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印度近现代史研究的三大范式——剑桥学派、历史人类学和庶民研究在重构殖民时代印度历史叙事中作出了各自的理论贡献，且三者之间存在互补性。剑桥学派挑战传统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观，强调本土精英在殖民统治中的主体性与社会结构的连续性，认为殖民主义是精英与殖民者动态共生的产物。历史人类学则聚焦殖民知识生产，批判剑桥学派忽视殖民权力通过法律、档案和种姓重塑对印度社会的深远改造。庶民研究突出底层群体的政治意识与抵抗，恢复其自主性叙事，反对精英主导的史观。概言之，剑桥学派揭示精英的共生关系，历史人类学剖析权力的文化工程，庶民研究强调底层能动性。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交汇互补性。整合这些视角，不仅勾勒出英属印度社会的多维图景，还为全球殖民史研究提供方法论启示，深化对殖民权力与本土社会互动复杂性的理解。

关键词：剑桥学派 历史人类学 庶民研究 范式转移 视角互补

目  次

一、剑桥学派与印度本土精英的主体性

二、历史人类学与印度殖民地的知识生产

三、庶民研究与印度底层群体的自主性

四、剑桥学派、历史人类学、庶民研究的比较与互补结语

印度近现代史研究自20世纪以来经历了显著的学术范式转变，从早期的帝国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立，到如今剑桥学派、历史人类学和庶民研究的多重视角共存，呈现出方法论的多样性与互补性。本文在系统探讨剑桥学派、历史人类学、庶民研究三大流派如何重构殖民时代印度历史叙事的基础上，聚焦于殖民权力、本土精英与庶民群体之间的复杂互动。通过梳理三大流派的理论贡献与争鸣，本文旨在揭示印度史研究的丰富性及其跨学科潜力，同时提出关键问题——殖民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本土社会的连续性与断裂性如何并存，为理解印度近现代史的多样性提供启发。

剑桥学派以贝利（C.A.Bayly）和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为代表，挑战了西方史学界传统帝国主义史学“文明开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剥削—回应”说。他们认为，殖民统治并非单纯的压迫，而是建立在印度本土社会既有结构上的动态共生。贝利指出，莫卧儿帝国晚期的政治危机并未导致经济停滞，反而伴随着地方商人阶层的崛起，这些精英在东印度公司扩张中通过信贷网络和政治联盟支持殖民活动，同时巩固自身利益。沃什布鲁克则强调前殖民时期印度市场经济的发达性，认为殖民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本土精英利用外来力量扩展资本积累的结果。

相较之下，历史人类学以科恩（Bernard S.Cohn）和德克斯（Nicholas Dirks）为代表，强调殖民主义通过知识生产引发社会结构性断裂。科恩的研究揭示，“种姓”和“部落”等概念在殖民档案和法律中被重新定义，成为统治工具。德克斯批判剑桥学派忽视殖民权力对社会的深远改造，认为种姓制度在殖民干预下被重塑为社会身份核心，这一过程被民族主义精英内化。这种“殖民霸权”视角提醒我们，殖民档案不仅是史料，更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其偏见需谨慎对待。

庶民研究由古哈（Ranajit Guha）开创，聚焦底层群体的自主性，挑战精英主导的史观。古哈认为，庶民政治具有“理论意识”，通过起义等方式展现前殖民传统的延续性。他提出，英国殖民政权因缺乏文化霸权，只能依靠强制维持统治。以桑塔尔起义为例，庶民利用鼓声和宗教仪式对抗压迫，体现了其政治实践的根基与适应性。

本文通过整合三大流派的视角——剑桥学派的精英共生、历史人类学的权力改造、庶民研究的底层能动性——构建了英属印度社会的立体图景。这种互补性不仅丰富了历史叙事，也为未来的方法论整合提供了思考空间。

