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锁麟囊》剧照
(图片来源:京剧剧目考略网站)
内容提要: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戏改”期间京剧《锁麟囊》的改编为个案,结合程砚秋的特定际遇,剖析京剧艺人在支配性认知图式转型期的观念流变与具体行动。文章提出“艺格”概念,以涵盖京剧艺人具身倾向体系中的场域、道德-情感倾向和职业知识体系。程砚秋的认知-行动实践脉络展现了艺格与历史情境的动态互构。改编后的《锁麟囊》因无法调和普世人性与阶级性论、无常论与剥削论、轮回因果观念与线性进步史观之间的对立,不合逻辑而成为“败笔”。研究认为,个体在承载结构性重压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思索、调适与挣扎,恰恰凸显出行动者在参与历史创造和书写时内在的主体力量。
关键词:艺格 认知图式 心智结构 实践脉络 戏曲改革运动
吾国之旧剧,无论在表演之物质的工具上言,或在感动力之复兴上言,均有改良之必要。
余有一种热望,即一切歌声,均与中国歌声谐和。并希望将来世界万民,统谐其歌调于神圣之弦管,同作神圣生命之高歌,同作庆颂人类友爱之佳曲。
——程砚秋
一、问题的提出
1949年12月,《人民日报》刊发《关于旧剧改革》,对京剧《锁麟囊》如此评价:
“锁麟囊”一剧,整个内容、剧情,澈头澈尾是替地主、官僚、高利贷者的所谓“仁慈”与“德政”宣传的,歌颂恩赐,歌颂不劳而获,这在历史上有什么价值呢?这在今天有什么好处呢?……至于整个北京市的京剧舞台,更不待说,则几乎还整个的为老爷、太太、小姐统治着,一切还是旧的假历史的面目,还没有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历史上的人民,还没有在今天的舞台上翻身,这样的情况,我想,京剧界的优秀分子如梅、周、程诸君,决不会漠视,也决不能容忍下去的。
在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主要涉及改人、改戏、改制,以下简称“戏改”)期间,京剧《锁麟囊》因流露出传统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成为政界和主流思想界论争文艺观念时的反面文本。于是,出于摆脱“阶级调和”“改良主义”“因果报应观念”三类嫌疑的需要,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对该剧进行了改编,1954年演出的实况录音为后人留下了改编版的风貌。可是,至迟自1955年起,程砚秋便暂停了该剧的演出。1958年年初,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罗合如到程家看望身体不适的程砚秋,提到《锁麟囊》时,明确表示“由于‘内容不好’,仍然属于‘不能再演’的剧目,还劝他不能再唱了”。同年3月,54岁的程砚秋英年早逝。在程砚秋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程砚秋的舞台艺术》一书,其中《略谈程派剧目》一文认为程剧“仍停留在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水平”。1963年,《锁麟囊》先后被认定为“三类”“坏戏”“二类下”剧目,这在“戏改”对戏曲剧目的分类中是思想最为“反动”的一类。由此可见,无论改编前后,这出戏的内容始终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不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程砚秋的这一改编实践被戏曲研究者以及观众普遍认为是新中国“戏改”中的一大“败笔”。然而,这一戏曲文本的改编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认知图式冲突?艺人如何体认这种冲突?一位对革新戏曲满怀热情的著名艺人为何日益消沉?介于文本内外的情境、认知、行动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关系?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京剧的演进深嵌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权力网络与历史进程。无论是在剧种品位之争中作为“文化角力的一个场域”,抑或是被视作重塑民众心智结构的核心工具,社会情境、制度安排、组织环境与个体能动性始终与京剧的文本、程式与流派等核心元素相关。对此,社会学视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它促使我们超越对艺术“内部规律”的单纯梳理,转向同社会机制的关联。不过,现有社会学研究或侧重戏曲艺术与社会的互构,或从戏曲文本中提炼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和中国社会的运行秩序,对艺人的心智结构及具体实践的关注相对有限。结合《锁麟囊》的改编以及程砚秋的处境和实践,管窥艺人体认彼时社会情境的方式如何形塑艺术文本,是以社会学视角探讨京剧艺人认知-行动实践的一次尝试。
正是基于对艺术作品(将其置于社会情境当中)和艺人生平(实践策略和轨迹、结构性位置乃至所处场域的结构)的双重关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又译皮耶·布赫迪厄)的文化场域理论因主张同时考察作品空间和生产者(及生产机构)空间,便为本研究提供了一条分析路径。作为一种实践性模式系统,社会行动者的心智结构,即“建构活动的原则”,是个体历史演进过程和客观社会结构变化的具身化表征与再生产机制。作为符号实践,对于剧中人性情倾向及行动逻辑的想象和描摹,深刻映射着戏曲艺人对自身所处情境的体认方式。将看似平常的文本改编过程重新安置于特定社会环境当中,我们才能想象前人对于“历史”的想象。艺术创作者对历史的想象并非全然受制于当下的政治与文化秩序,而是建立在既有认知图式与现实经验的交互作用之上。正是在新旧图式的交错与碰撞中,艺术作品呈现出复杂的意义结构。
本文引入“艺格”(artistic persona)概念,考察外部场域规则对艺术实践的形塑,以及京剧艺人在特定境遇中的情绪判断与价值理性。将程砚秋的改编实践视为认知框架与历史情境互构的动态过程,可超越权力-艺术的二元预设,贯通宏观结构分析和微观心智分析。本文的框架如下:首先对艺格进行阐释,构建分析京剧艺人心智结构的社会学框架;接着对比改编前后剧中人的行动和作品的教育意涵,探讨剧情流变中阶级观念如何被调用、深化和错置,呈现艺格当中新旧认知图式的三重对立;继而结合程砚秋在“戏改”期间的个人际遇,分析其艺格的变动过程,考察艺人与周遭互动中的特殊场景、资源调用及认知-行动实践脉络;最后重申“艺格”这一概念框架的理论意义,并讨论京剧的社会学研究的潜在议题。
