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年代以来，五四白话文运动逐渐进入日常书写规范的制度化与普及化阶段。其时，一种新兴的大众读物——白话尺牍指南随之盛行。然而，在白话文运动高举“言文一致”旗帜之际，市面上反而涌现出大量教人“如何写作白话书信”的指南。这一吊诡现象恰恰暴露了白话文书面语规范化过程中出现的内在困境。本文借鉴知识社会学视角，考察白话尺牍指南的编制策略、知识特征与商业动因，探析其在传统尺牍范式失效的“真空”状态下，如何构想了一套符合现代交际观念的新式书信规范。进而借助报刊“通信栏”的书信档案，力图还原指南所设“应然”与个体书写“实然”间的张力，由此揭示白话尺牍指南在近代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历史位置，并为理解近代交际文化与民众日常书写之间的互动，提供一个新的观察维度。

关键词：尺牍指南；书信；白话文运动；交际文化；日常书写

尺牍，亦称书信，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应用最广泛的书写体裁之一。魏晋以降，规范书信格式与礼仪的“书仪”广泛流传，成为士人日常交际的基本遵循。周一良将其定义为“写信的程式和范本，供人模仿和套用”。现存最早的书仪可溯及西晋索靖所著《月仪》，其后历代皆有纂述，如唐五代敦煌写本书仪、北宋司马光《书仪》、任广《书叙指南》、南宋胡瑗《吉凶书仪》、元代《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明清以来周亮工《尺牍新钞》、徐士俊《尺牍新语》及《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小仓山房尺牍》《宦乡要则》《尺牍初桄》等，皆为各时期通行之书，流传甚广。为满足读者日新的实用需求，书仪的类型与形式随社会礼俗、思想观念与社交场景之不同而屡有更迭。正如王重民所言：“书仪随时代礼俗而变迁，故诸家纂述，不能行之久远。”

中国尺牍文学曾出现两次大规模出版高潮，分别发生在北宋末南宋初与明末清初，其显著标志即大量“关于尺牍写作的辅助之书”集中问世。尽管此类书籍多为书商牟利之作，但其流行程度已然表明普通读书人对此类读物确有需求。林语堂亦以《秋水轩尺牍》为例，谓其风行乃因“中国寒士多，书中多觅馆求差语，甚有用处”。

事实上，尺牍类读物的出版高峰并非仅限于上述两个时段。至晚清民国时期，尺牍类书籍在坊间依旧繁盛，出版热潮经久不衰。这一时期流行的尺牍类读物，同样可分为两类：一为尺牍文学，以尺牍选本和文人骈体尺牍为主，销路甚广，以至于出现了畅销全国的民国三大伪书之一——“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平襟亚编）；一为尺牍指南，即供一般民众学习“如何写信”的实用性工具书，为不同阶层群体应对各类交际情境提供范本与参照。总体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尺牍类读物的出版规模远超前代，其中指南类尤甚。据曾任世界书局发行工作的刘季康回忆，该局出版的尺牍类读物颇受读者欢迎，“分类社交、商业、女子尺牍，增广名人尺牍以及个人著述，可称多如牛毛。且行情极好。”

作为新式书信知识的集中呈现，民国时期的白话尺牍指南是中国近代书信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篇章。自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言文一致”训令，白话文运动虽已从五四时期的激烈论战逐渐转入日常书写规范的制度化阶段，但言文之间的分离并未因此消弭。传统尺牍所依托的语言体系与社交礼仪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氛围，白话文书面语的统一方案又尚未完全确立，书信写作规范旋即陷入参照缺失的“真空”状态。在此背景下，一种在语言、格式与功能定位上均与此前存在显著差异的新型读物——白话尺牍指南应运而生，并迅速引发了尺牍类出版物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版高潮。其不仅是对传统尺牍规范的一次重要更新，更折射出语言改革在日常书写实践中的知识场域。然而，此类出版物鲜为后世研究者关注，其风行一时的原因及在日常书写中的落地效果，亦未获进一步追问与检视。

有鉴于此，本研究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阈出发，突破把白话尺牍指南视为一种静态书写范本的路径，将其置于近代社会文化转型与日常书写实践交汇的语境，围绕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议题展开论析：其一，白话文运动高举“言文一致”旗帜之际，为何反而涌现出大量教人“如何写作白话书信”的指南？其二，白话尺牍指南构想出了一套怎样的新式书信规范？具有怎样的编制策略、知识特征与商业动因？其三，指南所设定的“应然”与个体书信实践的“实然”之间具有怎样的现实张力，白话书信在日常书写中的落地实践情况究竟如何？

一、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书札改革”

长久以来，书信作为以文字代替言语的沟通媒介，被期待能够连接信笺两端，使双方达到“舒布其言”“辞若对面”的理想交往境界。传统尺牍在旧时社会中长期承载维系人际往来的重要功能，其对文辞的雕琢与格式的恪守，往往被视为士人文化修养的体现。然而，这套书写规范对于初习者而言门槛颇高，年幼学童与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一般民众尤甚，对其而言，写出一封合乎礼数的文言书信，实非易事。陈衡哲（1890—1976）在童年时期就曾有过一段学写书信的“痛苦经历”，她回忆道：

