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也是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史”这一学科诞生以来，在这一领域研究中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学者之一，与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吴承明先生一道被尊称为“北吴南傅”。先生出道很早，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年仅20余岁时就开始发表系列史学学术论文，加之一生用力颇勤，笔耕不辍，著述丰硕。
为了能使后世学人全面了解先生之著述，以及便于具体地检索与查阅，特编撰本目录，拟对先生之著述作一全面、系统的搜集与整理。
1
编排原则：
先分类，根据著述的实际形态，划分为著作、资料汇编、论文、序跋记文、译文、杂文六大类；再依据各论著的具体发表（出版）时间（非实际撰写的时间）先后，按序进行编排，其中同一书目或文目有多个版本的，著以时间最早的版本，其他版本（包括译本和各种集子收录本）在注释中予以注明；对于分期连载的同一名称或主题的文章，则归并著录为一条目录，以最早发表的时间为序；对于个别文章在增补史料并大幅修改内容后进行重刊的，则不将其与原文合为一文，而以二文分别予以著目；对于个别文章在校正和修订个别文字上的错讹和措辞后进行重刊的，则二文合著为一目，重刊之文不另行著目，但在注释中予以注明。
2
著录范围：
著作，包括各类专著（含合著）、编著、教材和论文集，但不包括国外学者对其著述的外文译本（在原著书目之下加注说明，不单独著目）；资料汇编，既包括以书的形式出版的资料集，也包括以文章形式在相关杂志上连载的资料集；论文，既包括各种期刊、报纸上发表的专题论文，也包括在各种座谈会、讲座和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稿和讲话稿，但仅指有明确主题的学术论文和各类读史札记，不包括各类序跋记文、译文和杂文；序跋记文，不仅指先生为学界同仁论著或相关论文集及部分整理出版的地方文献所作的各类序跋、前言、书评等，也包括其在自己著作中单独另作的前言、集前题记、后记、跋、出版说明等，但不包括作为书稿内容的“引言”“导言”“尾声”等，也不包括他人为先生著作所作的前言、序跋文；译文，指的是先生亲手所译（包括与他人合译）或所校成中文的外国学者相关研究著述；杂文，指先生撰写的除了论文、译文之外的各类小文章，包括自传、随笔、各类祝词、学习体会、时势讲话及部分书写给学界同仁的学术书信等，但不包括以论文形式体现的各类读史札记。
3
补充收录：
在正文目录之后附上两个附录，一为先生曾（拟）有撰写但未见详文的著述目录（以著述的撰写时间先后为序进行编排）；二为学界介绍与研究、纪念与追忆傅衣凌生平与学术的文章目录，包括在先生生前与之进行学术商榷及内容中有重点评述到先生学术的相关学术综述文章（以文章作者姓氏拼音的首字母先后为序进行编排）。
4
著录顺序：
正文及附录一中的文（书）目都按照作者、书名或文章名、出版社或发表期刊、出版年月或发表年份及期数这一顺序进行著录；附录二中的文（书）目则另以作者姓氏首字母的先后进行排序。
5
行文处理：
作者，凡是署“傅衣凌”之名（包括简称名“衣凌”）且又是独著的（包括独译），直接予以省略，如是署其原名“傅家麟”（包括简称名“家麟”）、笔名“傅友白”“休休生”“人木”“明夷”等的，或是与他人合著及合译的，则都进行注明；出版地，凡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都直接省略（个别容易混淆的仍加以著录），而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包括内部印刷）及在台湾、香港和国外出版的，则都一一予以注明；注释行文中，均以“先生”来代称“傅衣凌”之名，具体论著名之前另加“氏著”二字来专称；引述的其他文献，则以“某氏著”来进行专称，且仅于首次引用时著录其书目详细信息，之后均只简著其书名（或文名）和年份。
本目录不是一个单纯罗列书名、文名的目录，而是一个考述性的综合目录，在编目的同时，通过加注的方式，对书目内容中所涉及的相关信息，尤其是容易引起混淆的问题，都一一进行具体的辨析与考订，用按语的方式进行相关的补充说明。
「CONTENT」
1
著作
1、《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福建邵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8月。[1]
2、《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福州：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8年3月。[2]
3、《中国经济史专题讨论》，厦门大学历史系，1962年油印本。[3]
4、《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4]
5、《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5]
6、《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11月。[6]
7、《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7]
8、《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8]
9、《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9]
10、《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10]
11、《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11]
12、《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12]
13、《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傅衣凌著作集》八，中华书局，2008年5月。[13]
14、《傅衣凌著作集》（一∽八），中华书局，2007年9月-2008年5月。[14]
[1] 按，本目录此处“著作”仅指先生独著、合著或主编各类专著论，包括专著、论文集、及讲义与教材等，但不包括各类资料汇编，其编辑或主编的各种资料汇编，后者另起类著目。
[2] 本著为当时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编印的《协和大学文史丛刊》中的第二种；现已被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于2002年影印出版。按，本著出版后得到了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山根幸夫教授对其进行了摘要译介（详见【日】山根幸夫：「一九五0年の歷史学界、回顧と展望——明清よおび現代中国」，【日】『史学雑誌』第60编第5号，東京：史学会，1951年5月），田中正俊教授亦作了专门的介绍（详见【日】田中正俊：「戦時中の福建郷土史研究」，【日】『歴史学研究』第161号，東京：積文堂，1953年）。又，田中正俊和重田德曾于1953年共同将该著译成日文，并拟由东京的未来出版社出版，但因该著的中文修订版出来而最终未果（参见氏著《治史琐谈》，《书林》[上海]1984年第1期）。
[3] 本著署名“萨士武、傅衣凌、胡寄馨合著”，为当时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印的《福建社会经济丛书》中的第一种，其中《小引》《清代前期厦门洋行考——近代厦门发达史之侧面的研究》《附录：福建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三篇为先生所著。
[4] 本著为先生自1951年3月开始先后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学生和历史系中国经济史专门化学生讲授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和讨论课程（详见杨国桢：《傅衣凌教授年表》，杨氏著《傅衣凌学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3月，第221-224页）所陆续编写的讲义，于1962年正式编成并付诸刻印，1979年重印。按，该著因刻印数量很少，仅早期弟子在上课时得以所见，流传范围很小，长期不为学界所知晓，厦门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都未见有收藏，笔者无意中幸得其印本，目前正在对其进行整理和校勘，争取尽快早日付梓，以飨于学林。
[5] 本著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7月进行了再版，先生新作了个“再版说明”；另有台湾繁体版《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新北：穀風出版社，1986年12月）；经先生弟子陈支平教授重新整理、校勘后，收录于氏著《傅衣凌著作集》一（中华书局，2007年12月）。
[6] 本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2月进行了再版；另有台湾繁体版《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新北：穀風出版社，1986年9月）；收录于氏著《傅衣凌著作集》二（2007年12月）。按，本著曾由美国著名汉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康无为（Harold L. Kahn,1930-2018）译成英文（详见氏著《傅衣凌谈中国史学动态》[郑培凯整理]，《抖擞》[双月刊，香港]第37期，1980年3月；《傅衣凌自传》，《文献》1982年第4期），但不知何故，直到2018年12月康无为教授去世，该英文译著都一直未能得以出版。
[7] 本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80年7月进行了再版，先生新作了个“再版后记”；另有澳门繁体版《明清農村社會經濟》（澳門：實用書局，1961年）；收录于氏著《傅衣凌著作集》三（2007年10月）；又收录入张彦、张荣总主编《厦门大学百年学术论著选刊》，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8] 按，本著出版后相继得到了《中国出版年鉴：1983·图书评介》（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84·部分经济学著作简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的评介。本著收录于氏著《傅衣凌著作集》四（2008年3月）；又收录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有普装版（2010年12月）和精装“建馆120周年纪念版”（2017年12月）两种，内容增补了陈支平教授所撰之附录：《傅衣凌先生学术年表》《傅衣凌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二文；但漏印了先生自己为该集所撰之《集前题记》。
[9] 本著署名“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收录了先生《商品经济对明代封建阶级结构的冲击及其夭折——读惠安< 骆氏族谱>兼论奴变性质》（与陈支平合著）《福建农村的耕畜租佃契约及其买卖文书》两篇论文。
[10] 按，本著书后附录了先生弟子杨国桢教授所撰写的《不断探索前进的艰辛历程——读傅衣凌著<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初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本著收录于氏著《傅衣凌著作集》六（2007年9月）。
[11] 按，本书稿由先生初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后进行了大幅度地修订，由弟子陈支平教授协助进行整理，但直到先生去世四年后才得以正式付梓出版；收录于氏著《傅衣凌著作集》七（2007年12月）。
[12] 本著署名“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为先生生前所主持规划编撰的教材，以现实的见解和所拟提纲编写，在以政治史为基本线索的基础上，力图体现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是一部全面、简明且有一定深度的明史教科书，初名《明代史纲要》，但直到其逝世后才得以出版；本著另有香港繁体版（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94年4月）、台湾繁体版（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年8月；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9月）；本著后又经修订，并增补图片、索引与征引书目及参考文献后，改以《明史》为题，作为《中国历史》教材的第13册，由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10月进行了再版。
