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的存在和影响贯穿中国数千年历史，正如著名历史学者冯尔康先生多年前所论，“秦汉以降的中国是变态型宗法社会”。因此，欲深刻认识和把握传统中国社会的特色，宗族就是一个回避不了的概念。但多年以来，学界对历史上宗族形态、制度、文化及其变迁的认识还不够充分，相关研究多为专题性或断代性的。前不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中国宗族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极大地改变了这种局面。该书分为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辽宋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近现代卷8卷，凡三百余万字，完整展现了中国宗族自商周奠基至近现代蜕变的历史全过程。下面为郑振满、王跃生两位学者对该书的评述及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中国宗族通史》（8卷本），常建华主编，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宗族：解释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标识性概念”
郑振满
在收到这套《中国宗族通史》之后，我基本上把每一卷都通读了，虽然不是精读，但还是受益很多。我们以前研究宗族史，通常只做专题的和断代的研究，学术视野比较局限，难免有许多知识的缺环。这套书发挥了团队合作的优势，吸收了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不少空白，可以说是宗族史研究的里程碑。以后研究宗族史的学者，自然要把这套书作为案头必备之书，在现有基础上寻找研究方向，开展学术对话。
我以为，多卷本《中国宗族通史》的理论意义，主要在于对“宗族”的概念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历史考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出能够解释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标识性概念”。毫无疑问，“宗族”就是这种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概念。冯尔康教授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实际上是“变态的宗法社会”。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宗法”这一视角，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做比较深入、系统的解释。
最近有很多关于“标识性概念”的讨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在我看来，“标识性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家都懂，但又说不清楚，因为它的内涵特别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宗族”作为中国特有的本土词汇，在英文中有不同的译法，比如clan、lineage、descent，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常用的概念，可以用来表达对“宗族”的不同理解，但其实都是盲人摸象，无法完全反映“宗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中国学者使用“宗族”的概念，通常也是各取所需，至今没有形成共识。在这方面，多卷本《中国宗族通史》做了有益的尝试，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宗族”的历史文化内涵。
常建华教授在总序中提出，“宗族”的定义应该以古人的解释作为基本依据，对此，我非常赞同。他考察了早期文献对“宗族”的解释，发现各自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实际上是多元和多层的。《尔雅·释亲》把“宗族”解释为“父之党”，就是父系亲属集团。《说文解字》解释“宗”为祖庙，“族”为聚集，所谓“宗族”就是祭祀祖先的组织。《白虎通·宗族》注重宗法制度，区分大宗、小宗、群弟、五服等不同亲属群体。因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理解宗族，可以把宗族看作一种亲属制度、祖先崇拜、社会组织、宗法观念等等，涉及面非常广，内涵极为丰富。
在这套书的写作过程中，特别关注宗族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表现形态，力求在总体上解读宗族的历史文化内涵。我注意到，各分卷作者经常组织聚会，讨论“宗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了基本的学术共识。因此，全书的编写体例比较完备，视野比较开阔，涵盖了宗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关注宗族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征。我相信，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宗族”的概念提出更为全面的归纳和阐释，可以对“家国一体”“宗法社会”等历史现象做出新的解释。
《中国宗族通史》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色。第一个特色是“通”，就是注重贯通和会通。这套书是多卷本通史，从先秦写到近现代，各卷之间必须前后呼应，才能找到贯通始终的历史脉络。例如，冯尔康先生编写的清代卷，既关注明代宗族的发展趋势，也关注近现代宗族的历史转型，从中寻找清代宗族的时代特征。我觉得，这套书找到了宗族发展的一些主要脉络，比如祖先崇拜、宗法观念、亲属组织之类，这就使全书成为有机的整体，揭示了宗族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与此同时，编写团队特别注重会通，就是力求综合考察宗族的不同表现形态和社会功能，而不是满足于分门别类的专题性研究。因此，全书各卷的论述主题，广泛涉及特定时代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不同领域，反映了宗族研究的“总体史观”。