二、“艺格”:一个面向京剧艺人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布尔迪厄认为,由支配者、被支配者之间,或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关系构成的两极场域,统摄着社会行动者的认知和分类图式。虽然“惯习”概念旨在超越主客二分、能动性与结构等二元对立,但由于对其原初阐释过分强调个体惯习与从属阶级惯习的内在结构统一性,亦即社会结构的连续性和再生产,遮蔽了场域剧烈变动时个体行动的偶变性(contingency)与创造性。同时,布尔迪厄将道德和伦理面向排除在场域斗争之外,更多关注工具理性和权力关系,这使得他无法充分解释那些普遍的情感共鸣,以及突破自身背景所赋予发展轨迹的个体实践。
在行动过程层面,与布尔迪厄强调常规化行动的持久性不同,实用主义关注惯习在具体行动中的操作化。该视角认为,个体对世界的信念与相应的行为方式会不断受到生活经验的挑战。突破决定论的关键,在于有限承认固定社会规范对身体图式延续或改变的作用,并侧重其实际效能及个体对情境的反思能力。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以特定情境中的行动过程修正“惯习”概念,区分了三种行动模式:“惯习驱动的行动”“危机驱动的行动”“源于创造性启示的行动”,它们相互关联,却并无转换必然性和规律性,也缺乏持久性,每种模式都会因个体所处环境和身体反应而无边界地变化。
在行动者能动性层面,安德鲁·塞耶(Andrew Sayer,又译安德鲁·塞尔)从批判实在论出发,认为惯习能否发挥力量和敏感性(susceptibility),以及产生的效果如何,均与特定场景(context)如何桥接行动者的认知和行动有关。行动不只是基于行动者与社会的关系而展开的竞争性和工具性“反应”,同时也是具体行动者在伦理和情绪层面体认并重构自身和社会世界的尝试。于是,塞耶将道德性情倾向以及相应的情感维度,即道德-情感倾向引入“惯习”概念当中。其与惯习的其他方面一样,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被习得并具身化,一旦经特定场景激活,行动者便能够生发出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反应和道德评价。面对某些普世价值,道德性情倾向或许会超越阶级区隔以及行动者在场域斗争中对利益与权力的追求。至于情感维度,作为一种超越理性和感性对立的认知方式,个体间的情感因具有指向他人的关系性而与“社会结构、文化层面的权力来源”相互构成,于是具备自主性。概言之,情境中的道德敏感性,以及情感流动于场域关系中而形成的不同构型(configuration),本身便形塑着行动者的认知-行动实践。
此外,与布尔迪厄过分强调惯习对环境的适应性,将抵抗视作特殊情境下的异常行为形式不同,艾约博(Jacob Eyferth)指出:“快速的、国家发起的改变将某些物质上的、文化上的碎片(生产技艺、组织形式、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抛起,人们会在此前所获技能这一背景下来行动,将这些碎片整合进自己的现存能力当中,以延伸其物质上和社会上的所及范围。”

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论大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在特定情境下,行动者的性情倾向和实践并不仅仅具备再生产和功利性特征,情境性和偶变性更可能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常态。因此,深入国家同艺术创作者及艺术本身的互动过程中,考察作为资格能力的知识体系如何流动,并探讨京剧艺人在历史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如何理解、评价国家的“戏改”目标及具体艺术实践,有利于我们在情境中摆脱“惯习”概念的约束,并将审美之外的主观性评价和情绪纳入艺术社会学视域。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诞生的京剧流派数量大幅减少,既有流派创立者和新生流派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北京京剧团而非中国京剧院。这一变化的制度背景在于,“戏改”逐渐推行追求整体效应的导演制和作曲制,以取代相对突出个人风格的名角制。这一实践正是国家对艺术自主性的重新分配,或者说是重塑京剧艺人的艺格过程中的一个基础环节。本文将艺格界定为一种贯通行动资源与行动过程的具身倾向体系,并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加以分析。一是场域:行动者在场域关系中形成,并在具体情境中被激活的实践倾向,既包括行动者围绕个体/集团物质和象征利益展开的工具性斗争,也涵盖所处场域发生变动时,行动者“实践的反思性和创造性维度”。比如,历史结构的松动使客观位置较低的群体/个体积极将有利要素整合进现有的资格能力当中。该维度聚焦场域关系如何进入行动者的认知与行动过程。二是道德-情感:京剧艺人性情倾向的道德-情感面向,主要指涉反思性而非无意识的伦理评价以及非工具性的喜恶情绪。该维度侧重行动者在具体场景中的情感倾向与伦理判断。三是职业知识体系:在以京剧艺人这一职业身份与周遭环境互动所构成的界面中,艺人群体具身化的艺术生产能力、艺术追求、职业判断与实践知识。这种身体倾向源于长期“跑码头”实践,与个人天赋、职业网络及生命历程相关,并通过声腔、身段等技术特质存续于观众记忆中。艺人往往据此对艺术界的具体变化作出反应。作为艺格形成的重要资源和载体,职业知识体系聚合了行动的固定性和可变性。该面向聚焦艺人经验性知识在实践中的效用、流动与重构。三者在具体情境中彼此激活、制约和重组,共同构成了京剧艺人认知、评价和行动的整体性实践逻辑;艺格也因此成为可在事件中重新组合的倾向结构,而非社会位置在行动者认知-行动中的简单投射。
若依循文化社会学的认知路径,艺格是由“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构成的双重文化体系。前者表现为艺人在特定语境中能够主动陈述、解释和辩护的观念立场,后者则沉积为实践中先于言说和反思而自动运作的倾向系统。“可言说的文化”“不可/必言说的文化”和公共制度环境在艺人心智结构中的复合化过程存在耦合、脱节和断裂的可能。作为联结价值判断、实践倾向与场域约束的关系性组织方式,艺格一旦稳定便具备自主性,深刻形塑艺人对自身位置的认知及面对环境变动时的调适逻辑。
新中国的政治精英希望通过戏曲这一大众娱乐形式,将此前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中朴素的阶级分析观念提纯乃至广泛铺衍,将一种纯粹的阶级性论作为支配性认知图式植入民众的心智结构。在政治设想当中,文艺工作者作为“党的驯服的宣传工具”,要以政党伦理即无产阶级人性为依据,塑造角色的性情倾向(比如,将“善”与中共革命的标签化阶级属性进行关联),并模糊处理客观性结构,即真实社会关系(比如,对原本戏剧冲突的重新叙述和阶级归因),最终以阶级斗争中的无产阶级人性最具革命性与合理性这一表达性结构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本位。对于具体实践当中的政治精英和艺人来说,重塑艺格过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均是不同认知图式的直接碰撞。一方面,京剧艺人从“具体而感性的生存体验和经验”中生发出的朴素的阶级分析观念,与阶级性论存在一定亲和性;另一方面,艺格具有相对自主的运行逻辑,它并非简单服从于政治语境。
