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二里头遗址博物馆

（图片来源：“设计美学 Research”微信公众号）

内容提要：早期中国的形成经历了层层推进的三个关键步骤。一是新石器晚期和青铜器时代生活于不同考古文化的各部族从分散走向融合，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体和广域王国；二是春秋时期华夏族群意识的集体觉醒；三是战国时期大型疆域国家的诞生。正是这三个步骤的叠加塑造了成形于秦统一之际的原初中国，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赖以延续和走向兴盛的物理空间。而西北高地文化带与东南平原文化带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则构成华夏文明赖以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并界定了华夏文明的内涵，即所谓“中国性”。源自西北高地文化带，主要呈现于政治和军事层面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力，与源自东南平原文化带，主要呈现于技术和文化层面的自下而上的创造力相互作用，共同铸就华夏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支撑起这一文明体所自带的异乎寻常的韧性和生生不息的活力。

关键词：早期中国　华夏文明　西北高地文化带　东南平原文化带　中国性

20世纪20年代以来，来自不同学术传统和政治背景的古史研究者和考古学者，对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问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汇总起来，大致可分为一元、二元、多元等不同的类别。20年代初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曾导致西来说盛行一时。人们相信，远古时期的华夏文明与亚洲中西部及欧洲东南部的新石器文化同出一源。西来说虽然跟过去长期为国人所信奉的以黄帝为共祖的五帝世系说大相径庭，但两者都认为华夏文明只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要么在本土，要么在境外，可谓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说。20年代末、30年代初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让中国的考古界坚信，中国的上古文明有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所代表的两个不同源头，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古史学界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提出夷夏东西论。这便是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东西二元说。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以及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等一系列考古遗址的发掘，又让人们相信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起源和延续一脉相连，并且在全国范围之内有一个从中原向四周传播的过程。这便是当时在考古学界和古史学界占据主流的中原中心论，实为一种新形式的一元说。从7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大量考古遗址在全国各地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发掘，让人们看到新石器文化遍地开花、齐头并进的全新景象，由此孕育出流行一时的满天星斗论，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原中心论的一种去中心论或多元论。

从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种新的中原中心论开始占据主流。随着考古和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再认为中原地区的文化必然比周边更先进，也不再坚持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只有从中原到周边的单向文化交流，但强调中原地区“居天下之中”，有吸纳周边文化，推动各区域从星罗棋布的“万邦”格局进入“大一统”王国时代的能力。

对于上述各种解读的演进过程及其背后的驱动力量，笔者已撰文做过梳理。这里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究竟是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促成华夏文明的孕育和生成？又是什么样的内在机制和构造，导致华夏文明在一旦成形之后，透过与周边文化的对峙、冲突、交流而不断发育壮大？一句话，早期中国赖以形成和持续成长的底层动力究竟何在？本文试图跳出黄帝一元论和华夏中心论的窠臼，从跨地域、跨文化的视角，梳理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轨迹。这样做当然并不意味着接受与华夏中心论相对立的另外一个极端，即认为中原核心地区与周边各地的史前文化之间缺少实质性的互动，彼此之间只有简单的并存关系——所谓多样性，而没有统一性、整体性。但是，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或联系，到底呈现怎样的形态？它们又是如何从分散走向一体，形成作为一个整体的华夏文明的？到底应该用怎样的诠释架构来理解这一巨大的转型过程？

一、两个半月形文化带

先说一个总的认知：史前时期和上古时代华夏文明的生成和壮大，是两个文化带在中原地区发生聚合和交融的产物。

西北高地文化带，呈半月形，从西辽河流域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高原，抵达青藏高原的东侧，涵盖黄河上游及其以北、以西地区。这是历史上各支所谓“北狄”和“西戎”最为活跃的地带。它们又跟更广范围的欧亚大草原相连，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先后出现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红山文化、老虎山文化，等等。这里分布着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细石器；陶器以小口尖底瓶和带有各式几何图案的彩陶最具特色且分布广泛。总体上，陶器的外形和图案设计具有简单、质朴、明快、实用的特征。玉器外形雄浑粗犷，纹饰则讲究对称、规整，且因构图单一而略显呆板。其生业形态以狩猎、采集和畜牧为主，加上部分农耕，属于典型的混合经济。作为欧亚大草原的边缘地带，这里比中原地区更早地使用源自西亚的青铜器，尤其是小刀和箭镞之类的兵器，更早引进羊和马，从而导致畜牧业的兴起，也比内地更早种植源自西方的小麦，使农牧混合经济成为可能。

东南平原文化带，也呈半月形，从渤海湾沿岸经黄河下游地区，抵达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和长江中游，地貌以平原为主，含部分丘陵。这里自古以来是各支“东夷”和“南蛮”繁衍生息的地方。其生业以农耕为主，以采集和渔猎为辅。在新石器文化晚期，黄河下游先后出现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下游先后出现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下游外围的凌家滩文化；推而广之，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其后的石家河文化也属于这一文化带。总体上，这一文化带为日后的华夏文明提供了最具辨识度的质料，包括物质层面的玉器（玉琮、玉璧、玉璋、玉璜、玉钺等）和漆器，陶器中的鬶、甗、釜、豆等，精神层面的兽面纹（后来的饕餮）、龙纹、阴阳八卦图案，以及作为甲骨文前身的刻画符号和原始文字。相较于西北文化带，东南平原文化带的器物做工更精致、细腻，图案设计更飘逸、灵动，想象力更丰富、多变，带有一定的夸张和神秘色彩。它们所折射的是这一地带发达的祭祀、占卜文化和复杂的礼仪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文化带，尤其是其中的山东至长江下游一带，构成了华夏文化的本源或直根系，为殷周时期以敬天祭祖为中心的精神世界奠定了基础；长江中游则后来居上，其玉器工艺精妙绝伦，遥遥领先于同时代其他区域。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文化带进一步分化、发育为齐、鲁、吴、楚等地方文化，是孔孟儒学和黄老道家的发源地。