我那时候已经七岁了，但还没有学过怎么写信。现在的孩子不管男女到那个年龄一定会写信了，可是读者应当记得那时候流行文言，孩子学的是士大夫阶级创立的传统文体。也就是说，我写的将会同我说的、想的完全不同。母亲教了我文言文体，我也照例用文言写信。可是，每封信虽然格式固定，内容却不同。因为母亲没空教我怎么把不同的内容变成固定的格式，我只能在每封信的开始和结束时用固定的格式，中间部分得发挥我的创造性写出内容。结果，我的信的开始和结束符合传统的文体和礼节，中间部分的内容却是用我家乡的方言写的，其中还夹杂了很多我自己发明的词以配合方言的发音！

在文言占据正统地位、口语与书面写作严重脱节的时期，一个仅习得信函起讫格式的儿童，从未有人教她如何将想说的话转写为文字，于是只能在信中径直以家乡方言写作，甚至自造词语来迁就方言发音。最终写成的书信虽格式严谨，内容却皆为方言土语。此种错位，既暴露出文言语体在应对日常表达时的困窘，也折射出传统尺牍书面用语与现实社会生活之间的脱节。连具备良好教育环境的士人子女尚且感到窘迫，识字有限、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一般民众，其困难可想而知。1928年，《时事新报》刊载《谈尺牍》一文，生动再现了旧时学堂教授文言尺牍作法的一幕：

那时候，简单的脑筋里，实在记也记不清，而究竟这等句儿（阁下、钧鉴、久仰德芬，引者注）含着什么意义……因为只当作公式看待。记得有一次，教员出了一个头目，叫《致友借书》，打算测验我们的成绩。我开始第一句就是“朋友大人膝下”，他看了只重重给我吃了两个栗凿……

上述书信写作的困境，正指向五四白话文运动“言文一致”的核心主张。文学革命之初，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倡导的“三大主义”，率先向以诗歌、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之文”发起冲击。而当“言文一致”被确立为语言革新的中心诉求后，有学人更进一步，主张此原则不应止于文学创作，而须推广至“应用之文”。书信作为应用较广、与日常生活关联紧密的文体，顺理成章地被推至改革前台，其写作规范迅即受到新派学人重新审视。而最先察觉并明确提出应用文及书信改革主张的，是钱玄同。1917年2月25日，钱玄同在致陈独秀信中称：

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弟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

在钱玄同看来，“应用之文”亦应遵循“文章即说话”的原则，且其“言文一致”的落实比“文学之文”更为迫切和重要。毕竟，“无文才者”可以“不必做文学之文”，却“终不能不做应用之文”。钱玄同强调，“只有当白话文既是‘文学之文’亦是‘应用之文’之时，‘五四’白话文才算获得真正的胜利”。对此，其在专文《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中草拟了十三条改革大纲，并将书信单列为“书札改革”一项，视其为应用文改革的核心目标。依钱玄同的意见，传统书札中的称谓、套语、款式，不论其曾承载何等礼教规范，均属“无谓之浮文”，当一并删去，而以“简明确当”为书信写作的基本准则。此后，随着教育部“言文一致”训令颁布，以及各项学制对书信教育的纳入与重视，沿袭旧时程式、套语及文言语体的传统尺牍，既不再为学校教育与社会交际奉为典范，还被持有新式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冠以内容复杂、文辞虚伪、冗长累赘等标签。钱玄同这一“应用文改革”方案的提出，不仅明确了白话文的应用边界，巩固了“言文一致”思想的权威性，更构成了对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倡文学改革的有力补充，使白话文运动的覆盖范围从文学创作拓展至日常书写领域。其背后，实为新文化学人对书信这一应用文体社会功能的重新定位。

观念的更新与现实的变迁并非同步推进。尽管新派学人从学理上完成了对传统尺牍的批判，确立了书信改革的方向，但旧时书写习惯并非一朝一夕便能革除。新观念将立、旧规范未退的过渡状态，使书信改革在白话文运动中成为一个颇为棘手的议题。1920年3月26日《时事新报·学灯》刊载的《评论现在通行的尺牍》一文，便折射出上述情形。作者锜中在开篇即对当时流通于市面的传统尺牍进行抨击，并专就白话书信之“简”做出释义：

现在书肆里出版尺牍的教科书，学校里教授做尺牍的方法，我觉得都是不对，几何把交通人的意思的本旨要失去了……现在阶级制度打破了，书信的阶级抬，也要废止了。做起书信来，用不到什么抬头不抬头，一直写下去好了。

