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于地理区位、历史传统、人文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不同口岸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同的动力机制。汕头是一个移民出洋口岸，流域的移民及其跨国活动，使其成为连接中国海域与环南中国地区的重要节点，移民的地域特性和跨境特征在此充分呈现。与大规模海外移民相伴而生的是移民寄回国内的侨汇。经营侨汇的侨批局，通过多重网络的商业经营将侨汇资金输入汕头及其腹地，使侨汇成为贸易资金、金融资金以及汕头金融运作的重要一环，推动了城市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海外华侨因应世界经济局势的变化以及汕头推行城市现代化改造的契机，热衷于投资房地产、金融业、交通业等行业。基于移民网络、侨汇网络、贸易网络之间的密切关系，汕头兼具移民出入国港口、侨汇集散中心、华侨商业活动和投资重要场所的多重功能，华侨的活动以及侨汇的注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增添了丰富的侨乡色彩，由此塑造了汕头侨乡都市本土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汕头；华侨；侨乡都市；侨汇；侨批；现代化

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现代化，过去的研究已注意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冲击下形成的中国独立的城市化过程及其与世界城市化接轨的复杂局面，较多讨论了传统城市的继承与演变、通商口岸与现代化的开启、新式交通与现代城市的发展、工矿业城市的兴起，以及现代工商业城市与区域经济中心的变动。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因较早遭遇西方世界的冲击和挑战，成为早期现代化的输入媒介，并在随后得到迅速的发展。诸如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的空间变迁、社会人群、市政管理与建设乃至城市现代性等方面，受到学者的重点关注。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注意到近代中国城市在地域社会中崛起的复杂语境，从宏观区域理论强调了亚洲经济格局变迁以及海外移民活动的关系网对城市的影响。大体上看，以往的研究呈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三种主要面相，包括近代租界的外生性现代化、传统城市的转型及现代市政的发展、地域社会变迁语境下的城乡内在转型，当然还有一些研究关注现代铁路交通和工矿业发展所催生的新型城市。事实上，不少近代城市的现代化路径，也可能是多种面相的复杂叠加，呈现出“多线程”的特点。考察这类城市的变迁，我们既要考察内外局势的变化和不同，又要深入地域文化的语境，追寻地域人群的跨界流动并关注更大空间范围的经济脉动和文化播迁。在此前关于汕头的城市变迁和研究中，我们已从海外贸易传统出发，研究了近代通商口岸的区域国别问题。本文将进一步考察近代汕头侨乡都市的缔造及其现代化动力。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从近代侨乡发展的面貌来看，不同区域的侨乡基本形成以某一都市为中心的区域格局，且都市侨乡在移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也逐渐显露与乡村不同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中，华侨华人的资本往往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表现在华侨华人对城市金融、商业和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基于移民、侨汇、贸易三位一体的关系，汕头作为移民出入国港口、侨汇集散中心、华侨商业活动和投资的重要场所，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侨乡色彩，以及背后蕴含的区域国别特征，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以汕头为中心，从流域移民的枢纽港口、侨汇经营的金融化、商业资本的投资地三个方面，探讨其侨乡都市的形成以及现代性塑造过程，并以此透视中国东南沿海通商口岸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滨下武志著《资本的旅行：华侨、侨汇与中华网》

一、流域移民的枢纽港

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汕头于1860年被迫开放通商，并迅速成为沟通海内外的重要贸易港口和韩江流域各地百姓的出洋口岸，其作为移民枢纽的意义亦随之凸显。这种演变特质，既源于韩江流域长期以来的海外贸易及移民传统的影响，也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所带来的现代化和大规模移民运动密切相关。

海上贸易及移民传统的延续，以及商贸网络的不断编织，使韩江流域地区面临西方势力东扩以及清朝对外开放等种种变动时，均能在基层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层面展现出足够的适应力。当1860年汕头开放通商以后，以往的海外贸易传统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下进一步发展。韩江流域各地人群在更广域的海外世界活动，以一种跨地域机制来驱动人员的流动乃至资本、观念、商品的流通。

黄挺著《中国与重洋：潮汕简史》

汕头在19世纪中叶以后兴起的海外移民运动，不仅是近代中国人口移动的一部分，也应视为全球大规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30年代以后，蒸汽轮船及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长距离航行和人员流动。全球范围的移民在规模和时间上具有高度相似性，19世纪40年代及随后的百年间，长距离移民主要流向美洲、北亚地区和东南亚及印度洋、南太平洋沿岸地区，遂使全世界人口分布产生重大转变。在此期间，大量中国人前往东南亚，这些移民大部分来自闽粤两省，经香港、汕头、厦门搭船出洋。