中原地区介于这两个半月形文化带之间。它既对这两个文化带发生辐射，又受到两者的影响，构成其两侧文化带相互碰撞和融合的空间。为方便起见，我们把中原与周边文化之间的这种空间关系称为“二拱一”（1-in-2）格局，“二”即指上述两个文化带，“一”则指中原腹地（见图1）。

在不同时期，中原地区对外辐射的力度和接受外来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大体上，在河南龙山文化崛起之前，也就是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900年），中原地区与西北高地互动频繁，交流密切，既接受后者的影响，又对其产生辐射，并且随着仰韶文化由西渐东，从关中进入中原腹地并走向发达，越到后来，其对外辐射的力度越大。因此，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北高地相近的。无论在中原腹地还是其以西、以北的周边地带，都流行尖底瓶和各式各样的彩陶；房屋以圆形半地穴式为主，墓葬简单，显示社会分化程度较低。与此同时，中原腹地跟东南平原文化带的交流频率，远低于它与西北文化带的交流。因此，对于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带的人群来说，尖底瓶和彩陶这类器物，则渐趋稀疏和陌生；与此同时，流行于东方的精美玉器、漆器和黑陶，对于中原核心地区的人群来说也十分稀罕和新奇。一言以蔽之，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与其西侧周边地带同大于异，与其东侧周边地带异大于同。

但是，大约从公元前2900年开始，东南平原文化带向中原核心区全面渗透，或者说，中原地区的人群在全方位模仿和接受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由此形成庙底沟二期文化（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600年）和后来的河南龙山文化（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河南龙山文化保留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部分底蕴，但之所以不同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因为它的文化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原来流行于东方和南方的器物，如磨光黑陶、鬼脸（鸟首）足鼎，玉器中的琮、璧、钺等大量出现于中原地区。与此同时，这里还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大型夯土台基建筑——应是宫殿或大型宗教礼仪建筑的基址。新出现的大型墓葬、棺椁和丰富的随葬品，也揭示了明显的等级分化。所有这些，都已经跟原先庙底沟二期结构简单的中原社会以及西北高地文化带分道扬镳。一言以蔽之，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在文化面貌上与西北高地之间拉大了距离，异大于同；与东南平原之间缩短了距离，同大于异。

可见，上述“二拱一”格局并不是静止和固定不变的。在仰韶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两个文化带起到主导或引领作用，而夹在中间的中原地区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次要和被动的。到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两种全然不同的力量交集，导致具有强大统摄力的大型王朝国家在中原腹地兴起，也使中原地区化被动为主动，初步形成一种复合型文明——这便是融合两大文化带各自特质，同时具有整体属性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早期华夏文明。我们可以用“二合一”（2-in-1）来形容这一文明的复合特征。“一”与“二”的关系也发生了颠倒：“一”从过去的被动和次要化为主动和主导，而“二”则变得相对被动和次要。

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是从“二拱一”向“二合一”转型的过程，而二里头文化则是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需要强调的是，新石器时期以来华夏文明的形成和演进，并非只有从“二拱一”到“二合一”的单向线性变化，而是呈现为两者之间的辩证动态关系。历史上大型中原王朝的兴与衰，往往是在“二拱一”与“二合一”的交替中展开的。在过往的五千多年里，中华文明正是在“拱”与“合”反复交替的过程中茁壮成长的。

不同于以往的诸多解释模型之仅限于对新石器中晚期文化的解读，上述分析模型适用于整个上古时期（从新石器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从秦朝建立以后两千多年的整个王朝时代。从研究方法上讲，这一模型还打通了历史与考古之间的藩篱，兼顾遗址发掘与文献解读两个不同的领域，而非注重其中一侧，拒绝和排斥另一侧。

再者，我们对这两个文化带的活动轨迹和互动方式的探索，也不再限于现代中国境内的考古文化遗址和历史活动范围，而是把它们放到更宽广的地理空间，尤其是其中的西北高地文化带，实际上构成东亚农耕族群与欧亚大草原的非农耕族群之间的过渡地带。因此，只有打通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地理障碍，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华夏文明形成背后的底层逻辑和终极力量。

二、华夏文明形成的二元动力

为什么上述两大文化带会在中原地区发生汇合和互动，从而导致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简单地说，这是两种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种是东方的人口压力及其所引起的东方文化的外溢。东南平原文化带较高的土地生产率支撑着相应的人口密度，导致东夷群落不断地以零散的方式向人烟稀疏的中原地区迁移，顺便带来东方的生产技艺、生活习俗乃至社会组织。另一种是来自西北高地文化带的政治军事力量的驱动。前面说过，在河南龙山文化崛起之前，中原地区与西北高地的文化面貌是相通相连的。但总体上，西北高地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上落后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受东方文化的辐射，已进入较为成熟的农耕文明阶段，与西北文化带拉开距离，也诱发高地部落进犯中原。差不多与此同时，西亚的羊、马和青铜器经过中亚开始进入西北高地文化带，导致高地部族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其对外攻伐能力比过去更强，对中原地区的进犯也更加频繁。我们也应该在此大背景下理解华夏文明的形成。上古传说中炎帝、黄帝，以及夏、商、周的先祖，均源自西北高地文化带，都有羌、戎或北狄的背景。但是在进入中原腹地之后，它们都自愿仿效当地的农耕文明，全面采纳源自东方的祭祀和礼仪文化。