一、剑桥学派与印度本土精英的主体性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是印度学者库黛西娅（Medha Kudaisya）。她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师从印度史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贝利。库黛西娅的研究主要围绕19—20世纪印度马尔瓦里族群（Marwaris）的印度洋商业活动展开。马尔瓦里人主要聚居在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作为一个印度教群体，他们擅长以家族为单位，从事批发、长途贸易、银行借贷和投资等商业行为。库黛西娅发现马尔瓦里人早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印度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印度内陆从事长途贸易，并建立了强大的信贷网络。英帝国殖民印度之后，马尔瓦里人在孟买和加尔各答建立了商业站点，并开始将其前殖民时代的信贷体系、基础设施、知识技术等大规模地运用于印度洋贸易之中。在19—20世纪，马尔瓦里人成为英帝国在印度洋沿岸扩张的重要伙伴。马尔瓦里人依托自身传统的金融体系为英帝国的殖民地建设提供贷款和担保，而英帝国则为马尔瓦里人在东非至东南亚的商业活动提供安全和法律保障。库黛西娅认为，马尔瓦里人与英帝国的共生关系打破了以往殖民者／被殖民者二元结构认知，为我们重新认识殖民帝国的形成和扩张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一方面，英帝国需要借助殖民地土著的知识和基础设施才能维持和扩张；另一方面，殖民地土著的传统社会结构并没有因为殖民者的到来被破坏和取代，而是借助殖民帝国的力量不断进化。

受到库黛西娅的启发，我的博士论文关注了印度西北部旁遮普地区锡克族群（Sikhs）在英帝国扩张中的角色。不同于马尔瓦里人，锡克人以勇武善战著称。锡克人的信仰（锡克教）、社会组织（khalsa）以及长期与莫卧儿帝国斗争的经验使得他们具有极为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极强的军事素养。英帝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雇佣锡克人作为其征服其他殖民地以及维持殖民地治安的武装安保力量。正如马尔瓦里人一样，锡克人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并未因英国在印度的殖民而中断或发生巨变。锡克族群不仅是英帝国在亚洲维持殖民统治的根基，更通过利用帝国网络不断巩固自身利益。

无论是马尔瓦里人还是锡克人，他们在英帝国殖民扩张中扮演的角色都与我们以往对殖民历史的理解有所不同。他们不再是被压迫剥削而最终选择抵抗的那种脸谱化／过度简化的被殖民者，甚至我们也不能将他们简单归类为殖民帝国的从属者和合作者。殖民帝国的扩张和运作是建立在这些非西方族群的传统知识、技术、文化、社会结构之上的。非西方族群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在殖民地时代并未完全断裂，而是延续和进化了。

库黛西娅和我从事的案例研究实际上都受到了在印度近现代史研究中影响深远的剑桥学派的启发，也是这一学派观点的延续。该学派以在剑桥大学任职的印度近现代史和英帝国史专家贝利和沃什布鲁克等人而得名。剑桥学派在分析殖民帝国和近现代印度社会变迁关系时，挑战了传统帝国主义史观（殖民者／被殖民者）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叙述，提出英属印度的统治不仅仅是暴力和压迫，更是一种复杂社会、经济和政治互动的产物。

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学界对印度近现代史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流派，即帝国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帝国主义史学依托“文明使命”的话语，将印度社会形容为“原始”“落后”“野蛮”，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描述为文明开化和启蒙，从而正当化了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致力于揭示英国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印度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剥削，从而展现殖民统治对印度本土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但无论是帝国主义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们都预设印度社会在英国殖民者到来时处在一种停滞和消极的状态，英国对印度的“开化”或“剥削”则引起了印度人的回应，最终成为推动印度走出历史循环的外在动力。

这种明显带有欧洲中心观的“冲击—回应”范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了挑战。福伯（Holden Furber）和马绍尔（P.J.Marshall）的研究显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扩张是借助早已存在于孟加拉湾的印度本土商人的信贷体系和营销模式才得以完成的。普拉卡什（Om Prakash）和古普塔（Ashin Das Gupta）也发现18世纪欧洲商人在印度海岸的贸易活动需要依赖于当地印度商人集团和地方士绅的支持。乔杜里（K.N.Chaudhuri）更是认为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的崛起主要是得益于其成功融入已经成熟且高效运转了数个世纪的亚洲贸易网络之中。在乔杜里看来，东印度公司的到来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印度的经济社会结构，反而是东印度公司为了适应当地情况而对自身的行为方式和组织架构做了调整。