汕头开埠以后，以往非法贸易、招工因条约的规定而合法化。作为移民的枢纽，汕头向外连接泰国、马来亚、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各地，向内连接韩江流域广大腹地，这种关联着区域和国别空间特质和与上述韩江流域自明清以来建立的商贸网络直接相关。例如，自汕头开埠以后至19世纪末，大多数移民前往新加坡及其他英属殖民地，其次是前往西贡、曼谷、苏门答腊等地。到了20世纪头20年，前往泰国曼谷者居多，新加坡、中国香港、苏门答腊、西贡等地次之。可从海关数据了解由汕头出洋人数的大概情况，1869年至1934年间，从汕头出洋的人次整体呈上升趋势，从最初的2万逐步上升到1903年的近13万，随后大多时间在8万至14万之间波动。从外洋进口汕头的人次从1873年的2万，缓慢波动上升至1907年的10万左右，随后大多数年份维持此状态，部分年份降至四五万左右。这些数据虽不完善，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汕头与海外、内港各地之间频繁的人员往来，以及由此所带来商品、信息、资金的流动。

人员频繁往来和各种要素的活跃流动，加深了以汕头为枢纽、向外涵盖东南亚沿岸各地、向内覆盖韩江流域的紧密空间关系。1869年方耀在潮州地区开展清乡行动，导致当地人口大量逃往东南亚，进而对新加坡的社会秩序造成显著影响，将海峡殖民地卷入海洋另一边的社会变迁。此外，该事件也造成前往新加坡的船资上涨，以及新加坡甘蜜业薪资的下降。可以看到，地方秩序变动、移民政策的调整、经济环境的改变，都可能在海内外的各端产生联动效应，口岸的出入人数也随之出现波动。

Melissa Macauley著Distant Shores: Colonial Encounters on China’s Maritime Frontier

经汕头出洋的人员主要来自韩江流域各地及榕江、练江的平原地区，其具体情况向来缺少详细调查。目前所见据称是光绪五年（1879）的统计数字虽与海关的统计有出入，与实际情况也可能存在误差，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统计，出洋人口最多的是潮安和饶平两县，分别占总数的16.06%和13.85%；其次是潮阳、揭阳、澄海、梅县、惠来、丰顺各县，其中潮阳和揭阳所占比例为11.39%和11.26%，澄海为9.89%，梅县、惠来、丰顺等县则在5%到7.5%之间；其他如普宁、大埔、海丰、陆丰、兴宁、蕉岭、诏安、永定各县，出洋人数所占比例在5%以下，较少的是福建的诏安和永定两县，前者占1.26%，后者占0.66%。总体看来，出洋人口中许多来自韩江下游及榕江揭阳以下、练江普宁以下的“广义韩江三角洲”地区，韩江中上游的梅县、大埔等地的客家人亦占有一部分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隶属惠州府的海丰、陆丰，亦有百姓从汕头出洋；隶属福建漳州府的永定、诏安两县，前者沿韩江顺流而下通往汕头，后者则与饶平接壤，两地百姓皆可经汕头前往海外。可见作为移民的出洋口岸，汕头的辐射范围已经超越了政区和流域的边界，成为较大范围地域的移民集散地。

汕头具有如此广泛的移民来源地，以及不断增加的移民数量，得益于汕头与腹地频繁的人员往来，更有赖于较为成熟的移民网络及其运作。这种移民网络初始植根于共同的方言、共同的血缘宗亲及同乡地缘关系，移民包括亲属性移民与契约劳工，出洋方式主要包括客头招募、洋行招募和自由渡航，各种方式都依托血缘宗亲或同乡共同方言等关系网。这往往使得出洋的海外移民群体，其方言与出发港具有对应关系。从汕头出发的移民，主要讲潮州话和客家话，讲闽南话的移民，极少特地经汕头出洋。因此，汕头的移民网络主要覆盖韩江流域及榕江、练江的平原地区，其作为移民枢纽港所体现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

大量与移民有关的机构或行业亦聚集于汕头，包括汽船公司（所属公司及代理通常为洋行）、船头行、客栈。与香港、厦门一样，这些机构之间互有联系或协作，如汽船公司经营航线，船头行为各汽船公司旅客及货物之中间商；客栈与客头密切联系，为移民提供住宿并收取费用，也从船头行借得船票卖给客头，而客头则招揽移民，并为贫者垫支旅费。移民既有出于自愿，也有非自愿者。移民网络既能为同宗同乡者出洋谋生提供帮助，也可能被某些人所利用而将自己的亲朋卖为苦力。19世纪中叶以后，这些经营移民生意的机构将大量移民从汕头送往东南亚各地。

孔飞力著《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值得指出的是，移民海外是跨越区域与国家的活动，其所依赖的移民网络并非单一关系网络。移民借助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前赴海外，又通过这些关系与家乡保持联络。在建立联系的过程中，这种区域联系的尺度是具有弹性的，可以小到同一个村落，也可以扩大至同一个县、府甚至一个省，由此建立链接海内外的社会网络。可以说，移民活动及其网络所呈现是一个复杂且相互交织的流动和节点所构成的世界，这些流动和节点超越了单一的国家和区域历史。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移民的增加，传统时期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逐渐从单一的贸易网络，演变为一个由贸易、移民、金融、企业经营、社会组织等多种跨国网络构成的复合网络。在此情况下，汕头作为移民枢纽的意义更加凸显。人员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商品的流通，也促进了汕头的现代化。

