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舒岚，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在中国古代，依职业划分，有“士农工商”之说。其中“农民”作为四民之一，向来指从事耕稼的百姓，与“农夫”的含义基本相同。而根据《辞海》的定义，农民是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封建社会，遭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对地主有程度不同的人身依附关系。”可见“农民”一词存在两层含义：一种是依职业划分而出现的务农群体，另一种则是因占有生产资料不同，进而在群体内部形成的不同阶层，例如富农、中农、贫农等。具体到中国史学研究中，学者们多在承认“农民”第一层含义的前提下，对历史上农民的阶级性及相关问题展开探讨。20世纪30年代，吴晗就曾作《明代之农民》一文，考察了明代农民的负担与经济地位的分化，以及当时的土地兼并与流民、逃民问题，认为“农民”即务农之人，与土地关系最为密切。20世纪80年代，王毓铨也探讨过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问题，指出明代“民户”是农民的主体，承担国家的赋税与差役，也就是“配户当差”，没有完全的自由。这些有关明代农民的分析都是从阶级角度展开的，目的在于探讨农民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但并未对“农民”是务农之人的基本概念提出过疑义。而明代人户“以籍为定”，在“军民匠灶”的“基本户籍”当中，又有“次生户籍”之别。以民籍为例，除去士、农、工、商四个主要名色外，还存在庶人在官、道、僧、优人、乐户、流丐等名目。可见，所谓的“农”，仅仅只是民籍中的一种，意为务农之人。但“农民”与“农”又有所不同。事实上，明代“农民”的含义曾一度发生变化，成为一种特定的身份。明末小说《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妖狐假恶鬼行凶，乡约报村农援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绣江县农夫侯小槐发了一笔横财，恰逢县里有十六个纳监的名额，便被里长、乡约报上了姓名。侯小槐只得一纸诉状告至县衙：
县官看了状子，点名唤他上去。他说：“小人是个种田的农夫，一个十字也画不上来；乡约有仇，报小人上来。”县官说：“乡约报你别的事情，这是合你有仇；如今报你纳监，往斯文路上引你，你纳了监就可以戴儒巾、着圆领，见了府、县、院、道，都是作揖，唤大宗师，这往青云路上引你，怎是乡约合你有仇？”侯小槐说：“小人可以认得个‘瞎’字，好戴那头巾，穿那圆领。如今一字不识，似盲牛一般，怎么做得监生？”县官说：“因你不识一字，所以报你纳监，若是认几个字，就该报你做农民了。”
明末因筹饷之需，国家广推捐纳，甚至有官府强迫百姓捐纳之事，上文所载故事便出于如此历史背景。侯小槐辩称自己一字不识，不愿纳监。知县直言，正因他不识字才纳监生，否则就该纳农民了。可见，此处“农民”成为一种身份，且必须识字，与一般种地的“农夫”有所不同。那么，《醒世姻缘传》中所说“农民”究竟是一种什么身份？又如何实现“农”与“庶人在官”（吏）两个并列的次生户籍的合流？因此，本文欲在梳理明代各种文献、文书史料中“农民”含义的基础上，尝试对明代“农民”身份化现象作出探讨。一、“农民”概念的分化：识字能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佃农出身，故他常以“农民”自居。龙凤十二年（元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谒拜祖陵后，曾对博士许存仁说：“吾昔微时，自谓终身田野间一农民。尔及遭兵乱，措身行伍，亦不过为保身之计，不意今日成此大业。”而明初的官方史料中，在述及礼制、赈灾与农耕事宜之际，也经常出现“农民”或“农夫”字样：北方郡县开垦荒田，岁有增广，而土旷民稀，垦辟有限……宜令各处农民自实见垦亩数，以定税粮。