[13] 本著为先生生前未曾收入到其他论集中的部分论文的汇编，由先生弟子陈支平教授编辑、并拟定书名，收录于氏著《傅衣凌著作集》八（2008年5月）。
[14] 按，本著由先生弟子陈支平教授编辑而成，汇编了先生生前就已出版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等五部论著和先生逝世后由其弟子杨国桢教授、陈支平教授先后整理出版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等三部论著，共八种，编辑成六册。
2
资料汇编
1、《福建省银行概况》，福建永安：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0年12月。[1]
2、《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福建永安：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1月。[2]
3、《明代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史料类辑——附论手工业劳动者在农民战争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第1期。[3]
4、《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2期。[4]
5、《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福建金融风潮史料摘抄——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汇稿之一》，《中国经济问题》1962年第1、2期。[5]
6、《论明清时代福建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银主”——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汇稿之二》，《抖擞》（双月刊，香港）第52期，1983年1月。[6]
7、《闽俗异闻录》（一）（二），《福建文博》1984年第1、2期。[7]
8、《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一）∽（续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4期、1987年第1∽4期、1988年第1∽3期。[8]
9、《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封建社会六·明》，中华书局，1988年4月。[9]
[1] 按，本著为当时福建省政府编印的《闽政丛刊》之一种，署名“福建省银行编”，先生时任该行经济研究室编辑课主任，具体负责该著的编辑工作，故本目录亦将其著录；本著是一部有关当时福建省银行的资料汇编。
[2] 本著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主编”，为当时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的《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丛书》之一种。按，本著是一部资料汇编，分上总述和下分述两编，是综合1927-1940年间由福建省政府、各种文化团体、诸报社及部分学者个人所作的各种统计年鉴和调查报告撰写而成，其中部分内容是转摘、汇编而成，部分内容则是先生根据诸调查报告和资料进行类辑、编撰而成，而上编总述“全省”中的“二、战后农村经济的动态”和下编分述“二、农业经营农业劳动”中的“3、本省农村的耕畜租佃制度”两部分内容则是由先生自己亲自调查和撰写的文章，详见后文《关于战时福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与《关于福建农村的耕畜租佃》二文目。
[3] 本文相继收录于唐棣、叶蠖生、邓拓、傅衣凌等著，姜默阳、朱国珍、何春渔、张柏如等缮写《明清史参考资料》（1950年代末油印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3月），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十三（1982）；本文后又经大幅修订、改以《明代江南的纺织工业于织工暴动》为题，收录于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四（1957）。
[4] 本文相继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三（1982），《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5] 本文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八（1982）。
[6] 本文实际撰写于1963年8月；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但删除了文章的副标题。按，《抖擞》杂志于1974年1月由香港大专院校和教育界的十几位朋友联合创刊，时任香港大学理学院院长的梁鉴添任社长，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化学术刊物，以双月刊的形式发行，即在每年的单月份编辑、出版，一年6期（个别年份未出满6期，如1979年的11月就未有出版），刊期连续；然而自1982年开始，由于受当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以及港人对香港前景担忧、纷纷移民海外、经费短缺等因素的影响，该刊的经营开始遭受严重的困难，出版、发行开始变得不稳定，时断时续，到了1983年，愈发艰难，1982年仅出版了1月、5月、7月、9月4期，1983年只出版了1月、7月、11月3期，至1983年11月年出版了第54期之后，由于经费与人力的短缺，该刊不得不停刊。又，由“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创办、于1986年9月在美国纽约市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创刊、至1996年1月又停刊的《九州学刊》（季刊）和由香港城市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创办、于2003年秋季创刊至今（季刊）的《九州学林》（两个刊物均由郑培凯先生任主编），在学术渊源上与《抖擞》杂志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参见郑培凯：《一份华文学术期刊的诞生与成长》，《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但后者并不是前者的一种简单复刊，两者无论是在主办单位、经费来源、刊名及其内容都完全不同，不过其办刊的宗旨则基本一致，都是旨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此外在编辑的团队和投稿的作者群体上两者也有着很大的交集。
[7] 按，本文的具体刊期在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二十一（2008）时，及在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都误录为“《福建文博》总第6-10期，1984-1987年”。
[8] 本文署名“傅衣凌、陈支平”；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二十二（2008）。
[9] 本著署名“翦伯赞、郑天挺”总主编，“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林仁川编选”。
3
论文
1、《东汉的士大夫阶级与党锢》（一∽十三），《江声报·人间》（厦门）1931年7月14-19日、21-26日、28日第9版。[1]
2、《汉代番化考：华夏番化考之一章》，《厦大周刊》第12卷第13期《历史学会历史专刊》，1932年12月19日。[2]
3、《秦汉的豪族》，《现代史学》（季刊，广州）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10日。[3]
4、《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现代史学》（季刊，广州）第1卷第3-4期合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1933年4月10日。[4]
5、《桃符考》，《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广州）第2卷第3-4期合刊，1934年1月5日。[5]
6、《中国佃佣制评论：关于佃佣社会说之意见》，《现代史学》（季刊，广州）第2卷第1-2期合刊，1934年5月25日。
7、《略论中国古代仓库制度及其他》，《突击半月刊》（福州）第1卷第2期，1934年9月15日。
8、《辽代奥姑考——母系社会遗迹之追寻》，《福建学院月刊》（福州）第1卷第4-5期合刊，1934年10月20日。[6]
9、《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度》，《现代史学》（季刊，广州）第2卷第3期，1935年1月28日。[7]
10、《辽代奴隶考》，《食货》（半月刊，上海）第1卷第11期，1935年5月1日。[8]
11、《二十七年来中国文化运动的两主潮》，《生力旬刊》（福州）第1卷第17-18期合刊《国庆纪念专号》，1938年10月9日。
12、《关于福建农村的耕畜租佃》，《新闻杂志》（周刊，福建永安）复刊第7号，1939年2月12日。[9]
[1] 本文为同一篇文章分13期连载，其中（一）、（七）∽（十三）署名“衣凌”，（二）∽（六）署名误印为“凌衣”。按，《江声报》是由同盟会会员、泉州晋江籍的新加坡著名华侨许卓然于1918年11月在厦门创刊的民营报纸，报头由孙中山题写；1937年该报又创办《厦门大报》，随报赠送；1949年，《星光日报》并入；1952年，合并后的《江声报》又并入《厦门日报》。
[2] 按，从该文的文名来看，先生曾拟就“华夏番化考”之主题撰写一个系列文章，但实际上在撰写本文后，并未继续撰就续章。
[3] 本文在该刊该期目录中题名为《秦汉之豪族》；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一（2008）。
[4] 本文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二（2008）。
[5]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6] 按，本文的具体刊期在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三（2008）时，及在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都误录为“《福建学院月刊》第1卷第1期，1934年”。
[7] 本文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五（2008）。
[8] 本文摘要转载于《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上海）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20日。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四（2008）。
[9] 本文旋改以《本省农村的耕畜租佃制度》为题，收录于氏著《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1941）下《分述》二《农业经营农业劳动》中。按，在氏著《隋唐五代中国西部地区耕畜关系文书掇拾——休休室读史札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及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题为《关于福建的耕畜租佃》。
13、《本省经济掌故杂谈（待续）》，《省行通讯》（半月刊，福建永安）第2卷第9期，1939年6月15日。[1]
14、《关于历史上的福建海盗与走私问题：一个惨痛事实的回忆》，《时事半月刊》（福建连城）第3卷第2期，1939年12月5日。
15、《从“杀”老到敬老：社会史话之一》，《现代青年》（月刊，福建永安）新1卷第6期，1940年4月10日。[2]
16、《元代经略中原多用金国豪族考：血族集团与中国政治之一章》，《生力旬刊》（福建连城）第2卷第35-36期合刊《二周年特大号》，1940年5月9日。[3]
17、《社会史话之二：关于服饰的起源及其变迁》，《现代青年》（月刊，福建永安）第2卷第2期，1940年6月10日。[4]
18、《关于战时福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经济评论》（周刊，福建永安）第3、4期合刊，1940年7月8日。[5]
19、《社会史话之三：食的进化》，《现代青年》（月刊，福建永安）第2卷第3期，1940年7月10日。[6]
20、《社会史讲话：第一讲 社会史的分期》，《现代青年》（月刊，福建永安）第2卷第5期，1940年9月10日。[7]
21、《社会史讲话：第二讲 原始社会》《社会史讲话：第二讲 原始社会》（续），《现代青年》（月刊，福建永安）第2卷第6期、第3卷第2期，1940年10月10日、12月10日。[8]
