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解读福州开埠初期英国传教士施美夫的福州考察记，指出其以战胜国和文明优越的征服者姿态，依中国官府保护为“护身符”，闯入福州军事禁区及当地民间，观察中国社会状况及当地人的反应，以评估开展传教的可能性。福州民众在官府压制下被动接纳，施美夫从民众表面上的温和反应，产生在福州有利于开展传教的乐观幻想，但却忽视了民众内在的排斥及儒生士绅的社会作用，其后引发绅民对外来侵害者的反抗，这是近代中西交汇之初中西“民间”接触格局的一个纽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种近代中西接触格局起初就是这样形成的。

关键词：福州；通商城市；近代社会；外国人；传教士

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变动是从国门开放与世界接触开始的。最早打开国门、成为中外连接孔道的是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东南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西方人最早从这里进入中国内部，这几个城市也成为中西交汇撞击的前哨。西方人最初如何进入这些地方，引起什么波澜，形成何种格局与态势，对中国社会中西势力格局的形成及民众对外心态，起着某种先导与示范作用，并具有一定的扩展效应。

广州作为唯一长期对外贸易的口岸及鸦片战争最早爆发地，在清廷下令开埠后，绅民展开了长达数年的“反入城斗争”，代表着饱受西方侵略之害的当地民众，不畏内外强权压迫，团结起来捍卫家园的英勇反抗精神。对此史著已多有论述。但其他几口西方人“入城”则相对“顺利”，那么，这些城市，特别是受鸦片战争影响较小的城市，在开埠之初西方人是怎样进入的？尤其是与军队不同的传教士、商人等“民间人士”是怎样进入中国人内部世界？当地民众对这些外来者作出了怎样的反应？由此形成了怎样的中西格局并造成了怎样的后续影响？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一些宏观概括，但缺乏个案的实证分析，因而所得结论未免笼统而抽象，故有必要通过一些个案作更精细的考察。

福州是福建省会，地处东南沿海腹部，具有海外贸易的优势，因而英国在1842年逼迫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将福州列为首批开埠的五口之一。这里也是五口中唯一没有直接遭受鸦片战争战火的城市，因而当地民众对西方人的仇视意识相对淡薄，中西民间接触更多呈现“自然状态”，我们可籍此对中西民间“和平”接触的情况进行观察与分析。对于福州开埠前后的情况以往有一些研究成果和论述，如有福州和福建地方史论著对福州开港前后的一般情况及英国的活动有概括性论述，对于福州开埠在外交、经济贸易及外国教会等方面状况也有一些专题研究。开埠后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者等陆续来到福州，其中有些人写下了一些对于福州的观察记述，但这些多是介绍性的描述，少有谈及作者个人的体验与感受，也甚少记载与当地人的交往情况，因此我们无从了解他们与当地人如何互动，及当地人对外来者的反应等情况。

但是，在福州开埠的次年，有一位英国传教士来这里考察，并留下了一部考察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早期外来者与当地民众互动的样本。1844年夏，英国领事进驻福州，主持开埠。同年9月，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遣传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1815-1871）来华考察新开放的中国口岸，为在这些地方开展传教事业探路。时年不到30岁的施美夫毕业于牛津大学，已在英国圣公会任职数年，是一位富有传教热忱和敬业精神的职业教士。他于1844年9月抵达香港，先赴广州、上海、宁波，于1845年12月15日到达福州，直至次年1月7日启程转赴厦门，在福州共停留22天。他也成为继英国领事入驻福州之后，较早进入福州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位来福州的基督新教传教士。

此前他靠字典并向中国教师学习中文，可以用官话（普通话）与中国人简单交谈。在福州期间，他得到英国领事的帮助，又雇请了一位既会当地方言、又会讲官话的“中文教师”作翻译兼陪同。他几乎每天都到处游走、访问，随身带着笔记本记录见闻。他把这些记录整理成《福州日记》，作为他回国后向教会提交的五口考察报告中的一部分，详实记述了他在福州的活动、见闻及感受。该书于1847年在伦敦出版，成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开放城市的指南。本文即通过他这一记述，观察这位抱着向中国人传播“上帝福音”使命的传教士，如何进入刚开埠的福州，民众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他又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冀以探索福州开埠之初中西民间接触的态势及其意义。

