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事期间，河南浚县成为武装攻击的主要目标。知县朱凤森率众守城，并撰写《守浚日记》。该书虽以日记为名，实系回忆录，在纪事存史之外，有明显历史重构痕迹。书稿完成后，作为戏曲家的朱凤森委托同好许鸿磐，将其改编为四折杂剧《儒吏完城》。剧本在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要素上极重写实，而在故事加工、情绪渲染、价值判断等层面，则追求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为官场沉滞的主人公达成超我实现。从浚县守城到《守浚日记》，再到《儒吏完城》的演化过程，在历史事实一历史文献一历史文学的连续观察维度里，呈现独具一格的符号价值。
关键词：《守浚日记》《儒吏完城》 朱凤森 天理教
爆发于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的天理教起事，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因其突入宫禁而备受关注。事实上，参与进攻皇宫的京畿教众，只是此次行动的小股偏师，起事主力则集中在豫鲁直交界的十几个州县，又以河南滑县为大本营。面对突如其来的武装攻击，各州县应对不同，后果也大相径庭。其捍御有方者，唯山东金乡与河南浚县。
对这桩亲历大事，两县知县都为后世留下宝贵历史资料：金乡吴堦将应变始末，以及相关文移、告示、公呈、有功官吏绅民姓名汇成《金乡纪事》四卷。浚县朱凤森则留有《守浚日记》一部，记录自滑县事发后十七日间，地处邻境的孤城浚县如何严防死守，转危为安。更有意思的是，《守浚日记》刊刻完毕后，朱凤森将其交由戏曲作家许鸿磐改编创作杂剧四折，定名《儒吏完城》。剧本采用真名实地，立意、情节都对《守浚日记》高度还原，是一部特色鲜明的时政剧。这一从重大历史事件而及日记类历史文献，又及时政题材戏曲作品的演化过程，无疑能为读者提供绝佳的考察样本，形成以文献为轴心的文史贯通式研究。
与本文相关的现有前序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朱凤森生平、家族及其诗曲著作为对象的人物、文献、文学研究，其中韦盛年《〈韫山诗稿〉校注》、徐心悦《清代戏曲家朱凤森研究》两篇硕士论文搜罗朱氏文献较为全面，但略于史实考证、辨析。二是与《儒吏完城》杂剧创作有关的戏曲史研究，针对性较强者如刘娟《许鸿磐〈六观楼北曲六种〉研究》、耿陈陈《清代戏曲家许鸿磐研究》、丁瑞《清代戏曲家许鸿磐及其戏曲研究》三篇硕士论文，范围更大者如颜伟《明清山东杂剧传奇研究》、赵星《乾嘉杂剧形态研究》、赵永恒《论清代中叶的杂剧创作》三篇博士论文。戏曲史研究大多强调《儒吏完城》的时政属性、教化作用，及其所展现的乾嘉杂剧征史考实特点，但囿于传统视角、既有路径，未能综合人物、事件、历史背景等多维度信息，对《儒吏完城》与《守浚日记》间的互文性阐释进行深入探讨。
一、《守浚日记》的叙事特点与文本生成
朱凤森初名奕森，字韫山，乾隆四十一年（1776）生，广西临桂人。他所在的家族虽系明靖江藩府支系后裔，但早早参加清朝科举，活跃于官僚队伍。不但有较强的文化传承性，且对清王朝认同感强烈。
朱凤森嘉庆三年中举，六年中进士，时年二十六岁。嘉庆十五年铨得河南卫辉府浚县实缺，十八年因守城勋绩“赏加同知衔，先换顶带，以示鼓励”。不过，在天理教事件中立下大功的朱凤森没能借此飞黄腾达，反而陷入“同官有害其能者，造蜚语荧听上官”的窘境，次年引疾还乡。嘉庆二十二年，朱凤森报痊复起，仍回河南候补，在随后的十五年里，除短暂因病卸职及署理固始县篆外，始终担任浚县知县。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朱凤森因偶发风疾病逝于浚县任所，此前，他已补授河南府通判员缺，但未及赴任。其人著作颇富，除《守浚日记》外，还留有《韫山诗稿》，又擅写杂剧，自刊《韫山六种曲》传世。