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由汕头出洋的移民，成为了东南亚各地的新客移民群体，他们通过已有乡土网络来强化自身的侨居心态。为了偿还移民债务或赡养家乡眷属，这些移民群体都向国内汇款，尤其是赡养家眷的汇款一直存在，这也使移民和家乡得以维持密切联系。流入韩江流域各地的海外侨汇，基本上以汕头为中心，经侨批局最终送到华侨的眷属手中。从进入海外侨批局开始，侨汇已不是单纯的汇款，而是投资资金或金融资金，在汇款寄递的过程中，汕头充当了其资本运作的重要节点。

一张泰国汇来汕头的侨批

二、侨汇经营的金融化

19世纪中叶以后，包含苦力贸易在内的劳动力出口可视为亚洲市场进入近代的特征之一。对于近代中国东南沿海省份的许多百姓而言，移民海外通常是一种家庭经济策略。这种情况与全球其他地方许多移民活动相似，移民决策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家庭可视为一个投资组合，将子女或亲属送往不同地区工作，而期望其中一部分能带来回报。从中国前往海外的移民，他们或自筹旅费，或受亲友援助，或向客头客栈等移民中介借钱出洋打工。为了偿还债务或接济、赡养国内亲属，他们都需汇款回国。汇款最初仰赖常年来往海内外的水客带回。后来随着移民和汇款增加，水客未能满足需求，遂先后出现侨批局、银号和商行等经营侨汇业务的民间机构。这些机构每年将大量汇款输入中国，其中汕头在全国的侨汇总额中占有重要份额，如1930年占比31.6%，随后至1934年的几年间占比在22%左右。有学者根据1930年至1935年间汕头侨汇在全国侨汇中占比的平均值，求得1911年至1929年汕头侨汇占比为21.6%。

陈丽园著《跨越华南与东南亚：1911—1949年的潮帮侨批网络和社会互动》

汇入汕头的侨汇数额向来缺乏确切统计，多为估算，如20世纪10年代的调查，“估计一年汇款约为二千万元至三千万元之间”，20世纪20年代的侨汇大多在3 000万元到5 000万元之间。1930年后，有学者或机构估算汕头侨汇数额，以1930年的1亿元最多，1931年降9 000多万元，随后逐年下降，1934年和1935年分别降到4 700万和5 500万。大量侨汇的输入在弥补外贸入超、平衡国际收支中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些侨汇从海外各地汇入汕头，有赖于侨批局的经营和银行、银号的转驳，也催生了相应的汇兑金融网络，而在汇兑过程中，侨汇也被用于商业投资和资本运作，这就为汕头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可观的资金，从而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

侨汇进入汇兑金融网络之后，就被转换为贸易、金融、投资等各种资金。侨汇不单单是将钱汇回本国，还与贸易结算、投资密切相关，在中国对外金融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侨汇伴随移民活动而生，而移民活动本身也使移民原乡、侨居地及途经节点等地区之间产生联系，从而更新了关系网，形成了移民、侨汇、贸易三位一体的关系，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历史性机制。作为移民、侨汇、贸易网络的重要节点，汕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这种关系和机制所左右。

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从目前有限的相关统计来看，20世纪1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汕头贸易总额和侨汇输入额的变化趋势，除了个别年份有所差异，在整体上颇为相似。汕头进口货品大多购自上海或香港，出口的土产多运销南洋各地，南洋各地的货品多以香港为销售综汇之地，这种因贸易而产生的汕头、香港和南洋各地之间的债权债务，也使之形成了相应的汇兑关系。由于南洋侨汇大部分经香港并通过香港汇票转驳至汕头，汕头由此形成一庞大的港单（香港汇票、汇单）市场。在了结债务方面，南洋各埠汇还给汕头的商人时，常支付香港汇票以清账，而香港汇票也多由运销南洋各地的出口商转售给银庄，再由银庄出售给进口商。事实上，不管是贸易资金或是侨汇资金，都可通过汇兑网络输入汕头，而侨汇虽大部分送到内地华侨眷属手中，但在其汇兑过程中已化身为汕头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的金融资本，被注入到汕头的商业化发展和都市化进程当中。

如上所述，侨汇通过侨批局的运营汇入汕头，侨批局或以汕头为根据点，或以海外新加坡或曼谷等地为根据点，各侨批局在各个网络节点都有相应的关系网。许多侨批局同时兼营他业，包括贩卖农产品、经营棉布、批发舶来品、杂货等。如槟城的潮帮侨批局，都和汕头有着一定的人事、组织和金融联系。位于槟城的倪两兴是兄弟昆仲间侨批生意和商业网络的海外分点，倪宏香负责揭阳和汕头的批业和进出口贸易，倪宏楫负责槟城一方的相同业务。正如陈达所言，侨批局在经营侨汇时，自新加坡至汕头有时并无现款汇归，因总馆与分馆，既经营银钱业或进出口货业，彼此可以划账.在此情况下，侨批局常利用汇兑的时间差活用侨汇资金，以便作为其他业务的资金周转。