乡村农夫许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午朝退，上（明宣宗）语侍臣曰：天气向炎，正农夫耕耘之时，因诵聂夷中“锄禾日当午”之诗，且曰吾每诵此，未尝不念农夫。可见，在当时的官方表达中，“农民”与“农夫”是相同概念，都是指从事耕稼的百姓。到了明代中期，在《明实录》等史料中，“农民”的含义开始发生变化，不再专指务农之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明初吏役参拨的规定及明中后期捐纳制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明代吏役属里甲正役之外的杂泛差役，其佥充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农民，并且“身家无过”“年三十以下”“识字能书”等。也就是说，农民能够佥充胥吏，读书识字是必要条件。而当时读书识字的农民多出自有产家庭。这也是后来“农民”能够身份化，并区别于普通农夫的重要原因之一。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明朝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了克服财政困难，景泰元年正月，政府开始推行捐纳，规定民间人士在上纳一定数量的马匹或草料之后，可以得到政府赏赐的“冠带”，并出现了免考、复职、捐加级、捐散官等名目，统称为“捐职”。此后各地纷纷仿效，允许吏典上纳钱物以资公用，免除吏役中的考核环节，这又被称作“吏捐”。成化年间，也开始允许“农民”捐纳银物，投充吏职，即“捐吏”。成化十一年，明朝政府制定了“中盐纳米给湖广边方军饷事例”，规定：一、湖广、江西两考役满，吏典纳米一百二十石送部，免办事考试，就拨京考。三百石者，免京考，冠带办事。二百石者，就于本布政司拨补。三考满日，赴部冠带办事，循次入选。一、湖广农民愿充承差者，纳米一百五十石，知印二百石，听缺循次拨用。一、湖广、江西举保、阴阳、医学、僧道官纳米一百五十石，径赴吏部，查照入选，免各该衙门投文考试。是时镇远、辰沅、靖州俱有苗寇，急缺军饷，守臣以言，户部覆奏。从之。彼时湖广地区苗民起义频发，为筹措军费，朝廷除了开中纳盐的传统方法外，更是提出了三则捐纳粮米的举措。首先，因明代吏员“皆以九年考满出身”，其中以三年为期，分为一考、二考和三考满三个阶段。吏员每三年吏期结束后，需进行专业技能考试，不合格者罢黜，合格者还转一级继续服役。九年役满，即授冠带，等候补选。根据此项规定，吏员交纳若干粮米即可免去中间的考核环节，循次任用。其次，如有农民愿承吏役者，也可直接纳粮米若干，听缺拨用。最后，自愿投充阴阳、医学或僧道官者，亦是同理。明初，吏役作为强制差役，实际上是农民的一项负担。然而到了明代中后期，吏职开始被视为肥缺，自愿投充者日增，甚至于“率多富家子弟，请托充补”。除了有利可图外，胥吏也能享有部分免差的特权，这些都成为当时“充役”日益泛滥的原因。特别是随着纳银之途的开放，政府对于投充农民的条件也逐渐放宽。有利可图必滋生舞弊。早在成化二十三年，杭州府钱塘县就发生过“伪造印信批札假拨吏役”一案，《皇明条法事类纂》记录下了时人诈充吏役的手段：每遇各府县农民求参吏役，各不合偷取本司花栏空纸，许为本司批札，套画左右布政等官押字，却将本司旧批上印信用油纸一片，照依真印模样折叠四方平大，朱笔描填篆文，在上翻转纸背，描湿润塌，伪印钤盖年月上面，潜发外府州县，诈充吏役。明代吏役佥拨需经由布政使司。时人先是描摹了布政使的画押，再偷取先前签发的印信油纸，描摹刻印上的篆文，通过翻转纸背、描湿润塌等方式钤盖假印于年月之上，伪造印信批札，发往州县，便于农民诈充胥吏。此后，浙江、山西、河北、陕西及山东等地纷纷以“备荒纳米”“边镇有警”之事，准许农民纳粮，承充吏役。尽管有司屡申禁令，要求“革除宿弊，以清吏役，乞行各处抚按官，遇有吏缺，照旧考选农民，不许奏开纳银、纳米事例。”但此例一开，便再难禁止，甚至愈演愈烈。也因此，在“吏捐”场合，“农民”逐渐成为了识字能书、可以通过上纳银粮投充“胥吏”的群体，与一般种地的“农夫”有了不同的含义。