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

图：叶坪革命旧址群

（图片来源：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网站）

内容提要：划分阶级成分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土地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政治传统。这一政治传统的最初形态可以追溯到1933—1934年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经济因素为标准的阶级成分划分开始在革命中得以大范围实践，同强调情绪性和斗争性的社会动员一并构成“查阶级”的重要内容。基于查田运动的这一制度史意义，本文对查田运动得以发轫的社会历史场域进行了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再考察。本文将中共党史、革命史与地方社会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方志谱牒、回忆材料、报刊杂志等多种史料，通过对瑞金地区苏区时期革命史的重新解读，揭示查田运动得以发轫的社会与政治场域，由此呈现出宏观意识形态、现实斗争形势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由此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权在独立掌握武装和建政初期，将“革命”落实到地方社会时所面临的一系列局限与困境。

关键词：查田运动　意识形态　土地革命　宗族　查阶级

一、引论：重返查田运动的历史现场

（一）查田运动的制度史意义

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三年在江西苏区关于查田运动的三篇著作。虽然当时江西苏区的情况与今天解放区的情况并不相同，党的政策口号也与今天并不一样，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也并不能在今天各解放区都能适用，但毛主席在当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及其所指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直到今天仍有许多是相同的和适用的。故特加以翻印，发给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各级干部阅读，作为借镜。

上述引文出自刘少奇为1947年11月晋绥地区太岳新华书店编辑出版的《查田运动》一书所撰写的前言。从中可以看到，中央苏区时期查田运动中所形成的历史经验，在十多年后的解放区土地改革中依然有着重要影响。具体来说，194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文件的指示，并明确指出：“一九三三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之《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其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项政策是过左的错误政策，但关于阶级成份的规定（即两项文件的主要部分）则是基本上正确的。”

在这个意义上，发端于1932年初的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尽管只持续了短短几年时间，但其中所形成的关于农村社会阶级成分划分的具体标准以及“查阶级”的政治传统得以保留下来，从而在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中发挥着重要而深远的作用。这些构成了笔者对查田运动进行再考察的重要动因。

（二）既有研究状况概述

在已有的研究中，有的学者重点讨论查田运动究竟是否属于“正确路线”或者是否属于“左”倾错误，从而陷入传统党史研究中的“路线之争”。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将经济等层面的原因理解为查田运动的重要因素。黄道炫认为，支持苏维埃的财政需要也是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诱因。苏区发展早期，中共财政来源多依赖打土豪的收入，随着苏区内部打土豪的结束和苏区外围的相对固定，加上赤白对立影响和国民党方面的封锁，苏区财政供给面临严重困难。

温锐等研究者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查田运动以及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进行了考察。他根据查田运动的既有数据，指出在查田运动前，地主与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平均数量已经低于江西省人均土地占有数量，进而认为查田运动是之前正确土地革命运动的倒退。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研究实际上没有摆脱“左”与“右”的路线评判，将查田运动的性质界定为“全面贯彻‘左’倾政策”。

也有学者从社会动员的角度考察查田运动，认为查田运动构成了苏区时期民众动员的驱动器，并强调其本身的政治意涵，即“通过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动员方式，来重组农村基层组织，从运动中产生大批的既富有革命激情又具有乡村工作能力的基层骨干，同时洗刷出大量的阶级异己分子”。

黄道炫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试图超越上述研究的局限，并未单纯从意识形态层面的“左”或右出发，也并未局限于社会动员的单一视角，而是对查田运动进行了“总体”考察。他认为查田运动本身有着其具体的政治经济目标，同时运动的领导者本身又有着非常微妙而复杂的历史处境，加之在整体形势判断和实际操作中的过火倾向，以及赣南闽西地方社会本身宗族组织发达所造成的阶级分化层面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等诸多复杂原因，导致了查田运动中诸多问题的出现。但是这一研究依然留下许多“未解之谜”，例如：查田运动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查田运动缘何在1933年2月提出，却选择在云集区叶坪乡进行试点？查田运动这场革命运动的发端，与赣南闽西地区宗族组织的高度发达这一社会特征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徐秀丽、黄正林（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除上述研究之外，始于美国学者范力沛（Lyman Van Slyke）的“根据地研究”范式的地方精英论给了我们很大启发。韦思谛承袭着这一传统，试图解释苏区土地革命的具体效果。他认为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与分田实践并没有真正完成社会动员，其原因在于党往往依靠地方社会中的青年学生群体首先在本地发动革命，进而会被作为有经验、有能力的革命干部被派遣到非本籍的乡村地区指导革命，并由此形成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两个群体。外来干部与本地革命骨干之间，在分田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诸多分歧。后者一般会对侵害自身以及地方利益的土地政策进行抵制，而前者往往为了完成革命任务，通过包括强制手段在内的各种方式来应对这些本地干部的抵抗。如此就构成两个不同干部群体之间基于各自的“利益”而形成的冲突以及权力争夺。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革命本来可能实现的动员效果也就大打折扣。王才友将这一研究思路延展到了对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研究之中。

此一范式提示我们，必须在具体历史的意义上考察查田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诚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局限于地方史的视角，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同样以“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的区分来理解查田运动。本文将分别从意识形态、现实政治斗争与地方社会这三个层面，对查田运动发端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与讨论。

