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后，学术史——尤其是史学史——始终是学界高度关注的议题。20世纪以后史学大师辈出，学术出现了明显的新面貌，可以说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自梁启超（1873-1929）“新史学”开端后，生于19世纪末年的史学大师如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顾颉刚（1893-1980）、姚从吾（1894-1970）、钱穆（1895-1990）、董作宾（1895-1963）、傅斯年（1896-1950）、李济（1896-1979）、郑天挺（1899-1981）等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托举起一个重要的史学时代。正是这样的氛围，成就了睿智精博的张荫麟和他的同代学人。
各位先生之中，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都先后与中山大学有密切的关联。本文只拟重读陈先生、傅先生两段为人熟知的文字，重拾看似久无剩义的议题，以小学生“写作业”的方式，仅就历史学方面谈一点个人认识。
一
依照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先看傅斯年先生流传甚广的名句：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这句话是傅先生及其同道与弟子被称为“史料派”的依据，围绕这一表述有过许多争议，时至今日这句话仍然会被一些当代史家拎出来进行批评或者予以修正。大多数学者当然并非否认史料的重要性，而是更加关注“史识”，强调理解的深化与创新；尤其在后现代史学思潮冲击下，批判性分析历史文本的“书写”，力求深入探究叙事背后的生成机制，希望史学方向能够与时俱进。
这句话出自傅先生1928年写成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1928年，中国社会内外动荡，但在现代学术史上可以说是个颇为特殊、有所建树的年份。此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瑞典科学家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体现出中国学者对于国家主权与科学研究平等合作的自觉，改变了清末起外国人在华四处探查甚至肆意掳掠的局面。1928年初，在顾颉刚、傅斯年、杨振声等先生的倡导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7月开始人类学、民俗学调查。10月董作宾等人在殷墟拉开了中国科学考古的序幕。10月2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广州柏园正式成立。傅斯年撰成的《旨趣》一文问世，提出了史语所明确的学术宗旨。
多年来学界对《旨趣》不乏学理上的详尽阐释与论证。桑兵提倡“用傅斯年的办法来研究傅斯年的想法”，以便厘清这一说法的实在意义。确实如他所说，这“对于时下学术风气的走向不无借鉴意义”。本文只想回归看似简单的表述本身，结合其上下文意略做讨论。
上述语句所在的段落中说：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篇《旨趣》中，初逾而立之年的傅斯年先生，以他特有的风格，以其高屋建瓴的境界，以“一锤定音”的方式，敏锐而明确地提出了史语所的学术宗旨，振聋发聩地表示“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旨趣》将中国人文学术置于世界学术的视野中，突破旧有桎梏，自史学根基出发，寻求前行的方向与道路，无疑是当时重要的学术宣言。
细读之下，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傅先生心目中的“不是”与“只是”指向何在。他并非简单反对著史、作文，他质疑的是“著史”“文章”的主观取舍、渲染删削，反对借着历史阐释自己的道德观念与政治理念，将道德评判凌驾于史实之上；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学术中长久追寻的伦理价值是主观的，而基于各类史料的研究才是客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历史学首先是要“揭示”，而不是“阐释”；他反对以著述的文采掩饰实证之不足。
学术主张与具体语境的关联，在充满变动的时代中尤其需要注意；对傅先生关于“著史”态度的认识，亦是如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先生秉持“书生报国”的理念，联合史界学人撰写《东北史纲》；1942年抗战期间，他支持位于后方的重庆出版社编印历代著名人物传记，并且介绍我父亲邓广铭撰写了《岳飞》一书。
所谓“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个人觉得，值得关注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涵。
其一，“史料学”关键在于“学”，它不等于通常意义上的“史料”，不仅是指材料的静态存在。这正如我们说古文字学不等于古文字，历史学不同于历史，社会学也不等同于社会一样。自古以来说到“律学”“算学”“史学”，都是指基于特定方法研究特定学问的学科。而史学如果离开了各种类型的史料，则无法成“学”。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史学是以特定方法处理各类史料的学问，应无疑义。
傅先生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所谓“治史学”“探史实”，正体现着基本的工作出发点。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他指出“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所谓史料的“比较”，事实上即是研究的路径与基本手段。