22、《论工业合作运动与福建农家副业》，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编《东南工合》（月刊，江西赣州）第2卷第1期，1941年1月。[9]
[1] 本文署名先生笔名“休休生”。按，据本文题名中的“待续”一词，在其后的《省行通讯》上应还另刊有本文的续篇，但笔者遍阅现存的该杂志卷期，未能查见到该续文，是先生未曾撰有或刊发，还是刊发在该杂志佚失的卷期上，则不得而知。
[2] 本文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六（2008）。
[3] 本文在该刊期目录中误题为《各代经略中原多用金国豪族考》。按，从该文的文名来看，先生曾拟就“血族集团与中国政治”之主题撰写一个系列文章，但实际上在撰写本文后，并未继续撰就续章。
[4] 本文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七（2008）。
[5] 本文旋改以《战后福建农村经济的动态》为题，收录于氏著《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1941）上《总述》A《全省》中。按，在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文题误录为《战时福建农村经济诸问题》。又，《经济评论》杂志是由民国时期福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福建民报》创办的一份学术杂志。
[6] 本文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八（2008）。
[7] 本文署名先生本名“家麟”。按，本文与后文《第二讲 原始社会》及续文一起合编、修订后，以《社会史讲话》为题，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九（2008），但漏标了《第二讲原始社会》（续）的原刊出处。
[8] 本文与前文《第一讲 社会史的分期》一起合编、修订后，以《社会史讲话》为题，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九（2008），但漏标了《第二讲原始社会》（续）的原刊出处。
[9] 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全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由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美国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等人于1938年8月在武汉正式发起、成立，并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业，其目的是组织沦陷区流亡难民开办工厂企业、生产军民用品、并争取海外援助，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办事处（简称“东南工合”）在赣州正式成立，路易·艾黎兼办事处主任，负责发展赣、闽、粤、浙、皖五省的“工合”事业（1941年初更名为“赣闽粤区办事处”，1943年底，赣闽粤区办事处与浙皖区办事处合并，重新成立东南区办事处，并迁往长汀）；1952年，全国合作总社成立，中国工合被注销。又，《东南工合》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于1940年5月在江西赣县创刊，初为月刊，1941年7月停刊；1942年1月复刊并改为季刊，卷、期数另起；1945年又更名为《东南工合通讯》，卷、期数再次另起；1948年再次改回本名。
23、《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略》，《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1卷第1期，1941年3月31日。[1]
24、《明清时代福建的抢米风潮》，《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1卷第2期，1941年7月31日。[2]
25、《清乾隆福建吃老官斋匪滋事考》，《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1卷第4期，1941年12月30日。[3]
26、《近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以黄历乡所发现各项契约为根据的一个研究》，《经济导报》（月刊，福建永安）第1卷第4-5期合刊，1942年9月15日。[4]
27、《考据：清代前期厦门洋行考——近代厦门商业发达史研究之一》，《贸易月刊》（福建南平）第1卷第7期，1942年11月25日。
28、《太平天国时代的全国抗粮潮》，《财政知识》（月刊，江西赣州）第3卷第3期，1943年9月。[5]
29、《清代前期厦门洋行考——近代厦门发达史之侧面的研究》，《财政知识》（月刊，江西赣州）第3卷第4期，1943年10月。[6]
[1] 本文在《傅衣凌自传》（《文献》1982年第4期）中题为《福建佃农风潮考略》；后改以《明清时代福建佃农风潮考证》为题，相继收录于氏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
[2] 本文在该刊该期的目录中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
[3] 本文后改以《清乾隆福建吃老官斋匪起事考》为题，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4] 按，本文在《傅衣凌自传》（《文献》1982年第4期）中题为《明清时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在进行部分修订后，旋又以《明清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关系——以黄历乡所发现各项契约为根据的一个研究》为题，署名先生笔名“傅友白”（先生以此名发文仅见此一例），重新刊发于《裕民》（半年刊，江西遂川）第5期，1943年8月；接着又改以《近代永安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为题，收录于氏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后又经大幅修订，收录于氏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由于上列诸文主要是在部分文字和表述上的修订，在内容上并未有实质性的变动，故将其合著为一目，不分别予以一一著目。又，《裕民》（遂川）杂志创刊于1941年11月，属经济刊物，由当时的江西裕民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发行，发行人为李德钊，发行地为江西省遂川县，1942、1943两年为半年刊、每年两期；其余年份为年刊、每年一期，至1946年4月停刊，共发行8期；自1946年9月开始，该刊由《经建季刊》继承、替代，刊物性质不变，改由当时的江西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发行，发行人为洪轨，发行地也改为江西省会南昌市，季刊（实际并未严格按照季刊发行），至1948年11月停刊，共发行6期。另，民国时期另有一个同名、且同属经济刊物的《裕民》（南京）杂志，又名《裕民月刊》，创刊于1948年7月，由当时的裕民月刊社发行，冯仲敏主编，发行地为当时首都南京市，月刊，至1948年10月停刊，共发行1卷4期。
[5] 本文在《傅衣凌自传》（《文献》1982年第4期）中题为《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抗粮潮》；后经大幅修订、并增补“附记”内容，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十七（1982）。
[6] 按，本文是在前文《考据：清代前期厦门洋行考——近代厦门商业发达史研究之一》（《贸易月刊》[福建南平]第1卷第7期，1942年11月25日）的基础上增补部分史料、并大幅修改内容而成，是前文的修订版，但二文内容有了很大的出入，故将二文分别予以著目。本文收录于氏著《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1948）；后又进一步修订、改以《清代前期厦门洋行》为题，收录于氏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七（1956）。
30、《宋元之际江淮海商考》，《财政知识》（月刊，江西赣州）第4卷第1期，1944年1月。[1]
31、《福建畲姓考》，《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2卷第1期，1944年1月31日。[2]
32、《关于捻乱的新解释——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一》，《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2卷第2期，1944年6月30日。[3]
33、《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见氏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邵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8月。[4]
34、《太平天国时代回乱领导人物出身考——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三》，《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2卷第3期，1945年6月30日。[5]
35、《太平天国时代团练抗官问题引论——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四》，《社会科学》（季刊，福建永安）第1卷第2-3期合刊，1945年9月。[6]
36、《唐代宰相地域分布与进士制之“相关”的研究》，《社会科学》（季刊，福州）第1卷第4期，1945年12月。[7]
37、《太平天国时代的福建小刀会》，《改进》（月刊，福建永安），1946年。[8]
38、《清末厘金制起源新论》，《社会科学》（季刊，福州）第2卷第1-2期合刊，1946年6月。[9]
39、《晚唐五代义儿考》，《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1期，1946年8月16日第4版。[10]
[1]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2]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3] 按，有关“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系列论文，先生原拟撰有4篇，但实际缺撰之二，在氏著《太平天国时代回乱领导人物出身考——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三》（《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2卷第3期，1945年6月30日）一文中，先生曾提及撰有“拙稿《太平天国乱后的军队叛变问题》”，但未能查见到其具体刊发信息或手稿原文，可能就是该“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二”的文章）。本文在《傅衣凌自传》（《文献》1982年第4期）中题为《捻军的新解释》；后进行了大幅修订、并增补了“后记”内容，改以《关于捻变的新解释》为题，重刊于《抖擞》（双月刊，香港）第39期，1980年7月，由于二文内容已有了很大的出入，故将二文分别予以著目。
[4] 本文后改以《清代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为题，收录于氏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
[5] 本文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十（2008）。
[6] 按，本文在氏著《太平天国时代回乱领导人物出身考——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三》（1945）一文中题为《太平天国时代团练抗官考》。后经大幅修订、改以《太平天国时代团练抗官问题引论——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革史研究》为题，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十九（1982）。
[7]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8] 按，笔者并未查到本文的原文及刊发的具体卷、期信息，但可确定先生曾撰刊有该文，参见杨国桢：《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杨氏著《傅衣凌学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3月，第202页。