（一）一部“重构现场”的战争日记
《守浚日记》现存两个版本。一系嘉庆十九年浚县本衙刊本，现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一系道光二十二年重刊本，刊刻地点在河南布政司北边路东聚文斋刻字铺，现藏天津图书馆。两版本内容大体一致，均以徐铨、许鸿磐序言，及叶绍本《皇清诰授朝议大夫河南候升府同知浚县知县韫山朱君传》居卷首，唯上海图书馆藏本另有朱凤森所作《守城八首》，置于叶传之后、正文之前。初刻与重刻版式相同，均为七行十八字、单黑鱼尾、四周双边。国图本首页有“完颜氏藏”四个朱字，该本后经影印，收入《历代日记丛钞》第35册，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从内容上看，《守浚日记》正文共万余字，记录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五至十七日，二十五至二十八日，计十七天内，浚县官民守城御敌事宜，兼及“杀贼敌忾之士”与“死贼忠义之士”相关事迹，并战后抚恤章程。至于“大军战胜剿贼之事，及十二月大军复滑城，戮首恶，贼平”，因为“皆非浚事”，所以并未述及。《守浚日记》虽以“日记”为名，但并非事发时逐日而记，文献性质更近于回忆录，只是采取按日覼缕其事的形式而已。
首先，该书文字周密详备，每日所记百余字到数百字不等，初七日更多达3573字。事变前，朱凤森并未察觉境内的反叛苗头，直至初五日接阅滑县强克捷协力擒拿之信，才意识到危险临近，随有抓捕教徒、起获兵器、通禀上司举动。初七日滑县陷落，因为“浚之于滑，其地不满两由旬，而其来不啻一刹那”，他布置城防、应敌备战的时间极为短暂。即便倥偬间不辍于书，也只能三言两语记其大略，详述部分自属事后补记。
其次，该书对敌军姓名、身份等信息均有确切记录。如：“有杨大王等带领千余人往来城隅，为城上佛郎机所毙。又有宋国正、罗庆、李锦等贼，各立大白旗数杆”；“有贼刘汉、季第四、孙兴妮等暗领贼伙，以绳梯鱼贯上”；“日暮，有骁贼王六儿簿（薄）城下” 。获取敌方人员的详尽信息，需经复杂的辨认、核实过程，难以在战争进行中随时完成，显系事后查明撰写。
第三，作者在行文中，有明显的逻辑自洽意识，且喜征引古名将战法，以儒将自饰。初七日条下，记有朱凤森指授四关乡勇、四乡团练的防御策略。谕示内容细致而生动，且与后文所记实战情形大体呼应，突显其因地制宜，料敌机先。谕示曰：
又谕东关乡勇：东关与大伾山相近，伾山高峙，俯敢（瞰）城中，为贼屯聚往来之所。尔等团练乡勇二百名，五人为伍，择一人为伍长，以长枪居前，次强弓，次劲弩，跪膝以俟。随贼所攻而向之，叠为鳞次，其变可以无穷。毋使贼匪逼近城下。
谕南关乡勇：南关逼近浮邱，最为险要。尔等团练乡勇二百名，务选艺精力壮打手。若遇贼，以退为进，引贼入阵。耳听鼓响，目视旗麾，枪箭并发，俾贼无措。
谕西关乡勇：西关近枕卫河，路窄水险，然凭险者固，恃险者危。尔等团练乡勇二百名，埋伏云溪桥。贼若偷渡，俟其半渡，听号炮响，从尾抄出，截其来路，可获全胜。并毋使贼窜西山，入淇县界。
谕北关乡勇：北关地多旷衍，为贼易攻，尤为吃紧。尔等团练乡勇二百名，挖掘战壕，深沟高垒，以鸟枪布列。俟贼来时，伏兵四起，与贼接仗，必须踊跃。城上擂鼓，以佛郎机助之。尔等与城池唇齿相依，兵贵精，不贵多也。
后文实战场景可与呼应者：十四日“叠阵法”呼应东关“叠为麟次”；十三日伏兵制胜呼应西关浮邱诱敌；初十日防守上游免遭灌城之险，呼应南关凭险者固、防敌西进；初十日、十三日敌军强攻，火器还击，呼应北关深沟高垒，枪炮助阵。
滑县之变事起仓猝，敌情不明，战斗部署丝丝入扣，似非常理所及。况其所示对象，是未经军事训练的乡勇丁壮，即各城守御官员，除把总王起禄或许稍有行伍阅历外，余者县丞董敏善、典史徐松龄、训导王三畏等，均无指挥经验。这样具体而微的作战指示，恐怕没有切实执行可能。