在上述研究的启发之下，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开始探索18—19世纪东印度公司以及之后的英印政府与印度内陆地区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得益于对印度地方文献的发掘和解读，贝利发现18—19世纪印度北方市镇的商人群体逐渐成长为各自所在区域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力量。莫卧儿帝国中央集权体系的崩溃，地方军阀势力的割据，以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扩张都与这些商人群体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可见，殖民时代印度的地方社会远非停滞僵化，也不是被动地对英国殖民加以应对，而是相当活跃且主动地发展自身利益，并在此过程中塑造了近现代印度的政治经济格局。

贝利指出，以往的印度近现代史研究将莫卧儿帝国晚期的政治危机等同于社会经济危机，从而得出了具有误导性的结论。他认为，政治危机可能并不是社会经济危机的动因，而且政治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也可能不会同时发生。贝利首先分析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印度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发现在莫卧儿帝国晚期，印度内陆的经济逐渐被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地方商贸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印度教和耆那教的商人在跨区域和跨国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并通过与地方政治精英联姻而获取了相应的政治权力。地方政治—经济联合体逐渐开始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从这个角度来看，莫卧儿帝国晚期出现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导致普遍的社会经济危机。相反，该时期全球经济贸易的融合促进了印度内陆地方社会的繁荣。地方政治经济精英的联合和割据导致了莫卧儿帝国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

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进程，贝利则在前人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印度内陆地方商业精英的研究视角。他认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依赖于印度地方商人团体提供的资金、信贷网络、基础设施以及政治支持。从这些印度商人的角度来看，东印度公司与他们以往所接触到的印度地方王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当一些商人确信投资东印度公司能够获得巨大利润之后，他们便开始利用自身的资本、人际网络、信贷系统、政治关系网来支持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和军事行动。在贝利看来，印度商业精英在英国殖民印度的过程中远非消极的旁观者和受害者，而是幕后操纵者。进一步而言，印度商业精英支持扶植土邦王公和东印度公司的方式是一致的，而东印度公司也乐于接受它的印度代理人对其进行改造。正是因为这些印度地方商业精英的存在，莫卧儿帝国时期和东印度公司时期的印度社会经济保持了连贯性。

剑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沃什布鲁克以印度地方精英在殖民地社会的主体性为切入口，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起源和殖民主义性质的问题。在沃什布鲁克看来，18—19世纪印度内陆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且有序；印度商人团体在地方政治上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印度商人的审计能力和精算技术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欧洲人；印度市镇也有着持久且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精细的劳动力分工、完善的手工制造业行会组织。这些新的发现展现了一个在社会经济层面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印度，因此直接挑战了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即印度因其停滞保守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专制政治体制而无法由其自身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但是，既然早期现代的印度社会经济如此发达，那为什么印度仍然会被英国殖民呢？沃什布鲁克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殖民主义的性质。他认为，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扩张是建立在印度地方商业精英的支持之上的。这些地方精英将东印度公司视为可以帮助他们更有效获取利益的代理人（传统的观点则认为英帝国将印度地方精英作为其间接统治的代理人），因而给予其资源和协助。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英国人殖民了印度，而是印度地方商业精英通过扶持东印度公司来进一步拓展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将印度带入了殖民主义时代。沃什布鲁克由此指出，殖民主义并非完全是一个外来统治者强加给印度社会的，殖民主义在印度有其本土根源。

二、历史人类学与印度殖民地的知识生产

与剑桥学派所强调的殖民地社会的“连续性”和土著精英的“主体性”相反，以芝加哥大学科恩为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者则认为，印度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构成在殖民地时期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则是殖民当局的知识生产工程。