书信里的词句，第一是要清爽，浅显，切不可用古典，四六语，和那烂八股的死调……书信的简，在乎写信人和受信人用脑的简，不是文言简于白话，这个简字是要认清楚的。

锜中认为，白话书信的“简”并非文辞的简省，而是“写信人和受信人用脑的简”。与之相应，似乎只要“一直写下去”——摆脱程式和套语的束缚，将意思直接传达出来，便可实现书信写作的解放。然而，这种以“言文一致”为底色的乐观论调，简化了白话文书面语确立过程中的复杂性。尽管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通令使五四文学革命获得了与国语运动合流的契机，有利于白话文成为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主流形态，但白话文的写作规范却迟迟未能达成共识，并与口语始终保持着某种结构性的分离。可以说，“言文一致”的主张一旦落实到日常书写层面，便暴露出从口语到书面语转化的根本性难题。傅斯年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文言合一草议》对此早有洞察，其认为白话虽“切合人情”，但“所蓄非贫”，若只是“不加修饰，率尔用之”，则难以承担书面表达功能，故“用白话者，非即以当今市语为已足，不加修饰，率尔用之也。”其后，周作人进一步在《国语文学谈》中提出“文章语”的概念，阐明书面语较之口语应更具思想性和语言的精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白话文书面语需要人为建构，亦需要通过学习掌握。换言之，当白话从口头言说进入书面写作时，便从一个自然的状态进入一个需要“规训”的状态，正合乎傅斯年所谓“文言合一之业，前此所未有，是创作也”。

于此，钱玄同强调的“人人终不能不做”的应用文重点改革对象——书信，同样面临跨越“手”与“口”之间语言鸿沟的困境。而书信又因作为应用文中与民众日常生活关联密切、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种，加之其私人化与贴近口语等特点，相比契约、公文等其他“公共文类”，须同时满足“如面谈”的表达要求与“像封信”的文体规范。这便使其深刻地卷入了口语与白话文书面语的调适与确立过程之中。传统尺牍所依凭的文言格式与社交伦理日趋失效，而新的白话书信规范尚未成形，书信写作遂陷入一种参照缺失的境地。刘半农曾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言文对照的尺牍》一文，以颇具实验色彩的“恶搞”笔法，对书信写作规范的“真空”状态进行了放大与解构：

仁兄同砚大人足下。久睽麈教，时切驰思。辰维筹祺晋吉，道履绥和。引企芝仪，实深藻颂。兹启者：有敝友欲假《古文观止》一部……

仁善的阿哥，合用砚瓦的大的人的底下。长久离开了鹿尾巴的教训，时时刻刻很深的跑马般的想念。现在是筹划的福气长进而且吉祥，道德的鞋子平安而且和气。伸着头望灵芝的相貌，实在很深的水草的颂扬。现在开的：有一个破的朋友，要借《古来的文章看完了》一部……

此番言文对照“实验”，并非单纯否定文言或推崇白话，而是一种双向批判。一方面，刘半农揭露了传统尺牍陈词滥调、以形式礼仪替代真实表意的积弊，指出传统尺牍已脱离日常实用需求，不再适配当时社会的书写场景。另一方面，他亦未美化白话文，反而刻意呈现了早期白话文书面语的粗糙与不成熟，点明其尚未成形、缺乏统一规范的不稳定状态。故而，对一般民众而言，在缺乏现成书信规范的前提下，如何将口头语言组织为白话文书面语，“手”与“口”之间的鸿沟怎样跨越？他们又该以何为参照？

二、“言文对照”：新旧书信规范的知识协商

伯格与卢克曼在关于“知识整合”的相关论述中提出，日常生活中被惯例化的区域被视为“没有问题的”（unproblematic），可一旦当“日常现实的连续性被某个问题所打断”，原本“没有问题的”常态便转化为“有问题的”（problematic）非常态。在此情形下，“日常生活现实会努力将有问题的部分整合进无问题的部分”。此种“知识整合”规律，对于理解五四白话文运动中的书信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简言之，白话文运动打破了传统尺牍书写惯例“理所当然”的地位，使“如何写信”这一原本既定的、具有规范性的书写行为，滑入一个规范“真空”与“有问题的”领域——人们认识到“不能怎么写”，却尚不清楚“该怎么写”。为填补新式书信规范的空白，20世纪20年代以来，各类白话尺牍指南大量涌现，力图为读者提供一套全新的书信写作规范。值得注意的是，以“言文对照”形式编排的尺牍指南尤为特殊，其既为不谙白话的读者提供了“新旧并存”的书写范本，又在文言与白话之间维持着某种文化上的平衡，构成了一种充满内在矛盾的知识过渡形态与商业化现象。

1922年9月1日，世界书局成立一周年之际，曾于《新闻报》刊登一则广告，为各类读物进行促销宣传。“言文对照尺牍类”和“白话新尺牍类”分列其中，“言文对照尺牍类”书目旁附宣传语称：“尺牍类多文言，白话文言对照尺牍，则本局特有，使写信者得并益之效。”世界书局诚然是较早尝试“言文对照”出版路数的机构之一，在其早年出版的此类读物中，“言文对照尺牍”共计8套，“白话新尺牍”共计5套，书目类别分涉儿童、学生、女子、商业、政界等不同受众和领域。这些尺牍指南自1921年初版发行，至三四十年代仍在重印、再版，且部分单册的重印数量尤为惊人，如《言文对照女子新尺牍》累计超过50次，《言文对照学生新尺牍》更达128次以上。在“言文对照新尺牍”系列中，《言文对照学生新尺牍》《言文对照女子新尺牍》与《言文对照商业新尺牍》例言部分均附有相关说明，从中可见出版方对“言文对照”这一编制策略的知识定位：

