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教士、海关管理者等记述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情形大体是：气候总体上对健康有利，但也有一些气候因素不利于健康，城市公共卫生差，个人、家庭卫生意识淡薄，医疗条件简陋，传染病经常发生，人们应对疫病时多求助风水、祭拜神灵，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等。为改善不利的日常卫生状况、进行医疗传教、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居民健康，西人开展了众多医疗活动：海关管理者制定卫生检疫章程，鼓浪屿工部局治理城市公共卫生、实施相关卫生规定等；教会、外国领事等创建西式医院；教会医院成立医学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宣传疾病预防知识；医疗传教士进行疾病救治和医学研究。西方医疗卫生相关制度在晚清厦门的这些具体实践，不仅传播了西医的知识、观念和文化，促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融汇，而且使得卫生意识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人们的医疗观念和生活方式得到更新和改善。

关键词：西人记述；晚清厦门；日常卫生；医疗实践

厦门开埠通商后，陆陆续续有一些西方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来到厦门，或游历、或传教、或从事其他工作，无论是长期居住，抑或临时落脚，他们中的一些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记述下他们在厦门的所见所闻。他们观察问题的参照系往往是西方近代思想、科技以及文化生活，因而对厦门传统生活有诸多的新鲜感。尤其是西方近代科技带动了医疗事业的近代化，人们的日常卫生观念也逐渐树立，他们看厦门时，就能将厦门日常生活中相对滞后于西方的若干方面揭示出来，尽管因为文化差异，他们会存在若干误读，但这部分资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他者”视角，值得加以重视。目前学者多利用地方志、卫生专志、海关统计等资料，进行疾病与医疗卫生的整理和研究，注重对福建、闽南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成因、影响和社会应对机制的探讨，但这些资料整理和研究所依据的地方志、卫生专志以及一些民间民俗资料往往只记述重大疫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基本影响，未反映出存在于基层社会的、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疫病和医疗卫生状况，也未对西方人在厦门的医疗活动进行专门研究。而且，关于晚清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关于晚清厦门的研究几乎没有。晚清既是中国传统社会行将结束的阶段，又是清帝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阶段；既是中国社会逐渐转型的阶段，又是中国与世界接触、碰撞、交融的阶段。厦门是清代最初对外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游历者、传教士、商人、海关管理者、教会等很多西方团体或组织纷纷来到厦门，许多中国人从厦门走出国门或陆续回到厦门地区。晚清许多疾病伴随这些人口流动不断出现在厦门地区，对晚清厦门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教士、海关管理者等不仅记录了晚清厦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医疗卫生情况，而且记述了西方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医疗实践。从医疗卫生的角度解读这些资料，可以了解基层社会的卫生情形、人民大众的健康卫生意识和日常的疫病应对以及疫病发生或散播的社会经济文化根源，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海关等西方人在晚清厦门的医疗活动。鉴于此，本文以西方人的记述为主要参考资料，重点关注晚清阶段，叙述晚清厦门社会的日常卫生状况，探讨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海关等西方社会团体与组织的疫病应对和医疗实践，从疾病和医疗卫生的角度深化认识西方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区域历史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晚清厦门的日常卫生状况

从医学角度探析疫病发生、传播、预防和治疗有利于准确解释历史上疫病的成因和影响等问题，但生活在晚清厦门的民众和游历、居住、工作在此的传教士、海关人员、教会医院等西方社会团体和组织对医疗卫生的认识和探讨才是历史情境中的真实存在。透过他们的行为、见闻和记述可以较好地把握人们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在这些环境中的生存体验、情感表达和精神面貌。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西方人着重记述了晚清厦门气候、城市公共卫生、家庭卫生、医疗条件、传染病流行情况、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医疗资源的分布等方面的日常情形。