二、农民概念的异化：胥吏到了明代中期的正德年间，“农民”的含义再次发生了变化。随着纳银捐吏的普遍化，在官方文献和私人文集中，可以见到“农民”一词与义民、僧道官和生员等连用，成为了“胥吏”的特指：（正德三年）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文贵复请借太仓所贮者，以济急用。户部执奏诏，特与太仓银三十万两，及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待义民、僧道、农民、生员输银补还。（正德七年）赵八田近因农民例开，必愿上纳，阻之不可。昨日已告通状，想亦只在仓场之列，不久当南还矣。赵八田因 “农民例”开，情愿上纳投充，而此处的“农民例”即为“捐吏”之意，“农民”的词义演变可见一斑。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以“农民”代替尚未参加考核胥吏的用法。若“农民”获得军功，便可免吏员初考：（正德十年）凡举监、生员、吏承人等获功……见役，获功实授一级者，起送办事，二级者，免其办事，就与选用。吏典，获功实授一级者，农民免初考，初考役满，免转参。二考役满，免办事。办事听拨，免当该。可见，到了正德年间，“农民”由先前符合胥吏佥充条件之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意欲投充的身份对象。两种用法在这一时期同时存在。宁波天一阁藏《国朝诸臣奏议》纸背公文中，收录了一则正德二年南京卫所仓场“供状”文书，也提及农民充吏之事：供状人萧漕，年二十九岁，湖广荆州府夷陵州远安县民籍，状供：先以农民在外充吏……北京吏部蒙拨办事外，弘治十八年四月初四日告送南京吏部，本年七月二十四日蒙拨锦衣卫乌龙潭仓，顶补弘治十四年分守支□……南京吏部，本年九月二十八日考中二等冠带守支，粮米未曾放支，今蒙取供…… 此则文书为湖广籍民户萧漕的供状，提到了萧漕因缺拨补南京乌龙潭仓，要求支拨规定粮米的相关事宜。公文中提及他曾以农民身份充吏的事实，也验证了“农民”词义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嘉靖以后，以“农民”专指纳银胥吏的用法逐渐固定下来。嘉靖中叶，吏部尚书许赞（1473—1548）在奏疏中指出：“本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处纳银充吏，谓之农民。”而“农民”投充的类型，主要为吏典、知印、承差这三类。但是朝堂之上关于纳银胥吏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止。政策推行的初衷，大多是将其作为筹饷的补充手段，即行即止，时论也多视这一群体为“奔竞无籍、瞒官作弊”之徒。然而早在弘治年间，御史王一言就曾上书为“农民”辩护，认为若“纳银赈济之后，则逐之使去，是上贻朝廷以失信之名。”此争议一直延续到嘉靖年间才最终有了结论，《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定推广开纳事例：一、俊秀子弟纳银充吏者，除大二石、小二石、大一石，并条记行头外，小一石内县典行头，并二司首领各典吏，作县典行者，银三十两，免考选，挨次参补，其见候县典名缺。未经收参农民，仍补银十两。一、生员入监者，除廪膳、增广附学生外，附学生候增者，三百二十两……一、军职除立功瞭哨外，问发调卫差操，愿赎罪者，比照立功例，不拘已未发遣，年月久近，原调本省地方指挥，一百二十两；千户卫镇抚，一百两……完银日回原卫所，听候管事。明代吏典俸禄，又称为“行头”，分为大二石五斗、大二石、小二石、大一石、小一石、县司州典行头、县典行头、条记等项，每一行头对应衙门中不同品级的吏典。根据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的推广开纳事例，小一石内县典行头、二司首领典吏、县典行者可交纳三十两免考选，依次参补。尚未收参的农民则需另纳十两候补典吏。自此以后，原为暂行条例的“农民”捐吏之事，与生员捐纳和军职免罪一道，并入“推广开纳”事例之中，成为了官方许可的制度确定下来。