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悠久的中华文明为根脉，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海洋实践实现对西方海洋文明的批判和超越，凸显中华民族向海图强历程中善于总结、勇于创新的思想创造力。中华现代海洋文明蕴含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厚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实践逻辑。三条逻辑内在融贯、有机统一，汇聚成协和万邦、人海和谐、开放包容、以人为本的鲜明特质。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建设海洋强国和谋求全球海洋善治的现实需要，必将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深厚底蕴与内生动力，显示出新时代中国引领世界海洋治理体系变革、增进人类海洋福祉，彰显有实践生命力的角色担当。

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华民族在长期涉海实践中造就了悠久璀璨的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与农耕、游牧两大文明长期互动、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华海洋文明既是支撑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向海图强的不竭动力，也是实现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近代以来，列强由海上侵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也触动国人对传统海洋文明作出反思。一时间，西方海洋文明话语霸权甚嚣尘上，中华海洋文明的独特价值遭到遮蔽。鉴于本土海洋文明的发展困境，近代国人遂“以西为师”，向西方海洋发展道路看齐。在内忧外患、国力衰颓背景下，无数有识之士复刻西方海洋发展模式的努力均陷于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海洋事业逐渐起衰振弱，中华民族在海洋上的颓势得以扭转。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构想，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正是对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理念升华与文明诠释。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全球化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愈发成为国家发展之需、民族复兴之要。在此背景下，开展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学理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更加凸显。目前，学界对中华传统海洋文明的概念内涵、演进脉络、基本特征以及概念话语体系等问题已有卓论。当前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海洋发展机遇，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在坚守中华海洋文明本土立场上，吸收中外海洋发展的经验教训，创造出新的海洋文明，进而推进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对此，杨国桢、宋伟等人已有所思考，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系统探究。有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拟对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形成理路、特质及价值等问题作初步探讨，望于中华海洋文明学理研究有涓滴之助。

一、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形成理路

构建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实现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实践。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构建不仅关乎国家海洋事业发展，也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路径抉择。从结构要素来看，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将是有效接续中华传统海洋文明、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以及提炼近代中国百年经略海洋实践经验与教训的文明体系。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必须以传承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中国化和时代化，从而实现具有时代特征和引领意义的文化创建目标，其文化底蕴源于对中华传统海洋文化优秀成果的赓续与弘扬，其实践根基在于近现代中国突破西方海洋话语霸权、找回我们的民族自信、构建自我话语体系的探索历程。

（一）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构建的理论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是构建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理论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经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激活，中华文明重新彰显出文明伟力与时代活力。作为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华海洋文明亦因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滋养而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各项事业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思想支撑。百年来，国人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实践历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的理论指引。

地理大发现以后，海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愈发凸显，亦为马克思、恩格斯海洋思想的哲思凝练提供了现实映照。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新航路开辟、航运、工业革命、世界市场、殖民地、海军、海战、海权等一系列要素间的相互关联，既深刻洞悉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也凸显出海洋与资本主义发展间的内在关联。

15世纪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竞逐海上，争夺世界霸权。西欧国家借力海洋发展贸易、开拓殖民地，实现本国财富积累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世界格局。大航海时代打破了各民族彼此隔绝的封闭状态，人类历史汇为一体。海外市场的扩展促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发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西欧国家因重视对海洋的掌控，得以实现国家财富的增长与积累，并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提供坚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洋贸易与资本主义发展之内在联系的阐释，折射出海洋在西欧国家开拓殖民地、构建世界市场、推进工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透过资本主义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海洋是世界各地彼此联系的重要通道，与各国各民族命运前途息息相关。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列强为争夺殖民地与海外市场频频爆发战争，因为“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欧美工业化进程与海洋发展密不可分，海洋因素被社会文明充分吸收并且放大。欧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建基于海洋贸易不断拓展与对殖民地的掠夺之上。近代欧洲实际上是依托航运贸易、发动海洋战争来获取世界市场经济资源，其资本主义的扩张史就是全球范围内的争霸史。在海国竞逐时代，海洋秩序演替成为国际格局变革的第一动能，谁能有效掌控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世界强国崛起必先雄于海洋，大国崛起之历史即海洋强国之历史。