（三）查田何以可能：一段尘封史料中的疑问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份，上级让我兼任云集区的区委书记。在这之前，仅四月至十月，就换了四个区委书记。这说明当时的工作是困难的，形势是复杂的。为什么云集区的工作推不动呢？……原来大家对一九三○年和三一年两次分田运动不满意……我从积极分子那里还了解到，有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分子，还混进了区、乡的党政组织，掌握了一部分大权。那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还经常写诬告信，对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打击陷害。这些人自己有文化，一般都是自己动手写状子，有的人还出钱雇人写，写好状子，他们又利用同族同姓收买拉拢一些人，在状纸上签名盖章。更可恨的是，有些富人还私刻图章改在状纸上，本人还不知道。当时中央工农检查部有个控告局，局长是陈紫峰，在苏区设了很多控告箱。控告局接到状子，认为这是“民意”，不做调查就乱处理，使一些积极分子受到迫害。叶坪乡前两任乡主席，就是因为得罪了地主富农，一个被冤杀了，一个被撤职查办了。当时我还了解到有些地主富农，正在策划写信控告叶坪乡新任主席朱先祺。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分子和群众不敢讲话，不敢做事，动荡不安……我感到这些问题很严重，应该解决，而自己又无法解决，于是我便到县委去汇报。县委负责人说：“你们那是苏区中央局所在地，中央经常有人去，我们不便领导。”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情很沉重又很着急，觉得这样下去不知又有多少党的好干部、积极分子遭到迫害。怎么办呢？最后，我想到去找毛主席。

在查田运动最初发轫的1933年2月，担任瑞金县云集区区委书记的是朱开铨。上述出自朱开铨忆述材料的引文，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云集区成为“查田运动”试点的“引火线”。正是有了上述问题，朱开铨才找到毛泽东反映问题，而当时的毛泽东也由此到云集区召开座谈会与调查会，云集区叶坪乡藉此成为查田运动的试点。然而这段尘封的史料却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需要面对的问题：

首先，查田运动究竟为何发动？按照上述材料提供的线索，查田运动是在1933年二三月间在叶坪试点的。需要注意的是，早在1932年6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查田”问题。而在1933年2月，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明确提出在整个苏区范围内发动查田运动，他在《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斗争》这篇文章中明确发出了开展查田运动的号召。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的是，博古提出查田运动的具体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其次，由博古在1933年2月明确提出的查田运动，缘何由毛泽东于1933年二三月间在叶坪云集主持试点工作并最终推广到整个苏区？当时已经处于不利位置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响应”博古提出的查田号召，并在叶坪乡调查并直接进行试点呢？

最后，查田运动究竟缘何在瑞金县云集区进行试点？朱开铨所提到的“云集区工作难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云集区为什么从1932年4月开始，连续更换了四任区委书记？朱开铨何以对当时的工农检查部控告局“颇有微词”，又何以自感“问题严重”，这些和查田运动在叶坪试点有何关联？

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富农”问题：

查田运动的“前史”

下面将从意识形态领域来检讨查田运动发端的历史动因。

博古在1933年2月明确提出了“查田”问题：

为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与新发展区域中的迅速没收地主阶级及将其平均分配给雇农、苦力、贫农、中农。

博古以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身份提出在苏区范围内继续查田运动，固然有其战争动员的现实诉求，同时也意味着之前老苏区的查田运动进行得“并不彻底”——1932年6月3日召开的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在新老解放区实行“查田”：

我们为着实际检阅全苏大会的土地法令和省苏的土地分配条例彻底的执行起见，老苏区各乡、各区，应组织查田委员会，实际清查并公布分田名单，在新的区域，也同样要执行查田，将所有的错误，彻底的揭发出来，依照全苏大会的土地法令和省苏的土地分配条例全部执行，反对那种敷衍办法说一次分不好的错误理论。

正如文件中明确提到的，这次查田的号召是为了纠正1931年12月《土地法令》颁布后在土地分配中出现的错误，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为何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纠正错误”的工作始终没有完成？这就需要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考察。

1931年2月8日刚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发出了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当时的苏区存在着所谓“富农路线”的危险，提出了“反富农”问题；1931年8月苏区中央局在《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在当时的苏维埃区域中所普遍实行的平均分配土地、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原则和方法都是错误的：

这种分配土地的原则是不正确的，是非阶级的，这种原则在事实上没有执行完全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而是执行了不正确的非阶级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

这份文件的主要精神通过1931年8月31日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传递到中央苏区。信中明确指出中央苏区的具体工作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的严重错误：

你们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的态度，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

实际上，这两份文件都体现了当时的上海中央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张，即在农村工作中所犯的“右的富农路线”错误。而上海中央的主张受到了1930年7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当时一系列共产国际文件的影响。这些来自共产国际的文件认定当时中国革命浪潮处于新的高涨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派成为了主要任务，具体到苏维埃区域内的工作而言，土地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而在土地问题之中，“反富农”则成为意识形态诉求的集中体现：

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土地问题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

共产国际反右倾与“反富农”的意识形态诉求则具体通过王明、博古等人进入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去。在1930年11月底，王明写作了《两条路线底斗争》一文，强调当时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的问题，而将过去的苏区土地政策归结为“富农路线”的错误。自此，“反富农”成为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的意识形态诉求与具体表达，博古也是在此背景下于1933年2月提出了查田运动的号召的。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表达下，毛泽东及其过去在赣南闽西地区进行的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被扣上了“富农路线”的意识形态帽子，毛泽东本人也受到了持续性的党内批评。需要指出的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要求会具体落实到现实的革命实践中去，“反富农”同时意味着要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纠正“富农”路线所犯下的错误。这也构成了上述引文中所谓1932年下半年开始的“检查土地运动”的基本背景。

此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富农”问题喧嚣尘上还引发了另一问题。当时对于“富农”的界定并没有具体标准，因而在1931年到1932年的这段时间内，这些问题集中以“侵犯中农”的形式体现出来。1932年3月16日的《红色中华》刊载了《反对侵犯中农》一文，揭示了苏区土地革命中的这一问题：

反中农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中农分中田，如九堡区，城区北郊，云集区第三乡等地。2、打富农——如各区都有，把中农当富农打的，尤以第八区为最厉害。3、剥夺富农中农的选举权——如云集区第四乡（谢汉兴第四乡人），在革命前有四工半田，家有七八人吃饭，未请短工，革命后分了田，家有三子均是富余劳动力，所以今年生活较好，放了六七十个谷子的债，就被剥夺了选举权。