第二个特色是“实”，就是注重实证和实践。《中国宗族通史》的论述过程，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这种从实证出发的研究取向，可以排除先入为主的偏见，全面考察宗族发展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形态，为综合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编写团队把宗族视为日常生活中的共同体，关注宗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实践过程。因此，我们在全书各卷都可以看到许多宗族发展的个案，可以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感受宗法观念的影响，从中了解宗族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的发展进程，深入思考宗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与传播机制。
第三个特色是“新”，就是通过实证研究和综合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新的解释。例如，先秦卷提出从“多子族”到“姓族”的演变趋势，秦汉卷探讨“后氏族时代”的新型父系宗族，魏晋南北朝卷关注非实体性的亲族关系网络，隋唐五代卷关注宗族的组织结构和不同类型，辽宋夏金元卷关注宗族发展的区域特征和“敬宗收族”实践，明代卷提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宗族发展模式，清代卷考察“家国一体”的历史进程和近代化转型，近现代卷关注宗族的社团化和海外华人宗亲会的发展。在阅读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富有新意的学术观点，深切感受编写团队的创新意识。
总之，在宗族史研究领域，多卷本《中国宗族通史》是集大成之作，可以启迪后学，嘉惠学林。在立足中国本土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宗族”是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即使不是研究中国宗族史的学者，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深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从商代至近现代宗族演变历史的全新呈现
王跃生
常建华教授主编的八卷本《中国宗族通史》，由南开大学中国史研究中心的专兼职学者耗时十年完成并出版，是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力作，将中国宗族史研究提升到了新高度。
一、内容与特色
《中国宗族通史》所以能成为一部优秀著作，与撰写者在以下方面所做努力密不可分。
一是充分占有不同形式的资料，特别是注意吸收最新发现的资料。本书隋唐五代以前四卷重视对《诗经》《左传》《礼记》《白虎通》《史记》《汉书》及相关时期正史资料开发利用的同时，十分注意对卜辞、金文、碑刻及其他考古发掘资料的使用、解读，大大提升了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水平；后四卷则着力从家谱、文集、方志、笔记中搜寻资料，其中近现代卷主撰者冯尔康先生还亲赴全国多地进行田野调查，获取了丰富、鲜活的当代宗亲活动材料。
二是将整体性、系统性认识贯穿于研究之中，又努力呈现不同时期的独有特点。先秦卷指出商代并无“百世不迁”“五世则迁”的礼规，别族随意。秦汉卷认为这一时期的宗族带有以父系为主、兼顾母系的二元性的“后氏族时代”宗族的特征。魏晋南北朝卷关注本时期比较显著的士族、地方庶族与汉化胡人宗族等问题。隋唐五代卷重视对这一时期宗族相关法律制度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认为宗族制度的完备性是此前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辽宋夏金元卷对不同政权下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族组织、活动和汉族传统宗族新形态充分揭示。明代卷深入探讨复兴宗族、重建社会的宗族实践（如祭祖与修谱等）。清代卷则对宗族组织的普遍建立、宗族活动特别是平民化宗族活动予以全面阐述。近现代卷将20世纪前半期宗族组织和管理的转型、195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前宗族活动销声匿迹、1980年代后宗族以新的形式（宗亲组织）重现加以勾勒。
三是对各期宗族制度、形态与前后时期的承继关系予以揭示，展现出中国宗族社会在朝代更迭中的“变”与“续”。先秦卷指出：战国以后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继承了周人从血亲纽带改造而来的统治工具——宗族组织、宗法等级制度与宗亲观念，从而缔造了中华文明绵延两千年的“宗族”特色。秦汉卷认为：秦汉社会是一个上继商周、下启魏晋的宗族制度转型时代，表现为，它克服了旧的母系遗风，父系宗族又恢复发展壮大起来，开启了魏晋社会士族宗族发展的道路。隋唐五代卷强调：本时期家礼、家学成果汇聚融通，成为古代宗族礼法的重要遗产，对宋元以后的宗族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卷认为：明代宗族是介于宋元与清代宗族形态的近世宗族的中间形态，即上承张载、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的复兴宗族重建社会的主张，并在明代历史背景下不断制度化，开启了清代宗族与官府互动的新模式。近现代卷指出：20世纪上半叶家族组织处于新旧交呈状态，既不是旧事物，也不是全新的事物，而是走在向近代社会团体转化的轨道上。
四是充分注意到宗族群体组织、类型的等级性和宗族内部关系的阶级、阶层性差异。近代之前的帝制时代，不同宗族组织、地位和功能不可能脱离王朝政治，当然不同宗族的政治参与度有别，地位和社会影响也有很大差异。秦汉卷将其分为皇族与外戚、军功贵族、豪强大族、士人之族，分别阐述；魏晋南北朝卷则对士族、庶族及其相互关系着墨较多；而宋之后，宗族的庶民和平民色彩逐渐增强，官方与宗族组织在地方社会治理中保持着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宗族类型及其演变加以分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社会阶级与阶层差异的认识。