（一）气候总体来说对健康有利，但有一些气候因素不利于健康

很多到此游历的传教士都称赞厦门气候宜人，对健康有利。英国传教士乔治·休士反对厦门气候有损于健康的说法，认为厦门气候“对健康极为有利”。英国另一位传教士塞舌尔·包罗引用海关医官孟逊的话说：“对于现今住下来的欧洲人来说，厦门的气候还是有益健康的。”同时，这两位传教士也注意到了气候对健康不利的一面。乔治·休士认为：“（厦门）雨下得反复无常。因为大多数天气是干燥的，常常有好几年雨量不足，结果导致了饥荒或贫困，某种传染病也会随之而来。三年大旱之后，今夏我们雨水充足，贮水池和井又满了，时间一长，没什么用处，水也会发臭。”降雨无常引起饥荒、贫困，传染病极易爆发和散播。塞舌尔·包罗说：“长时间住在厦门口岸的外国人看起来很健康，没有居住在热带国度的欧洲人那种普遍的疲倦现象。厦门气候最大的影响是对神经和心理，除了很年轻的人，很可能多少都有神经衰弱、健忘等等毛病。本地人也有这些症状。毫无疑问这是长时间的高温与少有的使人懒洋洋的空气所致。”可见，厦门岛气候总体有利于健康，但高温、空气等一些条件长期来说对人的健康有不利的一面。

（二）城市公共卫生差

厦门非常脏乱的城市环境令许多传教士印象深刻。19世纪末来到厦门的美国传教士毕腓力分别记述了鼓浪屿和厦门的卫生情况。他对鼓浪屿的评价是：“1841至1842年外国人首次在这里居住的时候，鼓浪屿和厦门都没有被看成是天堂。事实上因为到处肮脏和污秽，鼓浪屿要比厦门还不利健康。1841年英军驻扎在岛上的时候，上百人发烧病倒。因此，鼓浪屿对40年代早期来到这里的传教士和商人们并无魅力可言。”他对厦门的评价是：“厦门有一个几乎很多城市都有的名声，遗憾的是厦门更加有名。它被称作是中国最脏的一个城市。厦门的脏臭名气一直很大，这从城市外观上可以看到，鼻子也闻得到，只有那些鼻子有毛病的中国人是幸运的。就我们所知，这里只有一个传教士，他是这个地区最敬业的传教士，厦门的脏臭可以解释他敬业的原因。”乔治·休士也说：“厦门的城镇和中国大部分城镇一样，都肮脏至极。狭窄而且没有规则的街道极其污秽，弥漫着各种混杂的气味。”英国另一位传教士麦高温记述：“狭窄弯曲的街道，不结实的平房，坑坑洼洼的道路，贫困人家住宅的简陋，以及不论穷人富人都具有的那可怕的令人厌恶的气味等等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特征，这些都给那些四处游览、寻找新奇的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可见，脏臭、藏污纳垢、街道狭窄脏乱是厦门城市日常卫生实态，其卫生状况令人堪忧。在当时西方人的印象中，厦门城区“是各种疾病的温床，其中瘟疫和霍乱较为突出”。

（三）个人、家庭卫生意识淡薄

据麦高温记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环境都处于一种脏、乱、差的状态。当你走进一个属于中下层阶级的家庭时，你会为自己所看的景象感到震惊……屋里的东西肮脏而破旧，被摆放的到处都是，一点也没有整体感。地面上满是灰尘，虽然中间的空地好像时不时地被打扫过，但桌椅尤其是床铺下面的积尘和头顶椽木上挂着的蜘蛛网充分表明已经好久没有人光顾过了。”麦高温的描述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晚清厦门个人的、家庭的卫生环境应该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四）传染病经常爆发

在晚清70年中，厦门有将近30年的疫情记录。1872-1911年的厦门海关报告中就有8次传染病流行的记载。在1882-1891年海关报告中，海关税务司许妥玛记述：“本地居民中仍普遍流行有传染性的多种疾病。除已提及的霍乱外，还流行热病。病情严重且常是以致命。热病一般流行秋天；而天花则在冬天流行。但这些疾病并未侵袭本地的外国居民。”在接下来的海关十年报告中，海关税务司习辛盛说：“自从1895年以来，厦门瘟疫盛行……霍乱同样每年在本口岸发生。”在1902-1911年海关十年报告中，海关税务司巴尔记述：“本地的健康状况相对尚好。瘟疫每年都有规律地发生，但疫情轻重程度不一……本地没有严重的霍乱发生，尽管几乎每逢夏季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患者。痢疾和麻疹每年都会重复发生。但并没有造成流行病。1909年春季，天花大规模流行。”可见，瘟疫、霍乱、天花、热病等常常出现，甚至成了“有规律”的事情，而且有些疫病严重威胁着厦门本地居民的生命安全，仅1911年“鼓浪屿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为216人。其中49人死于流行病，其构成情况如下：天花1人，霍乱3人，伤寒症10人，肺结核23人，黑死病12人”。