对于造成上述所谓“侵犯中农”问题的原因，文章归结为“并不了解富农与中农”的区分。

上述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理解博古在1933年2月提出在全苏区发动查田运动的意识形态背景。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富农”并非流于空泛的政治宣传，而是具体落实到了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查田运动才真正渐渐推动起来，有具体指标的、可操作的阶级成分标准也才在查田运动中渐渐成型。

三、“富农路线”与派系斗争：

查田运动发轫的政治场域

关于查田运动，尚有另外一个问题并不明晰：博古在1933年2月明确提出要开展查田运动，那么为什么是毛泽东主持了查田运动在云集区的试点，并且最终主持大规模的查田运动的开展？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而成为查田运动的领导，而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之所以责成毛泽东去领导查田运动，则是因为“‘左’倾错误者对毛泽东进行‘严厉批评和谴责’后，又鉴于其在中央苏区无以伦比的威望，又责成他‘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贯彻查田运动’，作为他‘改正错误的考验’。”

这些学者如此判定毛泽东之于查田运动的态度，其史料依据是台湾学者郭华伦所著《中共史论》第二册。这本书明确写道：

开展查田运动时，毛表示犹豫，认为中央苏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应使土地稳定在农民手中，以增加粮食生产，不宜再事查田，动摇农民的生产情绪，毛的意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和谴责，同时把毛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一起加以清算，并责成毛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贯彻查田运动，作为毛改正错误的考验。这样，毛才不得不以伪府名义发出训令，召开八县查田会议，展开查田运动。

这是一条忆述性质的孤证，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表明毛泽东当时对待查田运动的态度。实际上，我们今天很难找到史料直接说明毛泽东对于查田运动的否定或肯定的态度——这也并不构成本文的主旨。相较而言，本文尝试探讨的，乃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在这一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现实斗争形势。本部分试图简要呈现当时毛泽东所面临的中央苏区的政治场域。

（一）“倒何运动”：政治场域初现端倪

在1932年到1933年间，对何叔衡的斗争是中央苏区党政机关中的重大事件，朱开铨就曾经明确提道：

在瑞金县云集区工作的日子里，最难忘的，莫过于为了王观澜和何叔衡同志的事情而进行的斗争。

何叔衡受到冲击与撤职一事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何叔衡当时在中央苏区的苏维埃政府机关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他既是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的主席，同时又担任富有检举监察职能的工农检察部部长。在这里，笔者无意对“倒何斗争”的缘由、导火索等进行讨论与分析——这不构成本文关心的焦点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于：对何叔衡的斗争，其背后的政治场域是怎样的？这其中是否有更为复杂的派系斗争背景？这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何叔衡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早在湖南一师时期就已相识并开始共事。而倒何运动的时间点，也正是另外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其一，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集中对毛泽东的红军行动方针进行了批判，将其归结为“纯粹防御路线”。在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实际上是失去了军事领导权，转而到闽西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其二，在1933年3月下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提出了所谓“江西罗明路线”问题：指责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何叔衡

（图片来源：长江网）

我们可以看到，何叔衡在1932—1933年这一时期受到冲击并非孤立事件，这和毛泽东本人在党内受到的冲击以及毛泽东的支持派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所受到的打击密切相关，而这也就引发了更深层次问题的讨论：

当时党内政治斗争的派系到底是怎样的？毛泽东及其支持者都受到了来自何处的冲击呢？在朱开铨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概括的：

我们都知道这是上海来的那些人蓄意打击他的借口，但我们怎么可以充当他们的工具呢？

在下文中，笔者试图呈现所谓“上海来的”究竟是哪些人。

（二）从博古到张闻天：留苏派归来

“倒何”斗争发起的1932年和1933年，正是当时以王明、博古为核心的旅苏干部组成的上海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并取代原苏区干部成为领导力量的时间点。同时，还是以张闻天为代表的旅苏干部回国进入中央苏区工作的重要时间节点。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对处理何叔衡问题的态度以及当时的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所面临的政治处境。

从1931年开始到1933年间，包括张闻天、沈泽民、杨尚昆在内的留苏干部大批回国，并进入中央苏区，连同早期回国的旅苏派博古等人一起，形成了中央苏区新的领导核心。这实质上也意味着中央苏区实际领导权和各机关干部的更迭与冲击。

在对待何叔衡的问题上，同为留苏派重要人物的张闻天在回到中央苏区后曾公开发出过声音。他在1933年发表了《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公开批评何叔衡为“右倾机会主义”：

像何叔衡同志等这类对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机会主义估计，自然使何叔衡同志等不能坚决的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而在困难面前表示投降屈服。在何叔衡同志一年多的工农检察部中的工作，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苏维埃政府中最战斗的反官僚主义的机关，在何同志领导之下，都变成了最标本的官僚主义的机关。

实际上，以张闻天、沈泽民为代表的“旅苏派”回国之后与当时苏区干部（何叔衡）之间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他们在莫斯科留学时期，尤其集中体现在1929年发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支部局斗争”中。

1929年6月17日召开的持续十天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全校党员大会围绕当时旅苏学生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其焦点就在于当时掌握着莫斯科中大的支部局的路线是否正确。根据王观澜的回忆，当时掌握支部局大权的，就是王明与博古等人：

当时掌握支部局大权的，主要是一些翻译，如王明、秦邦宪等。他们都是大革命失败前才去的。就是说，他们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去的。我们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去的，做过一个时期地下工作，经过了严重的白色恐怖，吃了许多苦头。我们认为，翻译们虽然懂俄文，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懂，又没有经过斗争的考验，而支部局在学校影响很大，举足轻重，所以我们对这些人一般都是另眼看待，不大尊重。对这些人掌握支部局大权，又过期不改选，许多同志有意见。

在中山大学校史上著名的“支部局斗争”以“十天大会”的形式展开。这场斗争的后果非常严重，有人被开除党籍，有人被扣上各种包括“江浙同乡会”、“托派”、“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从后来某些亲历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构成了“支部局”的主要支配力量：