包括现代国家、全球资本和新技术在内的现代性对于艺术自主性的攫取,固然对艺术主体的认知-行动实践形成了较大的挑战,但均无法将艺格在职业知识体系层面所具备的流动性和隐匿性特征连根拔起,更难以预料和干预行动者的创造性实践、非工具性反思以及所处的具体情境。程砚秋改编实践中的积极响应、妥协让步以及对某些既定价值的坚持,其中的兴奋、无奈和愤怒情绪,无法简单还原为工具性斗争。艺格这一概念有利于我们将《锁麟囊》的改编置于特定时空当中,以探讨当所处场域发生变化时,京剧艺人兼具关系性、偶变性、客观性和流动性的心智结构如何即兴地托举实践。由此,本文希望贯通结构-制度和行动-意义路径,以社会学为本位,理解社会变迁中的京剧艺人。
三、文本中的艺格:新旧认知图式的三重对立
按剧作家翁偶虹的说法,程砚秋在1939年示其以清嘉庆年间焦循所著《剧说》中所转载的胡承谱作品《只麈谈》,请其依此完成一个喜剧剧本,京剧《锁麟囊》正是因之改编而成。作品以炎凉世态为反衬,描绘怜贫惜苦和投桃报李的美好感情与道德观念。故事大概是这样的:登州富家女薛湘灵自幼娇生惯养但心地善良,出嫁时获赠装满珍宝的锁麟囊。途中在春秋亭避雨,与同日出嫁、因家贫而痛哭的赵守贞相遇,心生同情,慷慨赠囊,未留姓名。六年后薛湘灵因水灾流落莱州,在卢家做保姆时,意外发现当年所赠锁麟囊供于卢家神案,百感交集,不禁落泪。卢夫人赵守贞一番问答后认出恩人,立即相认。最终薛家团聚,薛赵二女结为金兰,相敬相亲。该剧于1940年首演于上海,因其唱腔别开生面,加之剧本典雅清新,一改程剧悲凄风格,乃程砚秋艺术风格成熟期之佳作,故而始终是京剧舞台上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经典剧目之一。
“早在清代,就已有人发现‘绣囊故事’的劝世色彩,从乾隆年间到清末一直流传于民间。”关于其被搬上舞台的最早记载应是清光绪三年(1877年)。在宣鼎所著《夜雨秋灯录》中,一篇名为《闺侠》的小说开篇便提到“邗江戏园曾演《绣囊记》,欲笔之于书……重为编就”。此时这一故事的主题之一是报恩,指涉乡土社会中的仁义与道德。
民国以后,这一故事的叙述便脱离清代伦理观,带有别样的进步意味,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引入某种激进的社会批判观念。该故事的内核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不断被重新阐释和重组,翁偶虹所编、程砚秋主演的京剧《锁麟囊》便承继了清代以来的两种脉络。然而,“戏改”并未沿袭渐进改良的路径,而是要求以阶级性论这一全新的认知图式彻底置换剧作原有的诸般逻辑。本文分别以细腻人性论和阶级性论作为清代中国社会的常人世界和中共在文艺领域处理三种认知维度时主要秉持的认知图式的理念型。
对于原版本剧本,本文以2013年出版的《翁偶虹文集·剧作卷》为标准;对于改编版剧本,则参考了1958年出版的京剧《锁麟囊》剧本,及根据程砚秋在1954年实况演出录音配像的“音配像”工程等影像资料,将剧本和实况演出的台词进行了整合,进行综合呈现和分析。
(一)重构“人性”:从人情叙事到阶级分析
大概在1952年年底,程砚秋便以阶级分析框架为纲,在细节和主旨层面修正《锁麟囊》剧本。
1. 薛湘灵性情倾向之变:不同人性观的碰撞
《锁麟囊》的首折“选妆”以薛家下人的私下议论为起笔,试图传达一个相对客观的薛湘灵形象。在原剧中,下人将小姐的刁难理解为“小姐脾气”,一位充满骄娇二气的富家千金形象便在出场前传递给观众。不过,在改编版中,薛湘灵此前的性情并非如此;薛家女婿的身份设定,也由一度突出其“吏部周大人之子周庭训”的官宦背景,转向强调其作为薛老夫人内侄的亲属身份。
薛良 他乃是一个浪荡公子,品行坏得很哪!
胡婆 噢,品行不好,那么您喜欢他不喜欢他呢?
薛良 嗳!(摆手摇头)
胡婆 还是的,您想想,您都不喜欢他,咱们小姐能够喜欢他吗?这个,都是老夫人这么一点私心,打算把这份家财哪,都便宜她的内侄,还饶上这么一个知书明礼如花似玉的小姐。小姐闹脾气呢,为的是羞在老夫人脸上,嘿,可就累在咱们腿上了。今儿个换这个,明儿个换那个,都换得了,还换得了老夫人内侄姑爷吗?小姐表哥丈夫他的人品吗?
此时薛湘灵因婚姻不能自主而大发牢骚,显然是剧作者出于批评封建婚姻和阶级压迫的考虑。这种改编虽使温良佳人变为棱角分明的“怨妇”,但薛家“豪富”的阶级属性并未改变。在阶级性论者看来,将性情改变归因于礼教而非阶级,恐怕抹煞了对特定阶级的批判,是对原剧遗留问题的逃避甚至是开脱。

《锁麟囊》剧照:程砚秋饰演薛湘灵
(图片来源:京剧剧目考略网站)
随着剧情的发展,通过改写“春秋亭”一折中的赠囊一事,程砚秋对薛赵二女的关系进行了重构:两人都是“由于对婚姻问题的不满,互相同情而生出诚挚的友谊”。虽然保留了赠囊这一情节,但赵守贞只是留下空囊作为纪念,并无后续以此作为资本实现阶层跃升之情节。随后,薛湘灵批评下人梅香势利行止,并指派薛良询问旁轿中人啼哭缘故。原剧中的薛湘灵正是因同情贫者遭遇而生怜悯之心,所以慷慨赠囊。不过,在改编版中,这一举动并非出自翁偶虹所谓“朴素天真”,而是由于赵守贞惦念父亲而生的敬佩之情。
于是,薛湘灵和赵守贞之间的关系从以恩情为基础的至交变为以友情为基础的知音。不过,与前文提到《剧说》中对于这一故事的总结类似,在改编版中,《锁麟囊》结尾处胡婆也有类似表达:“哟,您看这巧哇!就这么一个锁麟囊,把你们俩好人,都给拉到一块啦。这真是情赶情、义赶义的,六七年的交情,你们今儿个才见了面。叫我看哪,你们还不如拜干姐妹哪!”想来“仁义”与“情义”并不相同,前者如薛湘灵所唱“我正不足她正少,她为饥寒我为娇”;后者则是因同在婚姻中困顿,或是不中意夫郎,或是出嫁后惦念娘家所致。前者涉及双方利益输送,而后者则是心意相通。若因循阶级性论,薛湘灵不应具有仁义之心,赵守贞也不应接受富人的“施舍”。未经思想改造的薛湘灵又如何能够与赵守贞成为知己?女性对于封建婚姻的抗争共识是否能够像推倒镇压白娘子的雷峰塔的人民性一样消弭剧中跨越阶级的普遍人性?这些张力除了使剧情不合理之外,也证明了剧本立意所表征的艺术观和“‘共同人性’是一种剥削阶级的人性,它是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的人性的势不两立的敌人”从根本上相抵触。
2. 改编者的两难:共情基础的错位
程砚秋的弟子王吟秋曾说,《锁麟囊》一剧主人公薛湘灵的形象是立体的,赠囊这一行为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怜悯贫者,更重要的是同为女性但境遇不同的“共情”。在此意义上,该剧才在《御碑亭》《清风亭》等一众描绘扶助弱者的剧目中展露出独特的魅力。在改编版中,为强化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原本蕴含传统女性心理的恩情义举转变为刻意且悖谬的“革命友谊”,细腻而微妙的艺术风格也不再完整。即便教育富者不必“骄、娇”,贫者不必“卑、悲”,当时的支配性认知图式无法接受尚未相遇的薛赵二人都是“具有善良心地的人物”。
程砚秋对薛赵关系的重构,实则是借助批判封建婚姻关系适应当时的政治语境,以其作为二女共情的基础,抹除原本剧情中超越阶级差异的共情基础——怜贫惜苦的普遍人性,以迎合阶级性论。但阶级性论以抽象的阶级/集团惯习去理解并判断特殊个体的性情倾向和实践逻辑,并不允许薛湘灵的性情倾向和行动具备任何道德意涵,薛赵二人的共情因其从属阶级难以调和的对立而无从可能。