陈达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在汇兑过程中，侨批局吸收的汇款为南洋各地当地货币，除了大型侨批局因经营汇兑能实现通汇外，其他侨批局通常需委托银行、银号办理兑换以便实现外汇汇款。同时由于汇兑市场的关系，侨批局往往以香港这一华南地区的汇兑中心为中转站，委托香港的客栈、银号、南北行或自设分号处理侨汇。因此，南洋侨批局汇款至汕头，可将批款经由当地银行、银号汇至香港的联号（包括自设分号和代理商号），也可向银行、银号购入可在香港兑换的港币汇票并送至香港联号，香港联号收到汇票后，可在香港金融市场换成可在内地流通的货币或兑付的汇票，再寄往汕头侨批局，也可将香港汇票交给汕头批局，由后者在汕头售出换取现款。一些大型批局，可由其南洋批局汇款至香港联号，再由其汕头批局开出由香港联号兑现的港币汇票，并在汕头售出。南洋的侨批局也可直接将香港汇票寄到汕头的侨批局，由后者卖给当地的银行或钱庄以套现。

新加坡和印尼的侨批局多委托银行办理汇款，越南侨批局经银行、汇庄或出口商的汇单将侨汇转驳香港，而泰国的侨批局多委托当地潮州帮银号汇款至汕头。泰国侨批局委托银号汇款的方式最普遍的是电汇或票汇港币到香港的联号；其次是电汇或票汇港币至汕头，由泰国签发汇票之银号位于汕头的分店或托收银号向泰国批局在汕头的往来号支付汇票，该汇票可在香港兑现；还有一种是电汇或票汇国币至汕头，但极少见。泰国的银号如顺福成银行、陈炳春银行、荣兴银行、广顺利银行、泰山银行、黉利银行等，大多在中国香港和汕头、新加坡有分号。尤其是陈炳春、黉利等，在20世纪30年代《汕头指南》的汇兑庄和侨批局名录中皆可见其身影，可见其汕头分号既是汇兑庄，也是侨批局，在利用侨汇和调拨资金方面更具有灵活性。

汕头有信庄的例子可让我们了解兼营侨批业的银庄在侨汇经营时的灵活性。该银庄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汕头设立，兼营侨批业，在南洋各地和香港有分号，同时还分别委托上海潮帮大户郭乾泰、通安祥记和后来的集大行等为代理店，主管新加坡、中国香港及上海的电汇、信汇和票汇，定期、活期存放款和汕头南北行商号存款、贷款，以及一些地皮证券交易，集国内外银、信、商于一体。据有信庄职员芮诒埙回忆，抗战前港币与银圆价格比差常有起落，每逢周五下午，汕头有信庄便可接到香港分号来电，告知新加坡有信庄所收到的批款数额。随后汕头有信庄于翌日中午之前在汕头汇兑公所放兑，并将兑价传至新加坡。若后市行情看涨，就由汕头自己归坐，但须立即向新加坡报兑入账；有时由于市场行情骤变，则电告新加坡并称看市场行情后再兑，迟兑的数额通常由汕头这边将库存银圆垫解发批，不足之数则另向市面吸收短期息款，以资应付。

邹金盛著《潮帮批信局》

芮诒埙所谈及的关键在于兑换现款发批。东南亚汇入国内的侨汇通常包含信件和汇款，信件经轮船运回，而汇款则通过汇兑网络进入国内，汕头的侨批局须在批信到埠前备足现款，以便将侨汇派发至内地华侨眷属。如上所述，海外侨汇一般汇至香港再转驳汕头，汇款通常为港币，这便需要兑换为汕头本地货币。其办法有多种，以在汇兑公所进行交易较为常见。汇兑公所是汕头晚清民国时期银业行的同业组织，类似证券交易所、票据交易所。上海、香港各地汇兑票价的行情，俱依公所买卖之公定价格为标准。汇兑公所的交易以香港汇票为主。据估计，1936年前后，香汇（即港汇）每日买卖约100万元至200万元。近代时期，港币在华南地区的金融市场通行，南洋侨批局汇往国内的汇款也通常以港币为准。由于外汇基本从香港转入，向香港支款的票据在汕头最为重要，其与汕头本位银的兑价即为香票价，后由于电讯通常也用电报支款，另有香电价。汕头的香港汇价，按照汕头对上海本位银的汇率及上海对香港的汇率来核定；在白银自由运输时期，还须计算大洋在香港和汕头的价格再加上运费而估定；此外也受到地方供求需要的影响，如侨汇大量汇入汕头，批局需大量兑出香汇以吸收现款发批，汇价则下降；如有大批外货由香港入口，办货家需要香港银付还，则汇价上升；再如汕头当地银根松紧，亦对香港汇价有影响。

香港汇价随市场而变动，但送至侨眷侨属的汇款则有时间限制。侨批局一方面利用时间差活用侨汇资金，一方面随香港汇价行情的涨落运用侨汇资金。如在批信到达时，香汇价格较高，则卖出换得现款，反之则采取库存现款，或向市面吸收现款，待后面香汇价格回升再卖出香港汇票收回资金。此外，在白银自由运输时期，上海、厦门、汕头等地的现银多因洋价高低而彼此流动。有的侨批局亦从上海购买现银运回汕头发批以便获利。当然，上述这些通常是理想状况，有时也因其他商业运作、资金周转和市场行情变化等问题而出现更复杂的情况。