一、“闯入者”与“护身符”

施美夫在福州之前走过的广州、上海、宁波等地，都曾遭受中英战争灾害，有的地方民众“仇外”、“排外”情绪浓厚，使外国人活动常受到阻碍。福州虽然没有直接经历中英战争，但施美夫心里清楚，当地人对于他这个相貌怪异、衣着奇特、别抱居心的外来者，不会抱有什么“好感”，更何况不少人或多或少知道不久前发生的中外战事，对于来自敌方的“番夷”自然会抱有反感与排拒。因而他来福州首先想要了解的就是：这里的人们是否“排外”？当地人会对他采取什么态度？他作为一个“外来者”是否能安全、自由地走入这个城市本地人当中？他就是怀着这种忐忑心情走进福州。

施美夫首先想了解的就是，在这里靠什么能够穿越当地人对外来“闯入者”的疑虑与排拒所形成的“隔离带”，走进福州城，并能够在福州人当中自由活动？安全性有多大？他从先来的英国领事那里得到了答案：靠强硬态度向中国官员施压，以获得当地官方的保护。他了解到两个事例，一是“领事馆选址”事件。首任英国领事李太郭在一年半之前来到福州主持开埠，要求择地设立领事馆。起初地方官安排的地点是南门外闽江上的南台岛。这里是康熙时开放海外贸易所设的闽海关旧地，是水路码头，通过万寿桥和六里商街直通城南门，对于水路贸易比较方便。但李太郭及其上司认为这里离城内和中国官署远，不便于对官员直接施加影响，因而李太郭用“坚决抗争”的强硬方式，坚决要求将领事馆迁至城内。最后迫使地方官妥协，接受英国领事馆租用城内乌石山上的积翠寺前院。李太郭还用“坚决抗争”的强硬方式，将外国人在这里的活动“范围从福州盆地扩展到周边山区”，使得“欧洲人经常在附近地区旅行十来里路，迄今为止尚未受到任何令人烦恼的限制”。另一事例是“攻击雇员”事件。在施美夫来这里3个月之前，一个领事馆雇用的中国译员在城内遭到驻防满人用石块攻击。现任英国领事阿礼国也是以“坚持抗议”的强硬态度，要求严惩攻击者，甚至“威胁说要招来战舰”，不惜开战。最终迫使中国官员打破惯例对肇事满人进行严惩：“逮捕了6个肇事的满洲人，其中3个人被竹杖抽打，另外3个受到严惩，戴木枷1个月。”英国领事和施美夫都清楚地了解这件事的意义：“旗人戴木枷是件新鲜事，史无前例，以往他们都享有特权免受此刑。按照惯例，宣告所犯何罪的告示贴在木枷上，‘攻击新来的陌生人’，使受刑者深感羞辱，也对这个傲慢阶级居民的自尊带来双倍的屈辱。”当地官府还“一再发布公告，谆谆教诲民众尊敬外国人，声言将对违反者处罚”。通过这些事，当地民众了解了外国人享有超于地方官府之上的强权，并获得“官府保护”的特权。在英国领事的强硬对抗下，“使得地方官员对外国人逐渐宽宏大量起来，变得越来越尊敬。”“外国居民的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施美夫由两任英国领事靠强硬手段取胜的经验，获得了信心和保证，他也便凭借这种由战胜者强权所获得的 “官方保护”作为“护身符”，闯入福州。

施美夫在福州停留的20余天里，在“中文教师”陪同下，几乎每天到处游走，城内郊外、走街串巷，考察社会、观察民情，尽可能广泛地了解当地各种情况及对外来者的反应，并“检验”官府保护这个“护身符”的实际效用究竟如何。

二、擅闯军事区

福州作为福建省会，沿海重镇，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及府县等多级官署均设于此，还有统领驻防满营的福州将军驻扎，是个防务严备的卫戍城。施美夫急于“检验”官府保护这一“护身符”的功效，遂在抵达福州的第三天，便决定到作为福州城防卫重心的城墙和驻扎旗兵的“满营”去一探究竟。