世界贸易的垄断权掌握在海洋强国手中，“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们各自的殖民市场之间的联系达20年之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贸易打开了这些市场”。西方国家依凭强大海军力量控制海洋，进而实现财富积累与产业革命。财富增长与技术革新又会反哺海军建设，“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大工业的样板，是浮在水上的工厂”。现代军舰堪称海上政治强力的基础条件，它“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正因海军建设与海洋经济的双向融摄，西方国家才得以称霸海洋、主宰世界。

就经略海洋的历史实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海洋、海军、海权等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海洋认知与海洋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新时代，中国要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宏大战略目标，理应以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为指导。

中华文明因关注海洋发展而举世辉煌，也曾因忽视海洋而陷于黯淡。明清以降，中华文明的海洋性因素逐渐受限。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既催生出代表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也为中华海洋文明实现现代新生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毅然承担起实现文明复兴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带领中华民族重视海洋、经略海洋，使中华海洋文明抖落灰尘、走向复兴。

在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反思总结“重陆轻海”的落后观念以及“有海无防”的消极性海防战略，重塑现代中国的海洋战略，为争取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海洋环境。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海洋战略空间获得极大拓展，我国海洋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

（二）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文化底蕴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本质上是对传统海洋文明的历史性承继和进步性重构。与传统海洋文明形态相区分，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传统海洋文明的更新发展和现代形态。中华传统海洋文明历经五千年文化积淀、历史演进铸就而成，与中华文明价值理念、华夏儿女风俗人情相互契合，彼此滋养。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建构将接续且不断丰富传统海洋文明的优秀元素，即推进中华海洋文明经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实现新生。　　 “和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和平性亦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信念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之中。和平性也是古代中国海洋贸易的基本特点。入贡回赐式的贸易是中国古代王朝与海外诸国官方交流的基本方式，和平互利是古代中国与海外诸国交往的基本原则。中国古代的海防主体也是防御性的近海防御和海岸防御。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均是中华海洋文明追求和平发展的典型例证。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延续中华民族和平传统、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根本领导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海洋强国建设实践中贯彻和平发展理念，倡建“一带一路”和“海洋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海洋谋善治，为世界文明谋大同。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为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各地区通航贸易、文化接触提供了重要海上通道。在西方殖民者携《圣经》和坚船利炮东来之前，海上丝绸之路长期以来是沿线国家间的互利共赢之路，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亦谋求延续东西方文明交融发展的佳话。

不过，中华传统海洋文明发展进程中时常出现官民力量的分裂。明清官方一度从海上收缩直至厉行海禁，致使此时期中国海洋发展局限于地方和民间层次，且常常被视为非法，得不到主流价值观的认可。为稳固王朝统治，明清官方实行“海禁”，抑制海洋经济发展，常常牺牲沿海民生，削弱人们向海发展的能力，但海洋发展的脉流始终不断。

（三）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实践基石

近代中国百年经略海洋实践为构建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提供了现实基础。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依靠强大海军力量打开中国海上门户，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国家海洋主权丧失。中华文明面临内忧外患、难以为继，沦为西方工业文明附庸的发展困境。对此，复兴中华文明成为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

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强大海上商业能力和军事实力，逐步崛起并主导世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西方海洋文明开创了现代社会，推动了世界历史发展，人类社会由此迈入全球化、现代化时代。在列强环伺、海权丧失的背景下，近代国人被迫关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探索中华传统文明现代化的道路。林则徐、魏源提出建立强大海军，御敌于海上。洋务派积极兴办新式企业，建设近代化海军，力图捍卫海疆，挽救民族危亡。但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打断了中华海洋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努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汉海权论思想传入国内，国人海权意识重得焕发。民国政府亦将海洋事业同国家发展相联结，通过发展科技、重建海军、兴办海洋科研机构和海洋教育等举措推进海洋事业发展。这些努力因日本侵华战争和解放战争而再度停滞。近代以来中华海洋文明现代转型的尝试虽屡遭挫折，却也为日后中华海洋文明复兴打下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洋事业进入正轨，这一时期国家发展重心虽在陆地，却也为日后振兴海洋事业积蓄了能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海上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国民党残余势力盘踞沿海岛屿、频繁袭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防建设，大力发展海军，建设海上钢铁长城，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安全稳定的海洋环境。1958年，国务院发布领海声明，将领海宽度定为12海里，台湾诸岛同样适用此规定，我国领海制度正式确立，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1958年，第一次全国海洋普查完成，初步掌握了我国近代海洋环境各要素分布和变化规律。1959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山东海洋学院等海洋科研与教育机构相继成立，为海洋科研人才成长打下了良好的根基。1964年，国家海洋局成立，国内海洋事业步入有序发展阶段。1971年起，我国陆续加入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国际海事组织等近20个海洋事务国际组织，并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起草和审议工作，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显示出党中央发展海洋事业的世界眼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国家发展重心愈加转向海洋，海洋经济加快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不断加大。海洋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60多亿元提升至2022年的9.4万多亿元，海产品总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海运量超过全球总量三分之一。我国相继建立出口特区、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外开放战略走向深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海洋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与依托。