由此可见，侨批局通过银行、银号（银庄）将侨汇输入国内，而银行、银号则将资金投入汇兑市场，并利用现代金融工具将资金转驳至国内。值得指出的是，汇票可视为现代金融工具，汇票的使用既是国际债务的转移，也是信贷的扩展，是中国商业革命的重要因素。侨批局的这种经营本身便具有跨国性，其商业实践或许可以称为“跨国资本主义”，其经营者充分利用当时的轮船航运、电报汇款、现代银行、国际邮政等最前沿的技术实施资本盈利策略，同时促进资金、商品、人员在跨国网络内的自由流动。需要注意的是，传统与现代并没有明显的断裂。传统的地缘、血缘等关系，以及其他依赖于文化的纽带，很多时候有助于侨批局经营者适应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体制及经济形势。汕头是海内外汇兑网络的重要节点，其直接汇兑点包括上海、香港，属于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汇兑市场。汕头的现代金融功能在汇兑和资本流通中发挥重要的角色。对于海内外侨批局、银号来说，汕头都是其操纵资本流动的重要节点，在不同节点进行汇票和汇单买卖，乃至到汕头承兑批款，往往是其获利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侨汇被银行、银号和侨批局纳入汇兑市场，并因应商业、贸易的需要而走向金融化，侨汇由此成为汕头金融市场及其运作的重要一环，为汕头的商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流动资金和商业资本，并为侨乡都市的缔造提供了动力。

马建华著《近代中国国内汇兑市场研究（1860-1935）》

三、商业资本的投资地

作为通商口岸、移民出入口岸、侨汇集散地，汕头既是韩江流域及周边地区与海内外连接的窗口，也是地域移民出洋的起点和归国的首站，更是商民和华侨投资经商的场所，赋予了汕头独特的区域国别特征。这种特征也随着不同人群在汕头的活动而逐渐沉淀下来，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城市景观和人居格局。

近代大量侨汇的汇入对汕头商业及腹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南洋经济之好坏、侨汇之多寡，与潮梅农村经济密切相关。汕头商业的兴衰受潮梅内地农村经济和南洋地区经济制约。前者为汕头进口商品的主要消费市场与出口产品产地，若农村经济衰败，则影响汕头进口商及银庄的生意，后者是汕头出口土产的主要消费市场和巨额侨汇来源地，若经济不景气，一方面影响汕头出口商，另一方面侨汇减少既影响平民生计，也使金融无法运转。如1937年《广东省银行月刊》的一篇报道称：“本月份华侨汇款回汕，来源异常丰厚，数达四五百万之多，故市面金融流通极为充裕，银根大松，息价低跌，各业莫不周转裕如，殆有渐转好景之象。”这反映了侨汇经营由侨批局、银行、银号的商业运作而金融化之后，对汕头的贸易及商业的影响。如上文所述，一些大型的侨批局本身也是汇兑庄，大多也经营进出口生意，而汇兑庄、南北行、出口商皆是汕头市资本雄厚的行业，因此它们在经营侨汇或与侨汇相关的款项划拨时更能与本地金融市场相结合。可以进一步说，侨汇在汕头的流转事实上对汕头的金融状况产生了直接影响，进而也关乎各行各业的商业资金及其经营状况。这对汕头的经济命脉和城市建设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回汕头投资的华侨大多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且常年来往海内外，对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大都市较为熟悉，因此他们的商业经营和投资活动对汕头的发展及现代化既具有较大影响，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陈海忠著《近代商会与地方金融——以汕头为中心的研究》

据林金枝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统计，近代华侨在汕头市区的投资可分为1889年至1919年的萌芽和初兴期、1919年至1927年的发展期、1927年至1937年的全盛期、1937年至1945年的低潮和破坏期以及1945年至1949年的回升与崩溃期；投资范围包括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其中以房地产业所占比例最多，为39.17%；其次是商业，占19.03%；第三是金融业，占15.21%；第四是交通运输业，占14.2%，工业和服务业仅占6.25%和5.58%.由此可见华侨在汕头投资范围之广。

在华侨投资最初阶段，对汕头城市现代化产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创办以及潮汕铁路的建设。自来水公司、电灯公司的投资创办者为泰国华侨高绳芝。光绪末年，高绳芝有感于汕头居民饮水条件不佳，以及街道黑暗，点用油灯易起火险，于是集资创办自来水公司和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于1906年筹办，1914年竣工并开始售水，至1921年，已有用户1 800余户，至20世纪30年代供水已达5 000多户，平均每6户便有1户能用上自来水。开明电灯公司1908年创办，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营业范围基本上覆盖汕头核心区域和东部郊区。潮汕铁路是连接汕头与潮州的现代化交通事业，由张煜南筹资创办，其修建资金主要来自马来亚和印尼的华侨。张煜南是印尼华侨，在汕头与苏门答腊之间有广泛的商业利益，他常往返海外和家乡梅县，这使他认识到韩江中游等地与沿海通商口岸存在的运输问题，促使他萌生建设潮州到汕头铁路的想法。潮汕铁路的建设虽有波折，但最终于1906年通车，使潮州至汕头原本两天的水路路程，缩短为约一个半小时40公里铁路路程，足见现代化铁路对交通运输所带来的变革之大。清末海外华侨在汕头投资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可以说是汕头开启现代化进程的第一阶段。