（五）人们在疫病到来时多求助风水、祭拜神灵

传统的社会习俗、恶劣的城市和家庭卫生环境、淡薄的卫生健康意识以及简陋的医疗条件使得普通民众多把疫病归咎于恶魔鬼怪，看风水、祭拜神灵是人们祛除恶魔和消除恐惧的经常性应对方法。麦高温较为详尽地记述了疫病中民众的行为反应：

瘟疫夺去了人民的生命，洪水和干旱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居民们纷纷开始绝望了。这时，人们开始寻找造成这些灾难的原因。最终人们发现，这座城市没有风水。当然，现在是很容易解释瘟疫是怎样在城市狭窄的街道、拥挤的住房中蔓延起来的。这不是由恶劣的卫生条件、排水系统的缺乏而导致的，而是由于没有风水，致使恶的力量在这座城市肆意横行的结果。于是，城里的居民们请来了远近闻名的风水先生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先生建议应该在城内建两座宝塔，东边一座，西边一座。居民们照办了。各阶层人士为了建塔，毫不吝啬，纷纷踊跃捐献财物。最后，宝塔终于在人人都能看到的街道和土地上屹立起来了。在宝塔的庇护之下，居民们顿时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他们相信袭击这座城市的恶魔已被镇住，灰溜溜地逃走了。今天，这座城市已变得繁荣兴旺。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商人们从本省各处赶来，在这里摆摊卖货。城里出的精英人物遍布国家的各个角落。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那两坐镇妖宝塔的功劳。

居民在风水先生的建议下群策群力建起镇妖宝塔，希望借助宝塔的力量驱赶走恶魔，并且对宝塔的作用确信无疑。他们对其他原因不屑一顾，“如果瘟疫横扫了一座城镇的某个地区时，人们会对这是由于饮用水不洁或污水横溢造成的设想持以最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会轻蔑地问到，‘城里人的健康和难闻的气味之间能有什么联系呢？’他们会告诉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可见，民众多把疫病看作是恶魔袭击城市，并不考虑现实的医疗卫生状况，也没有意识到疫病与周围卫生环境的关系。恐惧弥漫在人们中间，居民合力建造镇妖宝塔，以取得心理安慰。当发生瘟疫时，民众处于“绝望”的一种心理状态，他们向巫师求助，力图驱赶妖魔。麦高温看到这种情形，也不由感慨：“在这里，霍乱、瘟疫和感冒到处流行，人们内心承受着生活的痛苦，用可怜的精神胜利法来苟且度日，并尽可能地从这失去了浪漫和诗意的生活中找到乐趣。”

此外，祭拜神灵是居民另一种经常性的选择。麦高温记述：“染有疾病的人去任何一座普通寺庙都可求治，这种寺庙随处可见；但像疯癫、中风、瘟疫这类被视为因恶魔缠身而导致的疾病，就应来向‘帝王’（城隍）请愿方能治愈了。”民众得病时会根据疾病的种类和程度来选择拜求不同的神灵。《申报》报导，1894年厦门爆发鼠疫时，“人心惶惶，朝不保暮，游手好闲之辈遇事生风，或欲舁关圣像出巡，或欲求玉皇上帝免疾”。由此可见，民众在疫情面前确实处于一种恐惧、紧张的心理状态，并且他们对神灵能够帮助他们祛除疫病深信不疑。