环城而建的城墙是护卫城池的屏障，福州的城墙比一般地方的城墙守护更为严密，城墙上有兵士守卫，城门昼启夜闭。这天施美夫雇了一顶轿子，带着中国教师，专程“乘轿在城墙上作环城之游”。整个城墙有二三十里长，一路上他观察到：“城墙守卫严格，两三百米就有一个瞭望塔，许多炮架在没有轮子的炮架上。”沿途城墙上的卫兵显然对他的到来并没有准备，对于这个外国人仔细观察防卫设施又不时作笔记的举动充满怀疑。施美夫记述到：“当我在仔细观察这些建筑内容时，一些哨兵走过来，看到我的笔记，脸上露出怀疑的神色。”但是他们并未加阻止，虽然在有些区段卫兵也跟着同行一段路，但他们都“根本无意挡住我的去路”，似乎更多的是防备他受到民人骚扰。他们一行由南门附近登上城墙，沿着环城城墙向西门而北门、东门，一路畅行无阻。

城内东门附近有一处特殊区域，即满旗兵驻扎地，称为“满营”。福州作为东南海防重镇，清廷一直派驻满旗兵驻防，设立满营，由福州将军统领，不受地方官辖制，可说是直属清廷的“独立王国”。满旗兵及其家属居住在建有城墙的满营之内，与汉人居民区隔离。他们兵民合一，负有军事职责，享受朝廷俸饷及优于汉民的特权。施美夫对此早有了解，清楚地知道满人的特殊地位：“两个世纪以来，他们依然保持着战胜者的骄傲。”满人居住的“满营”也是军事禁区，外人不得擅入，施美夫也了解到，此前“没有一个汉族人敢来此一游”。但他决定不顾这些禁忌而闯进去探查，并“检测外国人这种旅行的可行性”。

他乘着轿子行至“以前只允许满族人进出的地方”，虽然守卫们对这个东张西望、拿着本子边看边记的外国人进入满营满心抵触，因而“紧皱眉头”、“露出焦急不安的神情”，但却并没有阻止。施美夫向几个守卫分发了一些他随身携带的中文传教手册，大概一方面想以此表明自己“和平传教”的身份和意图，同时也想籍此换取他们的一些好感，以化解其疑虑和敌意。他的这一做法产生了一些效果，他记到：“我向守卫分发了一些宣传手册，他们笑着接受了，逐渐松开了紧皱的眉头。”到了另一个大门口，见到在那里的军官，“我向那里的负责军官赠送了一些宣传手册，他颇有礼貌地鞠了几个躬，谦恭地接受了。”这些军官兵士对施美夫免费发放的书册表现得乐于接受，使他感到高兴。但也许他并不完全了解，人们接受这些书册，大概只是视同于一般寺庙僧人散发的经文善书，或是出于对书籍文字的尊敬而形成的“敬惜字纸”的传统习俗，其实并非对他带来的基督教本身感兴趣。

施美夫以这种“馈赠书册”的做法向守卫的兵士军官表达了“友好”态度之后，便旁若无人地闯入了这块守备森严的禁区。他们这突兀的一行在满营里出现，自然引起沿途的骚动。他记道：“守卫们与我的教师之间经常有问题来往。我的教师看上去完全了解外国人受保护，所以没有一丝害怕。一个守卫神色焦急地跑到下一个城门去报告我即将到来，以便防止民众过于激动。”他在满营内看到，“许多满族人在下面的军队操练场上练习射箭”。走过他身边的满人，有的“脸色阴沉，不敢朝我看一眼。有几个一副凶悍的样子，匆匆从我的轿边走过，眼皮也不抬一下。”有的“向我礼貌地鞠躬”，他知道，这应归功于不久前因攻击外国雇员而被严惩的效应：“想起木枷或许对促使他们的礼貌之举不无影响。”他走进满营居住区时，“男女老少，不分家境贫富，都出来看我。他们脸上的神情混杂着惊讶与不满……他们似乎都格外谨慎，不想惹事生非。”他得知：“福州的满族人据估计有3000人左右……加上女人和孩子，应当有8000人左右。”他还不顾教师和警察的阻拦，执意走近最高军事长官满洲将军的官署——满族总兵府，他记道：“我们走近满族总兵府的时候，教师与那个警察都要我转到右边的小街。但我坚持走在头里，经过总兵府大院前面，走到对面的满洲街上。”他这种有意挑衅当地最有权威的满族将军的举动，使他验证了在这里外国人已经获得了超越地方官府权威的特权，“官府护身符”显然有效，这使他不无得意。