对汕头城市发展具有变革性意义的，是20世纪20年代汕头成立市政机构并在随后施行城市改造计划。这使得汕头在政治组织、城市建设及空间转变上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20年代汕头的市政组织，是参照西方市政组织并结合中国传统施政的本土现代化实践，其特征包含强市长制的集权色彩和专家治市特征。这一时期的城市改造计划，也是中国本土设计师按照现代科学的方式结合汕头自身条件制订的城市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在于规划科学的城市道路体系。汕头的城市改造在1926年后陆续展开，由市政当局主导推动，民间参与建设。城市改造时，由于市政当局开辟马路，沿线两旁业主的铺屋需拆让重建或改建，也需按规定负担一定份额的筑路费。虽然拆让铺屋会蒙受一时的损失，但开辟马路后地价房价的增长以及潜在的利益，也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其中就包括不少旅居海外的华侨。1927年至1937年正好是华侨投资的全盛期，其中1930年前后几年的侨汇额，也比之前有明显的增长。

颜清湟著《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

如上所述，近代华侨在汕头的投资以房地产业最多，共有1 426户，约有2 110座。绝大多数华侨是零星购买房地产，也有大宗买家购买100余座乃至200座房产。置业者以泰国华侨为最多，其次是新加坡、马来亚、印尼，再次为越南、柬埔寨。房地产的投资高潮在1927年至1937年，约有638户。泰国陈黉利家族是这一阶段投资的大户，家族成员在汕头的“四永一升平”一带、海平路、福合埕和中山公园前一带兴建400多座新楼房，后来把一部分转卖给来汕头营业的华侨、侨眷、侨属，至20世纪40年代尚有200多座。据《汕头市区房地产志》所载，陈黉利在汕头拥有经租房207幢，面积48 291平方米，市区楼房分布于安平路、升平路、居平路、商平路、海平路等主要街道。虽然陈黉利后人的忆述与官方档案记载略有不同，然而可以确认的是，不管是“四永一升平”还是安平路、居平路、商平路等，都是当时汕头的核心地带，不少新开辟的马路，陈黉利家族正是看中了地利和商机。新楼房的兴建对当时汕头新商业业态的发展，以及城市现代化景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黉利栈汇票（陈嘉顺副研究员提供）

我们还可通过汕头南生公司的案例，管窥华侨参与城市建设、投资地产、营造大楼、经营新式商业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末，印尼华侨李柏桓从南洋集资回到汕头准备扩张生意，创办大型百货公司，同时组织合利公司负责置业。可能是他意识到，市政当局规划的小公园圆环路是新的交通交汇点，附近一带将成为未来的商业中心，于是积极谋划收购附近一带的房地产。据称，当时吴宝廷和钟明堂曾故意抬高价格，李柏桓托人接洽，还提议如果愿意出让房屋，地价可略从高，或是由其代建房屋，产权继续保留但需订约永租给南生公司。李柏桓收购房地产主要是为了将零散的土地及其业权连成一片，以便兴建大楼。

陈汉初、 陈杨平著《汕头埠图说》

在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房地产档案藏地籍图上，南生百货公司所在地块上有两个地号，通常意味着是独立的两宗土地，但其间却没有分界线，这在土地测量及管理上比较少见。该地块以南部分关联的土地契据为5张，都是合利公司各代表买受铺屋连地基的契据，时间都集中在1931年的1月至2月间，可见李柏桓等人在此时期收购这一带的楼铺及地基。南生公司地块以北部分的地号登记在吴宝廷名下，1951年的土地登记中，标明租与李海烈、李柏桓（土地登记表中亦写为李伯桓），其关联的土地契据，则包括吴宝廷1927年买受铺屋地基的契据，以及吴宝廷1932年立补税上盖的契据。1932年的契据中称其上盖系因1930年市政府开辟马路，将旧屋拆卸重建。由此看来，李柏桓提议代建房屋并定约永租，可能是他和吴宝廷之间洽商之后的交易方式。吴宝廷那一部分的楼屋可能较早拆卸，然后李柏桓才陆续收购附近楼屋和地基，这既反映了华侨李柏桓在投资方面的灵活性，但也造成了土地铺屋在产权上的复杂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合利公司的几张契据中，盖有“汕头市银业同业公会发行白票保证品”“汕头市商会审查产业契据保证白票之章”“该项产业经汕头市商库证委员会核准为商库证保证品不得转押或变卖此批”等章。保证白票为汕头市商会、汇兑公会、银业公会等为应对1933年金融风潮组织发行，参照保证纸币的发行方法，以不动产作为保证，在市面上可作现金流通，行使一段时间后由各银庄收回。契据上与保证白票相关的印章写有查验和撤销保证的日期，显示该产业在1933年5月底至1934年12月间作为保证白票的保证品。这可能是合利公司的业权人与某银庄有较密切的关系，而以该房地产作为保证品，以便该银庄发行保证白票。商库证为1934年汕头市商会为应对银庄大量倒闭等金融风潮发行的流通券，以不动产做抵押，商民可将自身产业向商库证发行委员会进行抵押估价并按章程申领相应金额的商库证，以应付资金的不足。契据上有关商库证的印章，表明该产业曾作为抵押品以申领商库证，且在1938年7月间赎回。由此可见，华侨投资的房地产，在特定时期也体现了“不动产变为流动产”的特殊意义。