其实，麦高温所述反映的是一般状况，当我们深入认识疫病时，或许对这种行为会有更全面的理解。在历史时期，疫病来势猛、频率高、传播快，一旦被传染就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如近代闽南鼠疫的病死率高达近90%，人们更无法预知疫病何时到来、程度如何，因此，虽然疫病中的人们诉诸风水和祭拜神灵不可能真正消除和预防疫病，但从麦高温所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人们会从这种活动中得到极大的精神安慰和对生活的信心。

（六）医疗条件简陋

麦高温详述了他在厦门所见到的医生的状态：

在中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人人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公开地行医……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学识的面孔……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方一流的内科医生头疼的疑难杂症。

一位满脸脏兮兮、油乎乎，衣服上积满了污垢，浑身脏得连你都不愿用一副钳子碰一碰的中国人，偏偏吸引住了你的视线。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没有超人的才智，极易令你不屑一顾，不愿与之相处，可就在这时，却有人会在你耳边轻声说，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业余医生，曾经治愈过许多人的病。

我所遇到的这类大夫都能在不一会儿的功夫，为需要有很高技术才能治疗的疾病开出处方……通常，一个人如果想要以行医作为职业，就要学习古代名医的著作……他们相信，如果掌握了这些知识，就能医治那些著名的医生曾经成功治愈过的疾病。中国人不相信在医学上有独创性的发展，他们认为，今人的身体构造与古人没有什么不同，既然足智多谋、才华横溢的古人已经研究过人类的疾病并为后人留下了他们发现的结果，那么，现在的人只要确定无疑、充满信心、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接受那些书中记载的处方就行了。

虽然麦高温的叙述有些夸张，是以西方的经验判断晚清厦门医生的医术，可能不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但从这些医生的医疗实践来看，治疗疫病的卫生条件以及医生个人的卫生观念本身就令人怀疑医治疾病的效果。并且他们所掌握的医疗技术和治疗方法依然延续着传统中医的知识，麦高温就注意到当时的医生把疾病统归为两大类，治疗方法因此也模糊地分为两种：“中国的行医者把这个国家的人所染上的很大一部分疾病的病因主要归为两类，即是‘受寒’和‘受热’。因此，药物乃至食物均被分为两大类，即‘凉性’和‘热性’。当一个人病倒了，他的血液循环变慢，浑身乏力，丧失了生命的活力，那一定是由引起体内燥火的食物及药物所致；相反，如果他在发烧，脉搏过速，就要使用凉性的药物。”虽然延续千年的中医有非常深厚的医理和较为完善的治疗方法，但在晚清厦门已经出现原来根本没有的疫病，例如鼠疫，所以医生依然沿用旧有的医疗知识显然已经无法应对这些疾病。

（七）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

虽然晚清厦门口岸已经引进西方的卫生防疫制度和现代救治技术，一些靠近口岸的居民已能够运用这些医疗资源，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仍要依靠“江湖郎中”进行疫病的救治和预防。传教士麦高温记述了农民在疫情中遭“江湖郎中”蒙骗而丧命的事情：

在条件如此优越的城里，他们的特殊本领不能像在乡村，尤其是在集贸市场上那样得到充分展示，因为城里人聪明敏锐；而众多适合他们的乡村集贸市场，却有他们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中国的病人更易轻信大夫的人了。他们选中了一个人多、显眼的地方，展示那些能在农民及乡巴佬身上创造奇迹的存药，围观的人们正带着好奇的眼神盯着这些千奇百怪的药品。

……

在那个乡下人得知这个聪明的郎中有能治好他的药时，脸上露出了宽慰的表情，他亟不可待地买了一些药丸，忙着赶回家去告诉他妻子今天这个重大发现，要不是这个郎中医术高超，他过两天就会命丧黄泉了。

当然，并非所有郎中都在行骗，一些郎中走街串巷看病可能是当时乡下人所能分享的比较好的医疗条件，但乡下人的无知和“江湖郎中”的没有良知使得农民面临着极其恶劣的医疗环境，疫病无法得到医治。

