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4日下午，文研院第二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博展演研究所所长张书彬老师作了题为“圣山何以被复制：五台山与东亚佛教艺术跨语境传播”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林月惠、石井刚、姜抮亚、冷霜、许家星、王楠、魏文、郑威、徐斌、黎海超、郭子龙、文晗、张丽华、胡凌、王洪喆、顾超，文研院院长杨立华、院长助理韩笑等参加了报告会。杨立华老师代表文研院向张书彬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徐斌老师作为主持人介绍了张老师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
佛教传播不仅形塑了东亚的圣地景观想象，同时也促进了信仰群体的跨地域文化交流。7—11世纪来自天竺、西域、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域外的僧人入华巡礼，推动了佛教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交流。其中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是跨地域、多民族、跨文化信众巡礼的圣地。来自宗教、政治、经济、艺术等多元力量的共同作用，使得五台山文殊信仰在东亚广泛传播，并形成多个“被复制”的神圣空间。
杨立华院长为张书彬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张书彬老师关注美术考古、丝绸之路与敦煌艺术、亚洲艺术跨语境交流等问题。本次报告会以“圣山何以被复制：五台山与东亚佛教艺术跨语境传播”为题，通过对日本比叡山延历寺文殊楼、京都清凉寺释迦像、敦煌壁画五台山图等物质遗存、图像及文献进行综合整理，结合田野踏查，跟随圆仁、奝然等入华日僧的足迹，客观重现了五台山文殊信仰构建以及其在东亚佛教艺术跨域交流中的宏观图景，并着重探究五台山在东亚佛教传播网络中的宗教内涵与跨域传播特征，揭示宗教实践与物质文化交流体系在东亚文明圈层内的互动模态。
从黛螺顶俯瞰山西五台山台怀镇
张书彬摄
报告伊始，张老师回溯了五台山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提出将尝试对三方面问题予以回应：第一，五台山如何跨越时空，通过何种方式在东亚范围内实现多个信仰空间的异地建构？在东亚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应如何重新认知与五台山相关的视觉材料在信仰流动过程中的生成、描述与接受方式？第二，通过何种途径如何赋予一座山、一座建筑、一尊造像、一幅壁画等以神圣的力量？第三，跨域群体与“物”（绘画、造像、建筑、经藏等）在神圣空间转移乃至更广泛的佛教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在圣地形塑与复制的跨语境互鉴中，不同群体的真实心态如何得以呈现？
比较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研究为“神圣空间”的理解提供了重要启发，神圣空间的形成并非单纯依赖地理或建筑，而是需要“显圣物”与“宗教的人”的共同作用。两者结合，才有可能使某世俗空间转化为具有宗教意义的特定场域。
在报告第一部分“跨语境互鉴：正统法脉的刻意转移”，张书彬老师首先向大家展示了日本醍醐寺藏《文殊渡海图》，他指出这幅图与常见的五台山新样文殊像显著不同，一是主尊形象和眷属配置，二是背景被安置在茫茫大海之上。经过比较研究，他发现这种“文殊渡海”新样式是日本独创，类似形式在日本绘画和造像上多有呈现，体现出古代日本对中国佛教传播与接受的特殊态度。
文殊渡海图
绢本设色，镰仓时代，纵143.1厘米，横106.5厘米
日本醍醐寺藏
又如日本文献《日本国现报善恶灵验记》《南都高僧传》等皆有记载文殊菩萨化现托生为日本僧人行基之事。结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和《日本三代实录》对圆仁回国过程记录的对读，也可看出当时日本人对佛法正脉东移日本的迫切心情。
日本比叡山延历寺文殊楼现状
接下来，报告的第二部分“五台灵石与文殊七尊像：比叡山文殊楼的营建”，张书彬老师就日本延历寺文殊楼的营建过程和像设布置的意义展开分析。
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日本僧人圆仁在唐代赴五台山巡礼，并详细记录了当地的圣迹与宗教体验。张老师通过比较发现，返回日本之后圆仁似乎有意“效仿”不空在大唐的弘法历程，在比叡山文殊楼营建过程中积极寻求皇室和贵族支持。而圆仁意欲借助五台山在亚洲佛教世界的影响力，通过以五台土石、文殊及其眷属七尊像为代表的象征物（圣物、圣像）与圣地产生联系，通过将其安置在特殊空间、方位，使得神圣空间得以不断拓展和再造，从而让象征物所处区域——延历寺文殊楼，乃至整个比叡山都得以圣化为文殊道场五台山，从而拥有神圣的力量。
释迦瑞像
北宋雍熙二年（985年），高160cm
日本京都清凉寺藏
北宋初日本僧人奝然主持摹刻并渡海带回日本的释迦瑞像自现世之初即为人瞩目，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报告第三部分“释迦瑞像与宋版一切经：京都清凉寺的创建缘起”，张书彬老师以日本清凉寺藏释迦瑞像为例，结合大量文献和考古实物的解读，聚焦并还原了奝然主持摹刻释迦像及其装藏过程，讨论佛像如何在制作及跨域传播中获得神圣性，并借以实现特定宗教意图。