可见，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的崛起，离不开两个文化带的双向互动。这两个文化带各有长短，但一旦在中原地区汇聚，便产生奇妙的互补作用。平原文化带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复杂的精神产品；但农耕文明的相对稳定、富足，决定了它孕育出的经济社会组织本质上是自给性的，由此孕育出来的政治形态是封闭、零碎、小型的。生活在这种文明之中的人们，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必然会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用于内在精神生活的满足，而其精神生活的核心，便是对逝去的先辈和各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从祖辈传承下来的一切制度和习俗被视为神圣的规矩，因此形成内倾、保守的礼仪文化。换句话说，如果仅仅只有东南文化带，华夏文明不可能成其为“大”。植根于东方的黄老思想，把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当做理想的政治状态，不是没有根由的。

西北高地文化带正好相反。生态环境的严酷、资源的稀缺和生业的不稳定，使高地部族养成强烈的竞争意识和“虎狼文化”（或“干戈文化”）。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征服、扩张倾向和务实、开放、包容的文化天性。对他们来说，最佳的生存策略是两手组合：一手是形成部落联盟，以发挥对外攻伐中的整体优势；另一手是掳掠、征服在经济和文化上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农耕地带，关中地区成为最直接、最易得手的目标，而更大的目标则是广袤、肥沃、发达的中原核心地带和东南平原文化带。而他们自身向游牧或半游牧文明的过渡，尤其是马匹和青铜器的引入，则使之如虎添翼，比以往更具征服中原的决心和能力。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原地区将从过去酋邦林立的状态，不可避免地迈向广域王国时代。

概而言之，华夏文明的形成是一个双向互动、互补的过程：西北高地文化带主要是以“武”的方式，也就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暴力方式，进据这一中间地带；而东南平原文化带则主要是以“文”的方式，也就是自下而上的无组织的和平方式，对中间地带进行技术和文化渗透。这两个过程在中原地区汇合，塑造了华夏文明的内在结构。这个内在结构的特征是，它依靠源自西北高地部落联盟的向东扩张，界定华夏文明的地域范围，打造早期华夏国家的上层架构，为日后“大一统”王朝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它依靠源自东南平原文化带的先进文明要素的渗透和滋养，重构中原文明的核心内容和表达形式，夯实早期华夏国家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来自西北高地文化带的武力征服和疆域整合，华夏国家便无法成其广袤和强大；而如果没有来自东南平原文化带的文化渗透，华夏文明便无法成就其辉煌和久远。西北高地文化的主导造就了华夏国家的恢弘气势，而东南平原文化的融入则带来了华夏文明的灿烂与精彩。

图1所展示的“二拱一”格局，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国古代的阴阳图。的确，在中原地区成长起来的华夏文明，自带两种异质的文化基因，属于复合型文明。一种基因源自高地文化的开拓和尚武精神，并外化为对暴力和强制手段的诉求，对权威的尊崇和服从，以及由此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统御、控制能力，具有“阳”的属性。另一种基因源自农耕文化的相对稳定、富足及其所孕育的保守、中庸气质和礼仪文明，以及礼仪文明所驱动的对器物精致程度的极致追求和创新，对精神产品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阴”的属性。这两种不同的基因分别塑造了源自高地的“硬实力”和源自平原的“软实力”，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二合一”格局，使华夏大地在走向“天下混一”的过程中，兼具阳刚与阴柔之气；由此所产生的复合型文明，具有非同寻常的弹性和韧性，并自带海纳百川的巨大包容性，这是华夏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夹在两个半月形文化带之间的中原大地，在中原龙山文化兴起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处境颇为尴尬，甚至在仰韶文化后期（公元前3500年开始）经历了长约千年的相对衰落，成为文明发展的洼地。它“文”不及东方，“武”不如西方，长期处于相对落后、被动的状态。但是在公元前2600年以后，两种文化在这里发生烈度空前的碰撞、聚合和交融，促成中原龙山文化的兴起和繁荣。一方面是平原文化加速向西渗透和推进，另一方面是高地势力加快向中原核心地带拓展的步伐。陶寺、新砦、石峁等文化遗址，便是这一时期东西文化大碰撞的产物。公元前2000年以后，两种文化融合所孕育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更预示着广域王国时代的到来。

三、早期华夏国家的形成

为什么早期华夏国家会在经历了新石器时期数千年的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后，形成于中原地区，而不是东南平原文化带或西北高地文化带？

20世纪50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相信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相对于周边其他各区域，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中原与周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单向的，即从中原向周边各个方向传播。而早期华夏国家之所以形成于中原地区，一个最浅显的解释是，中原地区土壤肥沃，水源稳定，环境优越，适宜农业文明的成长，为大型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大量发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周边各地的文化发展程度并不比中原地区差，甚至大幅领先于后者，因此人们不再坚持中原地区的领先地位及其对周边的单向传播，而是强调各区域不同文化齐头并进，并无先进与落后之分（所谓“满天星斗”），或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所谓“相互作用圈”）。近些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中原“居天下之中”，既方便吸纳周边的先进文明，也容易对周边产生辐射，从而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孕育华夏文明并形成华夏国家，而中原地区在其中无疑起到中心作用（所谓“重瓣花朵”）。