事实上，当年的王明教条宗派，后来在革命斗争中随着革命形势和个人环境的变化早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王稼祥同志到达中央苏区后，就支持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做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张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也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来，使遵义会议，取得重大成就，并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对党作出了重大贡献，博古则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以后在工作中也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并不能简单按照权力斗争的方式来理解这场何叔衡参与其中的政治斗争。在这场发生在苏联的惨烈的中国革命者之间的斗争背后，蕴含着更为具体的“革命诉求”：

其一，在课程安排上，当时的旅苏学生尤其不满莫斯科中山大学主要依靠包括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早期留学生进行教学的安排与方式：

他们要求改良课程，第一个出来组织的是那些翻译。这些红色翻译，和当年上海及今日香港的白色翻译一样，或多或少带有官家气的。他们最讨厌“生事”，把一切自下发生的请他们转言的要求目为“捣乱”。

其二，对于留苏群体内中国学生之间的严格等级秩序，很多留苏学生都非常不满，郑超麟就曾经在其回忆录中提道：

中国同学中那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以及这种个人批评，是我到俄国后最认为新奇的事情，比俄国社会的和学校的生活更令我惊异。……我想他们也许同我一样，会解释说这是俄国革命经验之一，应当学习，并带回中国去的。

其三，在当时的莫斯科东大与莫斯科中大，“毫无生气”的组织生活实质上也构成了后来冲突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个党部是毫无生气的，思想生活根本谈不上。所行所为，有时简直无聊之至，譬如，为了一个姓朱的，由北京女师大来的女生的三角恋爱，竟会开了几个晚上的全校党员大会。这种作风，引起了最大多数的同学的反感。

上述种种原因，最终都在1929年六七月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斗争中彻底爆发出来，并将最终的矛头指向了以王明、博古以及张闻天等为核心的早期留苏派。在这样一场政治斗争中，何叔衡恰恰站在了张闻天等“资深留苏派”的对立面。谢觉哉在其回忆何叔衡的文章中曾经如此写道：

徐特立同志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走的。开头都说叔衡同志笨，不能做事。清党事起，大家还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叔衡同志就看到了，布置斗争，很敏捷，很周密，谁说他笨！”……又听到一位工人同志说，莫斯科支部清党斗争，何老头是第一。

在这场“倒何”斗争中，张闻天对何叔衡的坚决而积极的态度并非偶然：在他背后，蕴含的乃是留苏期间的种种争论与分歧，同时张闻天所代表的“留苏派”进入中央苏区，也正是朱开铨所谓“上海来的人”的冲击。

（三）政治保卫局：邓发及其肃反机关

在1932—1933年间，整个中央苏区同时还被邓发及其政治保卫局所塑造的肃反的肃杀气氛所笼罩。我们首先要了解邓发及其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其基本职能在于：

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等任务。

整个政治保卫局的职能范围是广泛意义上的镇压反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发成为了当时整个中央苏区中掌握着肃反生杀大权的实权人物。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邓发在当时的政治场域中的位置？在杨尚昆的忆述材料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话：

遵义会议上，邓发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当然在中央苏区有那么一段，他犯过“左”倾错误，最明显地表现在土改上。那时的土改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地主被通统赶走了，富农的田也被没收了。他在中央苏区当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期间，有功劳，也犯过“左”倾错误。他搞肃反扩大化，毫无根据地怀疑一些同志是“社会民主党”。江西那样落后的地方，哪有可能产生“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西欧才有嘛！当然以后也纠正了。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在苏区时期，邓发并不是毛泽东的支持者。首先，从他本人的经历来看，邓发从事工人运动出身，经苏兆征介绍入党，在进入闽西根据地之前一直在广东、香港等地从事工运活动。他与毛泽东之间并没有任何共同的经历与交集。至于邓发何以进入后来的政治保卫局并长期供职于特务系统，从目前已有的史料来看，对这一问题并无直接回答。但是一个可能的线索在于，在苏区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前，周恩来一直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在中央特科成立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邓发先后在香港担任太古船坞支部书记，后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开展了香港特科的工作。由此，邓发之前在香港的工作就是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展开的，他进入中央苏区工作之后，很可能是由于有既往的工作经验而进入保卫局从事相关工作的。其次，邓发在1930年11月进入闽西根据地，随后被任命为当年12月成立的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主持了1931年4月开始的闽西“肃社会民主党”运动。在这场邓发主持的运动中，张鼎丞、罗明等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闽西地方干部也受到了极大冲击。由此，邓发显然并不属于毛泽东的支持者这一群体。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毛泽东在党内所面临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冲击。

1931年苏区中央局部分委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图片来源：共产党员网）

革命史叙事通常将王明、博古主政中央苏区的时期归结为“左”的路线错误。但是在当时反对“富农路线”这一意识形态诉求的背后，更为直接的乃是现实的政治斗争。这一干部更替过程中的冲突，伴随着留苏干部以及原来在白区和上海中央工作的干部在这一时期大规模进入中央苏区而显得更为激荡。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本人在宁都会议之后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而他的支持者也同样未能幸免，邓小平、谢维俊、毛泽覃和古柏被攻击为“江西罗明路线”，受到严重冲击。到了更为晚近的1933年，何叔衡也陷入了困境之中，并且最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我们可以看到，在查田运动发轫的1933年2月的时间节点上，毛泽东实际上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党内冲突形势，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毛泽东不仅自己在宁都会议之后失去了在党内和军事上的领导权，同时在肃杀的肃反氛围和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也失去了自己的强力支持者，同时还面临着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富农路线”的剧烈冲击，这些一并构成了查田运动发轫的现实政治场域。

四、宗族、革命与地方社会：

查田运动发轫的社会场域

至此，我们依然没有回答下述问题：查田运动为什么首先在云集区发轫并完成试点？下面将从地方社会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