作为聚焦于印度社会的历史人类学家，科恩自1950年代就开始在印度北方邦的农村从事田野研究。他逐渐发现，印度村庄中的“种姓”和“部落”等概念都与英国殖民政策息息相关，这促使他关注殖民主义和地方社会的互动。科恩进而指出，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制度建设、社会管控政策，以及文化工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人的生活习俗、身份认同和社会组织形式。科恩跳出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维度，将殖民主义类比为一项包括了东方学研究、人类学调查、考古发掘、人口普查等项目的文化工程。

这些工程使得殖民当局可以诠释和改造印度的历史和社会，以增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并提高管控效率。譬如，英印殖民当局资助东方学学者对印度的语言开展系统研究，希望通过掌握土著语言来获得更完整准确的信息，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征税与社会管控。英印殖民当局学习的印度语言（主要是通过高种姓婆罗门语言教师习得）也随之成为政府通用语言，并由此塑造了不同印度语言族群之间的权力阶序。印度的法律体系也受到了殖民主义的影响。英印殖民当局一直试图找到一个适应印度当地社会的传统法律体系来更有效地进行统治。作为宗教经典的《摩奴法典》被殖民当局按照英国案例法的结构和原理加以改造，并以“印度传统法律”的名义加以推广施行。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的考古挖掘工作和博物馆建设使得殖民当局可以按照他们所认为的理性客观的方式呈现和讲述一套由因果逻辑链串接而成的印度历史。英印殖民当局依靠“客观”的考古发现和“科学”的分析将自身标榜为印度历史的“发现者”和“唯一诠释者”，从而为殖民统治注入合法性。同时，这套由殖民者串接而成的历史亦被印度社会普遍接受，并深刻影响了印度人的历史观。

从科恩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人类学研究者相信殖民霸权以文化形式广泛存在于殖民地社会，并对被殖民者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英印殖民当局通过宏观分类（如印度教徒／穆斯林身份二分法、种姓身份分类、部落身份分类，等等）制造社会认知框架；另一方面，殖民者又以法律身份、教育资格等微观机制规训主体。最终，殖民主义在印度引发了文化断裂，并“发明”了诸多传统。不过，科恩在当时的主要对话对象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 Mauss）所倡导的社会分类理论，强调国家权力而非社会内部逻辑在社群文化建构中的主导性。历史人类学对剑桥学派的直接挑战则是由科恩的学生德克斯发起的。

德克斯认为，殖民主义不仅仅是军事政治或社会经济议题，更与知识形式的发明、传播、接受相关。殖民者利用权力在殖民地创造与灌输知识，而这些知识又以政府决策、文化政策、法律条文、教科书、文化习俗等形式被用来合法化和巩固殖民者的权力。这些知识形式渗透到殖民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景观。德克斯相信，殖民主义的影响在很多时候被低估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殖民者甚至没有意识到自身通过权力运作和文化建构对殖民地产生的深远影响。德克斯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他对剑桥学派的批评之上的。他认为，剑桥学派为了突出强调印度土著商业精英的主体性，而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描述得过于脆弱和无力，忽视和遮蔽了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社会的深远影响。德克斯警告道，如果我们顺着剑桥学派的逻辑推导，那么印度的殖民地化将会被曲解为是印度社会自我选择的结果，而与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剥削、攫取、破坏和暴力压迫无关。这无疑是一种为殖民主义辩护和洗脱的论述。在德克斯看来，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将档案当作客观的一手史料来处理和运用，却没有注意到档案本身也是一种知识形式，是殖民者权力的一种外在表现。殖民档案的生产并非为了客观还原殖民地社会，而是为某些殖民政策做辩护或背书，因此其中充满偏见与假象。剑桥学派不加批判地使用殖民档案，相当于借用殖民当局的视角去观察印度社会，所以其结论也必然是具有误导性的。