南生公司于1932年元旦开业，大楼共有七层，设有电梯，设备、原料均来自香港，建筑工程的精巧程度在当时是首屈一指。其中二楼为百货商场、同时附设绸缎布和志成银庄，三四楼为酒楼，五六楼为旅社，七楼最初为西餐厅，后改为旅舍。这种集购物、餐饮、住宿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新型百货大楼，给汕头带来了新的消费生活方式，也使南生公司成为汕头商业模式的创新者。除了“南生百货公司”外，汕头还有“广发百货公司”“平平百货公司”“振球百货公司”，四者为当时汕头市妇孺皆知的侨办“四大百货公司”，皆为梅县华侨所经营。这种局面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梅县华侨在海外一部分经营百货业，对此较为熟悉；其次是客家人在汕头办百货店致富，吸引其他同乡和华侨来此经营，从而造成汕头百货业均为客家人独占鳌头的现象。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广东卷）》

作为新的商业模式，百货公司可以说是近代新型都市的标志之一。当人们描绘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时，百货公司都是其现代性的表征之一。随着城市指南读物和照片的流通，百货公司不仅成为汕头都市化的代表形象之一，也成为人们对于汕头现代性认识和想象的重要来源。当然，除了百货大楼这类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之外，汕头的商业的发展、新式马路的辟筑、中西合璧等新式楼宇的落成以及新式骑楼街区的形成，都是汕头都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放通商对于汕头来说，既是冲击和挑战，也是发展的契机，更是其逐步现代化的启动。汕头的兴起以商贸为先导。随着商贸的发展和流域移民出洋人口的增长，活跃于汕头的商人，其力量及商业资本进一步增加。这不仅仰赖他们与区域内和埠际间的商业联系，更仰赖于他们与海外各地多维度的紧密联结。他们之中不少以经营侨汇、汇兑、运销业和出口等行业而握有较大资本，还有不少人本身就是开展跨国商业实践的华侨，或在海外经商致富携资回汕头发展，将汕头作为其商业网络的重要节点并注资于此。

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跨地域、跨国界的人员、资本、信息流动，给汕头城市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和经商环境，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员来此谋生和发展。因此，当清末官方推行鼓励投资实业的政策，海外华侨回汕头投资自来水、电灯、铁路等事业，开启了汕头走向现代的进程；当汕头接踵广州之后开始市政改革并推动城市改造计划，腹地城乡移民和海外华侨亦争相在汕头谋求发展，其中既有在此投资商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交通业、服务业等具有一定资本和实力的人士，也有不少来此经商、打工、求职的普通民众。在此情况下，城市的建筑、街区、马路得以重新塑造，城市的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也呈现了新的样貌，作为都市侨乡的汕头，也由此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样貌。

欧阳琳浩著《汕头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与进程（1860—1949）》

余论：都市侨乡的现代化

通商口岸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现代化的型模很大程度上是受外力的刺激与挑战而形成的，是一种从事工业发展及社会、政治变革的外发性现代化。这种外力的刺激和挑战，集中体现为19世纪40年代以来由西方人通过条约而开放的通商口岸。由此出现的工商业现象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诸如上海租界的政治制度以及城市道路、煤气灯照明、自来水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涌现，确实给当时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冲击，并促使不少绅商推崇并效法西方的现代化。与此同时，通商口岸也吸引了有志于推动中国本土现代化的人士，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尝试，也都出现在通商口岸的城区范围之内。

金耀基著《中国的现代转向》

与其他通商口岸一样，汕头的兴起和发展无疑受到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商业和工业层面，也包括思想传播和非经济制度等层面。进入通商口岸的西方势力，一方面导致这些口岸的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近代科技文明、工业文明和市政文明。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洋务运动、改革思潮、民族资产阶级、乃至新式工商团体和城市自治，都在这些口岸城市出现。诸如上海、天津等地租界所显示出来的发展优势，既触发了中国地方传统制度的变革，也引发了中国社会精英对城市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然而，由于自身地理、历史和人文等条件不同，以及与外部联系的条件不同，各通商口岸的发展呈现很大的差异性。汕头作为通商口岸，是跨国网络的重要节点，不同的关系网络在此交织重叠。它既是流域移民的枢纽港，也是海外侨汇的集散中心，同时也是商业资本的投资地。基于移民、侨汇、贸易三位一体的关系，我们考察汕头这类城市走向现代的进程，应注意其广域的空间联系和特有的时间维度。