奝然入宋求法巡礼行并瑞像造立记
日本清凉寺藏
被信众供奉之佛像并非单纯的视觉观看偶像，而需要在制作过程中通过装藏与开光仪式等被赋予神圣的力量，进一步强化其灵验与神圣属性，显示出佛教艺术在建构信仰力量中的独特作用。
奝然在自身面临宗教危机时，试图通过仿效前辈高僧入唐求法开山立派的方式，将释迦瑞像和北宋官版一切经等视为传法的凭证和资本，欲借助五台圣地在东亚佛教界的影响力，通过改换山名建寺的方式弘扬佛法。显然由于当时日本复杂的宗教竞争环境与诸种因素，奝然并未完全获得成功，但体现了像教思维在佛教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性。
敦煌莫高窟第61窟内景
来源：数字敦煌网站
敦煌石窟五台山图则提供了另一种空间复制的路径，其作为“神圣舆图”，兼具地图功能和神圣性，承载视觉朝圣和宗教修行的重要功能，是一种重要的佛教视觉传播模式。在报告第四部分“视觉朝圣与神圣舆图：敦煌莫高窟五台山图”，张书彬老师提及，莫高窟第61窟的开凿应为整体设计规划，通过壁画、雕塑与石窟内部空间共同形成文殊菩萨的清凉圣境，为因种种原因无法前往山西五台山朝圣的信众提供就近巡礼朝圣的“五台山”。层累的五台山圣地文化景观和空间想象以图像（如五台山图、新样文殊等）和文本（清凉山志/传、赞文、曲子、巡礼行记等）等形式广为流传，深入民心，为五台山图的绘制提供了众多素材和理论参考依据。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
来源：数字敦煌网站
莫高窟第61窟壁画《五台山图》规模宏大，作为中心坛像文殊造像背景而绘制，画面中的五台位置经过重新组合，跨越时空的朝圣者与寺院被同时呈现，体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空间的“神圣舆图”。此类型的图像兼具舆图功能和神圣性，是一种神圣导引图像，也是朝圣的重要视觉呈现，基于实际地理空间和巡礼路径指向，起到导引观看信众去往文殊菩萨圣地的作用。
Ch.00151.a文殊菩萨
版画，27.7×16.7cm
大英博物馆藏
通过空间方位比较可知，《五台山图》并非对真实地理空间的客观再现，而是通过特定的时空逻辑和视觉语言，将不同地点、人物、圣迹与叙事场景连缀而成文殊道场五台山的视觉现场。图中绘有众多僧俗朝圣者或官方送供使的虔诚身影，巡礼于各大台顶、大寺院或圣迹之间，间或经历感通示现，为观者呈现感同身受的视觉朝圣之旅。借助榜题文字提示和道路交通指示，观者可以手持火把或灯烛用视线追随画中朝圣者的足迹逐步完成巡礼朝圣的过程。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中巡礼五台山的
外部道路东路起点“河北道镇州”
来源：数字敦煌网站
在报告结尾，张书彬老师援引空海大师在《御请来目录》中提及惠果阿阇梨法语“真言秘藏经疏隐秘，不假图画不能相传”，再次强调图像、圣物等物质形态在宗教信仰传播之中的重要性。佛教在亚洲的传播，不仅是经典与义理的授受，也伴随着人与绘画、造像、建筑等物质文化的综合流动和神圣空间的再造。而五台山信仰在东亚的传播依托于圣物的流转、图像的再现、文本的记载以及信众的跨域朝圣活动，这个过程并非直接复制，而是伴随着持续的跨语境转换，诸因素协同作用，使得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得以在不同地域被不断复制、重构、再造，并注入新的内涵。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之“大佛光之寺”
来源：数字敦煌网站
讨论环节
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报告展开深入交流。郭子龙老师提出，圣像的摹刻是否能直接与西方艺术史中的“摹仿”等概念产生关联，以及如何与普通民众阶层产生互动。张老师回应，关于摹仿论的问题，佛教艺术与西方艺术语境中的“摹仿”是有所区别的，宗教艺术往往更关注模仿对象本身而非对本体的超越，以及更多关注如何赋予其神性等。佛教与政治之间往往联系紧密，五台山之所以从仙都紫府转换为清凉圣境，背后不可或缺的就有来自唐朝皇室的政治推动力量。
黎海超老师分享了四川大学博物馆藏佛像、佛塔等最新扫描发现的装藏情况，提问装藏相关的谱系研究。张老师回应指出，根据相关研究，装藏或许与地方传统、宗教观念的变化有关系，目前无法提供太多考古实证的材料加以佐证，或许与佛塔地宫瘗埋行为之间有所关联。魏文老师加以补充，这涉及佛教语境中如何看待物质性的内容，以及如何将其赋予更高层的精神内涵。其背后存在一个如何圣化的问题，西方艺术从客观角度看待“摹仿”，而佛教艺术则从造物者主观的角度来看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或许应当回到原始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当时人的思索方式与内容。
随后，林月惠、姜抮亚、石井刚、郑威、张丽华等老师就朝鲜半岛五台山信仰、“三国传来”、比叡山延历寺的地理空间、佛教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制作等问题展开充分的交流讨论。报告会在热烈开放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本文原載於“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微信公眾號2026年5月3日，經授權轉載，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