在早期华夏国家的兴起过程中，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这样的解释也仅是看到了国家形成的一些有利条件，却回避了一个本质问题，即国家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动力问题。国家的形成，尤其是大型国家在广袤地域的产生，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从来不是一个自发、自愿的过程。在青铜器被广泛用于生产和战争之前，农耕地区的原始酋邦的地域跨度，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通常只有几公里，最多不会超过几十公里，属于“方国”，跟后来兴起于中原地区的大型王朝国家不可相提并论。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鼎盛期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应该算是史前时期中国境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为发达的农耕文明。其核心区，亦即分布在浙江省余杭市瓶窑、安溪、良渚三镇内的良渚遗址群，面积只有34平方公里。再以后来黄河中游的陶寺古国（鼎盛期在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为例，其核心区面积更小，只有4平方公里左右。这些最为“发达”的古国，面积都只相当于今天的一个镇，甚至一个行政村，属于典型的“小国寡民”。

相比之下，夏王朝（或者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控制区，包括王畿（夏墟）以及臣服于夏的周边诸侯，东西和南北跨度各有20—30公里，总面积在400—900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小规模的县。如果加上臣服于夏的其他方国，总共约两三万平方公里。殷商的控制范围（王畿加上“四土”）在50万平方公里左右，又比夏朝大了十多倍，相当于两三个江苏省的面积。西周的疆域更大，达到80万—100万平方公里以上，接近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在当时算是最庞大的政治体之一了。

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

（图片来源：“山西博物院ShanxiMuseum”微信公众号）

在夏、商、周这些“广域”王国崛起之前，中原地区的众多方国之所以星罗棋布但地盘狭小，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相关。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大部分地方依然为原始植被所覆盖，人们只能通过火烧或用石铲、石刀、石斧等原始工具清除植被，用石制或木质耒耜以及石镰等农具种植、收割粟（小米）、黍（黄米）等干旱作物，生产效率低下。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在新石器文化中期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集中的地域，亩产不到50斤，到庙底沟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加、耜耕的普及和土壤肥力的提高，亩产在60—100斤之间，低于山东龙山文化区域粟、稻混作的亩产80—160斤，更落后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稻作区的亩产200斤上下。总之，仅凭其自身有限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要在中原地区形成大型的国家组织，恐怕是非常不易的。农耕条件下自然村落的稀疏分布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也使得当地居民不易凝聚为超大型、跨地域的国家组织。另一方面，只要本地资源能够满足其生计需求，农耕人口会养成安土重迁的习性，很少愿意向外迁移，更难以发生跨氏族、跨部落的大型动员，走向对外用武和扩张的道路。要言之，在上古时期的原始物质条件下，中原地区大型国家组织的形成，其动力主要来自外部，而非内生。

那么，导致中原地区大型国家形成的外部动力，到底来自何方？不太可能来自东方和南方，因为那里的农耕文明比中原地区发达，经济上的自给水平更高，对外扩张的意愿不高，发生有组织的大规模对外征伐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当然，这并不排除东方或南方地区因为人口密度过高或重大天灾而发生的自发、零散的对外迁移，如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东方居民的西迁，以及良渚文化晚期的北迁，但这些小股的迁徙活动，跟中原地区大型国家的形成关系不大。

华夏国家形成的动力，主要来自西北高地文化带，并且受气候变化和技术进步两方面的驱动。先看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

四、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

气候变化有两种基本形态：变暖与变冷。如果在长时段范围内温度持续上升，会使植物生长期延长，降水丰沛，气候湿润，导致农牧业的兴盛和繁荣。与此同时，过多的雨水也可能带来河水泛滥和洪涝灾害；水平面上升，对于地势低洼的江淮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更意味着生存危机。如果气温长期持续下降，则会导致北方地区的生长期变短，易出现旱灾，导致农作物歉收；高纬度地区更加寒冷、干燥，草原消失或北移，对畜牧业构成严重危害。

再来具体观察史前和上古时期中国气候的长期变化趋势。

公元前5200年至公元前4000年，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地球进入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也就是稳定暖湿阶段，当时中国东部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3摄氏度。南方高温多雨，亚热带北界北移。华北地区变得温暖湿润，湖泊众多，植被茂盛。温暖湿润的环境导致粟作农业在黄河流域、稻作农业在长江中下游迅速发展并传播扩散。稳定的气候和农业的兴盛支撑了大型聚落的形成、制陶业的进步和社会复杂度的增加。仰韶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兴起于关中地区，形成半坡类型。

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气候波动渐趋剧烈，其间发生三次降温事件，导致各地气候偏凉、干燥，人类生存环境恶化。仰韶文化核心区也从狭小的关中盆地，转移到更为开阔的中原核心区，形成庙底沟类型。从公元前3500年前后开始，华北地区经历了最为剧烈的一次冷干事件，冷锋发生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随着气温下降，雨水减少，湖泊萎缩，中原核心区的旱作农业收获减少，牲畜饲养规模缩小，生存压力增大，资源竞争加剧。庙底沟类型因此走向衰落，人口密度下降，大型聚落减少，彩陶和尖底瓶逐渐消失，出现“空心化”迹象。随着人口外迁，仰韶文化从核心区扩散到关中西部、甘青、豫西南、鄂西北、豫北、冀南等边缘区，即所谓“庙底沟化”，形成各具特色、缺乏统一主导风格的多种地方类型。中原地区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依靠内生的力量形成大型国家是毫无可能的。