进入19世纪下半叶以后，在汕头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经由汕头出洋的人口大量增加。贸易的增长和人口的大量流动，使汕头与海外各地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网络。与此同时，出洋的华侨通过侨批等汇款形式与家乡保持联系，对家乡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一些华侨更是通过经商致富并回国投资。人员、信息、资金的频繁流动，使得服务于这种信息和资金流通的侨汇，源源不断地汇入汕头这一枢纽港。这些侨汇一方面是沟通海外各地以及国内广大乡村的媒介，另一方面也由于侨批局的经营而金融化，成为汕头当地金融运作及商业资本积累的重要一环。在此意义上，汕头的城市化及其迈向现代的进程中，深受来自韩江流域的城乡移民和该流域旅居东南亚海外移民的影响，而城乡移民和海外移民的交互作用和作用机制，也在形塑城市的现代性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可以说，随着区域人群、跨国人群在城市活动，他们的资本连同他们的信息资讯、思想观念，汇聚在汕头这样一个方兴未艾的城市，为城市的商业、建筑乃至整个城市景观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包含诸多华侨要素的城市生活方式。这些要素，既包括由华侨投资以及与华侨相关的商业业态，也包括由华侨兴建的带有中西合璧色彩的建筑景观，同时还包括官方的侨务机构和民间的华侨互助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华侨要素虽然给汕头带来侨乡的色彩，但对汕头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些要素与其他一系列因素相互叠加产生的影响。

与全国许多城市一样，汕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逐步走向现代化。20世纪初，清末推行地方自治和巡警制度，汕头亦兴办巡警，民国后改为警察厅。20世纪20年代，广州率先引进西方市政制度并进行本土化实践，汕头亦接踵其后推动市政改革并开展城市改造计划，且在当时全国属于领先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汕头引入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并开展本土化实践，正好吸引了活跃于汕头的华侨与城乡移民在此开展商业活动或进行投资，这些人群广泛参与到汕头的城市建设。在此情况下，各种要素相互叠加相互促进，使汕头形成了极具侨乡色彩的现代化都市。

在人口方面，汕头在1927年至1931年间，从约9.3万人迅速增长至约18万人，随后增长较为缓慢，至1936年约为20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汕头周边的潮阳、澄海、潮安、揭阳、饶平等县以及客家地区的梅州、大埔等县；在新式马路建设方面，汕头形成了具有等级体系，且由洋灰三合土路、贝灰混合土路、沥青路、碎石路组成的城市道路系统，该道路系统呈现以纵横相接的骑楼街道作为主干道，以非骑楼建筑充填次干道和内街的街区空间形态；在商业业态方面，马路两旁充满着包含金融、交通、中介代理、进出口、杂货、美术品、建筑、染织、服饰、装饰品、日用品、燃料品、饮食、医药、住宿等多种品类的批发、零售商店及个人事务所，而诸如酒店、百货公司、会计师、保险、摄影、电器、煤油等行业的兴起，也体现了汕头在消费娱乐、产业变迁以及新兴职业等方面的现代性发育。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走进城市内部，去考察道路两旁楼房以及商店的置业者籍贯和身份，我们还会看到其中丰富的流域信息和区域国别信息，如这些楼房的业主大部分来自韩江流域各地，其中不少还有华侨身份，商业店铺有不少由华侨投资或有华侨密切相关，如汇兑庄、侨批业、南商业、暹商业，以及具有新式商业意义的百货商店。

谢雪影编著《汕头指南》

无可否认，汕头侨乡都市的现代化，其动力来自于流域城乡移民及海外移民的各种投资和商业活动。经由汇兑网络输入的大量汇款，以及侨汇的资本化运作，为汕头带来资金并推动其商业化发展，官方推动的市政改革成效，则进一步吸引了来自流域内部以及海外各地的民间商业资本，成为汕头侨乡都市现代化的特质化动力。

谢湜、陈嘉顺、欧阳琳浩等主编《汕头近代城市地图集》

当然，现代化都市还包括银行、邮政、学校、卫生、医疗、交通、公园乃至社团组织、新型职业等各种要素，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无法一一涉及。无论如何，近代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历程是由多重力量推动的多“线程”，我们尤其需要关注活跃在这些“多线程”中的跨越区域国别的人群，他们本身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的影响，又较早接触南洋地区的现代化事业，也能利用自身条件因应世界局势的变化，在汕头这样的侨乡都市中经营自己的事业，他（她）们感念乡土，知时应变，富于创造，守护传统，从不同层面推动了地域社会的本土现代化。从人群活动的区域国别视角出发，或许才能进一步理解城市与世界的联系，乃至扩展至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而探讨其中所蕴含的多元现代性。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於《清華大學學報（社會哲學科學版）》2026年第4期，頁75-87+262，註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