以科恩和德克斯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者通过田野观察与对地方语言材料的解读逐渐将殖民档案重置于其生成时代的历史语境之中。他们发现殖民主义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地重塑了殖民地社会的文化，而远非剑桥学派所声称的那样是无足轻重的。在科恩对近现代印度社会的一系列文化形式所作的解构研究基础之上，德克斯更进一步指出，作为印度传统社会核心概念的“种姓”也与殖民主义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长期以来，种姓制度被西方观察家和印度知识精英视为印度文明、文化和传统的根基，以及印度与西方差异的标识。德克斯认为，种姓既不是印度古代文明的延续，也无法反映印度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更不是印度的传统。相反，德克斯将种姓视为印度社会与英国殖民主义相遇的产物。在殖民时代之前，种姓是印度社会中众多身份标签之一，但绝不是唯一和最重要的身份。但英印殖民当局为了更简单地认知复杂的印度社会和文化，从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在东方学的误导下刻意拔高了种姓的重要性，最终使其成为唯一表述印度复杂社会、族群和宗教身份的标识。之后这种殖民知识被印度的民族主义精英接受、内化和加强。甘地、尼赫鲁、阿姆贝德卡等人都深信种姓制度是印度最为久远的文化特征和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他们改革印度的计划也都是围绕着这一预设展开的。

在德克斯看来，无论是英国的东方学学者、殖民地官员、传教士，还是印度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他们都深受殖民权力及其知识形式的影响，并参与了殖民知识的再生产过程。种姓则是英国殖民时期所创造出的最为重要、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殖民知识。这一知识在根本上改变了印度的社会结构、族群关系、权力分配。从这个角度来看，殖民主义远非剑桥学派所声称的那样无足轻重，而是造成了结构性的巨变。

三、庶民研究与印度底层群体的自主性

德克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承认，他的研究借鉴了庶民研究有关殖民当局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共享一套精英史观以压制底层群体声音的观点。庶民研究以批判精英主义史学框架并挖掘印度底层群体（即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群体，如农民、工人、低种姓者等）自主能动性而得名。

在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印度国内的近现代史研究深受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当时印度主流的近现代历史叙事大都围绕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展开。领导印度获得独立的印度国大党政治精英，譬如甘地和尼赫鲁，则是国族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印度普通民众在这种民族主义史学叙事中几乎没有自主意识，他们只是精英政治人物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客体。到了1970年代，印度在国大党的统治下经济衰退，政治腐败，甚至一度滑向独裁。尽管民族主义史学编织了一套光荣、胜利且充满希望的叙事，但糟糕的现实促使一些印度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民族主义本身。同一时期，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兴起迅速影响到了印度近现代史研究。福柯、德里达、赛义德等人所强调的历史知识生产过程中语言、权力、话语的重要性促使印度知识分子尝试解构民族主义史学，并将其溯源至殖民地时期的知识生产。此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尤其是葛兰西有关资本主义通过文化霸权维持其统治的论述，也帮助印度知识分子开始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解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精英话语。

在上述政治局势和思潮的刺激下，庶民研究的实践者们为恢复历史叙事中底层群体的自主能动性开展了充分的系统研究。庶民研究的代表人物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强调庶民并非仅仅是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具有自我意识、实践行动和文化身份认同的能动主体。古哈反对民族主义精英史学将这些群体刻画为无力的受害者，认为他们的反抗和日常生活展现了一种自主性。在《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起义的基本方面》（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一书中，古哈分析了19世纪印度农民起义的基本特征，并提出了关于农民主体性（peasant subjectivity）的深刻见解。古哈试图超越殖民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对农民起义的刻板印象（例如将其形容为“原始”的暴力或“无自主意识”的反抗），强调农民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意识和政治性。