可资对比的是吴堦《金乡纪事》所辑谕守城丁勇告示原文。当是时，吴堦年近六旬，虽入仕时间不长，但南北游幕数十年，曾为镇压五省白莲教起义出谋划策，且在金乡曲突徙薪，近于有备而战。即便如此，其告示原文仍属简明笼统，无涉战术细节，而以激励士气、申明纪律为主，与告示对象的身份特点、领会能力更加匹配。相比之下，《守浚日记》引述的战前部署，更近于战后的经验总结——为突出自己运筹帷幄的先见之明，朱凤森将实战状态下带有较强自发性、偶然性的临机制胜办法，进行归纳、提炼，补入初七日条下，在文本上形成前后呼应、高度自洽的逻辑闭环，令人初读之下啧啧称叹，而掩卷覃思，则难免生出“多智近妖”的疑惑。
此外，《守浚日记》动辄于惊心动魄的激战描写中，博引古名将战法，如：“余以张巡御尹子奇法破之”；“余作羊侃雉尾炬，施铁镞，灌以油，焚之”；“余曰：贼无能为，乌合之聚，乌有洞子、鹅车哉？宗政之囊糠盛沙亦可御”；“余令绅士陈希贤等以铁钩相连，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如吴璘叠阵法”，等等。张巡御尹子奇法出自《资治通鉴》，是睢阳战中张巡火烧云梯之法；雉尾炬专以对付尖顶木驴，《梁书》载系侯景之乱时羊侃守建康所创；囊糠盛沙见于《宋史》，被宋将孟宗政用来对付金军；叠战法以步制骑，亦宋将吴璘抗金阵法。以上史籍是清代士人常见读物，朱凤森少习举业，即便有讲求实学的美名,但这些激战之际引经据典的表达方式，也散发出强烈的现场重构味道，有刻意展现奇才伟略的用意。
总而言之，这些有意识的铺叙、征引、自我塑造，需要结合战争实际，进行叙事策略的整体性建构。如此复杂精密的案头工作，绝非“以数百当数万众，城垂陷而复完”的危遽时刻所能完成，或于当日略具梗概，另于事后字斟句酌，从容就稿——其孤注一掷，困守危城确有其事，艰巨性也毋庸置疑，但守城过程的自洽性、戏剧性，则未必全如文本所述，所谓“日记”的真实性、准确性，大可以打个问号。
（二）日记的叙事视角
阅读《守浚日记》时，还有一点需要留意。全书以朱凤森主观视角展开叙事，易产生守城之功全在斯人的文字冲击，幸而清代史料庞巨多元，可以在对读比较中更加理性地认识文献，辨析史实。是时，与朱凤森同在该县任官的县丞董敏善、训导王三畏都有守城建功的史料留存。
董敏善是江苏武进人，在同里文士赵怀玉、顾翃笔下，他更像是浚县保卫战的首功人物。
赵怀玉有《浚县守城书事》一文，写道：
时民心惶骇，董君备谕以城可守状，民志乃定。自被围后，军书皆董君掌之……连请援兵不至，朱以忧劳成疾，不能视事，内外军书及督率捍御并属董君，惟与上官文书，则仍以朱名，安众心也……董君则于守城最劳，筹战备至，家室已预为死计，而能让功于朱而不居。
陆翃与董敏善并不认识，相关信息来自友人陆继辂，其所作《赠董县丞敏善序》一文，又被陆氏收录到自己的札记集中。序文有：
势岌岌危甚，而令某疾作，不视事。是时，武进董君适为浚县丞，殚机智竭，死力苦守二十昼夜。援未至而贼益众，君靴刀莅事，为缳于署楼，戒家人城陷火起，则尽室就缢。属有天幸，又二日，大兵至，围解，而令亦疾愈视事矣。天子以令有全城功，超擢四级。君故县丞，若无事。然大府心知之，不能白君，君亦殊不肯自白，以为丞职当如是而已……余固不识君，而得君守城之详于余友陆继辂祁孙，遂为文以寄之。
两篇文章的作者及信息提供者同为武进人，立场不言而喻。赵文措辞较缓，认为城守之事先由知县主持，至其因病不能视事，则以县丞相代。陆文倾向性更为明显，几乎将朱凤森置于避战冒功境地，把“死力苦守二十昼夜”的功劳，全部归在董敏善头上。
天理教攻掠之地，文武官员阖署死难，内眷亦无幸免。当是时，朱凤森老母、妻儿随任在署，已做好自杀殉节准备。且依照清律，地方官陷城当斩，朱氏“城破固戕于贼，即幸而逃免，三尺法亦随其后”，生死存亡之际，实难找到佯疾避战的心理动机。又据《实录》记载，浚城解围是在九月十七日，与《守浚日记》所记相符，而与陆文“死力苦守二十昼夜。援未至而贼益众……又二日，大兵至，围解”之说，在时间线上颇有参差。是其辗转传闻，并非信说可知。