科技是海洋各领域发展的基础保障，我国制定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的海洋科研事业发展方针，并在海洋基础研究、深海调查、综合开发等方面取得突破：1983年我国加入《南极条约》，1985年建成南极长城站并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1986年成为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正式成员国，1989年南极中山站建成；20世纪90年代后，北极科考工作陆续开展，2004年建成北极黄河站。这一系列成就表明我国极地科考跻身世界前列。

我国海洋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依法治海奠定良好基础。

1996年我国发布《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指出“中国的海洋事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发展海洋事业，迎接被誉为海洋时代的21世纪，是中华民族责无旁贷的使命”。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将开发利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和《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等纲领性文件陆续出台。海洋经济开发成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党的十八大后，建设海洋强国成为我国海洋事业新的目标指向。随着海洋日渐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战略要地，全球性海洋问题一波接着一波，海洋灾害不断发生、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海洋主权纷争时有加剧趋势，全球海洋治理长期停留在理念上，一直难以付诸实施。各国无法独自应对、独善其身，需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才能增进全球海洋福祉。中国倡导“海洋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的宽广胸怀和责任担当。在2022年第二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上，中国政府提出了具有主题性的《蓝色伙伴关系原则》，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均应平等相待，共同建立和维护开放包容、务实具体、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倡导各国共同应对海洋挑战，共享海洋发展机遇。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陆海统筹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新指向，新时代的海洋强国建设不仅注重涉海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协同发展，同时强调整体性布局及有机统一，不断提升开发、控制、管理与保护海洋的综合能力，实现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协调发展。坚持陆海统筹，将海洋经济做广做深做精，将海洋产业提升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依托海洋强国战略，我国的海洋产业经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科技研究、海上安全、海洋人才、海洋环保技术等多个方面齐头并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劲的“蓝色动力”。

新时代，党和国家全力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将海洋发展置于全局工作的关键位置。当代中国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现实需求，冲破对西方海洋发展模式的教条式认知，谋划传统海洋文明现代转型的战略方向与创新路径，形成现代性和民族性相辅相成的新的海洋文明形态，从而实现了对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扬弃与超越，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生成、发展于海洋强国建设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进程之中。

二、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特质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在继承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优秀基因的同时，经历了现代西方海洋文明的冲击和洗礼，在诸多方面摆脱了传统海洋文明的制约，当前，中国推动海洋事业发展动力更强、更从容、更具兼容心胸，也更能彰显自信自我自觉的作为，展现出协和互邦、人海和谐、开放包容以及人民至上的四种特质。

（一）协和万邦

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势必成为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最为鲜明的文化基因。自古以来，“亲仁善邻” “协和万邦”便是中华民族处理与域外世界关系的基本原则。15世纪初，郑和船队先后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郑和船队采取“怀柔远人”“以礼相待”的睦邻政策，不以侵略他国领土及权益为目的，与近代西方“剑与火”的扩张性海权截然不同。“仁和为先、宽容开阔、以义统利、太平共享”的郑和精神，展现出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的外交理念与“乐群共济”的天下情怀，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提供了充沛的文化滋养。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海军建设要“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并强调中国海军应当主要是防御性的近海作战。岛屿是一国海上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与8个海上邻国在岛屿归属、海洋划界等问题上存在争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在主权不让步的前提下，通过共同开发，实现共赢。我国政府于1988年发表《关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问题的备忘录》，积极同周边国家就海洋争端展开协商，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管控南海争端创造了有利条件。2011年，中国发起设立30亿元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2012年倡导建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伙伴”，2013年发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国陆续发布《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6—2020）》，以合作共赢理念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为最终解决海上争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加强海军建设的目的是增强自我防御能力，“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永远不称霸，不搞军事扩张和军备竞赛，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内的中国军队，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我国的海洋强国之路不会重蹈西方列强凭借海洋搞殖民扩张的道路，而是以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精神促进海洋发展、增进人类海洋福祉。我们的海洋强国并不是威胁他国的、恃强凌弱的霸权性“强国”，而是要对世界和谐、和平发展起到示范性、引领性的强国。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后提出，倡议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致力于实现沿线各国共同繁荣，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机遇。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为落实全球海洋治理目标、构建国际海洋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是中国作为海洋大国责任与担当的明确宣言。当今中国正以和平发展理念破除西方海洋文明霸权主义迷雾，实现本国海洋事业发展与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海洋文明发展的新路径。