三、“农民”的听差与上班基于以上的事实，明代中后期各种史料中开始出现对农民“听差”与“上班”的制度规定。例如，嘉靖年间制定的《问刑条例》规定了“农民”的考核标准，“例前纳银听参人役，一体起送考选。中者换次参用。不中者，发回习字。其累考不堪者，年终类奏，查照义民事例，冠带荣身。”可见，纳银胥吏仍需一体考选“刑名、行移、写字”等内容，不中者需发回习字，与佥拨胥吏并无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若多次考核失败，可因纳银之故，授以义民的荣誉，不许再参充吏役。换句话说，虽然“农民”可以纳银充吏，但“识字”仍然是必要条件。此外，地方上也对“农民”听役做出了灵活调整：农民旧例上班，今听回。遇有差遣，方票唤。挨次轮流，不论差之繁简久近，准其所遇。吏每房三人，亦似多了。今听其归。每房止有一人代理房事，呼唤有人到则止，不必本名人。盖听其归农归商，以图生业。在县闲坐，不免计较作弊，欺官害人也。嘉靖三十七年，海瑞被任命为淳安知县。他认为农民在官听差，耽于务农，便在淳安县推行了胥吏灵活听候制度，允许任差农民归家，留一人在衙听候。有事差遣之际，本人亦不必到场，只需有人应差即可。到了明末，关于“农民”的制度规定愈发详密，捐银逐渐成了充吏的必要条件。明刊本《刑台法律·行移体式》为建阳坊刻律学书籍，刊印于万历四十一年以后，其“附卷”部分收录了在京、在外衙门“行移体式”，是明末公文行移的书写范本。其中收录了六件提及农民充吏的行移体式，分别为“吏部照会布政司式”“盐运司呈式”“批文式”“申文式”“官吏执结式”以及“里老执结式”。前两件是各级衙门关于农民参充和役满的行移体式。参照万历《大明会典》的记载可知，吏役参拨需得“取具里老、官旗、邻佑保结，方准起送”，这与《刑台法律》所收的两件行移体式内容正好对应。后四件则是地方起送农民事的行移体式，其中又以“申文式”叙述最为详尽：某府某县为起送农民事。承奉本府帖文，该奉某等处承宣布政司札付，蒙都察院御史某照会前事。备仰本县着落当该官吏，照依备奉钦依内事理，遵照后开事例，作急转行所属。其民间子弟，颇谙书写，年貌相应，身家并无过犯，结勘无碍，作急起送，以凭审送施行。奉此。依奉行（处）［据］某都图某人状供：年某岁，以父某人为户，丁粮相应，缘某自幼读［书］，颇谙书写。依奉事例，纳银告县，援例起送。等因。据告。为此。犹恐不的。行仰该图十见排年里老某等申结缘由，结报到县，查勘相同，研审无异。填结号纸一张，拟合就行起送。为此。县司除给付本农民亲赍前赴告投外。今具本县官吏并里老不扶结状一样二本，合行备由随缴，申乞施行。须至申者。右申 各府同某年某月 日知县某 县丞某 主簿某 背书写司典吏某。字无洗补。这是一件县给府的申文。据此可知，布政使司根据巡抚的“照会”，“札付”各府，“帖”送各县，要求各县选送“颇谙书写”“身家并无过犯”的“农民”起送到省，佥充吏役。符合条件的“农民”状供到县，再由都图里老保结，“申”送至府。在“农民”的供状里，除却自身的情况之外，也述及他们“依奉事例，纳银告县，援例起送”的事实。可见“农民”纳银已经成为明末常态，被写入了公文行移体式中，成为了起送和承担吏役的重要一环。需要说明的是，明代中后期并非所有场合中“农民”都是特指胥吏。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存在泛称务农之人的情形：如关于保甲的作用提到，“农民不轻弃其乡，而乱民相劝以为善”。万历以后实行一条鞭法，“一则使小民明白易知，一则使收头简省，农民不至失时费钱。”可见在一些场合下，农民仍指从事耕稼的百姓。但不可否认，在涉及吏役、行政运作等史料中，“农民”专指衙门中的胥吏。余论行文至此，我们对明代“农民”的词义演变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大体而言，明代“农民”经历了从务农之人的泛称，到特指纳银胥吏的过程，而这一变化是明代役法及捐纳制度变迁的产物。明初，吏役原属杂泛差役，其最本质的特征是“配户当差”，这是一种基于王朝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人身支配的资源供应关系。