[9] 本文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九（1982）。
[10] 按，原刊题目误印为《晚唐王代义儿考》，后在《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3期（1946年9月19日第4版）上刊登了“启事”予以更正。又，《星光日报》是由漳州永定籍的新加坡著名华侨胡文虎于1935年9月在厦门创刊的第3家星系民营报纸（另两家分别是胡文虎于1929年1月在新加坡创刊的《星洲日报》[该报在马来西亚至今仍存，是东南亚发行量最高的华文报纸和大陆、港、台以外最大的华文日报；也是今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前身]和于1931年6月在汕头创刊的《星华日报》）；1938年5月，厦门被日军侵占沦陷，该报也被迫停刊；1945年11月10日复刊；1949年，该报并入《江声报》；1952年，合并后的《江声报》又并入《厦门日报》。
40、《记清末东北的木匪——读史札记之一》，《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2期，1946年8月29日第4版。[1]
41、《关于唐宋元时代典卖物业的亲邻优先权》，《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3期，1946年9月19日第4版。[2]
42、《记清代福建长乐的乡约》，《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4期，1946年10月3日第4版。[3]
43、《休休室读史札记》（一、福建人祭遗迹偶拾，二、何镜山的开国论），《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4期，1946年10月3日第4版。[4]
44、《明代山东农村社会掇拾》，《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5期，1946年10月18日第4版。[5]
45、《明代的洞庭商人》，《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6期，1946年11月15日第6版。
46、《论乡族集团对于中国封建经济之干涉》，《社会科学》（季刊，福州）第2卷第3-4期合刊，1946年12月。
47、《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汇报》（福州）第2期，1946年12月。[6]
48、《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星光日报·历史半月刊》（厦门）第11期，1947年5月12日第4版。[7]
49、《伴当小考》，《社会科学》（季刊，福州）第3卷第1-2期合刊，1947年6月。[8]
[1] 本文署名“衣凌”；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十一（2008）。
[2]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3]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4] 本文署名先生笔名“人木”；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十二（2008）。
[5] 按，本文署名先生笔名“明夷”，先生以此名发文仅见此一例。
[6] 按，有关“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之系列论文，先生原拟撰有8篇，但明确标有序号的只有之一、之三、之五、之六、之八5篇。本文稍后另刊于《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福州）第2号，1947年6月；后经大幅修订、改以《明代徽州商人》为题，相继收录于氏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二（1956），《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7] 本文在《傅衣凌自传》（《文献》1982年第4期）中题为《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的手工业生产形态》；后经大幅修订、并增补了“附记”内容后，以《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为题，重新刊发于《抖擞》[双月刊，香港]第38期，1980年5月；修订后的文章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九（1982）。
[8] 本文后经大幅修订，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十一（1982）。
50、《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佃农风潮》，《社会科学》（季刊，福州）第3卷第3-4期合刊，1947年12月。[1]
51、《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见氏著《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附录》，福州：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8年3月。[2]
52、《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研究之三》，《社会科学》（季刊，福州）第4卷第2期，1948年6月。[3]
53、《清代前期东南洋铜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论之五》，《社会科学》（季刊，福州）第4卷第3期，1948年9月。[4]
54、《明代陕西商人考略——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论之六》，《社会科学》（季刊，福州）第4卷第4期，1948年12月。[5]
55、《中国海外贸易商经营者之地区分布的研究——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论之八》，《社会科学》（季刊，福州）第5卷第1-2期合刊，1949年6月。
56、《明季奴变史料拾补》，《协大学报》（年刊，福州）第1期，1949年。[6]
57、《关于美国资本主义之奴隶制性格的一个举例——记十九世纪美国苛待华工事件》，《新厦大》（周刊）第8期，1951年1月1日第3版。58、《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第5期。[7]
59、《从< 红楼梦>一书谈到清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1期。[8]
[1] 本文后经大幅修订、改以《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佃农抗租风潮》为题，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十四（1982）。
[2] 按，先生在1946年8月受聘为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文史组组长后，于1947年6月28日、7月6日先后两次分别与同事助理研究员胡寄馨及时任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萨士武对福州水部河口、新港、仓前山等地的史迹进行了实地的田野考察，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实地调查资料，包括向当地老先生的口访资料和拓印到的数通碑拓资料，本文就是依据这两次调查所得的部分资料成果整理而成。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
[3] 本文与之前的《明代的洞庭商人》（《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6期，1946年11月15日第6版）一文内容大不相同，前文仅是一个读书札记，本文内容、结构都要详细、完备得多，是篇正式研究论文，两者有很大的出入，故将二文分别予以著目；本文后又再次大幅修订、并改以《明代江苏洞庭商人》为题，收录于氏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三（1956）。
[4] 本文后经大幅修订、改以《清代前期东南洋铜商》为题，收录于氏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六（1956）。
[5] 本文后经大幅修订、改以《明代陕西商人》为题，收录于氏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五（1956）。
[6] 本文后经大幅修订、增补“后记”内容，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十五（1982）。按，《协大学报》（年刊，福州）乃1949年由原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委员会所出版的《福建文化》（季刊，福州）和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学系所编辑的《协大艺文》（半年刊，福州）两个刊物合并而成，计划每年出一期，但实际上仅在1949年当年出了第1期（应是年初出版），是年8月福州解放后，该刊停刊。
[7] 本文相继收录于唐棣、叶蠖生、邓拓、傅衣凌等著，姜默阳、朱国珍、何春渔、张柏如等缮写《明清史参考资料》（1950年代末油印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3月）；后又经大幅修订，收录于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三（1957）。
[8] 按，本文为1954年12月12日、1955年1月2日先生参加在厦门大学先后举行的两次“《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上作的发言，经修订后刊发。相继收录于刘梦溪编《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4月），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
60、《明代江南富户经济的分析》，《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1]
61、《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发展概述》，见氏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2]
62、《明代福建海商》，见氏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四，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3]
63、《论明清时代的棉布字号》，《光明日报》1956年8月16日第3版。[4]
64、《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5期。[5]
65、《明末清初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富农经营”的初步考察》，《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1期。[6]
66、《<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导言》，见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7]
67、《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明清商业经济史札记之二》，《光明日报》1958年3月3日第3版。[8]
68、《明清时代河南武安商人考略——明清商业经济史札记之三》，《学术论坛》1958年第1期。[9]
69、《关于朱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1期。[10]
[1] 按，本文为1956年4月4-8日先生参加在厦门大学35周年校庆时举行的“厦门大学历史系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所提交的会议论文，经修订后刊发。旋以《明代江南富户的分析》为题，收录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3月；后又经大幅修订，收录于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二（1957）。
[2] 按，本文为先生撰写《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一著时所新撰，未单独另行刊发。