（二）人海和谐

近代以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导致海洋污染逐渐加重、海洋资源深受破坏，这是资本导向下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的恶果。人类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海洋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必须实现人海和谐发展，这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努力方向。保护海洋环境，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强海洋生态建设，构建全球海洋生态安全体系亦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哲思凝练。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海洋文明始终秉持“天人合一、人海和谐”的整体观，形成了“耕海养海、亲海敬海”的价值理念和“祭海谢洋”的民俗记忆。千百年来，海神信仰和祭海习俗广泛流传于中国沿海各地，如浙江象山、岱山的“开洋节”，山东荣成、烟台的“谢洋节”“渔灯节”，等等，这些以海为题的民俗活动均彰显出中华海洋文明中“人海共生、尚和敬海”的智慧理念。中华现代海洋文明主张科学、协调、可持续的海洋发展观，处理好海洋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海洋发展潜力的可持续释放，保障海洋资源的永续利用，这也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然接续与弘扬。

树立科学可持续的海洋发展观，应不断提升民众海洋环保意识，改变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传统消费观念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观念，实现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资源系统的良性循环。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陆续出台若干涉海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规章，逐步奠定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基础，1955年出台《关于渤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的命令》，在相关区域明确实行禁渔。197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推动海洋生态治理由鱼类生物资源保护转向全面维护海洋环境。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陆续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等涉海环境法规，初步形成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体系。1990年，首批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获批建立。1996年，《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发布，发出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事业的协调发展的倡议。由此，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践迈上新台阶。2015年印发《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2015—2020年）》，随后又出台《关于全面建立实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强化了海洋生态红线管控，实现陆海统筹的近岸海域综合治理。这表明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对人海和谐道路的坚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手推动生态建设，一手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并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体布局之中。中国宁愿牺牲一些利益，让GDP增速降下来，也要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好的做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推进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2024年，国务院在《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中，全面总结新中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承诺中国将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继续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

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海洋生态问题日益凸显，海洋资源过度开采，各国利益冲突此起彼伏，亟须国际合作和协调的长效机制来调和各国矛盾。中国主动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的建立和相关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努力落实海洋可持续发展各项目标，引导制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海洋生态保护公约，协力开展与沿线各国在生态保护技术、人才及信息上的合作。

当今中国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特别重要的位置，持续开展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维持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努力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部署，“美丽海洋”当是“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2023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提出重点推进美丽海湾建设。生态环境部在《美丽海湾建设提升行动方案》中，对我国美丽海湾建设提出进度规划。“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着力推动海洋开发方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全力遏制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趋势，让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改观，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安全、放心的海产品，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滩”的思想已越来越深入人心。

近年来，我国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日益健全，陆海统筹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形成，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岸带综合治理也在不断深化，逐步建立起“海域、海岛、海岸线全覆盖”“用海行业与用海方式相结合”的海洋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海洋保护地规模及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海洋开发保护格局与空间基本功能更加清晰。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逐步健全，蓝色碳汇融入了碳达峰、碳中和的行动。 “蓝色海湾”综合整治、海岸带保护修复、红树林保护修复等环保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不断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力度，逐步实施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等控污减排制度，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入海河流断面消劣等效果明显，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持续向好。

（三）开放包容

中华民族自古便有“四海之内皆兄弟”“海纳百川”的文化理念。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中华文明不断彰显出生机与活力。近代以来，开放包容的文明特质内蕴于有识之士对民族自强道路的探索中。他们学习“西技”“西艺”“西学”，兴建近代军事与民用工业，创办新式学堂，组建新式海、陆军，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转型产生积极作用。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覆盖了太平洋西岸沿海与印度洋沿线国家海上通道，实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及地区经济、文化互通互补与和谐共赢。其链接亚洲各地海港，通过自由航海贸易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彼此包容，构建了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实现中国与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这既是中国在全球政治经贸格局激烈演变背景下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也是推动沿线国家区域经济增长、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操作方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域外联系的重要渠道，多元文化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交流互鉴，推动沿线国家文明进步，彰显中华海洋文明包容开放的特质。