本文认为,对剧中人情感的重构暴露了程砚秋的认知矛盾——试图积极响应并适应以阶级性论为支配性认知图式的新文艺场域,但艺格使其无法割舍故事中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性温度和伦理取向,最终导致人物动机在逻辑上的割裂。以过度客观化图式进行艺术实践的后果是:以抽象的阶级-性情倾向关联论取代作品中原本具体的道德维度,却无法彻底消除自身艺格和观众惯习中原有的道德判断倾向。
(二)重述贫富:难以调和的新旧图式
新中国的主导性精神气质要求颠覆与此前社会主流性情倾向匹配的审美判断。此时的主流艺术观一反青睐艺术静观的康德美学,文艺应是强化阶级“认同”的武器而非反思/客观化社会整体结构的鉴镜。具体而言,程砚秋对剧中原有的贫富叙事进行了重构——涵盖了对阶层轮转的归因、对地主阶级和权贵的批判,以及对贫者性情倾向的阶级归因。
1. 从无常论到剥削论:贫富流转的归因
关于薛家由富转贫的原因,同样是按水灾处理,旧剧本中只有对势利小人的讽刺,而新改编的剧本则以更大的篇幅对土豪乡绅等财主以及市民阶层进行批判,暗示水灾之所以波及甚广,实则是富人不仁的缘故。
原剧中对富人的讽刺效果最能带动观众情感,但其中相对隐晦的讽刺情节和对贫富流转的自然归因难以达到阶级性论对权贵和地主阶级的批判程度,更与侧重经济和阶级因素的唯物史观存在巨大偏差。于是,程砚秋将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归因于权贵的贪婪、不作为、只顾自保以及短视。不过,相较于对抽象性情倾向的归因而言,这种对具体阶层变动的归因显然更容易操作。
2. 对性情倾向的归因:旧图式的复归
在《锁麟囊》的各个版本中,薛湘灵因见仆人薛良数次奔波挑选锁麟囊花样,赏给其一锭银子。改编版中薛良摆手而回,并未收受,颇具愤懑无奈之情,这与旧版本中感念小姐行礼告退的情节大不相同。此外,旧版本中薛湘灵命下人赠囊给赵守贞之父赵禄寒,赵禄寒推脱两次,最终收下,甚至感叹“莫非是菩萨显圣”“你家小姐是人还是神哪”。在改编版中赵禄寒却以“君子固穷”为由接连推辞六次,道尽自尊和傲气。同样地,改编版将赵守贞因贫富相遇而自怜身世的逻辑重塑为只因惦念父亲伤心落泪,而对富豪之家“略无慕艳意”。她对因被薛家仆人嘲笑而大发雷霆的父亲如此劝道:“家贫穷遭白眼被人嘲笑,我父女志不穷忍耐这遭!”
如果带着阶级性论视角,我们很可能忽略赵守贞的贫穷家世和自尊/志气之间的关系。翁偶虹则指出,这出戏从一开始对赵守贞的设定便是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但只有改编版中出现了对当年赵家未曾破败时的回忆。此外,原剧中遭遇水灾流落至莱州的薛湘灵在卢府谋做“老妈子”以作生计,但在改编版中却做起了卢天麟的家庭教师。实际上,这种改动反而实践了布尔迪厄所谓“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美学排除的对象或表现它们的手法变成美学的”这一始终被主流美学排斥的手法。
为回应“阶级调和论”的批评,程砚秋重新塑造了赵氏父女人穷志不穷的标签化性情倾向,但在联系二者时补充了出身于没落知识分子这一表现真实社会关系(即客观性结构)的细节,从而弱化了将政党伦理或无产阶级人性作为唯一认知与判断标准的可能性,未能突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性结构。同时,将保姆改为家庭教师,其阶层固化意涵也弱化了赵守贞拒囊后致富所表征的工农阶级性情倾向及实践,很难不让阶级性论者觉得这是在为旧社会权贵正名。
3. 改编的失效:新旧认知图式的逻辑对立
《锁麟囊》原剧因颂扬了所谓的普遍人性而与始终坚守无产阶级人性“最合情理”的阶级性论相区隔。对这部剧宣扬贫富无常的批判仍是关于人性的争讼。
布尔迪厄将道德视为(符号性)权力斗争的附带现象,而非独立的领域。问题在于,这削弱了以某种独立的方式来呈现或解释道德判断力量的可能性,道德判断的力量因而只能诉诸特定再现体系所确立的价值标准。在具体情境或事件发生之前,我们无法预先断定某一行为的道德性质;关键在于,该行为及可能的后果是否涉及优劣之别。薛湘灵日常赏钱给下人与慷慨赠囊,虽然同为馈赠行为,却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与行动情境之中。前者属于主仆关系中的日常往来,后者则发生于素不相识的两位女子之间。赠囊行为超出了既有阶级身份所规定的关系与义务,使薛湘灵对他人困境的同情获得了更为鲜明的道德意涵,也构成了这一情节动人的重要原因。
同样是春秋亭避雨的情节,在原剧中,经济资本决定了两班人马奔赴婆家这一场域运行的逻辑,薛湘灵的举动是值得颂扬的,赵氏父女接受馈赠也是可以理解的。改编版则通过强化二女的婚姻共鸣与赵家的断然拒赠,削弱了经济资本的决定性,转而强调阶级自觉与自尊。此举使道德颂扬的对象从施予者薛湘灵转向了拒绝者赵氏父女,体现了“贫而无怨”的道德标准。改编版中的赠囊情节尚能说通,但剧中场域已经发生变化,不应坚持仍以薛湘灵为主人公的设定。舞台之下,薛湘灵所代表的特定阶层在戏内戏外已败下阵来,此时剧作者仍然坚持对她的刻画,自然与剧情中的道德逻辑和剧情外的官方心智秩序背道而驰。
(三)重塑“因果”:从反思过往到开拓未来
1948年,《人民日报》的一篇专论明确指出:“我们是从现代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客观地观察与表现历史的事件与人物,而不是将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染上现代的色彩。”在具体实践中,因果报应这一传统戏曲的主要背景和重要叙事逻辑被视作反现代的“迷信”。不过,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重塑了因果机制。在传统戏曲中,往往强调行动的动机纯良以实现教化作用。而在所谓辩证唯物论者看来,行动造成的社会效果与行动动机同等重要。

194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专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
(图片来源:JOJO看报网站)
尚未出阁的薛湘灵在春秋亭避雨时,丫鬟梅香以“早降麟儿”之寓意阻挠赠囊。薛湘灵如此答道:“这都是神话凭空造,自把珠玉夸富豪。麟儿哪有神送到,积德才生玉树苗。小小囊儿何足道,救她饥渴胜琼瑶。”此处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薛湘灵以因果报应回击梅香的“神话”。在原剧中,这样的因果观随剧情发展而不断强化:遭遇洪水流落他乡为仆使其将自身阶层的跌落归因为上天“教训”,最后在“团圆”一折中将阖家团聚、恢复生活常态归因于赠囊所种“兰因”。
薛湘灵(唱〔二黄慢板〕)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味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转〔二黄快三眼〕)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悔前尘。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可怜我平地里遭此贫困,遭此贫困。我的儿啊!