其二，“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体现出傅先生当年的开阔器局。今天我们讨论跨学科交流，讨论历史学与AI（人工智能）的关系；近百年前没有这样的条件与眼界。但傅先生主张借助自然科学（例如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工具达致历史学的目标，显然是强调材料依据的精确性，强调综合性的实证，也是重视自然科学更加标准化的操作方式，希望能够建设“科学化”的历史学。
严格来说，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是一门可以在实验室中验证的学问。学者也都认识到，百分之百的“真相”是无法得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家可以放弃对于真相的追求。即便后现代思潮中的史家，也是在解构种种并非真实的“假象”。换句话说，真正的学者，尽管切入的侧面不同，观点与情思不同，但对于“真”都有着内心潜在的向往与执着，这正是学术得以前行的内在动力。
其三，“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谓“可逢着的”，自然是指当时条件下能够得到的；“一切”，则相当于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强调，这对于中国古史研究、考古学界的早期发展影响尤其深远。这里所说“一切”，包括自然科学发现、出土资料、民俗传统乃至档案报章等诸类材料；“整理”则是强调重新审视这些材料，通过“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等方式，对其进行系统考订。《旨趣》下文指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这里所说，不仅是具体材料来源、工具手段，而且是“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总而言之，所有材料要经得起验证，才能构建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
上述两个“一切”（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是傅先生心中的治学路径，是对于同道学人的勉励与要求，也是当年史语所对于自身秉持的特有学术范式的宣告。《旨趣》对于两个“一切”的申说，无疑受到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史学尽管不能通过实验验证，却必须有实在的证据。《旨趣》的内容，有其特定语境。傅先生提倡纯然专注的学术道路，期待传统经验式的中国学术能够走向综合实证的“科学”目标，“集历史方法之大成”，朝向“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
先父邓广铭在回忆20世纪30年代傅先生授课的文章中说：
（他的讲授）不但显示了他对古今中外学术的融会贯通，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外有关文献资料与新旧出土的多种考古资料的融会贯通。他所谈及的课题，既多是开创性的，在旧有的史学论著中不曾有人谈及的，且多是具有纲领性的……把由夏朝以至春秋战国，全都重塑在一个崭新的氛围和场景之上了。
这样的讲授事例，说明了傅先生心目中“史料”与“课题”“纲领”之间的密切关联，应该可以印证“融会贯通”的意义。
应该说明的是，《旨趣》只是傅斯年对于史语所这一特殊的“引领性”学术机构工作导向及其原则的定位，并非囊括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旨趣。作为希望冲击旧传统的宣言，提法显然并非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或许略偏激奋，但其为新型史学奠基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傅先生的理念，在今人看来，似嫌保守；但在20世纪20年代，这不啻面对旧文化的新思潮之体现。他所倡导的，是力戒浮泛空虚，是基于原始史料的原创性研究。自梁启超到胡适一脉追求科学精神的新考据学，在当时是学术“启蒙”的号召；从史料考订出发的历史研究，此时更成为得以实际探行的路径。傅先生一生中对于殷墟考古的鼎力支持，对于居延汉简的全力抢救，领导史语所对于明清档案的整理，组织抗战中大批史籍资料的辗转南下，对于西南西北的民族调查和考古、民俗、方言研究，无不体现出学术引领者的远见卓识。《旨趣》理念的竭诚实践，也使史语所成为世界性的学术重镇。
“史料派”与“史观派”的说法，大体上是对应出现的。这种区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划分，而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两种各有侧重的研究路径。真正成就突出的史料派代表人物，通常有鲜明的“史观”论述；史观派的优秀代表，也无不是以坚实的史料分析为其论证的基础。
二
陈寅恪先生一生中总共为师友、后辈作序14篇，都写于1948年之前。他的序文多属短小精悍之作，篇篇皆可视为“史论”；不仅点明论著本身的学术贡献，又借以表达他对当时学术风气的意见，辞少意丰，各有创见，往往具有学术思想史的深切意义。今仅就个人相对熟悉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的一段文字略做讨论。