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2013年中国港控公司取得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开发和经营权，由此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交会链接，对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带动作用。2014年，中国港湾有限责任公司投资14亿美元建设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市”项目。同年，中国发起成立丝路基金，次年便出资400亿美元。2015年，中国倡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 5月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派代表参加，并发表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这些合作成果都是开放包容的产物。

作为推动多元文化和谐并存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建设使沿线国家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7年，中国与沿线20个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中国交通建设总公司在缅甸、孟加拉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参与了港口建设。中国与沿线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达9822亿元人民币。2020年，中国连续12年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东盟前三大外资来源国之一；截至2025年7月，中国和东盟国家相互累计投资总额超过4500亿美元，双方牢牢把握开放包容的大方向，在制造业、农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蓝色经济等领域投资合作稳步拓展。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主动顺应当今世界文明多元化共生的发展趋势，深度融入全球化浪潮。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积极深化海洋科技国际交流合作，与沿线国家合作开展海洋工程、海水淡化、海洋环境监测、海洋油气开采、海上平台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中华海洋文明的现代新生依恃于各国联系紧密、全球化深化、文化交流频繁的世界环境，秉持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与交流互鉴的文明姿态，积极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对促进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人民至上

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既关注“民生”，又贴近“民心”。在传统中国社会，历朝统治者皆以安民、富民、乐民为发展目标。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激活传统民本思想，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建设将充分依靠人民，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将发展成果惠及人民。

提升国民幸福感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最终落脚点。以人为本的海洋发展理念是对中华文明以民为重、以民为本思想的切实践行。我国的海洋强国建设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文明成果，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以人为本的海洋发展理念是党和政府在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实践中站稳人民立场的生动诠释。

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转化，在强调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宗旨。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我党百余年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同样是党领导海洋事业的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对中华文明“民惟邦本”价值理念的继承和创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凸显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文明的延续者，以此汇聚起强大的人民力量，实现中华海洋文明的存续、进步与跨越。

海洋人力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核心动力和关键所在。实现中华民族海洋事业的复兴，离不开优秀海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党中央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为我国海洋事业兴旺发达培养强大的人才队伍。1959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成立，接着成立的山东海洋学院是我国第一所海洋综合性大学，为培养海洋科技人才作出贡献。人民群众的涉海实践是经略海洋的智慧源泉。党中央积极提供海洋科技发展平台和海洋科技创新机会，激发人民群众经略海洋的热情，最大程度发挥人民群众的海洋创新精神。

党的十八大将建设海洋强国确定为国家战略，人民群众对海洋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2016年发布《提升海洋强国软实力——全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十三五”规划》，各级各部门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海洋文化宣教和科普活动，如北京市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陆续多次举办“海洋文化节”等海洋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濒海各地也积极行动起来，如2019年青岛市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海洋教育示范城特色市的实施方案》，为推进海洋文化教育和海洋生态知识普及提供了政策支持。

近年来，海洋宣传和文化教育体系逐渐完善。各地利用世界海洋日、全国海洋宣传日每年举办各具特色的活动。舟山群岛中国海洋文化节、中国（象山）开渔节等海洋节庆，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厦门国际海洋周、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等活动精彩纷呈。全国160余家海洋意识教育基地建成，构成海洋文化宣传教育的基层堡垒。“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传统海洋文化赢得国际认可的重要篇章。我国建成国家海洋博物馆，向社会公众展现中华海洋文明的辉煌成就。海洋知识通过“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和“一十百千万”海洋科普工程等，更深地沁入社会各个层面的观念之中。许多高校开设涉海类课程，海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日臻完善。

海洋是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宝贵财富。深圳、上海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海洋为沿海城市发展和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民众生活有了切实改善。

当前，新的海洋安全问题不断涌现，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发凸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强调海上安全，致力于为人民提供和平、稳定的海洋环境。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强国际海上安全合作，协力打击海上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努力消除威胁海洋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在海盗猖獗的海域积极执行护航任务等，彰显出中国维护全球海洋和平安宁的坚定决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在全球海洋治理层面的生动实践。