不过，朱凤森身体实非强健，战后数月即告病回籍。浚城守御关键，在事发到十七日间，此后围城战虽告结束，但小规模的偷城、袭城接连不断，年底才解除戒严。日记所记仅十七天事，而赵文叙述的董敏善事迹多能为之补充。可知战争后期知县忧劳成疾，县丞代持军务的说法，未必全无其事，《守浚日记》或以非出于己，略而不著。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吴堦守卫金乡期间。因为激变以来“早晚登城日凡三四，目不交睫者十数昼夜”，心力交瘁的吴堦疝气发作，喉音喑哑不能发声。他先报呈病假，继任到县后，又碍于绅民坚请，留在本地协助善后。
道光六年重九，仍在浚县任职的朱凤森组织当年守城绅士在大伾山聚饮，与正在滑县署理知县的董敏善觥筹唱和，气氛融洽。五年后，朱凤森之子朱琦、董敏善之子董似穀同科取中广西、顺天乡试解元，时人叹为循吏之报而未分彼此。至于董敏善没能因军功邀赏，很大程度缘于他佐贰官的尴尬身份，以及浚县文武整体的压抑处境，让功于朱的说法未免言之过甚。
除董敏善外，守城之功同样突出的还有学官王三畏。其人撰有《黎阳守城纪录》二卷，惜未存世，唯留河南学政史致俨序文，内称：“王君偕文武官率众城守有功，余旧闻其事，及典学中州，访于浚之人士，知发谋励众，王君尤有力云。”《续浚县志》将该书记作《守城日记》，并转引三畏通禀本省上司文书：
本月初七日巳刻，突有贼匪三百余人屯聚大伾山西坡，望城窥探。三畏同浚县知县朱凤森商议护城之策，必先邀集绅士，而招募乡勇次之。盖士为四民之首，激之以大义，结之以诚心，申之以严训，可以协力固守。三畏因教谕黄畿年迈，感冒风寒，不能莅事，率子清洁、清汉，及门斗周一隆等亲至四城各绅士家，劝谕分守四门，择其有才能可信者为首领。
反观《守浚日记》，凡提及王三畏父子，仅称分守长清、允淑二门，至于邀集绅士大事，则写作：“余与教官集绅士于明伦堂，谕之曰……多士闻之，莫不泣下，愿效指臂，分门固守。”此处“教官”当系三畏无疑，然略去姓名不提，亦省却他“发谋励众”，亲率子弟至各家劝谕等事，使其主体性荡然无存。当然，以上事例也不意味《守浚日记》具有泯灭僚属功绩的主观故意，毕竟史致俨访求三畏事迹，即从朱凤森处得来。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历史事实的守浚事件，无疑在多维的历史情境中展开，但就同一场景而言，不同文献的着墨轻重，则受制于文字表达的单一维度，总使叙述内容难以完备。加以记述者的既定立场与主观诉求，叙事与事实已经产生明显落差，又遑论不断叠加的价值判断。
（三）日记的完稿与刊印
至于《守浚日记》完稿、刊印的具体时间，需结合朱凤森嘉庆十八年末，特别是十九年的活动轨迹加以判断。十八年九月底，随着浚城围解，该县道口、桃源、大伾山等地成为清军剿杀天理教起事的主战场，朱凤森也转为领军重臣那彦成、高杞等参赞军务。十二月，滑县克复，先灾后战的豫北地区饿殍连村，白骨遍地。朱凤森诗中有“煎得人油逢市买，剜将贼胆趁钱来”一句，下注“教匪残骸剩脂，贫民煎油以市售……贼于未死时剜其真胆市之，众以为奇货”，令人毛骨悚然。彼时，作为一县之长的他当以抚恤疮痍为首要，著作之事非所宜言。
嘉庆十九年春，朱凤森遭人中伤，黯然退出官场。友人描述为“当事者忽以蜚语，勒君引疾”。“引疾”题本出自河南巡抚方受畴，内称朱凤森“自本年正月染患怔忡病症，初尚勉强支持，延今三月，病不稍减，且兼神气虚弱，心神不宁，一切公事不能经理，虽加意调治，恐一时未能就痊，不敢因循恋栈，致滋贻误”。具本日期在五月初十日，考虑到题本上达、批复，及与继任者的交盘周期，朱凤森卸职或在当年秋冬。
一处笔误透露出《守浚日记》的完稿时间。书中对浚县学官王三畏的职务有两种不同表述，时作“教谕”，时作“训导”。变乱期间，三畏以县学训导参与守城，而本县另有教谕黄畿在任，二者绝无混淆可能。直到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皇帝依据方受畴所奏“上年贼匪滋事，各邻境内团练防护出力绅民”名单，下旨为训导王三畏赏加教谕职衔。朱凤森接悉此旨，自然对王三畏的称谓发生变化，追写旧事时，则难免新旧掺混，前后不一。由此推断，《守浚日记》的完稿、刊刻，当在嘉庆十九年岁末，王三畏加衔之后。时任上蔡知县徐铨为该书作序，内有“（韫山）旋以劳顿引疾，暇时出所著《守浚日记》一书以示予”字样，可知此际朱凤森业经卸任，但尚滞留省内。
