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读《唐书》，见到严武，颇为眼熟，那是很多年前读杜甫诗集，时时遇到的人物。杜甫有不少诗提到他，两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打开《读杜心解》，果然有不少与严武有关的诗，我们就看看浦起龙如何解释两人的情谊。

杜甫八哀诗，悼念八位去世名人，严武就是其中一位。那是第三篇《赠左仆射郑国公严武》，最后八句：“飞旐出江汉，孤舟转荆衡。虚横马融笛，怅望龙骧莹。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引用了马融《长笛赋》与王濬葬地大营墓墟的典故。浦起龙说：“末六句以哀意作结，语极凄怆。严系知己中第一人，自尔情深。”按：杜甫八哀诗，悼念的八位人物是王思礼、李光弼、严武、王璡、李公邕、苏源明、郑虔、张九龄。浦起龙说：“每篇各有入情语，此致哀之本旨，与国史列传体有别。”杜甫又有《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浦起龙注：“公所至落落难合，独与严有亲戚骨肉之爱，是亦积世缘分。”

严武死时，年仅四十，杜甫有《哭严仆射归榇》，应是亲临哭送。最后两句：“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浦起龙注：“遗后，犹言身后也。渝、忠之间，人地荒薄，于此而见君情。盖所感者深，所叹者隐矣。”至于所叹者究竟为何？似可一问。

名臣之子，幼即不凡；宰相推荐，才略可称

严武是严挺之的儿子，严挺之进士及第，为姚崇、张九龄所赏识提拔，但遭到李林甫排挤。天宝年间，玄宗问李林甫：“严挺之在哪里？他是可用的人才。”李林甫以严挺之年事已高，需要静养，玄宗只有叹息。严挺之自撰墓志铭，遗令薄葬。

严挺之待夫人冷淡，专宠妾英，严武八岁，问母亲何以郁郁不乐，母亲告以缘由，小武拿了铁锤，乘英熟睡，猛击其头。家人惊讶，向严挺之报告：“公子玩铁锤，误击英的头。”小武说：“哪有大臣厚待小妾，薄待正妻？是我杀的。”严挺之听了，感到惊奇，说了一句：“真是严挺之的儿子！”但也严加管教。严挺之的话，显然不是指小儿鲁莽，如同自己年少轻狂，而是此子气势格局，足以克绍箕裘，心中得意，也就随口说出，这是严武出场的那一幕，《八哀诗》有曰：“昔日在童子，已闻老成名。”或言其事。严武幼时，性格豪爽，读书泛观博览，不求甚解。《八哀诗》有曰：“阅书百氏尽，落笔四座惊。”不无溢美之嫌。

严武因哥舒翰之荐，进入朝廷，唐肃宗时，宰相房琯以武为名臣之子，有才华，善谋略，任给事中。收复长安，担任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年仅三十二岁。派任地方官，因史思明作乱，未能赴任，优游京师。后出任绵州刺史，迁剑南东川节度使。回到长安，拜京兆尹，担任二圣山陵桥道使，求宰相未成，复任剑南节度使。破吐蕃七万余人，拔当狗城，再取盐川城，封郑国公。

严武在蜀地多年，行事一凭己意。待下严苛，梓州刺史章彝，曾任他的判官，稍有不如他意，被他杖杀，于是威震一方，手下无人敢违逆。蜀地颇多贵重产物，十分富饶。严武一方面穷奢极侈，滥赏无度，属下之言，合他之意，即获巨额赏赐。另一方面，地方税捐，上缴甚巨，百姓负担极重，不堪负荷，只有外逃，闾里为空。然而军力不弱，吐蕃等外族不敢侵犯。

再说，他个性狂荡，想到就做，不听母亲的话。房琯对他有提拔之恩，巡行至蜀，他傲慢骄倨，不依礼相待，当时的人都看不下去了。《新唐书•本传》记有一事：“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旧书未载，真是不可思议。《新唐书•本传》提及李白写《蜀道难》，就是因为房琯与杜甫处境危难而写的。（李白为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严武死了，母亲哭着说：“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不会因为儿子狂悖，收为官婢了。”《旧唐书•本传》史臣曰：“武不禀父风，有违母诲，凡为人子者，得不戒哉！虽有周、孔之才，不足称也，况狂夫乎！”斥为狂夫，焉可不归于足以戒鉴的负面人物？《新唐书•本传》全文仅一页，无论赞。

奢靡苛暴，无独有偶：记郭英乂

严武在史书上的负面形象，无独有偶，《新唐书》同一卷中，列于其后的郭英乂也是如此，我们顺便观看。

郭英乂是左羽林将军郭知运之子，幼习武艺，有名声于河、陇之间，以军功升至员外将军。肃宗时，以将门子特予任用，迁陇右节度使，兼御史中丞。还二京，归阙下，掌禁兵，迁羽林将军、大将军。其后历任要职，手握大军。东都平定，任留守。非但不能禁暴止乱，甚至纵容麾下与朔方兵、回纥人，大掠都城，延及郑、汝等州，烧杀破坏。后拜尚书右仆射，封定襄王。恃富而骄，于京师建豪宅，穷奢极侈，并与宰相元载勾结，保其权势。

严武死，元载以郭英乂为剑南节度使，成都尹。凡所作为，一无顾忌，玄宗在蜀旧宫，已成道士观，内有玄宗铸金图像，及乘舆侍卫图画。昔日节度使就职，必先拜而后视事。郭英乂以其地景色秀丽，直接搬入，玄宗图像等均遭破坏。知者骇然，甚至愤怒。而且治事苛虐，手下无人敢言。生活放荡，聚女子骑驴击球，衣衫驴鞍，装饰奢靡，耗费甚巨，以为玩乐。至于百姓生活，民间疾苦，从未闻问。西山兵马使崔宁有声望，加以压抑；崔宁借众人之怒，率军进攻成都，郭英乂领兵抗拒，手下叛变，投向崔宁，郭英乂被杀，妻子皆遭屠戮。

读罢遐思：阶层观念流露，文化修养欠缺

阅读正史严武、郭英乂的作为表现，无不惊骇。相信史家记此，心情必定沉重。何以致之，似可一探。

二人位居朝廷高位，目中除了天子及其宠臣，皆不在其眼下。手下幕僚，呼来喝去，如同婢仆。至于地方百姓，田间耕夫，更是视为牛马，供其驱策。仁民爱物，敬老尊贤等官员应有的理念，均付阙如。严武读书虽多，不求甚解，圣人训诲，人间义理，从未入其胸中。郭英乂更是低劣，下场凄惨，咎由自取。严武与杜甫交往，杜甫情意深重，诗篇俱在。浦起龙言杜以诗表情意，有别于国史列传。严武有才华，欣赏杜甫，但“欲杀甫数矣”，详情如何，已不可考。严武对杜甫，毫无敬重之意，应可推知，浦起龙言“所叹者”，或指此事，多少也是缺少文化修养的一例。

唐人虽有辉煌功业，但个人心性修养似嫌不足。唯待宋代理学兴起，应可弥补此一缺憾。读书人在身心上下功夫，立身行事方能知所进退。若能铭记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训，身体力行，尽己之力，贡献人群。如此非但传统文化得以续延，社会风俗亦将趋于淳厚。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張元談歷史話教學”，經授權轉發，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