公元前3000年左右，北半球进入气候波动和缓的亚稳定暖湿期，自然环境有所改善。随着人口密度上升，东部大汶口文化开始向西部渗透，导致中原文化面貌发生悄然变化，从原来保留仰韶文化典型特征的庙底沟类型过渡到越来越含有东方因素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从公元前2500年前后开始，气候波动幅度越来越大，导致洪水和干旱等短期不稳定事件增多。就早期华夏文明影响所及范围而言，受这种波动影响最大的是中原以外的北方和中原以东、以南。这些地方要么突然降温和干旱，导致北方草原萎缩；要么突然升温，导致东南和南方地区降水增多，洪水成灾。相比之下，中原地区地势较高，气候相对稳定，变化较为平缓。受冷干和洪涝事件的影响，原先居住在北方高原、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中下游的群落，都向中原地区迁徙和聚集，加快东方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中原腹地本土文化（庙底沟二期）的融合，形成中原龙山文化。与此前的庙底沟二期主要受外来影响不同，新出现的中原龙山文化既保留了当地原有传统，又糅合了大量外来因素（包括北方的青铜器具、东方的陶制礼器和南方的玉器）。中原地区的经济更具活力，但社会关系也变得更复杂，聚落内部发生明显的阶层分化。不同聚落和不同区域之间为争夺地方资源而展开的族群冲突也急剧增加，带有防御性城墙的大型聚落（都邑）随之出现于各地。

约在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期间，相当于龙山文化的末期和青铜时代的初期，地球经历了另一波显著的冷干气候事件。数百年间，气温持续走低，降水减少，干旱化加剧。这次事件如此持久和严重，华北也未能幸免，河道湖泊水位下降，中原核心区的粟作减产。与此同时，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南移，导致高地群落大举南下，与中原核心区的农耕聚落发生剧烈冲突，对当地产生巨大冲击。例如，北方高地部族（以石峁为中心的老虎山文化）的南下，便导致陶寺城邑的摧毁和废弃。

龙山文化之后，经过新砦期文化的过渡，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50年—公元前1550年，对应史书上的夏朝）最终在中原地区脱颖而出，开创最早的王国。夏的先祖源自关中以西的羌戎部落，属于西北高地文化带的关键一环，再从这里迁徙到关中地区，最终落脚于中原核心区，在那里创建夏朝。夏族之所以离开西方，往东迁徙，很可能跟上述冷干事件有关。而他们之所以最终定居豫西、晋南一带，以此为活动中心，也是因为中原核心区地理环境相对多样，生态缓冲能力较强（二里头选址伊洛河畔，既有水源保障，又不易受大洪水侵袭），受到冷干事件的冲击力度比周边要低，经济社会的恢复也早于其他地区。

相比之下，山东龙山文化遭冷干事件严重冲击之后，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各方面严重倒退；同样，南方的良渚文化崩溃之后，后继的马桥文化也远逊于前者。中原核心区则凭借自身有利的地理环境和“居天下之中”的有利位置，在充分吸收来自各方的文化要素（西北部的青铜文化，东方和南方原有的陶器、玉器和礼仪文化）和延续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后来居上，第一次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全方位领先于周边各区域，从而为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五、青铜时代：从酋邦林立到广域王朝

除了气候变化和环境变迁的因素，另外一个对早期华夏文明和华夏国家形成至为关键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包括青铜时代的到来和铁器的普及。

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前后约三千年（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00年），形成之初的华夏文明依然处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的中原地区若干城址中，冒出极个别青铜残片或红铜器件，但数量微乎其微，还算不上铜石并用的时代。这个时期尽管比起仰韶文化时代来，生产技术已有质的飞跃，有了快轮成形、高温烧制的薄胎、光滑、精美的陶器，还有外形优美、雕琢精细的各式玉器，但社会生产力总体上极为低下、原始。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复杂化，特别是气温长期走低和气候日渐干燥所导致的植被萎缩和资源短缺，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了抢夺地盘展开竞争，并且在冲突和兼并基础上，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联盟，进入小国林立的酋邦时代，甚至出现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带有城墙和宫殿的都邑，但尚未形成广域王国。如果没有新的突破性技术的应用和生存环境的重大变故，中原地区林林总总的酋邦，很有可能会长期陷入无休无止的冲突和内耗之中，形成史前时代的文明“内卷”现象。

真正给华夏文明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铜时代的到来。青铜器的广泛使用，终止了上述史前内卷过程，并且驱动大型王朝国家在中原地区的形成。

铜的冶炼和铜合金的制造，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的西亚地区，尤其是两河流域和安纳托利亚半岛，后沿着欧亚草原地带东传，经过中亚、天山南北、河西走廊，进入西北高地文化带，再经过关中平原，进入中原腹地。用青铜制成的武器多种多样，有形态各异的小刀、弯刀、短剑、斧、戈、钺、箭镞和矛头。青铜武器的杀伤力，大大超出原来形制粗笨、沉重、携带和使用不便的石制武器，青铜镞的穿透力更远胜石镞。传统的车具，在装上青铜制成的軎、辖等紧固件之后，抗冲击力大为提升，可以轻易地由原来的运载工具变成横冲直撞的战车。传统的用石制武器装备起来的部落以及他们用夯土筑成的简陋的防御体系，在以青铜兵器、战车和战马为主的攻击力量面前不堪一击。中原地区石器时代四处林立的酋邦，在青铜武器的攻击之下纷纷瓦解，只留下供后世凭吊和挖掘的一座座城址。这些便是青铜时代广域王国先后崛起于中原的大背景。

可以说，青铜兵器的普及程度，决定了早期华夏国家的疆域规模；争夺和控制铜矿丰富的地方，也成为中原王朝的基本职能和对外征伐的动机之一。二里头时代，青铜器传入未久，青铜的冶炼和制造能力有限，青铜武器的装备也集中于中原地区各部落联盟中势力最大的一支手中。如果说二里头文化对应文献上所记载的夏朝的话，那么夏朝的疆域也只限于关中盆地以及豫西、豫中、晋南等原先龙山文化的核心地带。夏的四周，仍有众多大大小小的酋邦，其中绝大多数仍停留在石器时代。随后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大为普及。青铜制成的戈、矛，批量生产的铜镞，成批驯养的马匹和青铜坚固件所装备起来的战车，成为王朝军队的标配。王朝征伐和控制的地域也越来越广。如果说殷商所能控制的疆域，已经从夏朝的中原核心区域（黄河中游）延伸到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部分地区，乃至在长江中游还出现个别据点的话，那么西周的疆域则扩大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甚至达到长江中下游北侧。