综上所述，嘉庆十九年春夏，朱凤森身心劳瘁，情绪低落，投劾请辞后压力释放，反有余暇。与刚介绝俗，在《金乡纪事》中痛诋群僚的吴堦相比，同样陷入“上官及同事者咸害其能”处境的朱凤森表现更为克制，只是寄胸臆于文字之间，撰写、刊刻《守浚日记》。
以日记形式呈现守城事迹，自有其客观、真实性追求，但朱凤森身遭屈抑，又不能全无标名垂誉之心，所以文中虽无炫耀文字，但前铺后续，无不为树立作者文武双全形象建构整体氛围——以巧妙叙事烘托主要人物，这正是剧作家朱凤森格外擅长的。当然，谦逊的姿态必不可少，在正文开始前，他特意申明：州县官守土有责，功不足道，之所以付之梨枣，“惟是圣天子沛殊恩，奖微劳，不敢不恭纪其事；而一时士民同仇赴义，风俗之美亦不可没也”。
道光二十二年，即朱凤森去世十年之后，《守浚日记》被河南布政司衙门原样重刻。这一年，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向朝廷请旨，拟将已故浚县知县朱凤森入祀本省名宦祠。在清代，地方官以入祀名宦祠为至高礼遇。相关提议多由后任者发起，呈请本省布政司并督抚“核明其人生前居官政绩确有裨益于国计民生，罗举事实”，具题上达，再经礼部覆核，请旨施行。道光一朝，获准入祀的河南地方官仅十四人，其难得可知。朱凤森的入祀申请由时任浚县知县高翔举提出，得到布政使张晋熙、巡抚鄂顺安支持，二人所加考语，都重点提到嘉庆十八年守浚事迹：“备惊而筹守望，闾阎倚若长城；卫民而固藩篱，亿兆资为保障。”“小丑跳梁，仓卒筹御防之策；旬余坚壁，指挥挫逆寇之锋。城垣固若苞桑，惊鸿咸慰；拯济遍于乡邑，哀雁悉全。”次年十二月，道光帝准其所请，并将与朱凤森共同守城的县丞董敏善额外添入，同祀名宦。为与朝廷“扬清激浊，公议昭然”的政治导向相符合，这一过程中，河南省内有加大待祀名宦宣传之必要，由布政司组织重刻《守浚日记》，或即与之相应的配套措施。
二、从《守浚日记》到《儒吏完城》：历史叙事的文学转向
（一）朱、许交游与杂剧创作
首先要明确的是，《守浚日记》的文学转化出自士人雅兴。朱凤森工词曲，曾创作《十二钗传奇》《才人福》《金石录》《平锞记》《辋川图》等剧，均有刊本行世，日常交游者亦多戏曲家与爱好者，许鸿磐即其一也。
许氏字渐逵，号云峤，山东济宁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是清中叶重要学者、戏曲家。他著作宏富，尤精方舆考证之学，编创《西辽记》《雁帛书》《三钗梦》等剧本，汇刊为《六观楼北曲六种》。他在《儒吏完城北曲弁言》中写道：
吾友临桂朱韫山著《守浚日记》，述其拒滑贼事。既嘱余为序，又嘱余为之制曲。夫韫山一书生耳，乃能据危城，抗强寇，凡十余日。援至而城完，既保其境，而西南邻邑皆资屏障，是亦可歌而可咏矣。时余养疴夷门，困顿无聊，且以文辞为破愁之具。岁云暮矣，风雨凄然，乃以病腕握冻笔，为比（北）曲四套，以示韫山。韫山喜附其《日记》刻之，但雠校稍疏，间有讹字遗句，今皆添正。又有余续行修改处，故此本与彼本少有不同。道光元年冬十二月上浣，任人许鸿磐云峤识于大梁之艺兰寄舍。
从弁言提供的信息来看，将《守浚日记》改编为戏曲作品，并躬身入戏，是朱凤森主动提议。朱、许二人的会面地点在夷门，即河南省府开封。许鸿磐早年在安徽任官，后缘事落职，嘉庆二十一年捐复知州，需次河南，道光二年就禹州之任。嘉庆二十二年二月，朱凤森报痊起复，仍回开封候补，故与许氏往来密切，所论多及宫商，托为制曲一事，当在其间进行。
又弁言称剧本写于岁末天寒之时，初稿写成，由朱凤森“附其《日记》刻之”，复经许氏添正修改，于道光元年十二月形成定稿，取名《儒吏完城》。翻阅初刻、复刻本《守浚日记》，卷首均存许鸿磐序文，但未见剧作附之，是所谓“附其日记”，或系附于韫山曲本之讹。此前，朱凤森已创作杂剧五种，并附许鸿磐《守浚记》，合为《韫山六种曲》，由“晴雪山房”授之梓，是《守浚记》即《儒吏完城》之初稿。后因许氏尚未尽意，另于道光元年校订讹误、续行修改，更名《儒吏完城》。两版本在风格、情节、曲牌、角色等方面大致相当，四折题目，《守浚记》作“设防”“寇逼”“破围”“颂功”，《儒吏完城》改“寇逼”为“拒寇”。至于唱念行文的调整，多在“讹字遗句”的校雠层面，间有少量辞藻润色。总体而言，修改后的剧本文学性优于前者，且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戏曲作品的通俗趣味与舞台动感。