……
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馨。
……
(唱〔西皮流水板〕)
这才是人生难预料,不想团圆在今朝。回首繁华如梦杳,残生一线付惊涛。柳暗花明休啼笑,善果心花可自豪。种福得福如此报,愧我当初赠木桃。
原剧中薛湘灵前后心境的变化,体现了作者借由剧情劝诫观众但行善事,方结善缘的教化意图,但薛湘灵在剧中的遭遇很难与人民利益结合起来。改编版对两处剧中后半部分的唱词进行了大幅修改,将对戏剧性人生的体悟转变为一幅憧憬未来的乡间农事图。
薛湘灵(唱〔二黄慢板〕)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转〔二黄快三眼〕)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祸福事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绮装衣锦,到今朝只落得破衣旧裙。在此间遇水患痛苦受尽,我只得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振作精神,不辞劳辛。可叹我平白地遭此贫困,遭此贫困,我的儿啊……
……
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馨!
……
(唱〔西皮流水板〕)
休将往事存心上,协力同心拯难荒!力耕耘,勤织纺;种田园,建村庄。待等来年禾场上,把酒共谢那锁麟囊。
《锁麟囊》将薛赵二女的遭遇理解为因果报应并非寄托对现世的苦闷不平,而是抒发人生之况味,因而并不具有明显的斗争性。《锁麟囊》原剧中很少提及社会情境,改编版中对于地主乡绅的直接批判和对未来建设家园的美好憧憬加强了剧本的斗争性。新中国现实主义文艺路线中的“现实”二字意在强调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斗争和建设,京剧虽然是一门兼顾写实和虚拟的艺术,但相当多的剧目因将戏剧张力诉诸轮回观念,掩盖了其中可被调动的革命性和斗争性。无论剧作者如何筛选、填充能够“反映革命变化和冲突的现实”的质料,都无法满足革命语言的终极诉求——它需要“将自身转化成一种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工具”,在本体论意义上作为“重新构建社会世界和政治世界”的唯一方式。于是,现实主义政治展开了对传统艺术因果报应面向的浪漫主义改造,即无论悲喜,情感应化为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
(四)小结:艺格的单一化
综上所述,不同版本的《锁麟囊》在剧情逻辑和人物性情倾向层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二者的基本故事框架始终围绕着人性观、贫富流转及推断相应性情倾向的逻辑、因果机制等三方面展开。“戏改”通过诸多制度手段介入艺格的职业知识体系面向,试图攫取此前相对独立的艺术生产能力,最终重塑艺人的艺格,即以阶级性论作为排他的支配性认知图式。艺格中认知图式之间的矛盾便表征为改编版中的诸多逻辑谬误。
改编后的《锁麟囊》之所以评价不高,固然与其剧情处理不严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原剧人物经由场景变化生发出不同的性情倾向和行为,观众能够以常人规范性对其进行反思和评价;而改编版在归因层面刻意填充阶级性,删改剧情转折处原有的具体场景,试图在剧情和观众的认知图式中强行植入社会性逻辑以取代规范性思维。未经阶级和社会位置归因的剧情呈现了人物性情倾向实所蕴含的场景性和偶变性特征:赵氏父女的自尊需要薛家丫鬟梅香的讽刺加以激活,其收受馈赠时的感恩之心也多亏薛家老仆薛良的一番温恭之言。薛湘灵赠囊与此前打赏下人虽同为馈赠行为,前者体现了贫富悬殊的女性之间的共情与恻隐,后者则属于主仆关系中的惯常举动。作为德性的“仁”与“小姐脾气”并不矛盾,行动者在不同场景中生发出的反思和道德-情感倾向常常超越了阶级利益。同样,观众在观剧过程中展开的是一种关乎未来生活福祉的情境性想象,常以规范性而非社会性评判剧中人举动的合理性,是对文本的主观诠释和评价,而非这一故事的社会发生学。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阶级性论这一图式要求创作者和观众以纯粹倾向性框架解释各种故事情节,最终消弭文化产品意义的区隔,反而忽视了行动者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始终具有的倾向性基础,以及互动情境激活特定身份共鸣的可能性和机制。布尔迪厄在方法论层面警惕这种以政治和经济场域运作的诸多特征化约文化生产场域作为相对自主社会空间的独特逻辑。同样,随着京剧的成熟和自主化,艺人、剧本、技术和观众等要素之间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特的互动逻辑,外部政治、经济力量对京剧艺术生产的影响也愈发受到这一内部逻辑的制约。1963年,北京市文化局计划整理改编京剧传统剧目,商议确定准许改编创作的剧目名单。落实到《锁麟囊》一剧,从手写稿中改编意图一栏的空白,到印刷稿中的彻底缺席,均昭示着戏曲文本的能动性。
具体到改编者程砚秋,当艺格中原本相对稳定且繁复的职业知识体系不再受社会场域重视,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的阶级性论,那么基于原有艺格所形塑的日常实践将在客观上“难以为继”。阶级性论介入艺格过程迸发的种种不合逻辑之处,恰恰表征着程砚秋的纠结和矛盾,即其心智结构的某种震荡。
四、艺格之变:程砚秋的遭遇、思索和行动
程砚秋试图根据阶级性论对于阶级性情倾向及实践逻辑的固化想象重新打磨剧本,但结果不尽如人意。那么,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当阶级性论强行介入心智结构时,艺人艺格的诸维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场域
在场域层面,就艺格的创造性而言,当长期活跃在商业社会中的京剧各行当及各流派的创始人遭遇计划经济体制、官方意识形态所标举的阶级观念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与农民一样,直接重塑艺人国家观念的便是从“下九流”到“艺术家”的“翻身、解放”过程,即“感恩型国家观念”的生成。那么,为保证乃至提升自身资格能力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传统文艺场域中,以程砚秋为代表的政治和艺术观念左倾的艺人理应将阶级性论视作于己有利的艺术生产规则和意识形态理由。而就艺格的斗争性而言,“戏改”期间,较于政治和文化精英,因政治和文化资本的相对缺失,艺人对自身所拥有的各类资本及社会位置缺乏充分认识,难以迅速觉察艺格中认知图式之间的张力。更何况其艺格作为此刻的异端,在新的场域关系中已处于不利位置,于是成为受压制者。