从以上西人论述可知，他们对晚清厦门的日常医疗卫生状况很不乐观，积极的卫生意识和健康观念还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或者恐惧疫病或者借助风水和神灵寻得心灵慰藉和影响情况，许多疫病，例如鼠疫，在厦门的出现与厦门开埠后和外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频繁的贸易往来、人口流动有关，并非本地固有。不过，从西方人对晚清厦门的医疗卫生状况和疫病救治条件的描述可以看出，一旦疫情爆发，无论其源于国内还是来自海外，恶劣的家庭与城市卫生环境、简陋的疾病治疗条件以及淡薄的卫生和疫病预防观念无疑会加重疫病的社会影响，甚至成为疫病广泛传播、造成巨大影响的社会文化根源。当时，晋江、泉州、莆田、福清、龙海、漳浦、漳州、同安、南安等县首次鼠疫发生都是由厦门传入的，厦门成为整个闽南地区鼠疫传播的中心。

二、西方人的医疗活动

（一）西方人医疗活动的概况

西方人在此游历、居住时也会不断遇到疫病侵扰，为了融入地方社会、保障自身的健康，也力图通过医疗进行传教，他们开展了许多医疗卫生活动，主要包括：第一，海关等管理者制定医疗卫生章程、治理城市公共卫生、实施相关卫生规定等；第二，创建西式医院。19世纪末，厦门第一所正规西医医院救世医院在鼓浪屿建成，之后，博爱医院、私立鼓浪屿医院、晋惠医院、神州医院等西式医院纷纷建立；第三，成立医学学校，开展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宣传疾病预防等医疗卫生知识；第四，医疗传教士进行疾病救治和医学研究。如英国传教士孟逊（Patrick.Manson）在厦门工作二十多年，先是担任厦门海关关医，后来专门研究热带病学。1871年，他与缪拉（Muller）在厦门发现疟疾病例，并于1878年提出蚊类与疟疾传染关系的报告。孟逊医生还以鼓浪屿救世医院为实验基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医学研究。虽然这些医疗活动是西方殖民侵略的附带产品，但他们确实在晚清厦门实践着西方近代医疗卫生相关制度和技术，在不断传播着西医的观念和文化，对近代厦门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开拓意义。下面以疫情爆发时西方人的应对和鼓浪屿救世医院的日常医疗实践为例，来探讨这些医疗活动所反映的卫生观念、制度、疫病应对机制及其历史作用。

（二）西方管理者应对疫情的医疗行政

随着厦门海关的设立，厦门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迅速发展，厦门港也成为移民出洋和华侨回国的重要中枢，除了厦门本地卫生状况不佳的因素外，许多从南洋归国的侨民不时会携带传染病上岸，造成厦门口岸经常发生疫情。在厦门开埠到海关由西方人管理之前，我们未看到官方的疫病应对方法。西方人接管厦门海关后，为了维护口岸正常的社会秩序、海关贸易的顺利进行和居民的健康，随着一次次疫病的流行，管理当局逐步完善卫生检疫制度，预防疫情的扩散。1862年4月14日，厦门设海关，聘任医官兼管海港检疫。1873年8月21日，因新加坡、暹罗等地发生霍乱，厦门关拟定“厦门口岸保护传染疫症章程”，计三条：第一，凡有船舶由新加坡、暹罗有瘟疫病症的地方来厦应在口外头巾礁停泊，听候海关医官上船查验；第二，凡有此等船舶在口外不准擅动，禁止旅客及行李、货物起卸，俟得到海关准单方准起卸；第三，如有违犯以上章程者由该国领事官照例罚办。1874年7月20日，厦门口岸首次发现染疫船——来自曼谷的德籍“Brami”轮有中国患者死于霍乱。厦门关颁布卫生条例，在1873年“厦门口岸保护传染疫症章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检疫港口包括所有疫港及疫船悬挂黄旗等事项。据《申报》报导，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而厦门还未发生时，驻厦外国使领馆援引菲律宾防疫章程会同厦门地方官说：“香港病疫，厦门恐有传染，拟议防疫章程，禁止由香港来厦洋船只入口。业经议定，中西各官会衔出示晓谕，于五月十五日为始，凡由香港粤东来厦之船，一律照章施行，违者归本国官究办。”虽然驻外使领馆的申述明显带有殖民色彩，但不难看出，他们对疫病非常敏感，比厦门地方官员更加关心疫病状况，更加重视防疫工作。1903年，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之后，其统治机构工部局颁布了《鼓浪屿工部局律例》，其中对防治传染病专门作出了规定：“本鼓浪屿各铺户及肩挑贩卖一切事物者，如鱼肉水果等物，时时用网盖遮，以免蝇蚋集传染疾病。若夫挑贩之布盖，亦须先带到本局查验适当，方能准用。所有冰水冷水及剖开之生果，不论铺户或挑贩，由本日起，一律禁止售卖，以防暑天传染疾病。倘敢故违，立即捕办不贷。”规定既细致又严厉，虽然带有欺压本地居民的意味，但显示出管理当局对卫生和疫病防治的重视。