（二）《儒吏完城》的征实特点
清代戏曲具有征实存史的创作特点，许鸿磐以舆地考据之学名世，从事戏曲创作时，尤喜将考据思维与方法带入其中，追求以剧补史的实写叙事。就“征实存史”的特点而言，《儒吏完城》又臻于清代戏曲作品之极致。
其一，该剧本取材现实，且为震惊朝野的时政大事。与之相比，如徐爔《写心杂剧》、曾衍东《豆棚图》、侯功震《忆亲》《家祭》等作品，虽也取自真人时事，但题材偏重文人生活、情感经历，意在“达衷情，申悲怨”，是个性化的自我登场，无关存史教世之宏旨。
其二，剧本创作与事发仅隔数年，创作行为由当事人发起，创作成果经当事人亲见。清代戏曲史上，那些更富盛名的时政作品，如李玉《清忠谱》、洪昇《桃花扇》、蒋士铨《桂林霜》等，虽也以时代较近的重大政治事件建构故事梗概、人物形象，但毕竟相隔数十年，且当事人业经谢世，无所瓜葛。其演绎之情节，即号称“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亦就“本事”引为线索，而难有设身处地之感受。有意思的是，朱凤森推己及人，也曾自告奋勇为真人实迹谱叶宫商。嘉庆二十五年春，友人李兆元读其《守浚日记》而有所感，“因出其所纪尊甫青萍观察擒马锞事”。朱凤森击节叹赏，“遂仿元人百种曲，作《平锞记》四出，窃欲为观察广其传也”。兆元之父名李锳，字青萍，官至江西兵备道。乾隆初年任职河南阌乡县知县时，他曾出奇兵擒得土寇马锞，兆元撰文纪之，朱凤森据此创作杂剧《平锞记》。《平锞记》创作过程与《儒吏完城》高度相似，只是所记事小，年代也相隔稍远，无如天理教起事背景宏大，近在眼前。
其三，《儒吏完城》不但凭时事为依据，以当事人备顾问，且有《守浚日记》充作系统性文献资料，加之许鸿磐的舆地考据特长，故其时间、地点、人物与关键情节设计，即至微极末者亦多有出处。与之相比，如《桃花扇》的创作虽以侯方域《李姬传》酌定剧情，然其篇幅短小，故事简略，能为剧作家提供的更近于灵感创意，而非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细节信息。
譬如从时间上看，戏曲主人公甫经上场，即有念白曰：“下官朱凤森，字韫山，广西临桂人也，忝中嘉庆六年辛酉恩科进士，十五年选授河南浚县知县……今乃十八年癸酉，时逢火旱，人苦木饥。下官目睹情形，胸怀恻怛，目下节近重阳，毫无登高赋诗之兴，数日来心惊眼跳，难道别有变故不成？”将朱凤森之履历、事变之年月俱照实写。
从地点上看，除滑、浚县名外，剧本又借主人公念白，提及多处重要战场、村镇：
（生）无怪尔等害怕也！谁没有夫妻父子，谁不顾庐井桑麻。你怕俺小黎州城危兽角，偏近他破滑县地错犬牙。怕大伾山、紫金山、枉人山，难遮张超之雾；那道口所、二郎所、桑村所，同崩钜鹿之沙……
其中大伾山、紫金山、道口三处，均《守浚日记》所载天理教众屯兵之地。枉人山即善化山，又二郎所、桑村等处，虽未见于日记，但能与县志所载相互对应。
从人物和关键情节看，不但浚县文武董敏善、徐松龄、王三畏、王起禄，河北镇总兵色克精阿俱用真名实迹，即天理教大小首领李文成、牛亮臣、王道隆、王六儿、刘焕章等，亦从实写。又剧本以朱凤森之妻姚氏饰旦角，连缀“拒寇”一折，以其所想所闻，特别是与丫鬟、老妪的情绪互动，表现“孤城荒歉后，半月战围中”的步步惊心。这样的人物设定与剧情串联，颇具叙事符号意味，以致研究者将姚氏看作“无中生有”人物，用以分析剧作的虚构巧思。事实上，朱凤森确以同乡姚氏为继妻，夫人有才名、能诗，尤工填词，《才人福》《十二钗》等曲即其夫妻合作完成。浚城被围时，凤森举家随任，夫人亦在署中，忧惧之心当与剧中所示无异。且其身为女子而能谱叶宫商，许鸿磐作为友人而兼同好，将伉俪形象同时在剧中展现，未尝不是艺术家成人之美的风流雅趣。
（三）《儒吏完城》的颂功追求