不过,如果我们真正进入历史情境,以上普遍性的定论便不再具有显著的解释力。程砚秋充满谬误的改编实践表征着艺格创造性的限度。就权力结构而言,艺人群体内部在职业资格、艺术能力和社会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部分男性艺人(如程砚秋)因艺术地位较高,其艺格在场域维度的保守性倾向恰恰压制了创造性倾向,故而在体认阶级性论时仍然有所保留,最终未能拓宽行动空间。这种过程层面“不恰当”、结果层面“非理性”的实践,并非源于结构性弱势所致的认知蒙蔽,也不能简单归约为功利性的权力计算。其前提在于,艺人和政治、文化精英对文艺场域本身达成无条件共识,即一种“信念”(doxa/belief)——文艺必须具备教化功能。不同之处仅在于对这一业已建构的“超越于意识形态”规则的解释。由于思想的渐趋解放,这一共识已然作为艺格中职业知识体系的关键基底。不可否认,场域中的信念为程砚秋对细腻人性论的保留提供了一定的结构性支持,但这通常是在具体情境和关键事件当中实现的。更为隐晦的是,细腻人性论中所蕴含的朴素的阶级分析观念,在特定场景中反而加强了艺格中既有职业知识的持续性,即图式之间的亲和,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压制。
(二)道德-情感
在道德-情感层面,程砚秋对于“戏改”的态度之所以由最初的积极响应走向不满和反抗,根本原因在于“戏改”的早期理念和具体实践之间存在偏差,这一体认与其具体实践和相应情境有关。
在改编《锁麟囊》之前,程砚秋“在赴大西北和西南地区考察地方戏曲音乐过程中,已痛切地感到各地剧团因戏曲改革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庸俗社会学造成的简单化及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而导致大量旧剧目被禁演,使大批艺人生活无着,有的甚至冻饿而死,为此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均无回应,故而愤然拍案而起”。
1952年,程砚秋主动将《锁麟囊》《柳迎春》等本戏剧本送中国戏曲研究院审查修改。由于审查时间较长久无下文,次年他“以‘艺人难以胜任行政工作’为理由婉拒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的职务和工资来表达自己的不快情绪”。1953年5月,在文化部发布的通知中,除《文姬归汉》等四个剧目外,程派本戏均未获准上演。翌月,程砚秋剧团赴上海天蟾舞台,“特意在戏报上套红印出‘《锁麟囊》特刊’字样,以此来表达对戏曲研究院领导的不同意见”。艺人心智结构当中的“处境性构念”(situated construct)昭示着客观社会结构与个体主观经验世界的互构。虽然改编版剧情当中的张力反映出艺人试图将支配性认知图式视为艺术生产与判断的依据,但艺格中的反思性和道德-情感面向仍在特定情境中得以激活,艺人的行动也不再以维系、再生产既有社会位置和权力关系为纲。

上海天蟾舞台旧照
(图片来源:文汇网)
此外,当细腻人性论遭遇阶级性论时,原本表征被目前支配文化“扬弃”的残余文化的“糟粕”,往往被艺人删去或改写。但在出于主客观原因而得以保留的碎片式剧情,以及观众的记忆当中,某些为传统主导文化认可的道德和心理屡屡浮现。改编版《锁麟囊》对赵守贞的刻意颂扬仿佛一座浮桥,让我们窥见清代《闺侠》当中两位女性共同谱写的仁义佳话。同样的一篇新闻报道,尽管主题被限定在批判维度,却在批判者对原剧广受欢迎的不满中流露出当时艺人和受众心智结构中相通的审美趣味以及情感偏好。
当然,“戏改”初期政策并非铁板一块,加之市场因素以及程砚秋个人持有的资本,其艺格的非工具性面向才得以凸显。1951年政务院的指示、1952年周扬的总结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均强调“戏改”应在与艺人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审慎推进。在改造原有演出团体时,为纠正过“左”倾向,文化部明确指示:“私营戏曲剧团如无条件改为国营或以私营公助方式经营较之改为国营更合适更便利时,不必因为编制关系勉强地改为国营,可俟有条件时再行改编”。于是,原本已于1952年解散的程砚秋私人班社“秋声社”得以重组为“程砚秋剧团”。因此,对程砚秋反抗的道德评价,须结合具体历史场景综合考量。
(三)职业知识体系
1. 场域:艺格与新场域的亲和
程砚秋在新中国京剧史上的政治地位极高。由于其特定的生命际遇和关系网络,程派本戏中的人物构成以“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下层”为主,“而很少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早在1931年,程砚秋便以一种线性的历史观看待戏剧,与阶级史观颇为相似。“艺术是社会的、公众的,绝不是个人私有的,我很希望由我们现在的工作把环境逐渐改变过来,使皮黄上的个人主义色彩逐渐减轻以至消灭。”“等到社会进化到另一阶段,已经没有土豪劣绅可反对了,大家都觉得这剧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就把这个剧束之高阁,不再演了。”1933年,考察欧洲戏剧归来的程砚秋对当时苏俄戏剧中的社会主义内容印象颇佳,并倡议“导演者威权要主于一切”。1950年,程砚秋在日记中坦承阶级分析对于塑造艺术人物的重要性,“演戏实在代表旧时代典型人物,确有阶级性的,夫人小姐丫鬟个性均不同,须生萧何同《清风亭》身份就不同,若不分混然一样,那这演员就是失败了,反而阶级分清,就是成功”。由此看来,程砚秋的艺术观念同“戏改”的预想目标及阶级性论颇为亲和。
北平甫一解放,周恩来便在百忙之中登门探望,还数次赶到后台慰问,对于程砚秋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艺术-政治上的褒扬。1957年,周恩来当众表示要做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解放以来,周总理确是给了我很多鼓励,上级的党对我是例外帮助很多,不然不知把我作何处理了。”
如此看来,程砚秋进入新场域时,因其艺格与阶级性论具备先在的亲和性,加之其高超的艺术能力,于是携带了丰厚的政治和艺术资本。同时,尽管国家话语将政治觉悟与艺术质量进行关联,而“戏改”期间相关单位在归并、改造剧团时,实际上仍充分考虑著名艺术家的威望及社会影响,尽可能克服其“思想抵触”。这种制度性的肯定极易增强艺人的安全感,并使部分艺人高估自身艺术地位的稳定性。以上两方面均可能对著名艺人体认和实践阶级性论造成误导。于是,在程砚秋性格的另一面中,“薛湘灵”再次打败了“赵守贞”。