这一系列行为反映出海关、鼓浪屿工部局等管理者对疫病是否会影响厦门以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已经有较为充分的估计，所以才能反应及时，在东南亚地区发生而厦门地区还未出现疫情时就出台相关措施加强口岸的疫病防治，在厦门出现传染病时已基本建立了应对疫情的有效医疗运作机制，从而保障了海关社会秩序稳定和口岸贸易有序发展。1891年，海关税务司许妥玛在海关十年报告中写到：“实行检疫制度后，再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不幸情况发生，厦门海关因而免于遭受流行病之灾难。”而且，这些在应对疫情爆发期间制定和实施的检疫措施和卫生章程逐步成为厦门制度化、规范化的公共卫生制度。从19世纪70年代到共和国成立前，疫病情况、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居民健康等医疗卫生状况逐渐成为海关年度报告和十年报告中的重要内容和近代厦门日常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鼓浪屿救世医院的日常医疗实践

以上是西方管理者应对疫情时的医疗行政举措。其实，西方人在晚清厦门进行医疗活动的主体是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及其附属医学学校，这些团体和组织长年留在厦门，已经是晚清厦门社会的一部分，从鼓浪屿救世医院的医疗活动中可切实感受到西方人所进行的医疗活动已成为晚清厦门社会日常生活的一端。鼓浪屿救世医院自1898年成立后开展了多方面的医疗卫生实践活动。

第一，救治病人。救世医院不收药费、治疗费及住院费，仅收相当于5美分的伙食费，完全靠自愿捐献维持。英国传教士塞舌尔·包罗记述：“到1906年底，（救世医院）已治疗病人85758人次，完成手术4865例，在医院培训了21名医疗学生。”据美国传教士马休斯记述：“救世医院和威廉明娜医院（救世医院分院）开办以来的12年间，住院病人超过17000人，门诊病人也超过了135000人。该院做过7500多例各种各样的外科手术。”医院不仅向官绅富人开放，而且也尽可能为普通贫苦民众提供帮助。“大多数病人来自厦门周边的乡下。许多是住在离那座小县城多日旅程的人。还有些是从马尼拉和仰光来的，偶尔也有遥远省份的流浪者因为意外事故而来求治。各色人等都有，很多满身污秽、困顿卑微的乞丐到这里来。有钱人在医院租住病房，有些在治愈后慷慨捐款。”可见，尽管医院建设之初带着浓厚的传教色彩，但优良的医疗条件、免费的医疗救治确实让众多病人得到实惠，所以救世医院不仅在当地人中得到了很好的口碑，而且其名声远播海外。

第二，走访病人。救世医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病人的家访，在医疗活动中与患者或居民互动，并借机进行善款募集和传教。郁约翰医生的工作自述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另一件工作是对病人的家访。他们中有许多有钱人，并且乐意为医生的工作付费，知道医生的收入就是对医院的支持。有时我们的家访也遇到古怪的事。数年前有一天，我们的一个医生去探访一批瘟疫病人。这天又热又闷，肮脏的街道底部覆盖着阴沟，散发着难以形容的臭味，一具尸体盖着稻草席躺在街上。到处有写着“求平安”的红纸贴在门上。空气中弥漫着烧纸钱和为驱逐恶魔而燃放数百万发爆竹的烟。家中躺卧着一个临终的母亲和她刚生下来的婴儿。在那又黑又湿且充满臭味的房间里，容不下5个人。12个或更多的邻居来看外国医生工作。恶浊的空气、妇人的哀号和临终妇人脸上绝望的凝视，令人难以忘怀。那时，基督的爱似乎不能给这个家庭带来平安。