当然，即便以时政作本事，有日记为基础，戏曲文本归根到底还是创作艺术，要求作者将现实活动场景化、细节化、冲突化，通过文学加工，编排出起承转合、矛盾突出、立意鲜明的完整故事。何况朱凤森撰写刊刻《守浚日记》，已完成纪事存史任务，托付友人填词制曲，自然是为讴歌功业，标榜名誉起见——受元杂剧一人主唱，以及南戏、传奇生旦排场体制影响，清中叶的戏曲作品绝大多数采取众星托月叙事方式，不遗余力地展现主人公光辉形象。许鸿磐与朱凤森志趣相当，对此必深悉之，是以全剧在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信息要素上极重写实，而在故事加工、情绪渲染、价值判断、归因立论等层面，则采取极为鲜明、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调，夸张之处显而易见。
譬如“拒寇”一折，设计由杂扮演的丫鬟、老妪轮番上场，不断向身居内宅、忧心忡忡的姚夫人通报城上攻守形势，随着激烈程度逐次升级，也使读者有惊心动魄之感。在剧本中，敌军第一轮攻势是炮击，一阵电掣雷轰，县衙瑞凤楼被打塌半边：
【雁儿落】恰才的响一声，瑞凤楼空。又道是大伾上发神铳，震塌了烽火百尺楼，打裂了甓石三和缝。
（丫鬟上）好了！家丁来报，那贼寇乘势攻城，老爷率兵堵御，亲发三矢，立毙三渠，贼众退去了！（旦）还好。
【得胜令】眼看他肉薄上崇墉，准备着短兵接、两相攻。都拍（怕）他聚蚁的凶顽众，那知俺穿扬（杨）的技艺工。称雄，敢比那三箭白袍勇；酬庸，只俺这一弯铁臂弓。
以上情节，本从《守浚日记》演绎，却将曲折惨烈的攻守混战，展现为朱凤森个人表演。日记载：十四日，敌军“于城外高阜处设立炮台，以大炮装药，用秤锤为子，打入城，崩署内之瑞凤楼”。是时，城外南山一带枪炮齐发，守军只能“制栅以避之”。紧接着，敌军在炮火掩护下架云梯攻城，守兵以铁钩相连，形成人肉盾牌，又辅以强弓劲弩。城内居民尽数登城，石灰、炮、鸟枪、器械同时并发。一场殊死搏斗，迫使敌军后撤。作为科举出身的文官，朱凤森留心戎政已属难得，至于精通武艺，能靠“亲发三矢，立毙三渠”逼退敌军，则无史料可征。所谓“三箭白袍勇，一弯铁臂弓”，无外乎薛仁贵、雄阔海等小说演义人物，纯为彰显英雄气概起见。
第二轮是火攻：
（杂扮老妪奔上）太太又不好了，家丁来报，滑县又来一股贼兵，旗上写着牛亮臣的名字，发火焚烧东门，势派更凶哩！（旦）天哪，这便怎了也！
……（老妪上）好了，众家丁来报，东门势在危急，老爷督率鸟枪手，一阵佛郎机，将贼人打退，扑灭余火，保住东门了。（旦）俺也听得一阵枪声也。
此情节对应《守浚日记》十一日条下：“贼筑长围，辰刻，攻城愈急，东、西两门各有白车、白旗数十，呼曰：林门大弟子牛亮臣至！……于是覆楼棚、备水缸以防火，督率兵勇以鸟枪毙贼数十，贼少退。”从剧情设计上讲，由三箭退敌而至乱枪齐发，场面趋于宏大，人物愈发英伟。
第三轮的措辞更为简易，但情节全系虚构：
（丫鬟奔上）有一件危事，又是一件喜事。（旦）怎么讲？【杂】家丁来报，逆贼攻东门失利，转寇南门。老爷率众御贼，亲冒矢石，不料飞来铅子，打穿帽檐而过，帽落城头，老爷端然不动。贼人诧以为神，惊叹而去。（旦）怕死人也！
这段枪林箭雨中弹打帽檐，毫发无伤情节，并非《守浚日记》所有，很大可能是以关羽等经典戏曲角色为原型。作者以此为朱凤森赋予逢凶化吉的神秘色彩，其忠肝义胆不但感天动地，还对民间宗教信徒形成精神震慑：“诧以为神，惊叹而去。”三轮攻守层层递进，朱凤森的形象也从箭法高强，到指挥若定，终至于通神入化，主人公光环愈加强烈。
再如“颂功”一折，专借浚县绅民口吻，对朱凤森御敌守城的重要性总结拔高。日记为体例所限，以描述事实为主，较少评价文字，但戏曲创作无此顾虑，大可以评头论足，鼓吹功业。类似的自我标榜也见于吴堦《金乡纪事》。该书主要收录变乱前后客观材料，但在末尾附上地方士绅诗文赞颂，内如“沉几识变似李邺侯，转危为安似张忠定”“天下之安危系焉，又岂徒大有造于兹邑哉”等辞藻，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以朝廷视角来看，事前递出林清与太监往来，欲趁皇帝秋围时在京举事重要消息的吴堦，功劳更胜一筹。但从守御难度，特别是钳束滑县教党主力，遏制战争蔓延角度看，朱氏之功又有不下于吴之处：