陈先生《宋史职官志考正序》写于1943年1月，首刊于是年３月《读书通讯》第62期。收入三联书店版《金明馆丛稿二编》时，标题改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该序不仅是对先父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的评价文字，更重要的是，反映着先生对于史事及时势的思虑。
本文对该序的讨论，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对序文的理解，然后略及序文发表后文字的个别调整及其参差。
（一）
陈先生序文中经常被征引的，有这样一段话：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这段文字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这一说法，更是大众耳熟能详。予人深刻印象的，尤其是“造极”二字。
对于宋学的认识，显然与特定时代和学者不同的观察理解相关。陈先生的这段话，并非一时起兴。序文开篇即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宋朝历来因“积贫积弱”而受到诟病，先生则转而称道宋代学术，甚至提到“华夏民族之文化”的“造极”高度。这里的“宋代学术”，应该是对宋代多方面学术成就的概括性称谓。
陈先生1936年9月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开设题为“欧阳修”的课程，课程说明指出：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时代，六朝与宋代，最为辉煌，至今尚不能超越宋代。现在讲宋学，是讲广义之宋学（包括文学、史学、理学、经学、思想等等）与今日之关系。
可以看出，陈先生关注的是“广义之宋学”，是就宋学整体而言，而非逐项比对若干方面之高下短长。他认为，从时代演进的角度来说，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成就“至今尚不能超越”——这正是“造极”的含义所在。对于“造极”一说的认识，我们不能推向极端，而应该有更加丰富融会和通贯平实的理解。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先生对于“造极”的限定，只在学术文化上。进一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是渊源自“数千载之演进”的，是经历了魏晋外部佛教冲击与内部民族交汇的文化，是华夏民族在西学东渐的激荡之前产生的本民族文化。它指的是“广义之宋学”，而非囊括政治制度、军事财政等方面之得失，亦非如今所说包括精神、制度、物质诸方面的广义“文化”，更不是无止境地夸耀宋代的标签。
陈先生对于宋代学术复兴的期待，实际是对于华夏民族的文化在新时代重新振兴的期待。众所周知，陈先生对于时代演进从来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他在《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中说：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不断吸纳、不断再生，陈先生心中的华夏文化与空前世局，应该说是富有内在韧性，也是在多文化的碰撞互动之中博取广纳而得以新生。
先生念兹在兹的中国学术体系，是在“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的情势下发展变迁的。在先生看来，中国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种看似“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恰是学术“开创之动机”。先生心目中的“新宋学”，正是学术风气与学术内涵的凝汇。
任继愈先生在王永兴先生所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序言中说：
陈先生盛赞宋人史学，是他的深刻处。很多学者多从史学论史学，没有像陈先生感受这样深刻。陈先生的学术，发为诗歌，语多悲凉，形诸笺楮，常现抑郁；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深，非同肤泛。
陈先生没有专门的宋史著述，但他对于这一忧患时代的关注与理解，可以说是超越常人的。这种寄寓深情的认识，终身未变。直至1964年，他于失明膑足之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当先生“托末契于后生”时，他以欧阳修撰《五代史记》义儿、冯道诸传为例，慨叹曰：
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通读《赠蒋秉南序》全文，所谓“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的说法，透露的显然不是称扬之豪情，而是于气节风骨着眼，是带有沉重悲凉感的勉励付托之语。
我们知道，陈先生讲学术，并非拘泥于学术。讨论该篇序言的内涵，不仅要自学术情境着眼，也要认识撰述之年的国内外局势。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尚未呈现关键转机，我国的抗日战争正值惨烈之际。先生身在后方，疾患缠身，但救亡图存铭记肺腑，外间风雨声声入耳，事事关心。序文中说“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此为世人所共知”。那一时期的人们，回顾往事之际，首先会忆及历史上遭受欺凌侵略，士民奋起，竭力抗争的时期；而两宋历史自在心头。