1978年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

（图片来源：“央博”微信公众号）

总之，中原地区的大型王朝国家，不可能出现在技术条件低下的石器时代，也不可能依靠中原地区内部分散而林立的酋邦自发产生，只有在青铜武器被广泛应用之后，才成为可能。从历史的角度看，西北高地文化带在中原地区广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夏、周先祖均来自陕北、陇中高原，从这里进入关中盆地，进而征服中原腹地。殷商的先祖则很有可能从内蒙古草原东部南下，经过辽西和渤海湾进入黄河下游，征服当地部分东夷方国并吸收其文化，继而西渐，控制黄河中游地区。

夏、商、周先民之所以能够在中原地区建立大型王朝，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均源自中原农耕地区与西北高地之间的过渡带，与欧亚草原连接，有与周边众多高地部族打交道的丰富经验，或者本身即源自这样的部族，尚武传统深厚。他们在形成部落联盟并掌握青铜武器之后，会对中原地区及其四分五裂的酋邦形成碾压性的军事优势。一旦遭遇北半球的长期冷干事件，生存条件严重恶化，便会频繁地骚扰乃至大规模进犯、征服农耕地区，导致大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是因为过渡带的适应期使他们有长期占据中原地区的意愿和准备，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时的南下掳掠。在进据中原之前，这些过渡带上的部族，无论在经济技术还是精神文化上，均远远落后于已经进入龙山时代的中原文明，因此对来自平原文化带的精美器物及礼仪文明，充满向往和觊觎之心。一旦征服中原之后，他们会马上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在征服之前开始仿效）中原地区的语言、文字、习俗和文化。商人的先祖在进入中原东部之后，便经历了一个在地化或东方化的过程。殷商统治者醉心于东夷（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祭祀和占卜传统，视敬拜鬼神和祖先亡灵为头等大事，并且将自己从欧亚草原带来的青铜技术，与当地的祭祀传统结合起来，在保留原有陶器基本器形的基础上，创新地推出数量巨大、制作精美的青铜礼器。周王室在灭商之后，除了接受殷商的礼器、文字和祭祀文化，还制定了一整套缜密、复杂、等级严明的礼制秩序，来维持列国对王室的效忠。

鼎盛时期的商朝和周朝，既维持着尚武传统，继续对外征伐，又在走崇文道路，全心全意地东方化、中原化，并且主要是以中原的人力、物力和精神文明，来支撑王朝的持久统治。思想文化上东西结合，统治手段上文武互济，由此形成一种微妙的均衡机制，使源自西北高地文化带的政治军事传统，得以转型为大型王朝自上而下的控制能力，并获得来自东南平原文化带的物质资源和精神文化自下而上的滋养。这是早期华夏国家得以兴盛和持久的秘诀所在。

但是到了王朝中晚期，控制着庞大地域的王室放慢对外征伐的节奏，统治者逐步丧失尚武的精神，放松对周边部族的警觉，沉溺于农耕文明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与此同时，王室对一向臣服于自己的各酋邦或封国的控制能力也在衰减，王畿之外各地的离心力则在滋长。随着人口的繁衍和资源需求的增加，农耕经济的石器时代与军事技术上的青铜时代之间的代差不断扩大，诸侯之间为争夺地盘和资源而展开竞争。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因此反复陷入政治分裂、对抗和失序的困境。到了春秋时期，天子权威不再，诸侯视周室若无物。各国自行其是，彼此冲突加剧。周边部族趁乱从各个方向入侵中原，曾经作为一个整体的华夏文明至此陷入困境。是为青铜时代的文明“内卷”或失衡现象。

六、铁器时代：华夏文明的全面振兴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所以能够从内卷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并且迎来华夏文明的全面振兴，是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另一场技术革命，亦即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

不同于青铜技术之主要系由外部传入中原，春秋战国时期的生铁（铸铁）冶炼和制造技术，是中原地区自主发展的结果。到春秋晚期，工匠们已经掌握生铁冶炼技术。战国时期，铸铁制成的各式农具（犁铧、锄、铲、镰、锹等）日渐渗透中原各国。其中，铁犁的出现，特别是与牛耕技术的结合，使深耕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土地肥力和农业生产率；其他各式铁具的应用，也使田间管理（除草、排水、收割等）效率大为提高，并且使得大规模开渠挖沟、打造堤坝成为可能，从而增强了农田灌溉和排涝抗旱的能力。铁斧、铁锛使人们有能力清除原始植被、扩大耕地面积。总之，由于铁制农具广泛采用，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告别了火耕水耨的原始方式，进入大规模种植和精耕细作的时代，粮食供应大幅提升，并进一步带动各国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从春秋初年的1000多万人，剧增至战国中期的2600万至3000万人，并由此带来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从青铜器到铁器的过渡，也带来了一场对中原文明影响深远的军事革命。铁兵器（剑、矛、戟、刀、箭镞等）在硬度、锋利度乃至韧性上远远超过青铜兵器。由于铁矿资源分布广泛、冶炼技术成熟、制造成本较低，铁兵器得以大规模生产，并装备关东各诸侯国的军队。加上人口迅速增长，兵员供应充足，各国军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从原来的几千人或至多上万人，剧增到数万甚至几十万人。战国时期的军种也随之变化，从原来由贵族成员所乘用的战车为中坚（春秋初的大国往往也只是“千乘之国”），战车与步兵相结合的小型军队，变成普通平民出身的步兵为主，步骑协同作战的大型军团。战争的规模、烈度和破坏性，已非往日可比。