三、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价值

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就是谋划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海洋面向。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传统海洋文明不断实现更新的产物，明显区别于西方近代海洋文明，接续中华传统海洋文明的优秀遗产和优良特质，实现现代转型。中华现代海洋文明蕴蓄着对中华海洋文明传承创新的理论思考，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重视海洋、向海图强历程的实践反思以及对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实现中华海洋文明的现代转型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展现出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海洋向度。中华文明并非故步自封的文明，而是敢于创新、常变常新的文明。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历程，必然是中华传统海洋文明赓续传承，并不断更新以契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过程。中华海洋文明历经数千年风云激荡而历久弥新，恰是缘于其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本质上体现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体现为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任何一个海洋强国的崛起与发展，皆仰赖于海洋经济、海洋军事、海洋科技等硬实力和海洋文化等软实力的共生繁荣，均离不开海洋文明话语权的拱卫和丰厚海洋文化的滋养。作为一个海洋大国，中国既要有海有防，也要有与之相应的海洋文明力量。中华传统海洋文明中协和万邦、民惟邦本、天人合一、海纳百川等思想智慧，既是中华民族向海图强实践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滋养中华海洋文明现代转型的文化根脉。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实践指引和文明表达。近代中国海洋事业一落千丈，复兴中华海洋文明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向海图强的努力方向。作为中华传统海洋文明现代转型的产物，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与题中应有之义。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缘起于对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奠基于近代中国海洋事业起衰振弱的探索实践。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既关乎我国海洋国家形象、海洋国家实力的评价与影响力，也关乎中华民族海洋发展事业的兴衰成败。

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关乎国家前途和中华文明未来发展。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正是对海洋强国战略的理念升华与文明诠释。“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文明现代化融合共生的必然结果，是引领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海洋强国的伟大实践中，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又实现了中华传统海洋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蓝色文明滋养

现代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海洋，失去海洋就会失去发展空间和动力支撑。近代以来，海洋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走“以海兴邦”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具体的现代化实践都必然蕴含着特定的文明观，并以此为指引展开实践。中华海洋文明是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内生动力，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离不开中华海洋文明的传承与拓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指向与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取向相一致，有学者认为，海洋强国取向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大方向、大趋势和国家宿命。正因如此，中华现代海洋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涵一致性。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海洋实践的哲思凝练，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内在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海洋实践的发展取向与进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牢固树立人民主体地位，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奋斗目标，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线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群众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参与者，也是现代化发展成果的最终享有者。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蓝色引擎，海洋强国建设秉持“共享海洋、共建海洋、共治海洋”理念，致力于让每个人享受到海洋建设发展的成果。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既是海洋强国建设的价值依归，也是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鲜明特质之一。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坚守，也是对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承继。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奉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明显不同，开拓海洋只是助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从不谋求殖民掠夺，更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邪路。“协和万邦”仍是中国高举的旗帜，“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平等互利、合作共赢。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呈现出人海和谐的鲜明特质，其强调“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治理方略，为破解人海关系恶化难题，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思想指引。

在以海强国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在文化基质上一脉相承，在价值取向上彼此涵纳。中华现代海洋文明以文化软实力形塑着中国式现代化海洋实践的发展逻辑与价值追求。

（三）开创人类海洋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近代西方国家依靠海洋侵略扩张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自大航海时代开始，海洋贸易逐渐成为现代世界发展的重要基石。西方世界凭借海洋先发优势，开始从海洋视角重新撰写世界历史。世界由相对孤立走向彼此联系的整体，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因之不断发展。海洋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使西方人意识到，只有控制了海洋的国家，才能走向帝国之巅，西方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实际上，近代西方海洋文明是海上贸易、殖民统治和大国争霸的混合体，其中生成的海盗精神和丛林法则也因西方话语霸权而升至人类文明价值观的中心地位。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海洋文明话语霸权，将大航海与工业文明成果鼓吹为西方文明的杰作和人类文明的方向，强迫其他国家认同、接受与追随，由此形成“西方文明独尊论”。近代西方国家在对外殖民扩张过程中，给东方文明打上“落后”“野蛮”的标签，并将西方的“文明”与东方的“野蛮”对立起来，宣扬“西方现代化”模式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唯一道路，以优越者姿态将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传至世界各地，阻碍了其他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西方将“文明程度”与“文明等级”划等号，将世界文明划为三六九等，这种“单数”的一元文明观实质上是唯“西”的民族优越观，有着野蛮性和破坏性。事实上，“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分，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别”。世界不同文明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无论先进还是落后，古老还是年轻，延续还是断流，世界各文明在主体地位和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应该彼此尊重。某种文明暂时先进并不意味着就高人一头，某种文明一度落后也不代表低人一等。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鼓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穷兵黩武，恃强凌弱一直是西方国家扰乱国际秩序的惯用伎俩。西方国家总是用西方文明独尊观为其霸权行径鸣锣开道，不断破坏世界和平发展进程。他们偏信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即西方现代化道路，强词夺理地宣扬西方世界是世界中心和人类文明唯一高地。这是近代西方海洋文明鼓吹的思维弊端和理论假象。其实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明形态和发展道路。