五是重视对宗族群体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及不同地域的宗族活动特征的揭示。魏晋南北朝卷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将近七百年的漫长时间里，郡望一直是一个重要而显著的历史现象，并对此进行专门分析。而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族群体不断迁移、扩散，宗族生存的地区环境特别是经济水平、经济关系存在差异，由此宗族关系、宗族建设方式与力度等具有了区域之别，本书各卷多注意到这一现象。辽宋夏金元卷将宋代宗族分为北方、东南、四川三个区域，分别揭示其特征。明代卷提出了“闽赣皖型宗族”（聚族而居，崇祠重谱）、“江南型宗族”（役田、义田较为发达）和“粤及北方型宗族”（新型士大夫群体热心宗族建设，以此保家化俗），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南方宗族、北方宗族的二分模式。
六是将宗族相关制度分析与个案考察相结合。宗族是制度的产物，且要靠不同形式的制度来维系，本书作者将此作为分析主线。而若仅对制度进行叙述，则无法呈现丰富多彩的宗族活动。故撰写者多将具有典型性的个案（包括某些具体的家族群体活动及其代表性强的宗族人物）融入分析之中，可使人对不同时期宗族建设状况及宗族制度对族人关系和行为的影响有具体把握。
七是对宗族活动、宗族功能的正负面功能予以客观认识和评价。本书各卷作者在分析其正向作用时，也注意到其负面影响。南北朝卷认为：士族高门为维持其优势的政治地位，一直试图通过自我提高与封闭来避免衰落，这不可避免会带来对庶族及其人才的压制和排斥。隋唐五代卷指出：大家族的父兄子侄共享政治资源，成为古代政治中长时期存在的痼疾；宗族内部的等级制宗法思想观念，与法制精神往往存在尖锐的冲突。清代卷认为：宗族间因利益冲突形成的诘讼和械斗，有害于地方社会和居民生活的稳定。
八是借鉴社会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对宗族、家族、家庭这类亲属组织，近代以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学者关注较多，且形成了较系统的概念体系和分析范式。本书各卷撰写者十分注意借鉴这些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并运用到具体的撰写之中。如先秦卷在分析晚商宗族内部层级结构时，使用了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这些社会学概念，以同一生活组织内婚姻单位多少作为不同家庭类型的划分依据，加深了对当时族众居住方式和特征的认识。
二、学术贡献与现实意义
本书可谓集当代宗族史研究之大成，又体现出作者的独到分析和真知灼见，将当代宗族史研究提高到了新水平。作为一部通史，本书不愧其名，表现在，它完整呈现出中国宗族制度、宗族形态及不同宗族之间关系、宗族内部关系从商代后期至近现代的演变及其特征，且对各个时期宗族的等级性、地域性乃至民族性深入剖析，对宗族组织的功能着力探究，由此各个时期的宗族面貌和结构状态获得多角度、多侧面的反映。对不同时期中国宗族制度、形态和宗族文化的前后承继关系有深入揭示，对中国宗族的阶段状况和变迁历程形成了系统性认识，由此提高了中国宗族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由本书可见，宗族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祖先认同，宗族组织者向族众灌输一本意识，强调敬宗收族。其当代价值体现在，藉由家族一本追溯，可扩展至民族溯源，进而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使民族团结的基础更为牢固。正如冯尔康先生在近现代卷中所言：中华民族的共同观念是崇奉炎黄始祖，以作为“炎黄子孙”而自豪。而正是家族的“一本”观为炎黄认同奠立了思想基础。通过探寻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以宗族为基础的互动、不同宗族观念的交融过程和实际，将有助于提升对宗族文化在中华民族融合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本书的魏晋南北朝卷、辽宋夏金元卷涉及到胡人宗族和北方民族宗族的“汉化”问题。如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改汉姓或创造汉族式样的姓氏，以汉族模板建立本族宗族制度；元代，北方民族，特别是南迁的北方民族，在族谱编纂、族葬、祖先祭祀、家法族规、族产、字辈与排行等方面，出现了向汉人传统宗族组织方式靠拢的社会现象。总之，少数民族内迁，特别是移居中原地区，在一定时期形成汉胡混居格局，加速了其融入华夏民族的过程，宗族文化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
本书完整呈现宗规祖训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使人们认识到宗族群体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行为规范的引导在宗族发展壮大中的作用，其中所包含的优秀理念在当代社会公益建设、优良家风培养、优秀人格塑造中的积极作用也将为人们所重视。
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本书各卷作者对宗族问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令人深受启发，同时也会激发我们进一步讨论的愿望。兹略举几点。
先秦卷认为：商代族氏组织的层级结构可概括为“族长‘子’—小家庭户主‘小子’—普通成员及依附民”，这无疑是对宗族内部成员家庭形态认识的重要观点。我们想知道，这一家庭形态在商后期社会的存在程度，以及有无族群或阶层之别？
秦汉卷认为：秦汉时期的宗族带有以父系为主、兼顾母系的二元性的“后氏族时代”宗族的特征。一般而言，亲族可以将父族、母族和妻族三族包括在内，而宗族仅指父系亲属。若按此认识，就需要对秦汉宗族兼顾母系的问题进一步研究，比如亲族可以包含母族，而宗族是否可以兼顾母族？或者说，宗族是否具有父族、母族二元合一性？
魏晋南北朝卷认为：当时的士族宗族具有双家制形态，往往在城市与乡村两地之间移动，不仅使宗族具有更为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资源，同时又能很好地规避突发的政治风险以及天灾人祸。此处的双家制有无宗亲关系亲疏之不同，比如居于城市者是官员的近亲，居乡者为疏族？这种双家制是有意为之，还是因宗族成员有亲疏之别客观形成？
相信本书各卷作者会在完成《中国宗族通史》的基础上继续展开研究，同时，本书的出版也会引起更多学人的兴趣，不断将中国宗族研究推进到新的境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經作者授權发布，原載「中華讀書報」公眾號2025年11月3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