三、民众对外来“闯入者”的反应

施美夫靠着官府保护的“护身符”，通行无阻地安全闯过了兵士把守的城墙及驻防禁区——满营，使他验证了在此地“官府保护”确有功效，这使他信心大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更无所顾忌地到福州城内外街巷到处游走，考察社会民情，并观察一般民众对外国人的反应。

他记道，与在别处遇到的情形相同，他作为一个衣着奇特、相貌怪异的外国人，出现在中国民众面前，首先引起人们出于好奇而围观。每当他走在街上，往往有数十人至近百人跟随其后。走到市中心商业区，“人们克制着好奇心，举止相当有规矩。虽然他们会跟着我进入商店，观看我的一举一动，但总是退到两边，留出中间通道，让我走出去，不会显得唐突或是惹人讨厌……他们的好奇心一般都集中在我的服装与容貌上。”后来他走到市中心城隍庙时，“后面跟的人群越来越多……人声嘈杂，吵吵嚷嚷的。一个警察从政府机构出来，跟我们走在一起。这个新来者显然极力想防止我遭到骚扰，不让跟着我们的那群男孩与游手好闲之人进入20米以内。”

当地民众对于他这个突然出现的外国人因好奇而围观，似乎是一种正常反应，但其中也还有复杂的意味。虽然这里的人们没有亲历中英战火，但官员、士绅、商人等一些人还是对战事有所了解。此外，官府曾反复发布文告，告诫人们外国人已被允许入城，对于外国人要礼貌相待，不得用“夷”、“鬼”等侮辱性称呼，如有违反者将给予处罚。同时也确实出现了惩罚民人“排外”行为的事例。这些来自官府的强制性压力，也使人们对外国人产生排拒、畏惧、顾忌、仇视等复杂心理。因而围观的人们虽然表面上在施美夫看来，对外国人保持着“礼貌”，“安分守己”、“举止规矩”，但他们的内心不无因惧怕官府惩罚而对排外情绪的克制。也有人冒险进行一些渲泄，如施美夫遇到了一两次这样的“麻烦”。他记述道：“有一、两次，我听见‘番狗’一词。有一次，我听到身旁一个年轻人说出这个词，就用眼睛瞪着他，让他明白我听得懂这个词。于是，他退入人群，哈哈一笑，大声重复这个侮辱性的词语……我对教师说，这种粗鲁的行为应当受到官员惩处。不幸的是，他会错了意……不久，我尴尬地发现到了一个治安法庭的门口，教师带着我去向法官告状。正当他敲着门，想要打开闩着的大门的时候，幸而我发现了原因，阻止他继续敲下去。”虽然这一令他感到不快的小冲突，因他自感没必要小题大作而惊动官府，但他和陪同的教师要到官府告状的举动，对围观的人群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他记道，当他们从官府“出来的时候，迅速围聚起来的人群发出了欢笑，或许是嘲笑我们告不成状，或许是赞赏我们没有坚持告状。不过我再没有听到那个词语。在后来的路上，只听见‘番人’一词。”虽然这只是一次小“麻烦”，但这个大胆的年轻人突破官府禁令，向外国人公然表达蔑视和侮辱的言行，反应的正是人们表面“守规矩”而内心排斥的真实心态。

施美夫通过一段观察和体验，对福州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得出了一个总体印象：“他们对待欧洲人的行为举止一般相当持重，不苟言笑，几乎是阴沉着脸。这也许是当局颁布的严厉规定所造成的暂时现象。因为当局规定，在遇到外国人时，不得过于好奇，禁止使用侮辱性的言辞。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几个当地人，显示出极其的尊敬，就像中国其他城市中常见的一样。”他感到，虽然现在人们对他的态度由于官方的严厉规定及对西方“了解不多”而表面上“极其尊敬”，但举止“生硬”，他仍乐观地相信：“如果我们的大宗贸易浪潮所通常带来的鲁莽行为没有使他们离心离德，不用很久，民众的头脑将会充满对外国人友好的感情，具有好的印象。”