古哈提出，农民起义并非无组织的骚乱或盲目的冲动，而是基于一种“理论意识”的行动。农民在反抗殖民当局和地方压迫者（例如地主和高利贷者）时，展示了对自身处境的深刻理解。这种意识不以书面的形式表达，而是通过行动、符号和集体实践表现出来。农民在起义过程中通过焚烧地主的账簿、攻击法庭、占领监狱等行为颠倒权力符号和秩序。这些行为表明农民不仅拒绝压迫，还试图重构社会关系。农民起义通常也具有明确的集体目标，如取消债务或恢复土地权利等。这同时也反映了农民对自身利益的清晰认知，而非单纯的情绪宣泄。

古哈发现，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起义的某些基本方面，例如传播方式、组织形式、目标和符号使用都揭示了农民自主能动性的复杂构成。农民通过口耳相传的谣言进行动员，体现了他们的集体意识和对压迫的共同感知。起义中的跨村庄和跨部落合作表明农民能够超越地方局限，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联系。农民在起义中使用的符号与仪式（譬如鼓声、舞蹈、祭祀等行为）不仅是动员工具，还表达了农民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及他们对殖民主义强加的秩序的否定。实际上，古哈将农民的主体性定义为一种“否定意识”（consciousness of negation）。农民起义的核心在于他们对殖民统治及其地方代理人（如地主、放贷者、警察、税吏等）的权力的否定。这种否定不仅是破坏性的，还具有创造性的潜力。因为农民起义既挑战了既定的权力结构，又试图建立替代性的社会秩序。譬如，在1830年代的丘阿尔起义和1850年代的桑塔尔起义中，起义农民军不仅攻击压迫者，还试图通过建立自己的临时政权或恢复前殖民时代的社会关系来重新定义社会规则。上述这些特征表明，农民通过否定性行动来彰显自身的主体性，而且这种主体性并非单一或静态的，而是通过具体实践动态展现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庶民的自主意识、能动性如此显著，为什么他们却长期游离于主流历史叙事之外呢？古哈认为，历史书写长久以来未能正视庶民自身的主体性，原因在于殖民政权及其本土代理人共同构筑了一套殖民知识形式，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庶民主体性因其“否定意识”必然是与殖民知识形式相矛盾的。作为殖民知识形式重要组成部分的殖民档案将庶民的反抗行为记录为非政治性和无意识的“反叛”或“暴动”。之后，精英史学（包括殖民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以殖民档案为基础，建立了以“殖民政权”或“民族主义精英”为主视角的历史叙事框架。在这类框架中，庶民的反抗要么被视为毫无政治意识形态的“治安问题”，要么则是没有正确纲领引领的“民族觉醒前奏”。庶民的行为在此类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污名化，甚至完全消失了。

这种殖民主义通过档案文书、法律文件、历史书写等知识形式将庶民的行动“去主体化”，使其成为治理对象而非历史创造者的过程被德克斯认为是殖民主义通过权力深刻改变印度社会文化的一种表征。德克斯也因此将庶民研究视为其批评剑桥学派的盟友。不过，如果从殖民地主体性的角度来比较庶民研究和剑桥学派，我们会发现两者的观点实际上存在许多共同之处。

四、剑桥学派、历史人类学、庶民研究的比较与互补

从上述可知，剑桥学派强调印度本土社会和政治结构在前殖民时代和殖民地时代保持着相当强的连续性。庶民研究对庶民能动性的分析也显示出了庶民政治在这两个时代存在着的延续性。古哈在《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起义的基本方面》一书中提出，庶民政治并非精英政治的派生物，而是一种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政治实践，植根于乡村社会的村社组织、亲属与邻里网络、宗教结社与仪式传统等领域。古哈指出，这些庶民政治实践具有前殖民渊源，但在殖民统治背景下被重新政治化，形成了一个与殖民国家和土著精英既交织又对抗的庶民政治领域（domain of subaltern politics）。他认为，前殖民时期的印度农民起义已经发展出高度成熟的集体行动逻辑，包括稳定的组织形式、信息传播机制、团结策略、丰富的象征符号。尽管殖民统治重塑了印度农村的税收制度、土地关系与司法架构，却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支撑庶民政治领域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基础。相反，农民在反抗殖民当局以及土著精英的过程中，往往会重新激活并改造前殖民时期起义所使用的形式、机制、策略和象征符号。