每函编文言体、白话体各一。均以明白晓畅为主。最合学生练习书信之用。

语体书信风行一时，舍难就易，心理所同。本书特将每函分编文体语体两式，以便阅者双方对照，获言文并进之益。

各种信函，分编文言体白话体各一。一以标本来之程式，一以顺社会之趋势。既便练习，尤合实用。

由此可见，编撰者在表达自身文化立场时，大多倾向于采用一套含糊其辞的话术，既不明确表态，亦不直接否定。如“每一尺牍，分文言白话两体，一以示旧学之商量，一以顺社会之趋势”，或“一以标本来之程式，一以顺社会之趋势，新旧并顾，雅俗共赏”等——以高雅与俚俗并行为策略，在文白之间维持一种表面上的中立姿态，从而掩盖个人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过，就书籍的编排来看，白话书信始终被置于文言书信之后，以更小一号的字体排印，仅仅扮演了翻译与注解功能的“副文本”角色。此种编制方式虽看似兼顾了不同读者的写作需求，实则将书信语言的选择权交还读者。这一“守经行权”的出版策略，本质上是一种牟利手段，它既迎合了大众文化的潮流，也使出版方得以规避新旧文化立场的态度争议，同时保证了书籍销路的稳定。

有趣的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市面上出现了一种与一般“言文对照”尺牍指南略有差异的书籍款式。在上海大东书局于1934年出版的《小学生新尺牍》例言中，作者王一鸣就该书独特的“对照编排法”做出了阐释：

本书白话信列前，文言信列后，和普通出版的言文对照书本不同。须知儿童学习文字，白话易，文言难，自然从白话入手。况且言文对照四个字，言字在前，也是白话居首列的意思。

看似简单的顺序调整，实则蕴含“知识协商”的编制策略。郑逸梅曾言：“尺牍充斥坊间，各类皆备，欲标新立异，殊属难能。”在尺牍指南竞争日趋激烈的出版环境下，此种编排方式实为吸引读者、拓展市场的一种策略创新。“言文对照”尺牍通常将文言书信置于前、白话书信附于后，以形成参照与对比。该书却反其道而行之，有意将白话书信排列于文言书信之前。据该书例言称，此举旨在以白话文作为向儿童传递书信知识的媒介，从而营造出由浅入深，“先解其言，后知其意”的教学效果。事实上，采取类似编排体式的“言文对照”尺牍指南，如丰子恺《文图对照儿童尺牍》等，均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方才出现，且出版规模远不如前者可观。但此种编排体式在阅读顺序上赋予了白话文认知上的优先性，不仅打破传统“言文对照”尺牍指南以文言为起点的惯例，更对以文言为中心的知识等级秩序构成了一定挑战。

要言之，“言文对照”类尺牍指南在文白并列的框架中维持着文化倾向上的平衡，为过渡时期的读者提供了折中方案，也为书信规范的建立保留了弹性空间。此种“双语”出版策略，使白话尺牍指南在新旧思潮交替之际，呈现出商业力量与文化权力相互博弈、协商的知识场域。与其说它推进了语体变革，不如说它是在白话书信规范尚未确立的过渡时期，对文化市场作出的一种保守式回应——既顺应了白话文运动的时代趋势，也为传统尺牍书写习惯的存续留有余地，从而在商业利益与文化转型之间达成暂时性的平衡。

与上述折中策略不同，白话尺牍指南中还存在一类以宣传白话文为直接目的的范本。伴随出版行情日渐看涨，白话尺牍指南吸引了大量民国知识人与教育界精英投身其中。此类读物兼具儿童教材、日用工具书与休闲读物的多重功能，读者覆盖不同年龄与阶层，使用场景极为灵活。因此，在提倡语言改革的知识分子看来，此类书籍不失为推广白话文的理想载体。以“提倡白话文”“重视国语”等为主题的范本不在少数。如《初等新尺牍》中，某学生在信中告诉母亲，新学期以来，学校开始重视国语教学，“每一礼拜，必开国语竞争会，这也是要常常练习的意思”。《儿童新尺牍》中一篇写给父母的《告改用白话课本》则称，“现在学校里面改用白话课本，既然容易解说，况且很有趣味，我今年的功课，必能胜过往年”。其他各类白话尺牍指南中亦不乏此类“劝学白话”的内容：