可见，施美夫在福州到处游走考察期间，虽然有官府保护的“护身符”而通行无阻，并没有遇到当地人——包括军士及民众的直接排拒行为，甚至有时还对他表现出 “礼貌”、“尊敬”与 “友好”，但他又处处感受到官方的屈服与严厉压制下也难以掩饰的军士的怀疑与焦虑，民人的疑忌与抵触。他在记述中将此归之于福州人没有遭受英军战争打击，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不了解之故。他在这篇考察记最后总结时说：“这里的人们对最近有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一无所知，而闽浙总督又极力不让他们知道。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福州人不如中国其他设领事馆城市的人，对外国人真正的力量与优势了解得更少的原因。不过，政府官员是知道情况的。他们在公告中关于对外国人要讲究礼貌之事，所用的口吻不像广州当局那样吞吞吐吐，形成强烈的对照。”他认为：“福州人还没有真正见识过外国的优越性和文明程度。当地居民自然而然地对不知底细的外国人满腹狐疑，难以信任。”

看来，这个信奉上帝“博爱”精神的基督徒，却不失西方人的文明优越感和战胜者的傲慢，没有意识到他作为征服者群体的一员，靠强权压迫而取得中国官府保护，以超越当地官府权威的强硬特权而闯入当地社会，必然会给当地人们造成有形与无形的侵害。即使是优越的文明，以强权施以压迫，都不会得到人们心甘情愿的欢迎与接纳。人们对这种强权之下所隐藏的掠夺利益的忧虑与警惕，正是对他所代表的外来“闯入者”抱持不信任及隐然排拒心理的原因。而官方对这些外来掠夺者的保护，也使民众心理上对官府远离了一层。

四、佛道人员的反应

施美夫奉派来华考察的任务，就是评估在这些新开口岸传教的可行性及可能遇到的障碍。他自然知道，基督教作为一种新的精神信仰，要进入这一块新领地，最直接遇到的屏障，就是这里原有的宗教信仰势力，因为外来宗教的进入毕竟是直接与本地宗教争夺民众信仰的地盘。因而施美夫起初担心这会引起本地宗教人员的抵制，会给其传教活动造成阻碍。所以他在福州期间，也特别留意当地佛教、道教信仰状况，以及这些宗教人员对他带来的外来宗教的态度，以此评估将来在这里开展传教活动是否会遇到原有宗教势力的阻碍。

施美夫由英国领事通过官方施压而强行租占了福州城内著名的大寺庙积翠寺房舍，以及一个领事馆官员租占了一个道观的房舍这些事件，认为当地无论是佛教的和尚，还是道教的道士，似乎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都不大执着，他们可以接受租金而出让作为敬奉佛道神灵的寺庙和道观。施美夫在福州有十几天时间，就借住在积翠寺前院改建的英国领事夫妇的住所里。他记述道：“在这片风景如画的林间幽静之处，最大的寺庙正在装修成英国式的住宅。领事与夫人已经住入其中的一个部分。”寺庙出让房屋给外国人，也由于官府的压力：“中国当局曾对主寺僧众施加压力，使他们同意接受一年几百块大洋的租金，放弃对大殿的所有权。僧众对自己的宗教本来就不十分执著，这在中国到处都一样，因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封地被改变成外国人的住宅，而没有感到丝毫的惋惜。”不仅如此，寺庙的方丈还亲自监督修缮，并且不顾佛教的杀生禁戒，为这些外国人提供鸡鸭等食物。

施美夫肩负为上帝开拓新土的传教使命，他随身携带着中文基督教宣传书册，沿途随地散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为基督教传播探路。他在福州也是如此，给他见到的各类人等散发宣传书册，他看到如在中国别处一样，人们很乐于接受，包括佛道僧侣。施美夫在寺庙或街市中常遇见和尚，向他们发放基督教书籍，他们也很乐于接受，他记述道：“有些和尚也跟着我，索取书籍，得到后总是百般感谢。”这里佛教僧徒对他接纳的态度与他之前在佛教圣地浙江普陀山等地遇到的僧众的态度基本一样，这使他感到这是中国宗教的普遍状况，本土宗教徒对于接受异教宣传书册似乎并无忌讳，对他所带来的外来异教也似乎并无排斥之心，他因此大为放心。

