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闽南石雕起源于福建，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随着福建移民的迁徙，闽南石雕技艺在东南亚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尤其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华侨聚集区，留下了丰富的石雕遗迹。闽南石雕不仅是当地华侨文化的重要载体，还在宗教信仰、民俗文化及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还论述了闽南石雕遗迹在保护中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城市化与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强化对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关键词：闽南石雕；东南亚；历史脉络；文化遗产；传统文化
引言
闽南石雕是中国福建闽南地区传统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宗祠、庙宇、墓葬等民间建筑中，其雕刻题材丰富，工艺精湛，体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宗教信仰。在闽南石雕中，尤以惠安石雕最具代表性。惠安隶属泉州市，是中国著名的石雕之乡，其石雕技艺源远流长，工艺体系成熟，被誉为“世界石雕之都”。2006年，惠安石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闽南石雕艺术的典型代表与发展高地。因此，惠安石雕被视为闽南石雕中的杰出典范，其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也较为广泛，代表了闽南石雕对外输出的重要路径。
一、闽南石雕的海外传播概况
随着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漳州月港的鼎盛发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外销至临海国家，以福建海商为最。因地缘关系和季节性洋流的影响，早期的出海贸易目的地以菲律宾为主，随后逐渐扩展至东南亚其他国家。据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福建路市舶提举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记载，福建海商到菲律宾民都洛岛（时称“麻逸国”）贸易，将卡拉棉、巴拉望、布桑加三岛称为“三屿”。元代至正九年（1349年），汪大渊在其著作《岛夷志略》中记载了三岛居民到泉州贸易的情况。这是文字记载的有关福建地区与菲律宾贸易往来的最早记录，其贸易往来规模较小，以零星的民间私人交易为主，在小范围内进行。自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占领马尼拉后，因传教布道、供应西班牙殖民者的基本生活需求等才大规模发展起来，闽南石雕也随之传播到海外。
闽南石雕的海外传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石制品为主的产品外销，将闽南地区生产的石雕产品以商品贸易的形式，出口到东南亚地区。早期的闽南石雕以粗加工的石制品为主出口海外，如石条、石磨等。据记载，厦门港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于乾隆年间多次迎来菲律宾吕宋的西班牙商人万梨落、船商万雷等人，他们来中国采购布匹、石条、瓷器等物品。廖大珂在《福建海外交通史》中记载，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福建销往新加坡的货物主要有陶器、砖瓦、花岗岩石板、纸伞等。明末清初，惠安石雕技艺逐渐成熟，主要生产石狮和龙柱等作品，并开始出口到东南亚一带，产品也用于日本等地的寺庙。这一时期，石雕作品的风格由质朴粗犷趋向精雕细琢，注重线条结构和形态神韵之美。19世纪中叶，厦门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石雕产品出口迅速增加，从厦门港出口至东南亚的石制品数量大增，许多泉州惠安人到厦门开设石店，生产墓碑、石香炉、花岗岩石板等，仅光绪年间厦门开设的石店便有三十多家，从业人数两百余人。此外，惠安石匠还前往东南亚各国开办石店，通过国外接受订单、国内加工的方式，扩大影响力。例如，惠安崇武蒋双家在厦门开设“蒋泉记”，长子蒋添泉在缅甸的仰光市开设分店；蒋国荣在厦门开设“蒋泉益”号，他的儿子蒋金辉到马来西亚槟城开设分店。这一时期，惠安石雕工匠不仅在东南亚地区留下了丰富的石雕遗存，还吸收了一些先进技术，如采用荷兰石磨平石面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改革开放后，惠安本地的石雕产业规模极速扩大，虽出口量剧增，但仍有部分惠安石匠在厦门开店接单，在惠安工厂制作完成后再由厦门港出口。
二是匠人出海，在东南亚国家制作石雕，或是直接参与该国的建设工程。这种深度融入当地社会的方式，对当地的民间技艺、建筑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6世纪，在倭患基本平定、明朝政府海禁政策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出海贸易愈发频繁，福建海商根据季风开展帆船贸易，往返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与此同时，还有部分泉州、漳州民众移居到以菲律宾为主的东南亚国家，其中就包括雕刻匠人在内的手工业者。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大兴土木，并充分利用了移民至菲律宾的中国泥瓦匠、木匠等。“许多教堂、修道院、医院、房屋等都是华人华工建造的……在古老的教堂和碎裂的石砌大建筑（过去的遗址）里，可以看到中国建筑的痕迹。”1918年，英殖民政府准备建碑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指定由新加坡惠安公会首届主席苏妈英来承接这项工程。为了按时完工，苏妈英从家乡惠安聘请了200多名石匠来新加坡助阵。在马来西亚，闽南华侨中不少从事建筑业的人才，十几年来不仅建筑商辈出，建筑工人更是多至上千人，当地的许多大建筑甚至是店铺、住房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由闽南人承包建筑的，如槟城的大型建筑中央医院、津华英戏院、车水头丽士戏院、吊人峇来高亭戏院、头条路惠安公会、亚逸依淡之惠安村，以及新世界、大观园、春满园三游艺场等不计其数。