当是时，以全城保境称者有二：一为金乡令吴堦，其一则浚县，而浚距滑不及一舍，非金乡比。其时贼全力据滑，逆焰方张，不东窥河济，即西逾太行，以图大举，惟恃浚城为之捍蔽牵制。
许鸿磐精通舆地，自然能从军事地理角度认识浚城保卫战的战略价值。在“颂功”一折中，他设计了一位素通音律、擅弹三弦的净角老诸生，以念白、唱词总结守浚的三重意义：
（净）完城之功大者有三，一为屏藩远近，听俺唱来。
【七转】焰腾腾燎原扑灭，浪汹汹横流断绝。问平地风波是谁遮，那三方邻境尽把俺屏藩借。东高铺是淇县的喉舌，南隆固是汤阴的臂胁，过淇门紧接朝歌野，指黄河遥控延津掖。若不是小黎城砥柱中流，倒只怕铁铮铮的坚城俱溃裂。
首功唱罢，又及安抚流亡、保全百姓两事，颂扬朱凤森“似这阴功山样高”。当然，勋业种种，最终都要回到“只为你劬劳留得哀鸿在，因此上丹凤衔将诏旨来”的圣眷宠褒、加官进爵上面，既呼应《守浚日记》“惟是圣天子沛殊恩，奖微劳，不敢不恭纪其事”的写作主旨，更寄望于“蕴山既具文武才，年方强仕，其功名殆未可量”的青云之路。
三、结论
新历史主义将“历史”与“文本”两个概念建立了相互指涉、相互影响的联系，建构了二者的“互文关系”，因此有了“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这对文史相济的概念。基于这样的观察视角，笔者油然而生以下研究理路：以历史文献《守浚日记》、戏曲文学《儒吏完城》两部小书为轴心，连缀重大历史事件天理教起义，与关键当事人朱凤森，形成考察样本，对历史事实的可知性、历史文本的建构过程，以及历史、文学的互文边界进行探索。
可以看到，基于不可避免的“滞后性”“总结性”“主观性”，历史文献的叙事呈现，与多维情境下的历史事实本身，已经具有较大落差。《守浚日记》以日记为名，刊印与事发时间接近，很容易给读者留下即时记述、无所偏倚的第一印象。但细绎其细节信息、行文方式，结合作者身负流言、仕途摧抑的人生经历即可判断：《守浚日记》系事后就稿，具有回忆录性质，其文本形成，在纪事存史之外，还出于作者的自我塑造需求，有明显的历史重构痕迹。
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能令当事人一伸胸臆。很快，身为剧作家，有着过人浪漫主义和表演本能的朱凤森就委托同好，将《守浚日记》改编成杂剧《儒吏完城》，主动充当起戏曲主人公。在传统文学评价体系中，曲乃末技，并非载道之具。从现实情况看，清中叶文人戏曲家创作的新剧，绝大多数限于案头作品，与舞台演出脱离，实际用途已与文章诗词接近，是为抒情写意、交游馈赠之具。朱凤森之所以不避嫌忌，躬身入戏，显然出于他底层情绪的反向投射：官场上韬晦自全的屈抑者，最梦寐以求的，无外乎戏文中气贯长虹、众星拱月的超我实现。
《儒吏完城》凭时事为依据，由当事人备顾问，在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要素上尤重写实，几乎可以视为《守浚日记》场景化、情节化的史料展开。而在故事加工、情绪渲染、价值判断、归因立论等层面，则追求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为朱凤森的守浚功业奋臂鼓吹。这样的作品，以舞台艺术性、文学想象力标准考量，全然不能与金元及明末清初的经典作品相提并论，但在“文本的历史性”，即历史事实—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的连续观察维度里，则显示出独具一格的符号价值，堪为文史互见的范式性研究。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於《清史研究》2026年第4期，頁41-51，註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