不仅佛教僧侣如此，道教的道士也同样。他记道：领事馆“附近一座道观的道长也不拘小节，收了一小笔钱，就让一位领事馆的官员住进道观。”为了切实地了解道教徒对西教的态度，他专门去访问乌石山东侧一座道观。75岁的老道长与众道士接待了他，他记道：“他和其他道士都表现得十分友好，彬彬有礼。有个道士后来与我独处。他阅读了一会儿一本基督教的书，然后不拘泥于教条地评论道，世上所有的宗教，其原理相同。此言显示出，他对一切事物持本能的怀疑态度，或是认为此类主题无关紧要。”显然施美夫对道士与佛教僧人同样对自己的宗教并不“执着”，而对其他宗教包括外来宗教采取包容态度感到一定的惊奇，更多的则感到放心，甚至可说是“窃喜”。

施美夫由这些对佛道宗教人员的观察，得出结论道：“每日所见所闻证实，无论佛教还是道教，他们对各自的宗教都漠不关心，对这些出版物中所传播的基督教有可能减少他们自己的宗教对人们的影响，竟然没有丝毫警觉。”虽然这在他作为一个虔诚信仰“唯一真神”的基督教徒而言，对于这种对自己的宗教“漠不关心”、不“执着”、不虔诚的态度不免心生鄙视，但这又使他心中暗自高兴，看到了这些都有利于展开传教活动。他满有信心地确信，外国传教士来这里租房子居住 “不会有任何麻烦”，“可以轻易地使僧人让他住在城里……的某个寺庙。”本地宗教徒的这种宽容态度使施美夫信心大增，不禁对将来要在这里展开传教事业充满憧憬，他从领事馆所在的乌石山上俯看山下的福州城，看着这个城市一片“繁忙景象”，以及“周边乡间的勃勃生机”，不禁发出感叹：“在我脚下躺着人口众多的福州城，芸芸众生，吃苦耐劳。”“脑海中不无痛苦地想到，在中华帝国一个大省的省会，在闽浙总督府的所在地，那里有50多万苍生，或为偶像崇拜所迷惑，或被无神论引入歧途，竟然没有一个从新教教会国度来的传教劳工，竟然没有人做出过努力，向他们传达《福音》无可估量的祝福。站在此处，我不无欣慰地想到，即使中国也是基督用生命换来的土地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异教大众从今以后也将变成上帝王国的臣民。”

施美夫在福州对当地宗教状况的考察，使他更加确信，作为一个要来开拓基督教的传教士，他最担心的在宗教信仰领域争夺地盘所面对的直接对手——中国本土的佛教和道教，在他看来并不会对他们的传教事业造成多少实质性的阻碍，这点使他宽慰，并幻想乐观的传教前景。

然而，施美夫却忽略了在中国除佛教和道教信仰之外，还有一种具有更普遍和更大社会能量的类宗教信仰——儒教，有在中国最庞大和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儒生士绅，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及民众甚至官府的影响力，都是佛道僧侣所远不能及的。施美夫虽然对中国的士绅也有所了解，知道他们是中国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所以他也通过结识的读书人了解福州士绅的情况。他了解到，福州作为省会，是福建省知识精英聚集之地。他听一个读书人介绍，全省有8千名秀才，其中2千在福州；全省有1千名举人，360人在福州；全省有200个进士，其中60个在福州。此外还有5千个未获得功名的书生。即全省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知识精英聚集在福州。但是，施美夫只在中国短期考察，显然他对儒教及儒生士绅在中国社会的真正影响力并不能准确了解，他不可能真正知晓中国士绅上通官府、下领民众，在地方上拥有政治势力、文化信仰、社会资源的强大力量。因此，他对佛教、道教考察后即得出乐观的传教预期，显然对于儒生士绅群体的影响力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一点在不久之后他的后继者即开始领教了。

余论

施美夫在福州停留了22天后，启程前往最后一个通商口岸——厦门。在《福州日记》的结尾，他以自己这次虽短暂但不乏全面详细的考察体验，对“福州作为一个传教基地的适宜性与程度”作了总结。他的结论是：福州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上，在新开五口中重要性仅次于广州。虽然由于“福州人还没有真正见识过外国的优越性和文明程度”，因而对外国人“难以信任”，而且当地方言也很难掌握，这些对初来的外国传教士是不利条件，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可以随着时间而不难克服的。他认为福州具有对传教有利的条件：

