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南宋渔浦门码头遗址

（图片来源：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宁波，雄踞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通江达海，扼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之要冲。自战国以降，宁波依托通达的地利，从区域性河口港起步，逐步成长为辐射东亚、连通全球的枢纽大港。其千年变迁，不仅是城市自身的发展史，更是“海洋中国”的生动缩影。

宁波港的历史可追溯至史前，井头山遗址（距今约8300年—7800年）的木桨与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年—5100年）的独木舟，说明先民已具备近海活动与水上航行的能力，为港口的诞生奠定了海洋基因。

战国时，越王勾践于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姚江畔筑句章城、辟句章港，此为宁波境域港城建设之先声。句章扼姚江之冲，连浙东腹地与东海，成为越国的通海门户。汉晋之际，句章屡见于军事记载，但持续不断的航运与贸易实为港口存续之根本，东汉越窑青瓷由此出海，相传三国时期天竺高僧那罗延亦经此水道抵句章，足见其枢纽功能。东晋隆安四年至五年（400年—401年），句章城因战乱严重残破，港城主体遂逐渐东迁至三江口。

井头山遗址船桨、河姆渡文化独木舟模型器

（图片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句章古港东吴-两晋时期木构码头遗迹

（图片来源：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隋代，浙东运河经江南运河接入大运河，宁波成为大运河出海口，腹地拓展、物资汇聚，国内外贸易枢纽地位显著强化。至此，唐代以前的宁波港已发展为区域性大港，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明州的设立及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代是宁波（时称明州）港城格局的奠基期。长庆元年（821年），明州州治亦迁至三江口，明州城与港口开启了协同建设，奠定了“港为城用、城因港兴”的千年格局。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重心加速南移，明州凭借连接大运河的河海联运优势，迅速成为对日本、朝鲜半岛贸易的核心枢纽。越窑青瓷、丝绸等大宗商品由此出海，日本遣唐使多次由此登陆，明州一举跻身东亚国际大港之列。

及至两宋，宁波港迎来了鼎盛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明州凭借“河海交汇、近畿要辅”的独特优势，于北宋初年即设市舶司，与广州、杭州并列为三大贸易枢纽。三江口一带，码头、船场林立，市舶司、来远亭、天封塔、天妃宫（莆田舶商沈法洵舍宅建造）、波斯馆与高丽使馆排列其间，见证了万商云集之盛景。青瓷、书籍与禅宗文化东传至日本、高丽，香料珍宝来自南洋，明州已然成为东亚文化交流与海洋贸易的重要区域。

天妃宫遗址

（图片来源：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天封塔

（胡佳艳 摄）

上林湖荷花芯青瓷窑址龙窑复原模型

（图片来源：慈溪市文物保护中心）

元代，宁波港（时称庆元港）的辉煌得以延续。其航线远达印度洋，瓷器、丝绸等货物与海外珍宝在此交汇。1976年在韩国发现的新安沉船，满载从庆元港启运的瓷器与铜钱，目的地为日本，这是宁波海上贸易发达的铁证。同时，凭借成熟的河海联运体系，庆元港也成为北洋漕运的起点之一，确立了其内外贸关键节点的地位，将宋代的海洋贸易网络进一步巩固和拓展。

然而，历史的航程并非一帆风顺。明代是宁波港的剧变与转型期。争贡之役的爆发，导致官方对日贸易中断，一度繁荣的朝贡体系戛然而止。但官方贸易的衰落，催生了民间海上贸易力量的崛起。宁波外海的双屿岛（今舟山六横岛附近）在多方势力经营下，一度成为16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私人贸易基地，初现“自由港”雏形。即便在“隆庆开关”后未能重获合法地位，宁波港仍凭借其深厚的腹地优势，成功转型为国内贸易中转枢纽，将江南的丝绸棉布输送往闽粤口岸，以另一种方式支撑着对外贸易，展现了其强大的经济活力。

这种传统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彰显。面对“一口通商”的封锁政策，宁波港并未沉沦，反而完成了由外向内的战略转身。官方渠道的关闭，激发了宁波商帮的活力。他们依托庞大的沙船队，开辟了北至天津、南抵台湾的航线，使宁波港成功转型为全国性的物资集散枢纽。这一时期积累下的深厚商业资本与成熟航运网络，不仅使其在近代开埠后能与上海港形成互补，更直接孕育出蜚声中外的“宁波帮”，为港口注入了新的灵魂。

庆安会馆，又名甬东天后宫

（图片来源：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穿山港区

（图片来源：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

历经晚清至民国的百年浮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宁波港开启了新纪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优势，宁波港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进入21世纪，随着宁波舟山港一体化战略深入实施，宁波舟山港已成为国家战略中名副其实的“硬核”力量。

从战国时期区域性河口港的形成，到唐代“港城共生”格局的奠定，再到宋元时代东亚贸易枢纽的建成、明清商帮的崛起，直至今日世界级港口集群的建设，宁波港的千年航程不仅丰富了“海洋中国”的历史意涵，更为当代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与文化滋养，续写着千年港城的不朽传奇。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佈，原載於《開放時代》2026年第5期，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