（一）“摊派”、“控告”与地方社会

从忆述材料看，促使时任云集区区委书记的朱开铨主动找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云集区地方工作无法推动”——单单从地方党组织人事更迭的频率上看，就可以知道当时云集区地方工作的困难程度：在1932年上半年短短六个月时间里，整个云集区先后更换了四任区委书记。若要理解这一情况的具体原因，我们首先需要澄清云集区地方社会中的下述社会生态特征。

1. 中央摊派与地方政权

瑞金县位于江西省东南边境，赣州地区东部，居赣江东源贡水上游，东临武夷山脉与福建省长汀县交界，总面积2447.98平方公里。整个县境内东南部为山区，西北为丘陵，中部是丘陵与谷地平原。瑞金地处江西东南门户，是赣南入闽通粤要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瑞金成为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并且是当时党中央、临时中央政府以及军委的所在地，整个红色共和国和苏维埃政权的党政机关与群团组织几乎一股脑落户在这个方圆不足2500平方公里的地方。

朱开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苏区各级政权，支援前线的各种勤务以及扩充红军的动员征兵工作都非常重，还要抓粮食生产，以保证红军和各级政权的给养。我所在的云集区又要比本县其他八个区的勤务和动员工作要重得多，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就驻在我们区，离我们区政府只有三里路，二万多人的粮食等给养全靠我们输送，当时又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全靠肩挑背扛。

当时的云集区苏一方面承担着保证红军与政权军需供给的重任，同时还面对着“支前”与“扩红”两大重任，其负担之重可以想见。基于这些原因，才出现了云集区叶坪乡负责人朱先祺所提到的下述情况：

扩红，嘴唇磨破了也没有人去；支前，叫来了这个，跑了那个。

这些任务构成了当时苏区中央各级机关政府对所在地方社会的现实摊派。

2. 检举控告与地方社会

如前文忆述材料所述，朱开铨当时找到毛泽东反映问题的重要导火索之一就是当时中央工农检察部所设置的控告局以及控告箱。显而易见的是，检举机关以及控告机制的设立，在地方干部中造成了恐慌，而朱开铨恰恰也是处于恐慌中的地方干部之一。由此，我们首先需要在组织上与制度的意义上对这一机制做一了解。

中央苏区时期的控告箱

（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工农检察部是在1931年11月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设定的，专门针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检举与揭发，是工农检察部的主要职责，而控告局及其所设置的控告箱，则构成了检举揭发的实现机制：

在工农集中的地方，控告局可设立控告箱，以便工农投递控告书，还可以指定不脱离生产的可靠工农分子代替控告局接收各种控告。……六、控告局日常的工作，是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及调查控告的事实，但是控告局只接收控告某机关，或某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控告书，不接受私人争执的控告书。……八、控告局调查完毕的事件，须将材料汇集报告工农检察部，以决定执行的办法。

这一自上而下的检举揭发机制，通过控告局、控告箱和突击队的具体形式根植在地方社会中，并极大地影响着地方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具体负责地方事务的干部，随时都可能基于各种原因而被“检举”和“控告”，所以才会出现朱开铨所描述的地方干部“忧心忡忡”的情况。

3. 宗族分化与现实政治

究竟如何理解上文中指出的摊派和检举控告机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呢？这就需要加入社会史的考察视角。

云集区的得名来自于云集圩这一瑞金地区著名的圩镇。云集圩位于绵江河北岸，是距离县城象湖镇最近的圩镇，同时云集地区地处县境中心偏东北的位置，是瑞金县内交通便利、商贸繁华的地区。

1932年到1933年间的瑞金县云集区，作为中央党政机关的驻地承担着繁重的给养任务，这构成了“工作难以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我们还要从地方社会的分化特征与组织方式的角度对所谓的“工作难以开展”做进一步的理解。

从清代开始，赣南地方宗族发展迅速。有学者指出，到清代前期，赣南乡村宗族已经获得了广泛发展，“聚族而居”成为了赣南乡村社会普遍的聚落形态。瑞金的地方社会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即整个地方社会的分化方式是以族姓和房姓为基础的。根据《瑞金县志》记载：

瑞金的刘、钟、杨素有“三大姓”之称，今仍系境内最著姓氏，合计人口已越16万，占全县总人口的1／3。……杨姓现有8603户，41319人，聚居在象湖镇、叶坪、沙洲坝、壬田、合龙等乡（镇），全县各乡皆有分布。

这种聚族而居的社会形态，也造成了各个族姓、房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境内祠堂、公堂林立，民风强悍好战，姓族之间的械斗不断，姓界和房间的划分、斗争比较厉害，就连百姓的居住，也大多是以姓氏为居住单位，一个村落就是一姓人，并以其房头的好坏（也就是人的数量）和经济势力来决定势力范围。如县城周围和合龙的杨姓，壬田的钟姓、云集的谢姓。

在云集地区存在着两大主要宗族群体：谢氏与杨氏。其中谢氏的主要聚居村落集中云集圩；而杨氏的主要聚居村落则集中在后来构成合龙人民公社的所属地域。杨氏与谢氏两大宗族都有着很强的内聚力，主要分布于合龙境内的杨氏，实际上属于瑞金西门杨氏的一支。根据《瑞金杨氏族史》，杨氏作为瑞金县的三大姓氏之一，人口众多，其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源流，主要包括：朝奉房（西杨）、宁远房（南杨黄枝圹）、少五郎房（南杨杨古寨）、芦孙房（北杨）、永寅房（北杨兰屋坝）、德可房（东杨）、仕旺房（湖坑）、德所房（兔子坑）、用帮房（日东）、维先房（十字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叶坪谢氏宗祠）