海洋文明并非西方的“专利”，海洋文明也不等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尽管近代西方海洋文明曾经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但海洋文明的发展形式并非只有依赖对外扩张与争霸的西方道路。西方强国构建起“海洋国家论”，惯以海洋文明国家自居，强调其开放性、民主性，而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排斥到“大陆国家”行列，显示出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部分学者也竭力诋毁中华文明，并以复杂心态仰视西方所谓“海洋文明”。事实上，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完全有别于西方海洋文明的中国形态。建设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实质上就是中华海洋文明的主体性建构，是呈现出超越西方文明逻辑并指向未来的新型海洋文明形态。在坚持自我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中华现代海洋文明超越文明间主观构筑的藩篱，以开放胸怀充分吸收借鉴其他文明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国家利益至上论”一直是西方国家共同遵循的国际政治圭臬，各国出于维护民族国家生存的需要，开启近现代以来的“国家战争杀戮模式”，欧洲各民族国家战事连绵不断。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并非排他性、侵略性的文明形态，而是赓续“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基因，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正确的文明观，主张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摒弃和规避西方“国强必霸”的发展歧途。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曾名噪一时，其理论基点是世界各国文明间存在的差异，认为文明间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该观点夸大了不同文明间的对立性和排他性，忽视了不同文明和平交流交融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文明观上，中华民族崇尚兼收并蓄，在守正创新基础上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求同存异”为前提，在交流互鉴中超越隔阂、寻找共识、弥补不足，实现共同发展；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超越“文明冲突论”的狭隘偏见。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绝不照搬西方海洋文明模式，而是基于海洋强国建设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形成的更高级的海洋文明形态。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具有开放、包容、共赢性，内含人类应对全球海洋问题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国命运休戚与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正是中国从维护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谋求全球海洋善治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些倡议既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蓝色动能”的实践需要，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结　语

中华海洋文明内生于中华民族数千载向海而生的历史实践中。回望过去，中华文明曾因关注海洋而举世辉煌，也因忽视海洋而陷于黯淡。近代以降，国家海权沦丧、门户洞开，中华文明遭遇劫难，沦为西方工业文明之附庸。复兴中华海洋文明亦成为近代国人超越西方、重振海洋事业的努力方向。然而，在内忧外患、国力衰颓背景下，近代国人复刻西方海洋发展道路的探索实践均难以扭转中华民族在海洋上的挨打颓势。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担负起中华海洋文明转型与复兴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传统海洋文明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深厚底蕴和内生动力。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中华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构建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实践，对于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海洋潜力、拓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海洋向度具有重要意义。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传统海洋文明成果以及近代中国百年经略海洋实践有机统一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为构建中华现代海洋文明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中华传统海洋文明的内在特质与文化根基是助推中华海洋文明现代转型的内在本质性条件，显示出文明赓续发展的历时性逻辑。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重返海洋的探索实践渐次展开，中华现代海洋文明的内涵与外延亦随之充实、壮大，形成了协和万邦、开放包容、人海和谐、人民至上的鲜明特质，展现出中华文明胸怀天下的思想格局，彰显出强大的影响力和引领力。

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既从自身过去发展中获得滋养，也从其他海洋文明中汲取经验。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既通达西方海洋文明，又超越西方海洋文明，与西方海洋文明存在本质差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崭新文明形态。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摒弃唯我独尊，不会将自身战略诉求强加于任何国家，主张不同海洋文明和发展道路交流互鉴、和谐共生，共同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格局。中华现代海洋文明提倡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依凭海洋扩张的海洋强国之路，这既是对海洋文明的创新，也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当前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海洋发展机遇，必须不断吸取中外海洋发展经验教训，创造出新的海洋文明，使之成为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文載自《東南學術》2025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