2. 道德-情感:艺格与新场域的摩擦
罗瘿公去世以后,陈叔通对程砚秋商演的运营和协调功不可没,二人相敬相知。大到处世观念,小到如何处理具体人际关系,陈叔通均有良言相告。但程砚秋总有所保留,或者说坚持己见。1950年7月,陈叔通致函程砚秋,叮嘱其转变行事作风:“兄劝你有两个念头须扭转来:(一)总不肯做第二人,不愿立足北京即犯此病,这是错的……总要坦白谦和,以后不再是挂头牌时代(即是脱离群众)”。“挂头牌”所指涉的,正是以名角为中心的旧职业秩序,而“谦和”则包含了新组织环境对艺人重新调整自身位置、交往方式及权威关系的期待。陈叔通的劝告不仅是一种私人性的性格规劝,也折射出新文艺场域对艺人行动方式提出的新要求。然而,这种角色调整并不意味着程砚秋愿意放弃其对职业场域的既有判断。仅仅四个月后,他便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针对各地大量禁戏和艺人政治学习等问题提出批评,甚至使用“戏曲改进局成了戏宰局”这一尖锐说法,并提出“希望多讲些政治,少讲不内行的技术问题”。程砚秋在此区分了政治原则与艺术业务,并借助“内行-不内行”的职业分类,强调艺人在艺术判断中的专业资格与自主性。这一分类并非对“戏改”理念本身的否定,而是对“戏改”阐释权与实践主导权的重新界定。
程砚秋在新场域中的道德-情感反应,并非由某种固定人格直接推出,而是在经历具体事件之后逐渐形成。如前所述,这些经验之所以能够激起强烈不满,恰恰在于现实中的某些改革方式与其对改革本身的伦理期待产生了距离。这种规范性判断同样体现在程砚秋对既往人际关系的理解中。1957年年初,陈叔通致信程砚秋,再次提醒其“以后千万对周(扬)、田(汉)、夏(衍)要谦虚,说明要他们指教……对几位副院长亦要谦虚”。同年夏天,准备申请入党的程砚秋致信田汉,对自己早年“戏宰”的说法有所反省,写道:“可能我的‘宰戏’这句话说的是错的,或者是过火的。另外,我这个人是懒散的,不仅如此,正如你所说,确有些孤僻偏激。”程砚秋承认相关措辞可能过激和冒进,却没有明确否定原来批评所针对的问题本身。由此可见,在新的政治-组织语境中,程砚秋对过去所思所行的重新解释,并未像修改剧本那样简单地以新规范替换旧判断,而是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连续性。
在1957年9月呈交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的入党申请自传中,程砚秋直陈对昔日师友李石曾、金仲荪的看法始终有所保留。“虽然叔通先生骂他们一个是失意政客,一个是政治骗子拖我下水,现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还是认为他们对我是善意的……”此外,在自传中反省“戏宰”言辞之余,程砚秋写道:“对于有一些个别人的言论或者是有之,但是气节还有一些。”这些表述若以当时的政治分类标准衡量,似乎不合时宜;然而,从行动者自身的意义世界来看,程砚秋并未因为外部政治身份的重新分类,便彻底改写自己的人际关系。“善意”“气节”等伦理性词汇仍然构成其理解旧人旧事和评价自身的重要资源。在自传结尾,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在这小花园内,我演了好几十年的戏,太疲倦太厌倦了,所见所闻感到太没有什么意味了,常想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台上装模作样,扭扭捏捏是干什么呢?”
概言之,程砚秋非凡的艺术能力以及领导人的青睐使其艺格当中的职业知识体系面向颇为敏感,于是常常将政治理念与具体的艺术业务区隔开来,以保全自身及艺人群体既有的资格能力。他认为所在单位(如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上级官僚和相关制度对自己而言是一种限制,甚至在艺术层面对其持轻蔑态度。此外,程砚秋的艺术理念与“戏改”方针有较多共同点,却也是一种有所保留的阶级性论。而其艺格当中的道德倾向始终以艺人处境为本位,特定情境中具体事件的展开使其认识到“戏改”理念和实践之间的巨大偏差,国家对艺格的攫取限定了艺人的行动空间,使其抱负落空,心智结构充满了愤怒和无奈的情绪。所处场域中艺术地位(职业)和政治信任(组织)的相悖,以及边疆考察过程中的一系列负面场景分别在倾向性和情境性层面使程砚秋的认知-行动实践愈发保守。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在“戏改”期间愈发固执的性格,处理人际关系时的耿介,自传中的种种枝蔓。正是在具体情境之中,艺格原有的职业知识体系与新的政治认知相互激活、修正和限制,呈现出复杂的互构过程。程砚秋去世后,《人民日报》刊发了陈叔通的悼文。文末挽联颇有盖棺论定之意——“融会贯通,卓然成家,仍继续钻研,以冀有利社会主义;坚决奋斗,终能入党,是光荣结束,庶几无愧艺术人才”,道尽了程砚秋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旋于艺术和政治之间所秉持的初心与本位。
随着“戏改”的深入,国家文化管理部门所强调的政治教育功能与程砚秋长期形成的艺术理念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这些分歧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改革目标上完全对立,而是体现为对艺术价值、创作方式及艺人自主空间的不同理解。国家在处理问题时采取了各类工具性斗争手段,而非从价值层面论辩何种行动选择更具正当性。以程砚秋为代表的艺人因体认到目标-具体实践、非工具性-工具性标准、利益-伦理内部的割裂,于是在特定情境下(比如考察、禁演、剧团解散)生发出愤怒情绪及对抗行动。既有认知结构与新的行动情境难以协调,艺人也难以通过实践消解二者之间的张力,艺格的职业知识体系面向与道德-情感面向突破了工具性思考的限度,由此引发心智结构内部的持续震荡。
从时间维度或者以一种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戏改”以降的社会情境变迁中,阶级性论逐渐内化为艺人的具身倾向,并通过其艺术实践得到持续再生产。自1955年起的十年间,“戏改”的成效已然彰显,新中国成立前鲜见的头牌间通力合作在观念相对保守的北京京剧团竟也成了家常便饭。在周遭青年演员的具体实践以及多维度的改造运动影响下,政治觉悟重塑了艺人从事艺术实践的最终目的。这种由新中国创造的“集体领导下的名角中心制”弱化了既有艺格的结构性,为年轻一代对新场域的适应性和艺格的创造性提供了结构性便利。与“戏改”之后的社会情境相比,此时尚处在混沌中迷惘的艺人和剧中人即便受多重桎梏的困扰,却在想象历史过程中相对拥有更多自由意志与性格色彩。自1964年起,革命现代戏开始全面占据大城市主流文艺舞台,传统剧目当中传递核心观念的意象工具,以及插科打诨式的讽刺和戏谑几乎销声匿迹。此时的文本生产俨然沦为“按既定规则编排人物与情节的游戏”,国家的文化宣传也已呈现为“一种人民半自愿参与、半自愿去把典范再生产的过程”。在这种业已固定的场域结构中,部分艺人既有的资格能力无法发挥作用,其艺格中的非工具性面向难以同行动构成连续的实践脉络,只能在心智结构当中存续,无处排遣。