[3] 按，本文从文章实际内容来看，当系先生“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系列论文之二，但未见有“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论之二”之副标题，且未查看到最早的原刊出处，在收录于氏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五（1956）时亦未注明。
[4] 本文先以“附录”形式收录于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六（1957），后又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五（1982）。
[5] 本文收录于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五（1957）。
[6] 按，本文为1957年3月8-10日先生参加在厦门大学建校36周年校庆时举行的“厦门大学历史系第二次科学讨论会”上所提交的会议论文，原题为《明清之际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富农经济”的初步考察》，经修订后刊发。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六（1982）。
[7] 按，本“导言”为先生撰写《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一著时所新撰，篇幅较长，实为一独立的专题论文，未单独另行刊发。
[8] 按，有关“明清商业经济史札记”之系列论文，先生原拟撰有3篇，但实际缺之一。本文后经大幅修订、增补“补记”内容，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1982）。
[9] 本文后经大幅修订、增补“补记”内容，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二（1982）。
[10] 按，本文也是1959年9月底先生参加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举行的“厦门大学历史系第三次科学讨论会”上所提交的会议论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四（1989）。
70、《关于明末清初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新估计》，《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2期。[1]
71、《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文物》1960年第2期。[2]
72、《我对于明代中叶以后雇佣劳动的再认识——兼质罗耀九先生》，《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3]
73、《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3期。[4]
74、《闽清民间佃约零拾》，见氏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11月。
75、《明清之际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以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的一个研究》，见氏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11月。[5]
76、《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若干问题的商榷——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文汇报》1961年12月21日第3版。
77、《关于郑成功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6]
78、《关于郑成功评价的一些看法》，见厦门市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筹备委员会编《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特刊》，1962年2月。[7]
79、《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傅衣凌在上海史学会作专题报告》，《文汇报》1962年9月4日第3版。[8]
[1] 本文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十三（2008）。
[2] 本文后经大幅修订、改以《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为题，收录于氏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
[3] 本文相继收录于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此著为1980年6月5-11日由先生主持的、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的成果编选），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1982）；节选收录于郑天挺主编《明清史资料》（上册）七《明代的资料本主义萌芽·论文》（由南炳文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
[4] 本文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四（1982）。
[5] 按，本文为1959年9月底先生参加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举行的“厦门大学历史系第三次科学讨论会”上所提交的会议论文，原题为《明清之际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经修订后收录于《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未另行单独刊发。
[6] 按，本文为1962年2月19-24日先生参加在厦门鹭江宾馆举行的、由福建省历史研究所、厦门市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筹委会和厦门大学联合召开的“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会议论文，经修订后刊发。相继收录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四（1989）。
[7] 本文后又另刊于《文汇报》1962年3月31日第3版。
[8] 本文署名“理言”（为整理本文的《文汇报》编辑之笔名）。按，本文为1962年8月先生在上海史学会作的学术报告，报告名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以第三人称新闻报道的方式刊登了报告的主要内容，文题也是该报编辑所拟；本文文目收录于《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傅衣凌自传》附《傅衣凌主要著作目录》和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傅衣凌自述》附《主要著述目录》之中。
80、《从一篇史料看十七世纪中国海上贸易商性质》，《文汇报》1962年11月2日第3版。[1]
81、《< 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休休室读史札记之一)——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之乱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1期。[2]
82、《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3]
83、《关于明初胡蓝之狱的分析》，《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4]
84、《顾炎武与十七世纪中国社会》，《江海学刊》1963年第12期。[5]
85、《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4年第1期。[6]
86、《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964年第5期。[7]
87、《奴隶们是历史上反孔斗争的革命先锋》，《厦大通讯》1973第4期（总第4期），1973年5月10日。[8]
88、《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反孔的革命先锋》，《人民日报》1974年2月3日第2版。[9]
[1] 本文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四（1982）。
[2] 本文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十二（1982）。
[3] 按，本文是在1962年8月先生于上海史学会作的学术报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的基础上，经大幅增补、修订后重新刊发，二文内容及行文都大为不同，有很大的出入，故将二文分别予以著目。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三（1982）。
[4]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5] 本文相继收录于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明清人物论集》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四（1989）。
[6] 按，本文为1963年12月5-7日间，先生在参加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顾炎武诞辰三百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时，应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历史学会和南京经济学会的邀请，在南京大学大礼堂作的学术报告，初名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有关问题》，经修订后刊发。
本文相继收录于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1981），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册（巴蜀书社，1987年3月），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十四（2008）。
[7] 本文相继收录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六（1982）。
[8] 本文署名“傅家麟、郑学檬、郑山玉”。
[9] 本文相继收录于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新疆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编《批林批孔文辑·深入批判尊孔反法的反动思想》（甘肃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辽宁人民出版社编《批林批孔文集》第三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编《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编《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浙江人民出版社，1974年6月），福建人民出版社编《历史上反孔与尊孔斗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6月），中共九江地委党校图书资料室编《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话》（[内部资料]，1974年12月）等论著之中。按，本文并未直接署先生之名，而是署以“厦门大学历史系革命大批判组”这一集体之名，因先生是这一集体的主要成员，且稍早前也撰写了上列的《奴隶们是历史上反孔斗争的革命先锋》（《厦大通讯》1973第4期[总第4期]，1973年5月10日）一文，两者内容的主题相同、文风一致，可谓是姊妹篇，因此笔者推定本文也应是由先生所实际撰写，至少也是主要的合作撰写者之一，故本目录将其著录。又，文末著录本文原刊于《福建日报》，乃据原刊文删改后转载，并未注明原刊刊发的详细信息，笔者亦未能查阅到其原刊的具体日期和版次。
89、《从< 史纲评要>看李卓吾的尊法反儒思想》，《厦大通讯》1974年第1期（总第5期），1974年5月10日。[1]
90、《论李贽的反孔尊法思想》，《福建日报》1974年5月22日第3版。[2]