我觉得语体信实在比文言信来得容易写、容易看、省时间、省手续……假使能够把从前那些层床叠架的格式，和凌虚御空的套语，大大的改革一下……

我们校里对于白话和文言，争论得十分利害，据我看起来，白话终能够得着最后的胜利……

国语很是简便，倘使能够用心去学习，那么不到三个月，就能做能写，比较文言的用尽一世心力，还不能好，真是天地相隔了……

上述材料表明，白话尺牍指南的实践意义已不止于传授写信技法，其同时参与了“白话文”本身的社会构建与推广。它不仅是新式书信知识的传播媒介，为白话文“下行”至一般民众提供了制度性通道；也基于商业考量，将白话文塑造为进步且合乎潮流的文化市场符号，持续向读者灌输“白话书信优于文言书信，白话文优于文言文”的价值判断。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无论是“言文对照”式指南，还是以推介白话文为旨归的范本，实则共同构成了一种“知识过渡形态”——它们既非传统知识的单纯延续，亦非新知识的最终确立，而是在“众声喧哗”的文化语境中，不断推进新式书信知识的客观化与制度化进程。这一现象为理解“言文一致”主张与白话尺牍指南大量涌现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关键的解释路径，而该路径的具体展开，则有待于对白话尺牍指南所构想的新式书信规范做进一步检视。

三、“手”与“口”的合一：打造书信写作新规范

作为新式书信教育的重要文本资源，白话尺牍指南旨在挑战传统文言书信的写作规范，进而引导读者独立写作白话书信。为此，它从两个维度对书信知识体系进行了重构：一是语言层面，将文言文转换为白话文，并提供新的称谓、措辞与格式要求，即以白话文主导的新式书信规范取代文言书信的传统程式；二是交际层面，将传统酬世之道从旧时礼教伦理中剥离，转而嵌入现代交际观念的框架之内。虽然市面上白话尺牍指南的读者定位与知识侧重各有不同，但其都指向同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写作白话书信”。

文言书信的体式规范根植于传统社会的伦常秩序与身份意识，是一套涵盖称谓、抬头、款识、套语等要素的、成熟度较高的书写程式。白话书信则不然，这一充分响应五四白话文运动及“应用文改革”主张的新式书写规范，虽视“以国语为之”为首要，但具体的格式、称谓与套语应该如何转换、处理，仍属难以回避的问题。对此，钱玄同在1917年已有所回应，其在《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所提出的“十三条应用文改革大纲”中，专列“书札改革”一条。该主张径直废除“阁下”“足下”等繁文缛节，将称谓统一为“先生”“君”“兄”三词，具有破除旧式伦常束缚，建立便于应用的新规范的双重目标。兹抄录如下：

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如“辰维”“忭颂”“贱躯托福”“德门集庆”种种肉麻可笑之句，必当删除固无论矣。即如“阁下”“足下”“左右”“执事”……之类，其实亦可全行删除。若抬头［双抬单抬，更不消说］、空格偏写之款式，“老伯”“小侄”“姻兄”“世讲”之称谓亦当废止。弟个人之意见，以为除家族及姻亲中有称论者外，其余皆可以“先生”“君”“兄”三名词称之……

尽管“顿首”“再拜”“台鉴”“姻兄”“世讲”等旧式套语被剔除，但白话书信仍然需要抬头、结尾和称谓等基本程式来维持其文体特征。因此，白话尺牍指南在摒弃传统规范的同时，还须为读者提供相应的替代方案，如开头如何起笔、问候如何措辞、对不同辈分的人如何称呼等。此类“新规范”，本质上是对传统尺牍程式的“断层式”更新，甚至可视之为一种有意识的“发明”。体现这种彻底改革传统尺牍程式主张的白话尺牍指南，当推高语罕所编《白话书信》（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

《白话书信》是白话尺牍指南中极为罕见的“现象级”文本。该书初版印量高达九千册，前后共计重印二十版。据汪原放回忆，其为亚东图书馆唯一一部发行量超过十万册的书籍，曾与《尝试集》《独秀文存》并列称为亚东图书馆三大畅销书。此书原为高语罕在安徽芜湖商业夜校的讲义，除指导白话书信写作外，每篇范本皆包含“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氏在之后出版的《青年书信》中，更将《白话书信》明确定义为“五四运动时代的产物”。“绪论”部分，高语罕首先指出，书信写作与口语表达本质相当，是“替代语言的工具——就是把当面要说的言语写在纸上，传达远方，仿佛打电话似的”，继而通过系统讨论书信的功用、名称、种类、写法、称呼、名号、敬语、格式，尝试为白话书信确立一套全新的写作规范，为此，他郑重提出“白话书信八事”：