（图片来源：知乎网）

在这些源流支脉中，朝奉房的西杨氏是整个杨氏宗族中人丁最为兴旺，势力最为强大的。其中，合龙乡的杨氏又属于西门杨氏朝奉世系中人口最多的九世祖存义太房。

主要聚居在叶坪、散居在合龙的谢氏，源自东山谢氏。这一支谢氏宗族在第三十三世孙宣郎公时由兴国竹坝徙居瑞金，成为叶坪谢氏的始祖。

聚族而居构成了赣南地方社会的基本特征，而“革命”本身又具体地发生在这一地区。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以“查阶级”为核心的查田运动和宗族为主体的地方社会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宗族是否构成对“革命”的影响？实际上，早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影响。在杨克敏1929年的一份报告中，就曾经明确指出地方宗族对党组织革命工作的影响：

党的组织，每每一个乡村，一个支部，开起支部会来简直就是等于家族会议，苏维埃组织也是一样。

在聚族而居这一地方社会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再去理解朱开铨所提到的“工作难做”这一问题，革命史也渐渐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

中央摊牌到云集区的工作固然繁重，但是摊牌所落实到的地方干部，却是有着各自具体的社会身份——一个干部往往代表着一个宗族的力量。由此，摊派任务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落在了一个干部的肩上，更是落在了干部所属的地方宗族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朱开铨所讲的从1932年4月到11月，云集区一共更换了四个区委书记：杨衍槐、曾海堂、谢仁良、钟吉林。如果我们对这四个人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属于当地四支不同的宗族群体。由此，很可能的现实情况在于，在繁重的压力面前，云集区各个宗族的力量，或者无力承担，或者不愿承担，由此构成了所谓“工作难以开展”的实质原因。

还需要注意的是，检举控告机制是为了检举、揭发与监督而设置的体系，但同样可能存在下述问题：在宗族分化的地方社会中，宗族之间的矛盾也同样有可能被扣上各种帽子，从而通过检举控告机制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下面将围绕查田运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瑞金西门杨氏的解读与考察，来理解“查田运动”得以在云集区发轫的社会场域。

（二）合龙杨氏：查田运动的失意者

经过清查，叶坪乡查出了二十八家地主富农，连同原来的四家共三十二家；一乡的积极分子查出原云集区区委书记杨衍槐是地主；二乡查出乡干部黄道文是地主；三乡查出乡文书谢瑞兰是地主，查出区教育部长朱云龙是地主……一乡杀了十八个反动地主和赌棍，二乡杀了一个反动地主分子，其他各乡都没有杀人。

对照朱开铨回忆材料中的相关记述，就会发现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线索：

离我的家乡合龙松山村一里来路，有个村庄叫溪头村，在苏区开展查田运动时，是中央工作团在那里主持搞运动的后来杀了这个村庄上的十八个地主和赌棍。红军长征后，这笔账算到了我的身上。有一天，这个村庄上的一些人准备报复，要上我家来闹事。

这段文字不仅揭示了查田运动时期所积累的地方宿怨，更呈现出了杨氏与朱氏两个宗族群体之间在革命场景中的冲突。

结合《江西省瑞金县地名志》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合龙这一地区有两大主要支配姓氏——杨氏和谢氏。其中杨氏聚居的村落包括下均田、中兰田、合龙（即溪头）、新溪头、上吴坊、老圩、新屋子、均田、莲塘排等地；而谢姓的主要聚居村则是田背、下兰田、枫树下等村庄。在合龙地区，朱氏宗族的聚居村落非常少，整个合龙境内只有社境西北的径内里以及靠近中心位置的松山脑是朱姓聚居的单姓村。

无论从内聚力还是实力、人数上看，合龙的这一支源自西门杨氏的杨姓宗族力量在当地都处于支配地位。而源自壬田下街、居于合龙径内里和松山脑的朱氏则属于当地的“小姓”宗族。

当“革命”来临时，“阶级”斗争并没有脱离宗族这一基础性地方分化方式，而包括查田运动在内的“革命”斗争，则始终和原本的地方社会分化方式纠葛在一起。

从亲历查田运动的朱开铨的回忆录来看，基于宗族关系而形成的地方族群之间的冲突，一直以来就构成了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在合龙地区最大的杨姓聚居的单姓村——溪头村，居然可以查出并处死18个反动地主，而整个叶坪乡也只有28个地主。可见当时合龙杨氏在查田运动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

合龙杨姓在查田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的另一证据在于，在查田运动试点之后的1933年春天，在行政区划上合龙地区从其原来所属的云集区单独划分出来，成立独立的合龙区。在新成立的合龙区中，之前明显处于支配地位的杨氏一族，没有一个人在合龙区委或合龙区苏维埃政府任职；而原本的小姓宗族——朱氏宗族则成为了查田之后合龙区的支配力量：朱爱春担任中共合龙区委书记，而朱开敷则担任中共合龙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综上可知，发轫于云集区的查田运动的一个重要“意外后果”是严重削弱了杨氏宗族这一合龙地区原来的地方支配力量，而这一变迁过程本身，也是地方力量此消彼长和地方族群之间张力与冲突的具体呈现。

那么各个宗族之间究竟缘何会产生张力与冲突？为何合龙地区的宗族冲突如此凸显？这就需要我们在社会经济史的意义上进一步分析。

在赣南地方社会中，墟市和商路是地方宗族势力竞争的关键。有学者明确指出，在清代赣南的“族墟”或“乡族墟”为数不少。而宗族建墟，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宗族在墟市上可以征收租税，获得商业好处。

具体到合龙地区，合龙圩是重要墟市，由谢氏、杨氏在明代共同建墟。我们可以推想，围绕着合龙圩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不同宗族、房姓之间很可能存在竞争与冲突，这也构成了地方宗族间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瑞金地处江西省东南部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本身就是三省通衢的商路要道。合龙实际上是瑞金与外界沟通的一条重要古道：这条县际古道从县城象湖镇由云集经合龙、湖洋、沿岗至石城县迳口，长25公里。

这条商路在合龙境内所经过的村庄，恰恰是杨氏、谢氏和朱氏的聚居村落。因此，我们可以推想，无论是基于圩镇还是商路，抑或是后来奔涌而来的“革命”的历史进程，杨氏、谢氏和朱氏之间基于血缘、宗族而形成的复杂张力，构成了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线索，也是我们在地方史与社会史的意义上理解查田运动动因的起点。