91、《试论李贽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问题》1975年第1期。[3]
92、《从明末社会论李贽思想的时代特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1期。[4]
93、《明末南方的“佃变”、“奴变”》，《历史研究》1975年第5期。[5]
94、《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一个探索——江西新城< 大荒公禁栽菸（烟）约>一篇史料的分析》，《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6]
95、《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7]
96、《论明清社会与封建土地所有形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3期合刊。[8]
97、《略论我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规律——休休室读史札记》，《厦门日报》1979年7月6日第3版。[9]
[1] 本文署名先“傅家麟、林其泉”；后又另刊于《福建日报》1974年7月27日第2版。按，学界另有一篇同名作，见王荣刚、严同明、韩天宇：《从< 史纲评要>看李贽的尊法反儒思想》，《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8期（该文亦收录于《李贽思想评介》[1974]）。
[2] 本文收录于《李贽思想评介》（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又以《论李贽的反儒尊法思想》为题收录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反儒尊法文选》（[内部资料]，厦门大学历史系，1974年6月），以《论李贽的尊法反儒思想》为题收录于福建省晋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李贽思想评介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5年5月）。按，本文并未直接署先生之名，而是署以“厦门大学历史系写作小组”这一集体之名，因先生是当时系里有关“李贽”思想研讨的主要参与者和代表性学者，相继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如上列的《从< 史纲评要>看李卓吾的尊法反儒思想》及下列的《试论李贽的经济思想》、《从明末社会论李贽思想的时代特点》等，这些文章内容的主题都相同、文风也一致，因此笔者推定本文也应是由先生所实际撰写，至少也是主要的合作撰写者之一，故本目录将其著录。又，在厦门大学历史系编的《李贽反儒尊法文选》（1974年）这一资料集中，还附录有《李贽年谱简编》、《李贽著作目录》、《< 史纲评要>简介》三篇文章，均署名“厦门大学历史系”，尽管可以断定该资料集先生也是其中的编选者之一，但由于无法知晓先生所实际编选的内容，更无法确定这三文是否由先生参与或执笔撰写，本目录暂不予以著录；同样的情况还见于署名“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介绍李贽的一部重要著作——明刻本< 史纲评要>》（《文物》1974年第9期，收录于福建省晋江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李贽思想评介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5年5月）一文，本目录亦暂不予以著录。
[3] 本文署名“傅家麟、林其泉”。
[4] 本文后经大幅修订，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四（1989）。
[5] 本文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十六（1982）。
[6] 本文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七（1982）。
[7] 本文相继收录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3月），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五（1982）。
[8] 本文收录于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1981）。
[9] 按，本文后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历史系教授、华裔学者梁肇庭（Sow-Theng-Leong）译成英文刊发，详见Fu Yi-ling,Capitalism in Chinese Agriculture:on the Law Governing Its Development,translated by Sow-Theng-Leong,Modern China,Vol.6 No.3,July 1980.又，梁肇庭教授是有关中国客家移民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1981年12月至1982年1月曾在厦门大学进行短期的访学研究。本文相继收录于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1981），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八（1982）。
98、《明清时代阶级关系的新探索》，《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1]
99、《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2]
100、《傅衣凌谈中国史学动态》，《抖擞》（双月刊，香港）第37期，1980年3月。[3]
101、《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抖擞》（双月刊，香港）第38期，1980年5月。[4]
102、《座谈：中国封建社会和现代化》《座谈：中国封建社会和现代化》（续），《抖擞》（双月刊，香港）第38、39期，1980年5月、7月。[5]
103、《关于捻变的新解释》，《抖擞》（双月刊，香港）第39期，1980年7月。[6]
104、《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7]
[1] 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0年第9期。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十（1982）。
[2] 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0年第16期、（中国古代史）1980年第24期。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七（1982）。
[3] 按，本文为先生于1979年冬至1980年春在美国讲学期间，分别在耶鲁大学两处不同场合发表的演讲稿内容，由时任美国耶鲁大学教师、香港《抖擞》杂志编辑的郑培凯先生整理而成，文前附有其对本文的长篇“按语”；本文仅署名“郑培凯整理”，未署先生之名。又，不知何因，在先生生前、逝后所编集、出版的各种集子中，该文都遭到了“疏漏”，未曾有过任何收录。另，郑培凯（1948-），笔名“程步奎”，山东日照人，1949年随父母赴台，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先生的第一位博士），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戏剧家、茶学家、翻译学家，曾先后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曾是《抖擞》（双月刊，香港）杂志的主要撰稿者和责任编辑、《九州学刊》（季刊，香港、美国纽约）杂志的主编，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Chinese Civilization Centre）主任、教授，《九州学林》（季刊，香港、上海）的主编。
[4] 按，本文是在前文《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星光日报·历史半月刊》[厦门]第11期，1947年5月12日第4版）的基础上，增补部分史料、并大幅修改内容、增补“附记”而成，是前文的修订版，二文内容有很大的出入，故将二文分别予以著目。又，本文文前附有时任《抖擞》杂志编辑的郑培凯先生对本文的长篇“按语”。另，本文的主要内容收入氏著《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的第六章第三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之中，是该节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按，本文为先生于1979年底在美国东部讲学期间，在一次座谈会上作的发言录音稿，由当时旅美文化工作者范寒山（笔名）先生删订、整理，分两期连载。又，本文两期文前都附有本文编者的“按语”。再，本文两期都仅署名“范寒山整理”，未署先生之名，仅在编者“按语”中提及。另，本文后改以《中国封建社会和现代化》为题，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一（1989），但漏收录续篇的内容，且删除了本文编者的按语和“范寒山整理”之署名。
[6] 按，本文是在前文《关于捻乱的新解释——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一》（刊于《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2卷第2期，1944年6月30日）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并增补“后记”内容而成的，文前附有时任该杂志编辑的郑培凯先生对本文的长篇“按语”，由于二文内容已有了很大的出入，故将二文分别予以著目；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二十八（1982），但漏标了该文的原刊出处，且删除了郑培凯先生的“按语”。
[7] 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1980年第10期。本文相继收录于《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3辑[总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后又经修订、改以《明清封建社会中的村社制和奴隶制残余》为题，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三（1989），两者基本内容一致，但具体行文却有了很大出入。
105、《明代江西的工商业人口及其移动》，《抖擞》（双月刊，香港）第41期，1980年11月。[1]
106、《明代开封城市性质的解剖——< 如梦录>读后记》，《抖擞》（双月刊，香港）第42期，1981年1月。[2]
107、《中国封建后期湖南山区商品生产的一个实例——读王闿运< 桂阳直隶州志·货殖传>书后》，《抖擞》（双月刊，香港）第43期，1981年3月。[3]
108、《附《致< 抖擞>编者的信》，《抖擞》（双月刊，香港）第43期，1981年3月。[4]
109、《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投降派的安内攘外论》，《抖擞》（双月刊，香港）第44期，1981年5月。[5]
110、《厦门海沧石塘< 谢氏家乘>有关华侨史料》，《华侨问题资料》第8期（1981年第1期），1981年9月15日。[6]
111、《明代泉州安平商人史料辑补——读李光缙< 景壁集>、何乔远< 镜山全集>两书札记》，《泉州文史》第5期，1981年10月。[7]
112、《中国海外贸易商经营者出生地小议》，《抖擞》（双月刊，香港）第47期，1981年11月。[8]
113、《晚唐五代义儿考——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试论之一》，《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史学专号，1981年增刊。[9]
[1] 按，本文作于1960年代初期，文前附有时任该杂志编辑的郑培凯先生对本文的长篇评述性“按语”。本文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一（1982），但漏标了该文的原刊出处，且删除了郑培凯先生的“按语”；在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错漏了本文的原刊出处，误著为其原刊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一（1982）。
[2] 按，本文文前附有时任该杂志编辑的郑培凯先生对本文的长篇“按语”；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但删除了郑培凯先生的“按语”。又，本文旋又以《明代开封城市性质的剖析——< 如梦录>读后记》刊发于《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文字略有出入。
