相对完整的分类体系和编目系统。
其次,深入考察民间历史文献的来龙去脉,探讨“文字下乡”的历史过程。民间历史文献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每一种民间文献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传统社会文化的转型过程。例如,早期的族谱比较注重谱系、家训之类的内容,主要是为世家大族服务,到了明清以后,开始收录各种契约、合同之类的家族档案,主要是为普通民众服务。那么,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制作和使用家族文献,对历史的发展有何影响?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机制?反映了怎样的社会转型?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最后,回到民间历史文献的“社会语境”,探讨日常生活中的“文字权力”与文化认同。我们现在看到的民间历史文献,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普通民众都会使用这些文献,通常是不同的人群掌握不同的文献,操控民间社会的“文字权力”。更重要的是,民间历史文献的话语系统,通常是来自“大传统”,包括历代传世典籍和国家制度。因此,解读民间历史文献需要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既要考察民间文献如何吸纳、活用“大传统”,也要探究“大传统”如何渗透民间书写与日常实践,尽可能打通“大传统”和“小传统”。
应该指出,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应该尽可能利用数字人文学研究方法,推进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其一,可以利用数据库技术,建设专题性的数字化图书馆,提升保存和利用民间历史文献的效率。这种数字化图书馆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受分类体系的限制,检索和重组文献系统。例如,可以依据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查阅和整理相关民间文献。其二,可以利用OCR技术转录民间文献,建立全文数据库,为开展数字人文学研究提供基础。目前比较有效的数字人文分析方法,通常都是利用规范化的全文数据库,必须预先做好文本标记、编制相应的词汇档等,需要有比较多的人工介入。不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不断开发新的分析工具,推进民间历史文献的数字人文学研究。(黄向春《民间文献、数据库与作为方法的总体史》,《光明日报》2020年2月17日)
从傅衣凌的契约文书研究,到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建构,这一学术演进一脉相承而又不断推进。民间文献既是历史文化遗产,亦是当下生生不息的文化实践。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单凭传世典籍远远不够,民间历史文献不可或缺。唯有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保持自觉,在田野中将民间历史文献置于生产、流传与传承的语境中加以考察,从民众立场出发获致对历史过程的洞察,方能让民间文献研究焕发光彩,真正书写“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历史。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於《中國史研究動態》2026年第5期,頁74-80,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