（三）武阳杨氏：西门杨氏的“守门人”

在瑞金早期各地兴起的暴动中，杨世沂、杨斗文所组织起来的武阳的武装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一支，这支革命队伍是通过劫取货物兴起的：

1930年4月14日夜，武阳革命群众在杨斗文、杨世沂的领导下，在陈埠河段没收了县城一家大商号的三条货船，获取大量货物。

随后，杨斗文担任队长、杨世沂担任政委的100余人的武阳暴动队成立。这支由瑞金武阳人杨斗文所发起并组织的暴动队伍，是瑞金县早期各地暴动力量中极具实力的一支。有趣的是，在其“壮大”的过程中，杨斗文曾经收编过其他地方的武装力量，而壬田朱秀山的队伍就是其中一支：

30年4月（耘田时），朱秀山在壬田大庙插红旗，打“独立团”旗号。当时参加的就有100多人，除采有20支（朱带回来）外，一天内就在土豪家搜出20多支，共有40多支。朱玉山也参加了。朱秀山插红旗没二天，杨斗文带武装从黄柏来壬田，杨斗文说朱秀山的旗帜（独立团）不对，收了朱的枪，之后，朱秀山✕✕（原文如此——引者注）总支会那里（五日左右，扎在长汀）去，经领导派人，才得以解决。杨斗文部改24纵队，朱秀山在二支队朱洪队长下当参谋，朱玉山在二支队当兵。

在这个意义上，朱氏与杨氏很可能从那时起就已经结怨——同为地方革命暴动武装的杨斗文队伍与朱秀山队伍，在组织结构上应该是平等的，但现实却是杨斗文最终收编了朱秀山的队伍。这同样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查田运动中朱姓与杨姓的冲突。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合龙溪头村的杨氏与杨斗文所处的武阳的杨氏是否为同一支脉？而壬田的朱秀山与合龙松山村的朱氏又是不是同一支脉？

根据史料记载，杨斗文原名杨世校，出自瑞金武阳杨屋前村，而杨屋前村的杨氏则是属于西门杨氏朝奉世系九世祖存义太这一支脉，即与合龙溪头杨氏属于同一支脉。

可以推断，当杨斗文的武阳武装力量在瑞金构成主导力量的时候，合龙的杨氏宗族受到革命冲击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另一方面，由于谱牒材料的限制，我们无法精确推知合龙松山村朱氏与壬田朱秀山之朱氏的确切关系，但是通过《江西省瑞金县地名志》可以看到，合龙地区的朱氏的主要迁出地是壬田下街，而壬田下街朱氏则是从壬田香花园村迁居而来，两者实乃同源。由此，朱氏与杨氏之间，在革命初期很可能已经因为杨斗文收编朱秀山壬田暴动力量一事而结下了梁子。

（四）圳头杨氏：异军突起的“实力派”

杨斗文的武装暴动队在改编为红24纵队的主力部队之后，于1930年9月奉命攻打赣州而离开瑞金。在红24纵队撤出瑞金之后，另一支由杨姓革命者组织发动的武装力量开始成为瑞金地方军事力量的主导，即来自壬田圳头杨金山的武装力量。

杨金山先于1930年11月在壬田圳头击溃了土豪钟运标等人的进攻，之后于次年1月率领游击队员攻入壬田靖卫团团部，活捉团长钟腾炜，后又活捉合龙土豪杨家权。1931年2月，杨金山开始担任瑞金县工农游击团团长，全团共有700余人，300多支枪。1931年3月初，杨金山率领游击团接连攻打湖陂、沿冈、日东等地靖卫团，恢复壬田大川一带革命政权，并成立瑞金县东北区苏维埃政府。整个瑞金县城东北部分以及两条重要的商路都处于杨金山的革命武装的控制范围内。

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瑞金人民革命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由此，与我们讨论查田运动中合龙杨氏一族这一核心问题相关的问题是：这支兴起于壬田圳头地区的杨金山的武装力量，与合龙杨氏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是否如同杨斗文一样，起着对合龙地区杨氏宗族的保护作用？

在1930年9月杨斗文率领红24纵队离开瑞金之后，杨金山的武装力量成为了瑞金县城，尤其是壬田、云集、合龙地区的支配军事力量。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合龙土豪杨家权为什么是在杨斗文的红24纵队撤出之后才被杨金山活捉呢？这就需要考察杨金山这支壬田圳头武装力量与合龙杨氏之间的关系。

结合谱牒材料与地名志材料，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此杨非彼杨。

杨金山是壬田圳头人，圳头地处壬田地区的北部，下接叶坪、合龙，地处交通要道。这一地区的杨氏的主要发源地为圳头村，覆盖马荠塘、江头、土围等地；而圳头的杨氏迁自县城上田寮，而这支杨氏的力量是属于芦孙世系坪坊、圳头、黄柏房，也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北杨氏”。杨金山这支革命力量的兴起，实际上是北杨氏的族群力量，而北杨氏和西杨氏，虽然都是“杨”，却并不属于同一脉。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在杨斗文的红24纵队撤出之后，杨金山所带领的壬田圳头的武装力量就立刻打击了合龙土豪杨家权——杨斗文的力量撤出之后，合龙杨氏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庇护力量。

（五）革命与“洗牌”：肃反之后的地方社会

1931年5月开始的瑞金“肃社会民主党”直接导致了瑞金一大批早期革命干部被错杀，这次肃反实质上是对地方宗族力量既有格局的一次重新洗牌。

瑞金第二次肃反与中共闽西特委及其派来主持工作的李添富，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革命史的记载，在李添富主持的肃反中包括邓希平在内的原瑞金地方干部大量被杀：