[3] 按，本文作于1964年，文前附有时任该杂志编辑的郑培凯先生对本文的长篇评述性“按语”。本文旋改以《王闿运< 桂阳直隶州志·货殖传>读后》为题，收录于《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总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但删除了郑培凯先生的“按语”。
[4] 按，本文发表时，附录于上文《中国封建后期湖南山区商品生产的一个实例——读王闿运< 桂阳直隶州志·货殖传>书后》之后，但内容是针对前文《明代开封城市性质的解剖——< 如梦录>读后记》（《抖擞》[双月刊，香港]第42期，1981年1月）的补充说明，故作为其附录，一并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
[5] 本文为先生的一篇读书札记；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四（1989），但漏标了该文的原刊出处。
[6] 按，《华侨问题资料》是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印的一个内部刊物，刊期不固定。
[7]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
[8] 按，本文从文章实际内容来看，当系先生“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系列论文之七，但未见有“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论之七”之副标题，且未查看到最早的原刊出处；本文文前附有时任该杂志编辑单独郑培凯先生对本文的超长评述性“按语”（共有3页）；在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时，删除了郑培凯先生的“按语”。
[9] 按，本文与是在前文《晚唐五代义儿考》（《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1期，1946年8月16日第4版）的基础上于1980年进行增补部分史料、大幅修改内容，并增添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试论之一”的副标题而成，是前文的修订版，二文内容有了很大的出入，故将二文分别予以著目。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114、《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史学集刊》1982年第1期。[1]
115、《明清封建各阶级的社会构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2]
116、《周玄< 泾林续纪>事件辑录——明末社会变革与动乱杂考之一》，见王毓铨主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3]
117、《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福建论坛》1982年第3期。[4]
118、《明万历二十二年福州的抢米风潮——明末社会变革与动乱杂考之二》，《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5]
119、《漫谈林纾的爱国思想——读林译< 不如归·序>书后》，《厦门日报》1982年10月30日第3版。[6]
120、《从农民斗争到资本主义萌芽看中国封建社会的弹性》，《学术研究》1983年第2期。[7]
121、《我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8]
[1] 按，本文为1980年8月5-8日先生参加在南开大学举办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会议论文，经修订后刊发。全文转载于《新华文摘》1982年第5期（部分文字略有删减）、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2年第6期。相继收录于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上册（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1982年1月），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处论文组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二（1989）。
[2] 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1982年第18期；由袁强同名选摘、转载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四（1989）。
[3] 按，从本文的文名来看，先生曾拟就“明末社会变革于动乱”之主题撰写一个系列文章，但实际上仅撰写本文与后文《明万历二十二年福州的抢米风潮——明末社会变革与动乱杂考之二》二文，并未继续撰就续章。后经大幅修订、改以《周玄< 泾林续纪>事件辑录》为题，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4] 按，本文为1982年7月26日-8月1日先生参加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福建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作的发言，会后由杨国桢、林仁川整理成文刊发；在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本文文题都误录为《郑成功研究的几个问题》。另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9期；摘要转载于《新华文摘》1982年第8期。后改以《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为题，相继收录于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四（1989）。另，《福建论坛》创刊于1981年，为双月刊；1984年，《福建论坛》分为《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和《福建论坛》（文史哲版），并改为月刊；2001年，《福建论坛》（文史哲版）更名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更名为《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2年，《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再次更名为《学术评论》，并重新改回双月刊；故本文在部分数据库中标注的刊登信息为《学术评论》1982年第3期，实为同一杂志。
[5] 本文后经大幅修订、改以《明万历二十二年福州的抢米风潮》为题，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二（1989）。
[6]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四（1989）。
[7] 按，本文为1982年10月18-24日先生参加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召开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特点及其发展道路学术讨论会”上作的发言，经修订后刊发。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1983年第6期、《新华文摘》1983年第7期。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一（1989）；田丰、李旭明主编《史学探骊：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与开新》，商务印书馆，2011年11月。
[8] 本文摘要转载于《新华文摘》1983年第5期；被卢晓静摘编、并改以《中国封建社会不易瓦解的强韧性》为题，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学文摘）1983年第5期。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一（1989）。
122、《明清土地所有制下的地主与农民》，见【日】小野和子编《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3月。[1]
123、《鸦片战争前后湖南洞庭湖流域商品生产的分析——读吴敏树< 柈湖文集>中的经济史料》，《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2]
124、《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文史哲》1983年第2期。[3]
125、《明成弘间江西社会经济史料摘抄——读< 皇明条法事类纂>札记之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4]
126、《福建农村的耕畜租佃契约及其买卖文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5]
127、《治史琐谈》，《书林》（双月刊，上海）1984年第1期。[6]
128、《我是怎样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文史知识》1984年第3期。[7]
129、《明代经济史上的山东与河南》，《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8]
130、《读史札记：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真伪辨简介》，《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9]
131、《明清封建地主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10]
132、《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区农民的抗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11]
[1] 按，本文也是1983年10月14-20日先生参加在昆明举行的、由云南大学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所提交的会议论文。后改以《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地主与农民》为题，收录于《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后又经大幅修订，收录于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五（1989）。
[2] 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3年第11期。相继收录于史念海主编《文史集林》第1辑（1985年5月），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按，在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漏著了本文的副标题。
[3] 本文相继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一（1989），《文史哲》编辑部编《考据与思辨：文史治学经验谈》（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
[4] 本文后经大幅修订、改以《明成弘间江西社会经济史料摘抄》为题，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
[5] 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84年第2期。后经大幅修订、增补“补记”，相继收录于氏著《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与杨国桢合编，1987），《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
[6] 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文摘）1984年第3期。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一（1989）。按，《书林》杂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创刊于1979年9月，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同时诞生，为双月刊；1986年1月起，改为月刊；1990年5月停刊。