商周时期，中原军队的作战对象主要还是周边不肯臣服的小邦或经常袭扰中原的戎狄各部。春秋时期形势大变，随着气候趋暖，草原范围扩大，北方部族势力（赤狄、白狄、山戎、犬戎等）日益兴盛，对中原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反过来也促进中原各国的华夏共同体意识，即所谓“夷夏之辨”的空前增强）。到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完成铁器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中原各国凭借先进的铁制兵器和步兵军团的规模优势，加上仿效胡戎所组成的骑兵，终于有能力逼使草原各部往北退缩，沿边各国的疆域则不断向北推进。华夏族群在与周边各部的长期对峙中，终于迎来一个大反转的时代。

在中原内部，各诸侯国之间交战动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春秋时期的争霸（迫使对手臣服于己），变成战国时期的兼并土地、消灭敌国有生力量为主，也就是打歼灭战。大国吞并小国，最终走向天下一统，终结邦国林立的局面，遂成为战国时代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概言之，铁器时代的到来，不仅导致了一场军事革命，而且催生出一个全新的大型华夏国家，彻底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版图。

七、大型疆域国家的形成

那么，这个全新的华夏国家，到底新在哪里？

其一，国家的命脉（财源）变了。过去商周王室除了战争掠夺和来自王畿的直接收入，主要靠贡赋生存。所谓贡赋，就是商王或周王底下的各方国、封国的定期进贡或年贡。如果各国拒不进贡，或者进贡变少，王室的财力及掌控的军队便会随之减弱。当所有诸侯都停止进贡的时候，王室只能靠自己有限的王畿收入来生存。无论诸侯的进贡，还是王畿收入，主要都来自井田制下的公田。一旦连王畿都遭到周边诸侯的蚕食或侵吞，王室的终结也就为期不远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纷纷在扩大财源上打主意。主要办法是打破过去井田制的藩篱，不分公田、私田，一律计亩课税。这种新的方法（“变法”）实现得越早、越彻底，变法后的诸侯国的财力便越雄厚，也就越有资本争霸、称霸。财力、军力最雄厚的一方，最终必将一统天下。

其二，国家的根基（赖以生存的基础）变了。殷商和西周时期，王室只跟下面的诸侯贵族打交道，与普通民众不产生联系。诸侯完全掌控自己所分封和世袭的疆域内的人口、资源以及其他一切，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时间久了，血缘纽带越来越薄弱，很容易产生对王室的离心倾向，最终对王室不管不顾，天子权威荡然无存，一如战国时期所见。而在诸侯国内，由于政府财源完全来自土地，因此种田纳税的个体小农对于诸侯们的生存便变得至关重要。确保每一家农户能安心种田、按时纳税，是各诸侯国内部治理的头等大事。重农、恤民、以农为本，成了开明的诸侯的头等国策。草根民众的地位和重要性大大提高。

其三，国家的机体（治理体制）也变了。过去在商王和周天子时代，朝廷汲取地方资源主要靠诸侯对王室的忠诚。要维持和再生这种忠诚，王室有几种手段。一是靠武力，如果方国、诸侯不顺从，不按时进贡，就兴兵讨伐，乃至灭国。二是靠鬼神。高高在上的王有祭祀、占卜的特权，能直接通神、通天，掌握话语权，以此获得诸侯和臣民心甘情愿的顺从。三是靠制度。治国专家处心积虑设计出一整套等级秩序和礼乐制度，用这套制度和规则来规范上上下下的言论和行为。如果说大乱之世或立国之初主要靠武力的话，和平时期则要靠第二、第三种，以培养朝廷的“软实力”为主。但随着诸侯国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这种软实力也越来越不灵；而诸侯之所以能闹独立，是因为它们对自己掌控的土地和人民有完全的支配权和世袭权。相比之下，从变法中脱颖而出的新兴诸侯国，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办法。这就是不让国君下面的贵族世家垄断、控制地方封邑和人民，代之以郡县制，由国君任命郡县职官，根据其履职表现可予升迁或罢黜。结果国家的权力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从上到下都打通了。

郑韩古城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的九鼎八簋

（图片来源：搜狐网）

其四，社会政策也变了。过去在殷商和西周时期，朝廷不重视底层的民众，视之若草芥。虽然黎民百姓不一定都被当作奴隶看待，但在国君眼里可有可无，他们的眼中只有王室社稷和诸侯贵族。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大地进入列国竞争的时代，“人”的重要性急剧上升，不仅诸侯的主要财源（赋税）要靠个体小农去承担，而且军队的主力，也就是步兵（“卒”）也完全来自底层，不再像过去驾驭战车的“士”，主要来自贵族阶层。在籍税户的多寡，总体上决定了一国的财力；而卒的多寡，则关乎一国兵力的强弱。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列国，为了削弱、消灭对手，不得不把战争的目标定格为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以斩首的多少决定兵卒的军功；而在国内，则用降低婚龄、强制分家等政策来刺激人口的增长。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富国强兵。

全新的华夏国家，是春秋战国“天下大乱”的产物，是靠各诸侯国为了自存和称霸而不得不厉行变法催生出来的。当然，并不是所有诸侯国都走上了变法的道路。实际情况是，有的走得早，有的走得晚，有的变得多，有的变得少。而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大地的历史法则是，变法越早越彻底的国家，越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最终兼并所有竞争对手，将原本为列国竞争所撕裂的中原大地，捶抟成一个整体。一个全新的华夏国家就此诞生。而战国时期的历史则显示，最终担当这一角色的，是位于列国西陲的秦国。