据不完全统计，壬田区被杀害的区乡干部就有100多名，其他被害的重要干部也有108名。壬田区苏政府原有干部50多名，经李添富谋害之后，只剩下了3个干部。

属于瑞金核心区域的壬田成为了肃反的“重灾区”：

一九三一年五月，李添富派兰光照到壬田区搞“肃反”工作，兰光照一到就召集区里干部开会……兰光照以后又扣留了许多区乡的主要干部有100多人，一般在扣留后三、四天便被杀掉，大干部绑至黄陂、小布去杀，共杀掉108人。

在瑞金革命史的材料中，杨金山离开瑞金以及被杀害都并非朱开铨回忆录中所述，而是声称杨金山后来随红军转战于都、宁都之后，1931年在于都银坑养病时，被诬陷为“AB团”分子而遭到杀害。尽管存在着这些叙事上的差异，但杨金山的武装力量在1931年突然离开，实质上意味着瑞金地方力量开始了残酷的重整过程。

瑞金的二次肃反，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地方势力的重新清理。在杨金山的武装离开瑞金之后，又经历了李添富所主导的这场倚靠原先革命中受损族群而发起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瑞金原有的地方格局经历了一次重新洗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合龙杨氏的杨衍槐才在1932年4月成为了云集区第一任区委书记，紧接着又在朱开铨发起的查田运动中被作为“地主富农”来对待，进而导致整个杨姓聚居的溪头村被杀掉了18名反动地主。

至此，我们重新考察了查田运动在云集发轫的社会场域。我们发现，云集地区复杂的地方宗族力量格局是造成“工作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这些不同的力量在革命的洪流中此消彼长，构筑了查田运动在云集区展开的动力。

原本的支配力量杨氏宗族在革命初期依然处于支配地位（杨衍槐是云集区第一任区委书记）的时候，实际上中央摊派与各种动员任务（扩红筹粮）等都落在了杨氏宗族这一群体之上，显然杨氏宗族无意或者无力承担，也无力充分调动其他宗族完成这一任务，由此，当实力雄厚的杨氏宗族不再是革命场域中的支配力量时，经过了重构的地方格局才真正成为“革命得以开展”的实质社会场域。

同时，查田运动这一革命洪流本身，也塑造了新的地方力量格局——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朱姓宗族在查田运动之后成为合龙地区革命政权中的主要力量，而原来的豪门望族杨氏一族则在革命中受到了致命打击，消失在革命的地方史舞台中。

五、总结与讨论

以往的学界，对于查田运动究竟何以开展的讨论，或者囿于意识形态与官方文件表述中的“路线之争”，或者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强调查田运动之于当时整体革命“需要”的意义，而并没有完整深入到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去分析查田运动的来龙去脉。本文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与社会场域三个层面考察查田运动发轫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构查田运动发轫的历史图景。本文表明，查田运动诚然有其现实经济意义上的目的，同时又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这一革命运动，却一方面嵌入地方社会的传统社会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又和当时党内现实的政治场域与派系斗争密不可分。

其一，查田运动能够在云集地区展开，尽管看上去有其“偶然”因素——朱开铨向毛泽东反映“地方工作难以开展”构成了导火索——这“偶然”因素背后，却是“革命”本身与地方传统社会关系遭遇的必然结果。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族构成了瑞金这一地区鲜明的社会特征，也是当地传统社会关系中最为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的发轫，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宗族关系纠葛在一起。在云集区的革命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伴随革命而来的检举控告机制，一方面造成了地方社会的肃杀气氛，另一方面也为地方社会原有的矛盾与张力提供了新的施展空间：原本就存在各种矛盾的不同宗族群体，往往会利用“革命”这一机会来重新建立对自身有利的地方格局——查田运动中合龙地区的杨氏与朱氏，便呈现了地方社会固有矛盾是如何卷入革命的历史进程的。

其二，尽管我们缺少直接史料去说明“毛泽东”对于查田运动的“动机”和“真实态度”，但在查田运动发动的1932—1933年间，毛泽东正处在极为复杂的政治处境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宁都会议后被扣上“消极防御”帽子的毛泽东及其过往的土地革命实践都被批评为“富农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当性层面，当时的毛泽东陷入了极大的危机。由此，整个查田运动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诉求就集中体现在“反富农”这一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去理解查田运动中具有具体经济标准的“算阶级”究竟何以出现；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毛泽东及其支持力量（包括何叔衡以及“谢毛邓古”等人）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同时，在政治保卫局和工农检察部双重高压下，在地方社会工作的基层干部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地方干部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整个地方社会也笼罩在肃反的肃杀氛围之下，导致地方组织系统和地方工作一片混乱。这些都构成了毛泽东主持查田运动试点的具体历史场域。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既往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研究的一个流行观点，即认为共产党政权通过不断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土改政策与阶级划分标准），从而使得这一政策符合乡村社会中最大多数人（贫农雇农）的利益，进而完成社会动员的相关论断值得进一步商榷。通过对查田运动的社会史考察，我们发现，“土地革命”乃至“革命”本身，之所以发动并且实现社会动员，并非单纯依靠所谓“符合需求”的政策变动而达成的。其中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革命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肃反与检举）、地方社会的具体情境以及革命精英本身所处的政治场域，这些复杂的社会条件与历史因素在同一历史时空相互作用，进而形成了“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得以生成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

总的来说，本文最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历史发生学”与社会动力学的意义上重新理解查田运动的发轫，已经基本完成。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至此，有关“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发生学的考察，我们仅仅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尚有更为复杂的问题留待我们去考察：为什么在查田运动中，会形成以经济标准和生产因素为核心的划分阶级的方式？这样一种强调“算阶级”的政治传统是“发明”出来的吗？是经由哪些历史担纲者、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带入查田运动的具体实践中？为什么最终共产党政权会以“查阶级”这一政治传统的方式来完成土地革命与社会动员？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完成了政治传统的发生学考察，也才实现了对中共政治文化与政治传统进行“察其渊源、溯其流变”的制度史考察的学术旨趣。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佈，原載於《開放時代》2015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