首先，“福州没有受到大规模外国贸易带来的堕落性的影响，没有体验过最近战争引发的令人不愉快的效应，也从未经历过外国侵略造成的灾难。”他认为这使得福州民众心目中对外国人不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没有象广州人那样强烈的“排外”情绪。这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实际上当地民众对凭借征服者的强权而强行进入的外国人的排拒心理，是难以消除的。

其次，在他看来也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人们对宗教没有偏袒……改变宗教信仰不会引起嫉妒，阻碍新教教会的传教努力”。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把人与人隔开来，没有一种宗教可以主宰人们的恐惧或是尊崇，没有一种偏执的宗教力量会威胁到我们的进程。”实则他忽略了影响力远超于佛教和道教的儒教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遇到的最大也是未能逾越的障碍，就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普及上下的儒教，施美夫对中国宗教状况的乐观估计，只是一种西方式宗教思维下的误判。

施美夫对福州考察后得出了以上认识，激发了他要在这里进行传教事业的热情和企盼。他最后发出感慨道：“望着这座充满异教徒的伟大城市，看到这里的人们沉溺于世俗的追求，对未来世界毫不在意，缺乏基督教教诲的任何方式，作者心里不禁产生出无限感慨。”他希望他的这番考察，“可以唤起其他传工的热情，进入这片传教的田野……福州或许可以成为英国圣公会传道会下一个建立的传教基地。”施美夫这个充满传教热情及文化优越感的英国年轻传教士，在结束中国五口通商城市考察之后即回国复命，于1847年出版了他的考察报告，后又于1850年重返香港，担任香港维多利亚教区首任主教 （1849-1865），在这里从事传教事业14年后回国，终老于英国。

从施美夫在福州的活动及其记述中可以看到，福州开埠之初，西方人，即使是宣称要给中国人带来“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也是以战胜国征服者姿态，挟持着征服者特权及文明优越的傲慢姿态进入中国社会，拓展他们对这里的 “深入”征服。初攖其锋的福州民众，在战败弱势的官府压制下，不得不被动而无奈地接纳与忍受，虽然他们大多对外来“闯入者”及其居心缺乏了解，也没有作好主动对应的准备，但是这些征服者、“闯入者”的蛮横与侵害行径，在人们的心中很自然地埋下了仇恨与排拒的种子。

施美夫忽略的儒生士绅，作为对社会具有实际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在此后不久，即对这些西方“闯入者”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公开抗争。继施美夫四年之后，踏着他的足迹而来福州的英国传教士，依循施美夫的说法而租住一个寺院——神光寺。但这里恰是当地儒学生童会课之地，士绅们将此视为不可接受的严重冒犯，全城士绅群起反对，在福州乡居的退职抗英名臣林则徐等上层士绅领导下，掀起了一场直达京城、震动朝野的排拒外国人侵害的轩然大波。经过朝野多方势力的较量，最终导致朝廷下旨接受福州士绅的请求，传教士被驱逐出该寺，对外国人持宽容政策的徐继等地方官员也受到朝廷严厉申斥与惩罚。这场风波史称“神光寺事件”。这是当初对在福州传教抱着美好幻想的施美夫所未曾料到的。施美夫的福州开埠之行表明，即使是以“先进文明”、“上帝使者”名义而来的传教士，依仗强权以征服者姿态“闯入”中国社会，也必定会在民众心中种下仇恨与反抗的种子，这是近代中西文明交汇之初中西“民间”接触格局的一个纽结。

施美夫对官方保护下成功闯入刚开埠的福州城而产生的胜利喜悦，只是他作为一个征服者初战告捷的感受，他将福州人民对他表面上的“温和”反应当作胜利成果，反映出他对中国社会与民众的认识多么浅薄。外国征服者借助中国官方保护，闯入中国社会，造成民众对外来“闯入者”表面上的疑惧及内在的排拒。“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种近代中西接触格局起初就是这样形成的。

（本文原載於《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