艺格的非工具性维度能否凸显,即其能否突破社会结构的限定,仍然与特定客观位置相关。资格能力却未必始终对艺格的创造性维度产生正向作用,从京剧界众多男性流派创始人的“错误”抉择和悲凉晚景中,便可见一斑。其中,偶发情境和既有认知图式的持续性分别作为中介和基底对艺格的转变产生影响,且常常是负向的。程砚秋的“反抗”并不是一种成功“克服障碍的新途径”,但后人很可能在道德层面高度评价这一行为;而某些艺人借助新图式成功在场域中延伸了其艺格所及的范围,却在改革开放后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非工具性的认知和行动或许因其牺牲了未来的资格能力以及自主性,而在道德和规范性层面实现某种突破。而艺格的客观性特征,即行动者通过工具性实践拓展自身资格能力的作用范围,同样体现出突破结构再生产的创造性维度。“戏改”后原处于艺术场域边缘的艺人群体日益拓宽的艺术-政治空间便是例证。共性在于,艺格的偶变性、情境性和流动性作为中介,诱发出特定的情绪、反思、评价和行动。在此意义上,文化转型不仅是权力规训的过程,更是行动者心智结构本身的重构实践。
五、总结
前后迥异的《锁麟囊》表征着剧作者在不同情境中对不同阶级行动主体性情倾向、伦理规则及实践逻辑的再想象。尽管受益于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以及后续讨论,本文仍试图将重点置于程砚秋的际遇和文本的更迭,从诸多细节中发展“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分析框架。在学理层面,本文以“艺格”这一中层概念聚合对艺人认知-行动实践的倾向性和情境性解释——就系统性而言,它既关切认知图式之间的结构性亲和,也深入艺人基于职业身份长期形成的倾向系统;就偶变性而言,它既强调艺人行动伦理的非功利主义面向,也在此基础上捕捉特定场景所激发的情绪和价值判断。经由该分析性概念,本文以过程性和脉络化的视角进入具体历史情境与艺人的意义世界,为理解艺术实践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互构,提供一种更具动态性与包容性的理论可能。
《锁麟囊》改编前后文本的断裂与程砚秋个人际遇的波折,共同构成了一个微观而深刻的“形成故事”(formation story)。这一形成故事的意义,并不在于呈现艺术文本如何受到政治权力的单向规训,而在于揭示艺人在理解和诠释历史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其复杂的认知与意义世界(即艺格)所经历的震荡、调适与重组。正是在具体的所思所言与具身化实践倾向、旧实践信念与新制度节奏的反复磨合中,艺格的历史性才得以显现。本文通过深描京剧史当中微小而关键事件的展开,以及个体、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和技术等元素的混杂聚合,进而探讨这一动态过程如何形塑相关互动界面乃至更大范围社会世界(比如,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中,实体的“因果规律可能性”和异质性的社会类别,以及事件本身的走向。
这一形成故事的意义超越了个案本身,为我们打开了一系列更具纵深感的过程性提问。传统艺术从业者理解文艺转型的过程,即“自我表征”,以及“社会技术聚合体”(sociotechnical assemblages)的生成与稳定化历史,如何构成此后大规模文化革命的某些实体性认知与组织资源。若将时空尺度放宽,我们还可提出一系列比较性问题,比如:如何解释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中传统艺术以及各类文艺理论的“命运”类型学?从民国时期文艺创作者的跨国交流,到大集体时代的中苏文艺互动,能否从文艺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跨国起源与在地转化?
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张力,现代性与艺人既有的知识体系、情感结构和场域策略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协商、摩擦与意外的后果。程砚秋的案例表明:新旧图式的撕扯使得艺人的实践常带有一种被动性;然而,正是这种被动中的挣扎,清晰地标识出其作为一个行动者的主体性力量。改编以“败笔”收场,并不意味着行动者丧失了能动性,反而折射出其在复杂情境中以特有的方式(即便扭曲、矛盾)不计后果地顽强表达。历史中的个体与群体,正是通过这种承载着结构重压却又折射出内在光芒的实践,参与了历史的书写。
随着学科的反思和转向,行动者的类型已未必限定在人类生命体范畴内。在此意义上,强调回归艺术客体的物质性和审美维度的新艺术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 of arts),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可以与布尔迪厄的场域框架兼容。因此,不妨考察在清季民初的戏曲改良、新中国“戏改”,以及改革开放以降的文艺变迁当中,剧院空间、舞台布置、视听媒介及服装、化妆、道具材料等“物质装置”/“基础设施”的技术性与政治性、社会性的结合,以及京剧与诸多更具现代性的文艺形式在技术层面的互动。在研究路径的起点赋予文化以主体性,有利于社会学与戏曲史乃至相关的科学技术史、感官史、城市史研究保持开放对话,探讨戏曲在文学之外的生长路径。不过,无论以何种方式审视、逆转甚至彻底解构,在艺术与文化分析,乃至组织分析领域,布尔迪厄的理论体系不但是“最成熟、最精妙,更是最具社会学特质的”,也是“迄今为止对社会世界关系性理解最宏大的表述之一”。若要延续布尔迪厄将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相关联的基础论断,逐渐靠近特定历史情境中行动者的心智世界,仍需开展口述史、生命史与记忆研究。但随着非口述文本的展开,我们似乎仍有所发现,彼时的程砚秋及其同行、拥趸,乃至许多国人的心路历程,恰与剧中薛赵二人的际遇相似——乍看进退失据,左支右绌;背阴处,却古意盎然,且充满变数。
虽偶有青云遮月,却常常万里堆积。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佈,原載於《開放時代》2026年第6期,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