第三，设医学专科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学生大部分来自鼓浪屿寻源中学。学习科目包括物理、化学、胚胎学、组织学、生理学、解剖学、内科、外科、眼科、妇产科、小儿科、皮肤科、检验科等。学校采取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上午学生跟随医生到各科见习，下午上课。课本按照中华博医会出版的教材和一些外科教材。”1900年至1932年，医学专科学校共培养六届毕业生共40人。学校为闽南培养了不少医疗人才，黄大辟、陈天恩、陈伍爵、林安邦等均成为闽南名医。他们接受西学教育，传播西医文化，成为厦门城及其周围地区宣传卫生知识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广泛传播有关如何采取措施——通过生活卫生和生活方式——来防止流行病扩散的知识。”据郁约翰医生记述：“第四种工作是每周九小时的教育。课程为5年，及格者颁给一份表明工作量的证书。此后，学生们出来在群众中做事，救助困苦。多种方法的教育工作已成为我们事业最可喜和最有益的部分。毕业离开救世医院的，没有一个不是基督教徒……他们一些人已在非基督教徒中树立了良好的影响，其中有一人很可能是整个地区最有影响的基督教徒，他现在和过去都是教会的年长者、厦门市政会和华人议事会的成员，也是教会内外多种慈善组织的成员。尽管他是名人，然而常常看到他在星期天走好几里路到聚会所为在那里的祷告者进行传道。”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让医疗卫生意识、疾病预防逐渐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得许多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善。

第四，与中医进行交流，逐渐认同中医。在晚清厦门，西医没有完全排斥中医，还主动与中医交流。例如，一名婴儿被救世医院院长郁约翰诊为死症而中医叶豆仔却将他救活，郁约翰不了解中医是如何诊治的，于是亲自登门拜访。后来，鼓浪屿工部局也为叶豆仔赠挂牌匾。可见，作为救世医院的首任院长，郁约翰没有像传教士那样怀疑中医，而是主动上门与叶医生交流，这无疑为近代厦门中西医之间的相互借鉴、逐步汇融起到表率作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西医在晚清厦门并行不悖：在鼓浪屿租界时期，众多中医都获得了鼓浪屿工部局颁发的行医执照，1884-1903年，在鼓浪屿开业的个体中医就有10位。中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

第五，为医院募集善款。1904年，郁约翰赴荷兰度假。在此，他到处宣传鼓浪屿救世医院对护士的需求，希望能有护士到厦门工作。他的呼吁得到荷兰女王威赫明娜的支持，立即派遣两位护士来厦，并在救世医院旁开设女医馆，荷兰王室还提供培训护士所需的资金。为感激荷兰女王的义举，郁约翰将女医院称为“威赫明娜女医院”，救世医院的全称改为救世男女医院。

无论是救治病人、走访病人还是开展医学教育、与中医进行交流、募集善款，郁约翰和鼓浪屿救世医院进行的医疗活动实践了西方医疗卫生制度，传播了西医知识和文化。他们既包含西方教会传教的主观目的，也夹杂着个人事业、生命和情感；既是中西民间通过医疗活动交流的史实，也是近代厦门医疗事业起步和发展的重要基石。1910年，郁约翰在鼓浪屿为人治病时不慎染上疫病而逝世，西方教会、中国教会、救世医院及其学生、不少得到救治的中国人等都加入了追思郁约翰的队伍，并在鼓浪屿为郁约翰建造了纪念碑，中国人也开始长期为救世医院捐款。救世医院、郁约翰和其他医疗卫生人员通过医疗卫生活动与厦门民众和本地社会组织之间进行了长期的互动，已经在民众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晚清厦门日常卫生与医疗的变迁