（1）不用古典，不求雅驯，不事虚文。

（2）一是一，二是二，直捷爽快。

（3）说话要合彼此的身份，高亢不得，卑微不得。

（4）要表示最诚恳的态度，最深厚的情感。

（5）字画要清楚整齐……

（6）要用标点符号表示语气。要依文法分段，每段起头应低两格。

（7）墨色要乌黑有光……

（8）凡遇信中地名，人名，和数目字，以及年，月，日，时，都应书写清楚，免得误事。

高氏“白话书信八事”似有向胡适“文学革命八事”致敬的用意，其中“不用古典”“用标点符号”两条核心主张，更是切合文学革命的题中之义。透过该书范本，可见书信格式已极端简化。如致父母信中，上款顶格写有“我亲爱的父母亲”，后以冒号统领全文，各段落以空两格起头，落款仅以“健康”等祝福语收束，具名“某某”。不过，部分书信仍留有旧式套语的痕迹，如“此上”“此肃”，或经过改造的新词，如“顺颂进步”“即颂幸福”，以及若干生涩的白话，如“祝你的福”“祝你的平安”等。这些新旧杂糅的文本形态，既是传统尺牍“差序格局”被打破后，新的语体规范尚未定形时的症候性表现，也透露出身份意识与辈分之别，乃高氏认为必须正视的重要议题，恰如其在“八事”中所言“说话要合彼此身份”一条。实际上，由于该时期白话文体式弹性较大，语言规范尚不稳定，不同指南对白话文书面语的把握歧异甚多。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白话尺牍指南中仍有混用“父母大人”“钧鉴”等旧式称谓的情况存在。

《白话书信》出版两月内即告售罄，社会反响颇为热烈，高氏亦声名鹊起。1921年5月20日，《民国日报·觉悟》刊载了一篇采用白话书信格式写成的文章——《讨论“白话书信”的一封信》。此文出自一位署名梅生的读者之手，文中首先批判了坊间流通的尺牍指南，称从前《尺牍大全》《书信规范》等书“不是言辞欠通、文法失当，便是思想陈旧主义不同，又或取材太杂”，继而，他在称许《白话书信》“可爱”之余，复提出数项改进意见，如每封信前应增设标题、参照民国日报馆的用字新例，使用“她”作为女性第三人称代词、采用横行格式写作国语信等。总之，从《白话书信》的书信范本及读者反应来看，该书虽对部分传统套语有所保留，白话文书面表达尚显生涩，但较之同时期的其他白话尺牍指南，其改革力度与推进速度仍较为显著。也正是这种大幅度的改革，促使书信规范的“标准化”问题被不断推至前台。

然而，语言与格式上的更新，并不意味着一封得体的白话书信便能自然生成。传统尺牍中的套语虽被剔除，但社会阶层与身份意识并未随之消失，而是改头换面，转化为一套以现代交际观念为包装的处世之道，重新植入了白话尺牍指南的知识框架。落实到白话尺牍指南中，此类知识大多被置于书信范本之末，以副文本的形式呈现。与书信范本一类成果性知识的呈现方式不同，它并不直接示范“如何写信”，而是传授“如何交际”。下文摘录段落即为一例：

（作法）慰问的话放在后面，比放在前面好，因为病者先看到了如意的食物后，心神感到愉快劝慰的话，也一定更能领悟些。

【注意】对于尊长反对一件事情，须要把原因说得清楚，并且文字上要委婉动听，不要忘记恭敬和客气。

即便脱离书信的具体语境，这部分内容仍可独立视为一套处事技巧的说明。毕竟，在编者的预设中，书信沟通的效果既取决于文字内容，也与交往的方式与技巧密切相关。除在范本后增设副文本外，亦有根据不同主题对交际类型加以界定和归纳的做法：

讨论类……不可稍存意气，发现谩骂的字句，伤彼此感情。

借贷类……最忌过叙寒酸话，哀求话。

请托类……最忌过说种种奴隶语，自失人格。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内容亦进入儿童书信教育的范畴。如《现代学生新尺牍》中称：“问病信中，对于病势的设想，要拣好的方面说”，“非极亲热的人，不能贡献诊治意见。”《小朋友书信》中则写道：“凡长辈有谬误的见解，须向他们委婉解释，不可有‘你不对’或‘你错误’等词句，就是对于朋友，也要用这种态度。”此种对交际分寸的强调，与梁启超所谓“幼而处家庭，长而入社会”的要求相符，即儿童被期望掌握必要的处事技巧，接受初步的社会化训练，为日后步入成人世界作好预备。

传统尺牍的书写程式和文言表达虽已被渐渐弃用，但昔日的酬世之道仍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陆胤指出：“尺牍的款式和套语固然随时俗流变，但凭借称谓轻重、语气缓急等‘虚文’表达身份意识与人情厚薄，这一原理却亘古不变。”进而言之，话能怎样说，不能怎样说，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讲，如何讲话能显得更加真诚，怎样表达可得人心……这些内容何尝不是“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等旧时套语在某种程度上的变形？毕竟，其共同的着力点都在于将人际关系引向可以被预期的轨道。就此而言，这些关乎“为人、处事、做人”的交际知识，未尝不是传统处世观念在新语体秩序下的延续。

白话尺牍指南在摆脱传统程式束缚的同时，实质上正从语言、格式与交际观念等层面，构建一套全新的书信写作规范。在钱玄同、高语罕等人看来，这一规范的确立或可视为对传统的“解放”，但对于民众的日常书写实践而言，它却构成了另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规训——通过看似“文明”与“正确”的知识规范，对个体书写行为进行持续的矫正和训练，使其逐渐符合既定标准。如果说传统尺牍的程式和套语是一种习得性的“处方知识”，那么白话尺牍指南所建构的新规范，同样是一套在书信写作层面对个体进行规训的知识系统。