也就是说，明代“农民”最早为符合胥吏佥充条件的务农之人，因为身家清白、识字擅文，且对国家负有强制义务而当吏役差。随着捐纳的普遍化，胥吏数量骤增，“农民”一词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身份化，由先前符合胥吏佥充条件之人，变成了他们意欲投充的对象。而《醒世姻缘传》中侯小槐的故事结局，也揭示了这一答案。县官定要侯小槐捐纳监生，遣他回去讨取保结。沿途侯小槐还被乡约勒索了银两，亏得丈人魏才帮忙，才免得损失惨重。魏才劝解他，幸得只是纳了监生，若是被乡约报了农民，就需管仓库、支应、下程、铺设和中火等一系列差事，不仅倾家荡产，更面临着徒罪、充军的风险，抓紧纳了监生才是出路。侯小槐听罢，只得罢休再讼的念头，打点银两，前去布政司纳监了事。明代均徭法改革后，衙门公费已有折银之势。地方却往往在征收银差之后，复将衙门公事责之里长、甲首，但并不表示这种差役就为里甲正役。方志中关于这一现象的记载就十分清晰：“甲首当年，则于十户内论丁粮多寡，分派日生出应，邑中公用科敛，皆甲首出钱供办。俱以日生为率，不计财力，听其所占之日，强富或得其简，贫弱或处其烦，供办不匀。且常拘农民在官，有妨耕业。”根据小说的描写，“农民”所承担的一系列差事仍归杂泛差役中的吏役，“报做农民”也正是上文辨明的“捐纳胥吏”之意。侯小槐的故事也提醒我们，若单纯以明代后期胥吏为肥缺，未免流于片面。尽管类似的舆论并不少见，但视“吏胥为贱品”的说辞也层出不穷。甚至在宗族家训中，也常见“勿作吏胥，勿与胥隶为婚姻”之言。可见时人对胥吏的观点也并非一致。明代吏典制度完备，体系严密，胥吏群体规模庞大。正德时人王鏊就曾记载，当时胥吏的总数达五万五千余人。到了明末，这一数字只增不减。而这庞大的群体行头有别，承担的事务，甚至得以作弊徇私的空间都大相径庭，这也造成了人们对于胥吏群体的不同印象。同时，捐吏制度更是加剧了这一情况的复杂性。明代纳吏，最低仅15两，此种价格尚低于一般顶首银，因之纳银者甚多，有很多人，仅仅出于免役目的捐纳，有吏员之名，无吏员之实，更遑论肥缺了。只有那些真正要充任吏者，则不惜高价以求，纳银最高者，竟有达五百两，甚至千两。最后，正如《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二回所揭，明末为筹饷之故，常常摊派纳监与纳吏的名额予地方进行强制捐纳，导致那些并不能从中获取好处的普通百姓出于种种原因厕身其间，使得这一群体更为复杂化。这也说明，我们在给明代胥吏定性时，更需具体分析，不应以偏概全。入清之后，赋役制度完成了由“配户当差”到“完纳钱粮”的转型，户等不再与实际意义上的人口数量挂钩，百姓也不再需要承担强制性差役。加之白银在国家财政领域的广泛运用，官府胥吏多采取雇役的方式征募，不再需要从农民中佥充。因此，胥吏的来源不再局限于身家清白、识字擅文的农民，“农民”便也再次回归其务农之本意。直至近代，“农民”才再次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作为与“地主”对应的阶级，成为近代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一步言，农民议题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乃至于文学领域都是一个深厚且庞大的议题。基于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各个学科都存在着对于农民的不同理解，本文仅仅是在历史学的范式之下进行一些概念上的辨析。明代“农民”因承役而产生的分化，是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之外，另一种层面的、截然不同的身份化内涵。这也提示我们，在进行研究之际，需要剥离近代史学造成的先入为主观念，小心概念陷阱，重回历史语境。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佈，原文載於《安徽史學》2024年第6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