海关、鼓浪屿工部局等管理者应对疫情的行政举措是对西方港口卫生管理制度的具体实践，就其性质来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实现和保障西方人在厦门的政治经济利益；就其作用而言，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疫病的侵扰，减轻了晚清厦门社会民众的损失和负担，为近代厦门医疗事业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及其附属学校开展的医疗活动虽带有浓厚的传教色彩，但它们形成了西医医疗制度、医术与文化在厦门传播的重要推动力，促进了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融汇。正是在疫病这一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中西方对各自的医学从不理解、不相信逐渐转变为相互尊重、相互借鉴甚至共同合作。例如，英国医疗传教士孟逊为让人们看清他用的是外科手术刀而不是餐用刀叉，就在临街处开了一间诊所，后来他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他发现西医对热带疾病无能为力，而中医的一些传统疗法却管用，于是在中医刺激和启发下研究热带疾病，最终取得了令他声名远扬的医学成就，病人纷纷向他求医。也正是在西方医疗活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积极健康的卫生意识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方式在改善、医疗观念在更新。例如，1911年海关税务司巴尔记述：“和30年前本地出现的反对为预防天花种痘一样的偏见，防止了瘟疫血清的广泛应用。现在，人们已认识到种痘对制止天花灾难的益处。因而在适当时候，现在的错误看法可能会同样消失。”又如，鼓浪屿工部局成立后，颁布实施“鼓浪屿公共地界规例”，二十条中有七条涉及城市公共卫生和家庭卫生。当地居民刚开始还不理解、不适应，清政府设在鼓浪屿的司法机构会审公堂曾审理过外国人状告中国人违反卫生规则、污秽马路的案件，会审公堂处罚了相关责任人。后来，鼓浪屿人逐渐给外边的人留下非常“斯文”的印象：他们讲卫生、爱花草、守秩序、素质高。整个鼓浪屿也从鸦片战争时“荒草乱石”之地、“英国士兵驻扎在此时频频病倒”之地转变成西方列强竞相建立领事馆、西方人和富裕的华侨竞相在此定居的“海上花园”。显然，卫生意识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西方长期进行的医疗实践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结  语

晚清是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一个阶段，厦门是晚清最初开埠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各种中西方因素在此出现、碰撞与磨合。西方人的所见所闻以西方社会文化为参照背景，侧重于晚清厦门的社会医疗现象和民众日常生活状况，虽然未对疫情成因作深入的剖析和考察，但从他们对厦门疫病卫生状况特别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卫生行为的记述可以得知：人们普遍生活在疫病预防知识匮乏、公共卫生恶劣、私人卫生观念淡薄、应对疫病的方法缺乏科学性的环境中，而这些日常卫生因素往往成为晚清以来疫病爆发、扩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根源。在海关、鼓浪屿工部局等管理者的医疗行政以及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的医疗实践共同推动下，西方卫生、健康和生命等行为与观念开始在厦门传播、实践，虽然民众还未完全接受并实践西方近代疫病治疗和卫生观念，但晚清厦门医疗事业在近代防疫知识和卫生实践的传播和影响下开始成为管理者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厦门的日常卫生状况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善。西方社会力量在医疗活动中与中国个人、团体或组织进行了广泛的互动，从这些互动中不难看出，西方人的医疗实践更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对人们思想和行为观念的影响，卫生意识和健康观念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晚清厦门，疫病的散播并非只发生在西方殖民者管辖的厦门海关和鼓浪屿，但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晚清政府并未切实重视医疗卫生，地方官员甚至首先躲避疫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任兴泉永道台“因厦门疫气未清，恐被传染，暂住鼓浪屿公馆，准备等疫情过后再赴厦门岛任职”。由西方人管理的厦门海关和鼓浪屿工部局以及由医疗传教士、教会医院开展的疫病救疗和卫生实践在晚清厦门医疗卫生史中扮演着主导角色，而且对民国时期厦门现代卫生事业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具有开拓作用。

（本文原載於《社會科學》2012年第9期，頁144-153。註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