陈先生曾说：“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该篇序文中，自宋代学术起伏引申至“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读到“本根未死”四字时，先生忧思中的寓意，对于来日的寄望，不能不令人感动。我想，值得我们琢磨深思的，不仅是“造极”二字；我们应该仔细体悟陈先生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沉重的心境和殷切的期待。陈先生强调的是华夏民族顽强的内在生命力，他期待的是“本根”能够再生。宋代是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抗战时期的1943年也正是面对强敌、生死未卜、持续抗争的局面。陈先生作为一个洞悉时事的知识分子，在他治学为文时，笔端从未远离内心的忧患意识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二）
陈先生是对先父邓广铭“治学道路与涉世行己”影响最深的前辈学者之一。这篇序言，字里行间渗透着长者对后辈的勉励与劝慰。
文章写就时，文中都用“先生”（“邓恭三先生广铭”）来指称先父邓广铭。先父看到后，给寅恪先生写信，说自己作为晚辈，恳请先生不要如此称呼。寅恪先生同意日后如果正式出版，可以改称为“君”。1943年文章在《读书通讯》首发时，先父正担任编辑，于是其中称谓即为“邓恭三君广铭”。同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4分亦如是。但80年代陈先生的及门弟子蒋天枢先生整理的《金明馆丛稿》出版时，仍然保留了“邓恭三先生广铭”的说法。先父曾经与学生提及此事，荣新江在《邓恭三与陈寅恪》一文中回忆道：
这篇序在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时，仍然用的是“先生”。于是邓先生写信给编辑此书的蒋天枢先生，说你的老师答应我把序中的“先生”都改成“君”，你怎么还用“先生”呢？蒋先生回信说：他受命编校先师的文集，其实每个字都是寅恪先生自己确定的，他只做编校工作，而不敢改动一字！
在先父邓广铭收藏的友人来函中现已捐给北京大学档案馆。恰有一封蒋天枢先生1982年4月12日的回信，信中解释说：
尊著《宋史职官志》，陈先生所作序，似最初曾印成一版面宽大之本，弟曾见过，似其中有错字，惜今尽忘。陈先生话或仅就当日印本而言。陈先生对友人，对学生，都过分谦抑，给弟信札中仅存之稿，称谓犹然。弟采录时未敢擅改，或不致于先生有所损乎？
另外，对于该篇序文时日的签署，已有学人讨论。简单说，当日陈先生写作“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陈寅恪书于桂林雁山别墅”，是用民国纪年方式。解放后整理文稿时，助手改作干支纪年，将1943年对应为癸未；事实上，1943年1月正值壬午年末。目前三联本将时日改作“一九四三年岁次壬午一月二十七日”，公元干支并用，则以1943年接以“岁次壬午”，又容易出现新的理解参差。
三
陈寅恪、傅斯年二位先生治学特点不同，处世风格不同，但他们亦有许多共同点。就学术而言，他们都深谙中国传统学术，亦接受了西方史学观念渐染熏陶；就器局而言，他们都不拘泥于某一专门，而是眼界宏阔深邃；就传续而言，他们奖掖后学，不遗余力。他们并非不受时代局限，但他们在特定时代中都呕心沥血、尽心竭力维系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两位先生对于中国通史类历史教科书的重视，也是一致的。
20世纪30~40年代，怀抱文化救国志向，不少高校开设中国通史课程，继而有多部中国通史撰述面世。1933年11月陈寅恪先生向傅斯年先生推荐张荫麟，希望他能在北大史学系得到聘任，称他“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后经傅斯年推荐，张荫麟于1935年初受命编撰《中国通史》教科书，1941年《中国史纲》上册由青年书店刊行。该书虽然只写到东汉，但他已经构建出对于宋代历史独到的叙述体系。
张荫麟先生仅比我父亲邓广铭年长两岁，但他们家世背景颇不相同，学术道路也很不一样。张先生的学术才华在他1922年进入清华学校之际便显露出来，1933年底自斯坦福大学学成归国后，次年便在清华大学担任教职，1935年着手编撰《中国通史》，以“操翰为生，爰尽激扬之力”的抱负，宣告了“笔削”的标准以及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的方式，显示出他对中国古代历史予以总体把握的水平。而此时我父亲还是北京大学的本科学生。张先生1925年开始发表宋史研究论文，而我父亲是在1936年之后才专注于宋代历史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环境下，高校显然十分重视通史教学。张先生主要的成名专著，是《中国史纲》。先父邓广铭1936年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曾经协助钱穆先生整理通史讲义教材（其后出版为《国史大纲》）的资料长编；1943年他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史学系任教，主要是讲授中国通史；抗战胜利后，他与余逊教授也是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面向全校的通史课程。从现存课表来看，1948年之后，除去断续开设宋辽金史或宋史外，他先后与郑天挺、张政烺、商鸿逵、许大龄、汪篯、田余庆等先生合开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中国上古中古史等课程。
张先生与邓先生生前没有直接的交集，但他们都承继了陈先生、傅先生一辈的学术理念与期盼，都对中国古代史领域朝向“近代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25年11月草成于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十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頁30-42。註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