闽南石雕的出口和石雕匠人的出海务工，为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发展、城市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也与华人华侨的海外分布有着重要的关联。海外移民通过建筑形式的“原乡性”，复刻祖籍地的庙宇祠堂，维系着与家乡的情感。
二、东南亚地区的闽南石雕遗迹分布
（一）闽南石雕遗迹的地理分布
东南亚地区的闽南石雕遗迹主要集中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尤其是在华侨聚集的地区，如槟城、吉隆坡、新加坡、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等地。这些地区的华侨大多源自福建，特别是泉州、漳州等地的移民，他们在异国他乡建造庙宇、住宅及公共建筑时，将闽南石雕的技艺和艺术形式带到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菲律宾现存的许多石头建筑，如教堂、修道院、桥梁、旧城墙和医院等，大多出自闽南工匠之手，富有中国建筑的特征。例如，古老的埃斯帕纳石头大厦，有一个地方就刻有中国建筑者的名字。马尼拉王城遗址内的圣·奥古斯丁大教堂大门两侧石柱间有四尊青石材质的石狮（见图1），围墙上还有一尊，根据造型分析，这些石狮应为明末清初惠安当地制作后再运至菲律宾，但它们并非原址上的构件，而是从其他地方的华人建筑遗址搬迁安放在教堂前。类似的情况在王城其他遗址中也有存在。
1.菲律宾圣·奥古斯丁大教堂外石狮
2.马来西亚槟城邱公司
槟城是闽南地区最典型的石雕遗迹之一。在槟城的唐人街，有一座座精致美丽的庙宇，以及用石雕装饰的民居。在众多石雕庙宇中，以槟城的龙山堂、安华大帝庙较为典型，其石雕以人物神像、龙凤图腾、富贵吉祥花等为代表。新加坡的天福寺、佛牙寺、克拉码头周边的一些传统建筑，不仅是闽南石雕艺术的宗教文化象征之一，也是闽南石雕艺术在东南亚地区留下的重要艺术遗存。
（二）重要石雕遗迹分析
在东南亚地区的闽南石雕遗存中，有不少庙宇和传统建筑民居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建于1906年的槟城邱公司龙山堂，是一座典型的福建宗祠建筑，也是槟城著名的建筑文化遗产之一（见图2）。其石雕技艺精湛，庙内石柱、门框、墙面装饰等都雕刻有精巧细腻的龙凤呈祥、海神庇佑等纹样，寄托着先辈的信仰，以及对家族康裕、兴旺的希冀。庙内石雕以浅浮雕为主，所雕神像形态各异、表情生动，展现出闽南石雕的写实艺术特征。
在新加坡较有代表性的闽南石雕建筑遗迹是天福宫。天福宫是新加坡最早创建的华人庙，创建于1840年，供奉的是海神妈祖。天福宫是典型的闽南建筑。其正殿两旁的石柱上各雕刻着一条巨蟠龙，龙身盘曲蜿蜒，脚下踩着海水，尾部卷云，和柱身完美融为一体。门前的抱鼓石上刻有螺纹、彩结，形状似彩鼓，素有“好彩头”之称，以示吉祥如意。在泰国，特别是一些福建移民的聚居区，如曼谷、华欣等地，都可以看到很多闽南石雕的遗存。在许多佛教寺庙和道教庙宇的石雕中，都能看到很多闽南艺术风格。例如，泰国曼谷较为古老的华人寺庙之一龙莲寺，就是由福建籍华人于19世纪中叶兴建的。
三、东南亚地区闽南石雕的文化意义
（一）闽南石雕的宗教文化背景
宗教信仰是闽南石雕重要的文化背景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历史上，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在福建，尤其是泉州、漳州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已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等。在此背景下，石雕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在展现这些信仰和文化的同时，成为信仰的承载物和具象化的表现形式。
明清时期，福建人将其宗教信仰连同艺术文化传入东南亚。不论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在泰国、印度尼西亚，闽式庙宇的兴建往往与闽人的宗教信仰密切相连，石雕作品中的宗教题材雕刻，成为当地闽人信仰的生动见证。例如，在槟城邱公司龙山堂中，墙壁、柱子等处都有石雕作品，内容多是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的石像、神兽、吉祥图案等，在展示石雕精湛技艺的同时，传递着信仰的内涵。信众通过石雕装饰表达敬仰与祈愿，寄托着自身对幸福美满生活的期望。此外，石雕中还包含许多元素，如龙凤寓意着祥瑞和谐；八卦寓意着阴阳平衡、五行的相生相克，象征着天地自然的平衡，体现了人们对天地自然的认知与探索。
这些石雕所承载的不仅是宗教文化，还有福建移民对家乡文化源源不断的认同感，寄托着他们关于家乡的记忆和对故乡的热爱，更成为他们在异国他乡与祖宗文化保持紧密联系的精神寄托。
（二）石雕艺术与闽南移民文化的融合
闽南石雕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是闽南移民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体现。闽南石雕作为闽南移民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伴随移民迁徙进入东南亚地区，逐渐成为东南亚华侨的文化符号。闽南石雕在东南亚不仅常见于庙宇建筑，在民居、公共建筑中均有体现，尤其以福建侨民较集中的槟城、新加坡、曼谷等地最为典型。闽南石雕的艺术风格与传统技艺同当地的风土人情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例如，新加坡福建会馆、泰国华侨会馆中的很多石雕作品，都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东南亚本土文化元素。