这个全新的国家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它的“大”。“大”意味着更广的地盘，更众的人口，更充沛的税源和兵源。“求大”是列国竞争中克敌制胜的关键。竞争的终局，必然是最大、最强的一方，吃掉所有其他竞争对手，直到对手太远、太偏而吃不着，或构不成对手。

二是它的集权。集权从建国者的本土开始，先在内部消除国君与草民之间的中间环节，也就是拥有土地和官位世袭权的贵族阶层，以郡县制取代过去的分封制。再把这种直接统治制度推行到所有被征服的土地上，最终形成一个令人畏惧的统治架构，其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却又能透过自上而下层层叠叠的官僚体制（郡县制），毫无阻拦地（至少理念上如此）直达每个在编的农户（所谓“编户齐民”）。

三是它强烈的疆域属性（territoriality）。过去在王国时代，无论是殷商还是周王朝，国家在理论上是没有边界的。从统治者的角度讲，普天之下的土地和人口都归王室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商王或周王作为天下共主，可以大大方方地拿出某块地盘，赐给王室成员或效忠王室的诸侯。相较之下，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已经不能像往日的天子那么大方，相反，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与周边列国斤斤计较；为了与邻国争一城一地，不惜动员全国力量发动战争。国与国之间，疆界分明。疆域的得与失，关系到诸侯的生与死。当崛起于西方的秦国横扫六合之后，一个地域空前辽阔的国家便呈现于中原大地。

将上述三个特性叠加到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个全新的华夏国家，也就是诞生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称为“大型疆域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在形态上已经接近“近现代”前夕（也就是19、20世纪之前）的中国。或者说，它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架构。它开拓和整合的疆域，它建构的行政体制，以及它的最核心的统治理念，都深刻地影响此后历代中原王朝，并且在相当程度上驱动20世纪的中国蜕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

八、华夏的诞生：文明形成的三部曲

概言之，早期中国的历史，经历了层层推进、不断上升的三个关键步骤：一是新石器晚期和青铜器时代中原及中原周边生活于不同考古文化的各部族从分散走向融合，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体和广域王朝国家；二是春秋时期华夏族群意识的集体觉醒；三是战国时期大型疆域国家的诞生。正是这三个步骤的累进和叠加，塑造了作为现代中国前身，成形于秦统一之际的原初中国，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赖以延续和走向兴盛的物理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中华文明或华夏文明这些术语中的“中华”或“华夏”，作为定语，严格意义上讲，仅适用于从西周开始的大型跨区域文明。这是因为，此前的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更多地只是西北高地文化带与中原腹地接触的结果，属于空间范围极有限的一种地域现象。其后的殷商文化则更多地只是东南平原文化带与中原腹地互动的产物，虽然规模远大于夏文化，但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现象。只有在周王室建立了众多受其直接控制的封国，将其地理范围延伸到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乃至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之后，一个跨地域的、较完整的、融合东西两大文化带的全新文明体，才真正形成，也就是完成从“二拱一”到“二合一”转型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

这里“华夏”的内涵，即所谓“中国性”，是西北高地族群（戎狄）及其文化与东南平原族群（夷蛮）及其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它融合了源自西北高地文化带，主要呈现在政治和军事层面自上而下的组织力，以及源自东南平原文化带，主要呈现于技术和文化层面自下而上的创造力。这两种力量的有机和微妙的聚合，铸就了华夏文明对不同地域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造成其相对于周边非农耕文明体的巨大规模和恢弘气势，并且支撑起这一文明体所自带的异乎寻常的韧性和生生不息的活力。

至于华夏族群认同意识的形成，要到春秋时期方见端倪。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随着高地族群的游牧化和频繁内迁，中原地区的华夏诸侯纷纷感受到日益严重的外部压力；正是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和抱团自救的共同需求，催生了这些诸侯国对华夏族群和华夏文化的集体认同意识。

而“大一统”的华夏国家的形成，更要晚至战国时期铁器时代到来之后——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的激增，以及武器装备的升级、军事组织的转型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从而导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和改变各诸侯国命运的兼并战争。追根溯源，当黄河流域的农夫把手中的第一把铁铧插入耕地之际，当诸侯国的士卒射出第一支装有铁镞的飞矢的一刻，中原大地迈向大型疆域国家的历史进程便已悄然启动，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农夫和士兵加入，变成滚滚巨流而不可阻挡。

最后要强调的是，虽然战国末年诞生的大型疆域国家——秦王朝，与商周时代的广域王权国家相比，在权力架构和空间范围上有实质性差别，但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态背后有着相近的形成机制以及支撑这种机制的同样的文明构造。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文明，依然呈现“二拱一”的结构：两侧分别是西北高地文化带与东南平原文化带，中间是中原核心区。国家形成的推动力来自西部；西北高地与中原腹地之间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距，构成驱动西部向中原发展的最原始、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而位于东南文化带上的诸侯国（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在经济和文化上依然最具活力，并且凭借其远超中原腹地的人力和物力，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强大军事资源，对于来自西部的威胁和压力，展现出远比中原各国更为强大的抵抗力。而当来自西部的巨大政治军事力量席卷中原腹地，进而对东南地带形成碾压优势之后，一个远比广域王朝国家更为辽阔和强大的“二合一”疆域国家，便诞生于华夏大地。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佈，原載於《開放時代》2026年第5期，頁100-115+8，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