例如，在1850年代的桑塔尔起义中，孟加拉地区农民反抗英印殖民当局的动员机制与抗争手段并非全新产物，而是以前殖民时期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象征语言与集体行动逻辑为基础，并在殖民统治历史情景下被重新塑造的。在前殖民时期，孟加拉农民起义已经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譬如以村社纽带为基础的集体誓约；依托口耳相传、鼓声、仪式性集会进行动员与信息传递；带有“道德经济”取向的象征性行动（拒租拒税、毁坏账册、围攻征税所等）。孟加拉农民在反抗殖民当局及其合作者时，并非简单重复上述做法，而是在殖民统治语境中对其加以改造。一方面，他们对抗殖民国家的方式与此前反对地主、放贷者和地方统治者的抗争实践显示出明显的连续性；另一方面，面对殖民政权新建立的财政、司法和警察体系，农民也在动员规模、暴力强度与策略选择上进行了调整和创新。换言之，英国的殖民统治并未消解印度农民的政治能动性。相反，在新的政治权力结构下，既有的庶民政治领域被改造，以便在不同的制度文化语境中继续运作。就此而言，剑桥学派关于近现代南亚政治发展存在“连续性”的判断，在庶民研究中获得了来自下层政治实践的实证支撑。

通过比较剑桥学派和庶民研究的主张和议程，我们发现在“恢复印度本土社会群体主体性”这一总体目标上，两者殊途同归，都强调印度本土社会的韧性与自主适应能力，认为英国殖民带来的“断裂性巨变”仅仅是一种制度与话语层面的表象，而印度本土社会的实践逻辑在长时段中保持了延续与再生产。

但是，如果我们将视角下沉至具体行为体和机制时，剑桥学派和庶民研究的分歧就会显现。剑桥学派倾向于关注印度地方市镇中的商人、掮客与经纪人，强调他们在殖民扩张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剑桥学派的论述中，这些印度本土精英依靠跨区域信贷网络和行会基础设施推动甚至形塑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进程。但是，庶民研究认为印度社会的精英阶层，无论是与殖民当局合作的共谋者还是高举民族独立旗帜的民族主义者，都深受殖民主义的影响，并在行为逻辑上与殖民者日趋一致，因此丧失了主体性。只有身处底层的庶民群体，因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和适应能力，而保持了独立进化的能力。由此可见，剑桥学派主张本土精英群体在殖民体制内运作的主体性，强调地方商业社会精英与殖民体系的融合。庶民研究则突出了本土底层群体在殖民体制外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在方法上，前者偏重档案实证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微观复原，后者则以“逆读档案”、口述与民间文本发掘被压抑的声音，揭示精英政治的结构性限度。

实际上，剑桥学派和庶民研究的研究议程并不相互冲突和否定。剑桥学派提示我们看到本土精英网络和基础设施与殖民扩张的适配机制，庶民研究则提醒我们不要以精英政治的自我叙述取代社会整体的历史能动性。将这两种方法和视角综合，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印度社会各个阶层是如何参与、改造和反噬殖民主义的。

尽管以德克斯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者试图将庶民研究拉入其阵营，一同批判剑桥学派的观点。但是，历史人类学在对待文化霸权议题上与庶民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历史人类学认为殖民者不只是用武力对殖民地进行统治，更是用一套知识／制度体系（人口普查、土地测量、法院程序、学校教材，等等）潜移默化地改造了印度社会（包括土著精英和庶民群体）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无论是地方精英还是底层民众，在求学、生育、纳税、诉讼等日常事务中都不得不学习并适应这一套殖民制度的文化规范，从而在无意识状态中成为这套殖民知识体系的生产者和捍卫者。历史人类学的这套论述类似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概念。葛兰西认为，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通过文化机构、媒体、教育、意识形态等知识生产形式渗透社会，在被统治者中构建一种共识。在使权力自然化的过程中，被统治者主动接受统治他们的权力的合法性。葛兰西将这种权力自然化和合法化的状态称为霸权。霸权减少了执政者对暴力的直接依赖，使统治更加稳定。