闽南移民在东南亚地区的商务贸易活动与社会活动，同样推动了石雕的普及与传播。在闽南移民的店铺、酒店、民居等建筑装饰中，石雕作品增添了生活情调，成为闽南移民表达美好希冀的载体。它们作为闽南移民文化和东南亚本土文化交流的见证者，既承载着闽南移民对故乡的怀恋，又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
（三）闽南石雕的文化传播与影响
闽南石雕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不仅是宗教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更体现了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桥梁作用，及其对当地华人社会文化认同建构的深远影响。随着福建移民的定居与代际繁衍，石雕逐渐从庙宇、祠堂等宗教场所延伸至民居、商铺、会馆等生活空间，成为华人社群可视化的文化象征。
在异国他乡的社会语境中，石雕不仅延续了祖籍地的艺术风格与象征语言，还与当地文化互动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传统”。例如，新加坡的福建会馆及马来西亚槟城的宗亲宗祠建筑中，石雕图案常融合本土动植物形象、南洋风格的装饰构图等元素，展现出文化适应与融合的特征。这种文化融合现象不仅反映了艺术层面的创新，更体现了闽南移民在异域社会中对自身身份的调适与表达。此外，闽南石雕还在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祖厝、宗祠、先人墓碑等载体上的石雕，东南亚华侨后代得以追溯家族渊源、铭记祖先功德，在视觉符号中维系着“原乡”情感。这种文化延续不仅满足了情感认同的需求，也强化了华人社群内部的凝聚力。因此，闽南石雕在东南亚的传播，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输出，更是当地社会文化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它在构建族群身份、推动文化交流和丰富多元文化景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四、东南亚地区闽南石雕遗迹的保护与传承
（一）遗迹保护现状
东南亚地区闽南石雕遗存大都集中在历史古刹和传统民居中，如今许多传统庙宇、民居、文化建筑因城市扩建，面临拆迁、改建。如槟城是闽南移民的重要聚居地，这里的一些寺庙（如观音亭等），以及传统店铺等建筑物上，均可见美丽的闽南石雕装饰。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与商业开发的推进，一些传统庙宇、民居等历史古迹遭到拆毁或改建。20世纪末和2l世纪初，槟城乔治市一些老街区由于商业发展，面临拆迁问题。尽管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后得到保护，但在申报之前，许多未受保护的旧民居、小庙宇被现代建筑代替，导致石雕遗存流失。
此外，气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东南亚地区常年高温潮湿，气候炎热，这种环境给石雕的保存带来压力。尤其是沿海城市，空气湿度较大，再加上强烈的紫外线，使得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环境中的石雕表面容易出现风化、剥落等现象。例如，槟城邱公司龙山堂的石雕就出现了这种现象。槟城属热带雨林气候，常年高温潮湿，年降雨量2000毫米以上。长时间的潮湿气候导致石雕表面苔藓、霉菌生长。这种酸性物质对石材产生侵蚀，加之地理位置靠近海边，盐分和紫外线加速风化，使得石雕表面出现剥落。
（二）传承与发展
为了保护与传承闽南石雕艺术，东南亚各地政府和文化机构纷纷加强了保护力度。部分地区以立法和政策手段保护当地重要文化遗产，防止历史古迹遭到破坏。新加坡政府对文化遗产同样高度重视。自从1971年古迹保存局成立起，新加坡已经拥有74个国家古迹，受保护的建筑有7000多座。新加坡严格对历史建筑物和石雕进行登记保护，确保建筑和石雕得到妥善保存和修理。在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200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主要原因是槟城乔治市保留着非常完整的历史建筑和特色文化景观，如郑景贵故居、张弼士故居和叶祖意故居等。
结论
东南亚闽南石雕遗迹是福建移民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传统艺术在海外延伸发展的表现。海外闽南石雕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承载着历史、宗教、民俗等丰富文化，架起了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社会之间的桥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闽南石雕遗迹面临着城市化、环境气候等多方压力，亟待加强保护与传承。各地政府、文化机构等已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但仍需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国际合作，才能够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长期保存。东南亚地区的闽南石雕遗迹，未来有望成为跨文化交流的纽带。它们不仅能将中华文化推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还能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做出贡献。
（本文原載於《天工》2025年第19期8-11頁，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