四、“应然”与“实然”之间：白话书信的书写实践

既有史料表明，白话尺牍指南不仅因市场需求而屡屡重印、再版，还在当时的舆论界获得多种形式的认可与推重。1925年1月，《京报副刊》曾向社会征集“青年爱读书”与“青年必读书”各十部。其中，“青年必读书”栏目特邀海内外著名学者作答，最终刊登了包括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顾颉刚在内的78位文化名流的意见，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一位署名周志伟者，在其提交的“青年必读书十部”书单中，更将《普通应用尺牍读本》《白话尺牍读本》《酬世宝鉴》等指南类读物，与《古文辞类纂》《孙中山建国方略》《胡适文存》并列。1934年6月21日，《申报》“读书问答”栏目刊出一则关于“怎样学写书信文”的问答。文章在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书信的同时，一方面批评了读者来信中所提到的“分类尺牍体裁的书信”之陈腐，另一方面则径直为读者列出了数本可资参考的白话尺牍指南书单，其中包括“亚东之《白话书信》，光华之《现代名人书信》，南强之《实用白话书信》……”从学界人士为青年开列的必读书单到报刊栏目推荐的参考书目，白话尺牍指南已被纳入一般知识体系范畴，其实际效用与文化地位亦获得了来自文化界的确认。与此同时，此类读物的商业广告亦频现于报端，其大多将“学会写信”鼓吹为“寻觅位置”“兜揽生意”“烈烈轰轰做一番事业”的必备技能，并向读者许诺仅需“一个月”或“顶多百日”，便可达到“一纸飞去，万事成功”之奇效。此种销售手法通过对“写信”一事的神化，既赋予“学习写信”以崇高的实践价值，又贩售着“学会写信”所能创造的理想生活，进而刺激读者的购买需求，影响其消费选择。

不过，文化界的推重、商业广告的推广与读者的实际接受之间，未必全然一致。指南所设定的“应然”规范，在进入个体的日常书写实践时，并非能够直接落实为“实然”。检视这一转化过程，恰是探析白话尺牍指南落地效果的有效路径，既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规范设定与实际书写之间的张力，也为衡量语言变革在微观书写层面的真实抵达程度提供了依据。

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读物，尽管白话尺牍指南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了出版与行销的繁盛期，但受其文本特征与读者身份所限，能够直接体现受众反应或检验其落地效果的材料殊为有限。此种局限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其一，“指南”类读物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其非线性、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即读者通常在需要时查阅特定范本，而非从头通读，致使其具有“即用即弃”的特征；其二，使用者多为粗通文墨的一般民众，受教育程度有限，加之此后战乱频仍，私人通信难以系统性存留。就笔者经眼的白话尺牍指南而言，虽偶见批注、圈点或仿写的痕迹，但这些信息过于零散，除证明确曾被翻阅使用外，批注者的身份、动机与阅读体验均无从考订，难以据此对其实际影响力做出系统分析。

然而，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引发的公共出版事业转型，恰好为上述史料困境提供了新的应对思路。这场文化变迁不仅催生了新式出版物的兴起与旧派报刊的改良，更参与重塑了由各类印刷媒介构成的公共出版空间，使之成为检验新旧文化冲突与新知识传播效力的重要场域。就书信改革而言，这一转型在报刊“读者通信栏”中表现尤为突出。1920年代以来，此类栏目呈井喷之势，大量普通读者通过向报刊投稿，将书信写作带入公共视野，为后世留存了一批规模可观的书信样本。这批书信的出现时段与白话尺牍指南的流行时期高度重合，二者由此构成一组可资参照的实践文本，将其与指南所设定的“应然”规范进行比对，或可检视新式书信规范在现实中的渗透程度与接受边界。

本研究拟以1915—1930年间《申报》“读者来函”栏目为核心，并结合同时期多种刊物的“通信”“读者信箱”栏目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讨在书信改革浪潮与白话尺牍指南风行之际的书信写作实践。以《申报》为核心样本，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其一，《申报》发行量居全国报界前列，其读者覆盖面较广，来函作者身处不同地域与阶层；其二，该报设有长期稳定的“读者来函”专栏，存续时间恰好覆盖了书信改革从文言格式逐步挣脱、向新式规范过渡的完整周期，为历时性观察提供了连续的材料基础。在具体操作上，本研究以1915、1920、1925、1930年为取样节点，在每一年度内的各月份中随机抽取1封个人来函，共计48封，作为分析样本，并聚焦于语体、套语、标点三项可客观观测的形式指标。1915—1930年间《申报》“读者来函”书信形式特征分布如下：