与历史人类学强调殖民知识生产在印度产生了霸权效应的观点不同，庶民研究认为，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并未建立起霸权。古哈指出，英印殖民当局作为外来政权，缺乏与印度庶民社会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有机联系，无法通过文化项目进行渗透和说服，亦无法在道德和智识层面取得被殖民者的主动认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本质上并非一个文化项目，其重心也并非“说服”和“同化”，而是依靠军警、法律、高压行政等手段所进行的镇压式管理。

在这一框架下，殖民当局虽能通过学校、法院、报刊、统计等文化工程影响部分市镇精英，却难以将其转化为面向广大基层民众的“认同型”治理结构。殖民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只能借助于地方协作者。这种间接统治无法生成广泛的文化整合以及自下而上的认同。因此，在古哈看来，即便存在着本土精英层面的话语趋同，也不足以证明殖民主义在印度达成了葛兰西意义上“以最小暴力依赖换取最大社会同意”的霸权秩序。

正是在殖民统治未能全面建立稳固霸权的条件下，古哈所说的“否定意识”得以在庶民群体中持续存在。孟加拉地区的农民并未把殖民秩序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当安排，而是不断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古哈强调，这种“否定意识”既体现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消极不合作之中，也体现在周期性爆发的集体暴力行动上。两者并非截然分离，而是同样的庶民政治逻辑在不同强度下的表现。

将历史人类学与庶民研究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前者强调了殖民知识形式在印度本土精英和庶民群体中的广泛影响，而后者则认为庶民群体对殖民知识形式具有相当强的免疫力与抵抗性。在古哈看来，庶民群体对殖民统治的长期反抗恰好证明了英属印度的殖民统治逻辑是“无霸权的支配”。殖民国家的文化项目无法感化庶民，只得依赖于强制性手段进行管理。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历史人类学与庶民研究都关注殖民当局试图建立“霸权”的文化项目，其分歧主要在于如何评估这些文化项目的影响深度与广度。

结 语

在印度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中，剑桥学派、历史人类学与庶民研究长期以来被视为三个互不隶属且相互批评的学术流派，各以其独特视角剖析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复杂面貌：剑桥学派聚焦本土精英的主体性与印度社会结构的连续性，历史人类学则突出殖民权力通过知识生产与文化工程对社会结构的深远改造，而庶民研究强调底层群体的能动性与政治自主性。然而，通过文献分析与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完全可以突破传统的分隔路径，揭示三者之间深刻的互补关系。这一发现不仅重构了学术界对这些流派的认知，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合的视角，使我们得以从本土精英、殖民帝国和庶民群体三个维度更系统、完整地观察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发展历程。

同时，这一整合视角超越了以往流派间的对立叙事，展示了剑桥学派、历史人类学与庶民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交汇与互补。剑桥学派揭示了本土精英如何在殖民框架内延续其社会影响力，历史人类学则剖析了殖民当局通过文化与行政手段重塑印度社会的机制，而庶民研究恢复了底层群体在压迫下的抵抗与适应能力。这些视角共同勾勒出英属印度殖民社会的多重图景：本土精英利用殖民网络扩展其经济与政治资本，殖民帝国则通过权力运作编织复杂的统治结构，而庶民群体在逆境中展现出自主性与韧性。这种交汇互补性不仅丰富了对殖民权力运作的多元解读，也突显了印度社会在殖民时期的多主体互动与复杂性。

更重要的是，这一整合的学术框架为印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对话空间。它表明，殖民主义在印度的历史并非单一的压迫与抵抗叙事，而是本土精英、底层群体与帝国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共生、冲突与协商过程。这一视角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印度近现代史的理解，也为全球殖民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本文原載於《天津社會科學》2026年第1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