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载体，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尽管历代均有关于碑刻的研究，但系统性地收集、解读碑刻并将之发展为一门学问，始于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传统学者对碑刻的关注多聚焦于与王朝国家、帝王将相相关的碑铭，这类内容虽宏大，但数量上仅占现存碑刻的极小部分。相较之下，更多的碑刻则流布于民间，反映的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中曾指出：“（中国旧史）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受传统史观影响，史书多记述帝王将相之事，鲜少涉及民众史。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倾听普通人的声音、发掘“人民的历史”，已成为近现代史学家的重要关切。

自20世纪50年代起，史学界经历了从“旧史学”向“新史学”的深刻转型。“新史学”涵盖广泛，其一大特征是研究视角从“政治史”转向“社会文化史”，不再仅关注英雄或王朝的历史，而是向下延伸，聚焦于人民大众的历史经验。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如何发现并收集能够真实反映民众生活的史料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傅斯年所言：“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史学作为一门实证性学科，必须建立在丰富史料基础之上。因而，过去常被忽略的民间文献材料，如碑刻，也逐渐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新史料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背景下，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丁荷生教授长期致力于福建民间社会的研究，并敏锐意识到碑刻材料在地方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二人便经常结伴“上山下乡”，在福建省内各地搜寻宗教碑铭。

《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分册（全四册）》

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

作者：郑振满，[美]丁荷生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2003—2018年，两人合作主编的《福建宗教碑铭汇编》之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分册陆续出版，成为他们数十年研究工作的结晶。其中漳州府分册分四册，按县划分为九卷，每卷碑铭按时间顺序编排，并附有碑铭分布地点索引及中英文目录。全书共收录并点校了自唐代至民国期间漳州地区约1500通与宗教相关的碑铭，大多来自乡村庙宇，此前尚未被系统整理。该书碑刻内容涵盖了村落组织、族群关系、公共事务、地方习俗等诸多方面，不仅为研究福建宗教提供了珍贵一手材料，也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源。

在郑振满与丁荷生教授的带领下，三十多年来，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持续活跃在福建田野第一线。在漳州市辖区内几乎所有有碑刻的地方，都留下了厦大历史系的足迹。作为厦大历史系本科生，我有幸参与了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持的漳州宗教碑铭收集项目。自2016至2018年，多数周末与假期都在漳州乡村穿行，虽苦却乐。作为史学初学者，我对田野调查颇为陌生，直到系统学习历史人类学课程后，方具备了基本的理解。

一、“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实践经验

刚接触田野时，我对“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意义并不理解，多为机械模仿。但随着实践深入，我逐渐体会到这一方法的合理性。历史学的田野调查不同于人类学，往往时间短促，难以长期驻村，因此需在有限时间内高效获取与感知史料。庙宇是村庄社会生活的缩影，庙宇与碑刻往往是了解村庄社会结构与历史的快速切入点。研究庙宇的神祇体系与祭祀活动，有助于理解社区内部关系与开发历史。而庙中所立碑铭，更是承载地方记忆的重要载体。

此外，“进庙找人”同样关键。田野调查常常时间紧迫，无法提前安排向导，而庙宇中的看护人——多为本地老人——则是最佳访谈对象。他们对社区历史与庙宇祭祀体系均有深刻了解，是我们进入社区、获取地方知识的重要中介。

2018年夏，我们在龙海市石码镇进行碑刻收集与校对。当时需寻找一块位于“虾米巷”的碑刻，但该地在地图上无从查找。于是我们雇了一位本地人力车车主带路，对方声称熟悉该地。然而至目的地后我们在巷内反复查找仍无所获，后经人指点才知所至为“米巷”，而非“虾米巷”。无奈只得暂时搁置，转往附近关帝庙继续工作。这一事件凸显了地方小地名之复杂性，也提醒我们田野调查中与本地人的沟通至关重要。

二、碑刻的“地方性知识”与田野阅读的重要性

我们所收集的大多数碑刻立于乡村庙宇之中，既产生于乡村又服务于乡村，其内容自然具有强烈的地方性。若脱离乡村场域，仅在档案室或数据库中阅读，很难准确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地名、人名与地方记忆。碑刻中常提及的小地名与人名，外来者仅靠扫描照片难以识别，也可能错失许多关键信息。更何况许多碑刻因风雨侵蚀，文字模糊，需要在现场辨认、对照，才能尽量还原碑刻全貌。因此，田野中的“现场阅读”不仅是收集过程，更是史料解读的核心环节。

三、田野经验与乡村记忆的价值

田野中收获的，并不只是资料的获取，更多是对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与鲜活记忆的积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同质化正在抹平地方特征，乡村经验日益成为遥远记忆。田野调查不是猎奇式的采风活动，而是回归与贴近乡土生活的努力。从城市日常生活的种种观念与习惯中，往往仍可见乡村经验的印迹。

对中国古人而言，乡村不仅是生活起点与归宿，更是生命意义的承载体。“衣锦还乡”“告老还乡”并不仅是修辞，而是人生实践的理想归宿。从出生到落叶归根，乡村完成了人生的完整闭环。项羽曾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这种“还乡”情结，在古代社会有着现实基础。

在今日之中国，理解当代社会必先理解乡村。走入乡村田野，不仅能见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能接触每一个鲜活而有温度的个体。这种温度，是图书馆与屏幕永远无法提供的。在田野中，我始终怀抱一份对未知的好奇，因为永远不知道下一座庙在哪里，下一块碑藏于何处。这种好奇，是推动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撰稿人：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马多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於「百道網」2025年4月8日文章，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