图1  《申报》“读者来函”书信语言特征演变趋势（1915—1930）

语体指标的演变呈现出从“文言主导”向“文白混杂主导”的显著转向。1915年文言文占比100%，1930年降至33.3%；文白混杂则从0%升至66.7%，两者此消彼长，且与白话尺牍指南的出版高潮在时间上高度同步，提示出指南所倡导的“以白话作文”理念已在日常书写实践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回响。不过，48件样本中均未出现纯粹白话书信，说明实际书写仍停留在文白混杂的“中间状态”，写作者在放弃文言主导地位的同时，尚未完全接纳白话文书面语，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找折中方案。套语的使用同样呈现出从“传统旧式”向“新式敬称”的持续迁移。1915年，两者各占50%。至1930年，旧式仅占8.3%，新式升至75%。这一趋势表明，书信套语的简化是读者接受新式规范过程中阻力较小的环节。与语体层面的“文白切换”不同，套语的改变并不涉及过多语言能力的挑战，故而更易为读者所接受。标点方面，1915年的样本中无新式标点；1920年已有25%来函使用简单标点；1925年及1930年跃升至100%。其中顿号是最早被广泛采用且使用频率最高的新式标点。它在功能上近似传统句读中表示停顿和断句的“读”号，只需将停顿习惯转换为符号形式即可。

综合上述趋势，白话尺牍指南倡导的新式书信规范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已产生一定规训效果。如果说1920年之前可谓“前规训期”——语体以文言为主导，新式标点尚未出现，旧式套语仍占相当比重；那么1920—1930年则已然进入“规训期”——文白混杂成为主流，新式敬称和简单标点符号亦已基本普及。

《申报》所呈现的新旧书信规范交替趋势，并非孤例。以其为代表的一些老牌报刊，均在读者通信栏中留下了新旧书信规范的过渡痕迹。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创办的《妇女杂志》，自创刊起即常设“通讯”“通信”等栏目，为读者提供了固定的书信交流平台。该栏目来函数量自1923年起呈爆发式增长，且以1922年为界，书信格式呈现出显著的新旧规范区分。创刊于1914年的《学生》杂志（后更名为《学生杂志》）同样设有“通讯栏”，其书信格式的转变则以1921年为明显区隔。黎锦晖于1922年创办的《小朋友》周刊，自1923年起常设“小尺牍”栏目，该栏目虽与前述各刊“通信栏”性质有别（刊载内容主要为儿童私人书信，而非读者来函），但极具代表性。其所刊载的书信均采用从左至右的横向书写格式，且严格遵循新式书信规范，这与黎锦晖时任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部长、积极推广白话文教育的个人立场不无关联。

《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小朋友》及《申报》四种出版物受众定位各有不同，对新式书信规范的响应速率亦不尽一致，但其转变大多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可见，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以白话尺牍指南为代表的新式书信规范，确已获得女性、青年、儿童等不同读者群体的响应。上述四种报刊“通信栏”中的书信写作实践，既呈现了近代书信文化在新旧过渡时期的“复调”面貌，也彰显出其与白话尺牍指南倡导方向的一致性。

作为新式书信知识在公共空间中传播与协商的另一重场域，透过报刊通信栏的书写实践可以发现，白话尺牍指南本质上是一种“应然”的规范文本，而非“实然”的书写本身，在“应然”与“实然”之间，既有知识从提出到落地的时间差，也有规范自身在不断调适中表现出的复杂性。这种新知识或新规范从客观制度转化为个体主观认同的过程，亦即伯格与卢克曼所说的知识“内化”（internalization）——个体主观意识将外在客观现实吸收、筛选与重组，并转化为实际行为的准则，此过程常因与既有经验冲突而充满张力。换言之，相较于将白话尺牍指南理解为一种书信写作实践，不如说它是一种关于“如何写作白话书信”的集体认知，折射出新式书信知识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历史轨迹。

余论

白话尺牍指南的繁盛，恰逢五四白话文运动擎举“言文一致”旗帜之时。新文化学人倡言“我手写我口”，而书信作为日常书写中与口语最为接近的文体，本应是白话文运动最易攻克的领域，然事实并非如此。在白话文已于教育体系和舆论空间中获得制度化和普及化的20世纪20年代，市面上出现大量教人“如何用白话文写信”的指南。此一现象透露出“言文一致”理想与日常书写实践之间的深层隔阂——从文言到白话的转换，意味着整个书写规范的结构性重组。白话尺牍指南便在这一情形下应运而生，并引发了一场波及日常书写领域的“书信革命”。

这场变革的核心诉求不只以白话取代文言，更是一套新型书写规范的系统性确立。霍布斯鲍姆曾指出，许多被视为“古老”的传统，实则是在特定历史时刻被建构出来，并通过仪式化与重复实践获得合法性的“发明”。白话书信的创生亦是如此，它固然延续了数千年书信文化的外壳，但其生成方式并非自然演进，而是一次有意识的“发明”——书信文体中语言和格式的规范化，以及传统处世之道在新语体下的延续与变形。二者在白话尺牍指南中合为一体，呈现为一套可供模仿的新式书信写作规范，进而被纳入商业化、标准化的知识生产体系。随着白话文书面语的成熟与新式书信规范的确立，传统尺牍的程式套语和书写惯习式微，千百年来的书信文化亦为之改变。白话尺牍指南既体现了时人对新式书信规范的构想和计划，同时承载着“被发明的传统”在形成过程中必然携带的文化张力——而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期“书信革命”得以发生却始终难以彻底完成的根源所在。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於《學術月刊》2026年第9期，頁197-210，註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