[7] 本文先后收录于《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学史入门》（中华书局，1988年6月），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一（1989）。
[8] 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4年第9期。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
[9] 本文先生撰写于1984年春，刊发时署名先生笔名“人木”。按，在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将该文著录为《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真伪辨简介——读史札记》（手稿），应是该文的原始手稿，漏著了其原始刊发情况。
[10] 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6年第1期、（明清史）1986年第1期。
[11] 本文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十五（2008）。按，在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将该文的文题误著为《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农民的抗租斗争》。
133、《尤溪县合会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尤溪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尤溪文史资料》第6辑，1987年3月。[1]
134、《谈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文史哲》1987年第2期。[2]
135、《隋唐五代中国西部地区耕畜关系文书掇拾——休休室读史札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3]
136、《商品经济对明代封建阶级结构的冲击及其夭折——读惠安< 骆氏族谱>兼论奴变性质》，见氏著《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4]
137、《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上的作用》，《群言》1988年第1期。
138、《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遗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5]
139、《生产、交换、市场》，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六，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6]
140、《<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引言》，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7]
141、《倾斜性的明清社会经济——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道路》，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七，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8]
142、《<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尾声》，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9]
143、《明嘉万以后福建泉州地区的地租量与佃农抗租斗争——以泉州陈氏族谱文书为基据的一个考察》，见吴廷璆等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90年3月。[10]
[1] 本文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按，本文实为氏著《福建省农村经济参考资料汇编》（福建永安：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1年1月）下编分述三《农村金融·全省各地合会调查·尤溪》（第252-253页）中有关尤溪县资料的摘选，由林振声摘辑录，个别文字略有出入。
[2] 本文相继收录于巴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选编《文史资料工作学习材料》第3辑（1988年7月），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十七（2008），《文史哲》编辑部编《考据与思辨：文史治学经验谈》（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
[3] 本文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十六（2008）。
[4] 本文署名“傅衣凌、陈支平”；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十八（2008）。
[5] 本文摘要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8年第12期。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十九（2008）。
[6] 按，本文为先生撰写《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一著时所新撰，未单独另行刊发。
[7] 按，本“引言”为先生撰写《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一著时所新撰，未单独另行刊发。
[8] 按，本文为先生撰写《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一著时所新撰，未单独另行刊发。
[9] 按，本文是先生在完稿、并校读《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一著之余，对书中所关注的“倾斜性前进的明清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临时新增的一些感想，名为“尾声”，实已成一独立小文，未单独另行刊发。
[10] 本文后又收录于王日根、张侃、毛蕾主编：《厦大史学》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144、《< 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引言》，见氏著《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1]
145、《清末福州郊区人口的职业变化》，见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8月。[2]
146、《森正夫与傅衣凌、杨国桢先生论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利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3]
[1] 按，本“引言”为先生撰写《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一著时所新撰，未单独另行刊发。
[2] 本文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二十（2008）。
[3] 本文由郑振满、郑志章整理。旋改以《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利与地方社会——1983年厦门大学研究会纪要》为题，收录于陈春声、陈东有主编《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纪念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后在增补“附记”内容又收录于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
4
序跋记文
1、《< 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集前题记》，见氏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邵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8月。
2、《< 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校后跋》，见氏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邵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8月。
3、《< 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小引》，见氏著《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福州：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8年3月。
4、《<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后记》，见氏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
5、《<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后记》，见氏著《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
6、《<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后记》，见氏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11月。
7、《<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再版后记》，见氏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7月。
8、《<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再版说明》，见氏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
9、《< 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前言》，见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
10、《<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序》，见张水良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解放区农业大生产运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
11、《<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集前题记》，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
12、《< 安海志>序言》，见《安海志》修编小组编《安海志》卷首，晋江县《安海志》修编小组（内部印刷本），1983年9月。[1]
13、《喜读叶显恩新著<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代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2]
14、《祝贺< 厦门方志通讯>创刊——代发刊词》，《厦门方志通讯》第1期（创刊号），1983年12月。
15、《< 简明中国经济通史>序》，见郑学檬主编《简明中国经济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3]
16、《< 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序》，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17、《<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前言》，见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
18、《重印< 惠安政书>及< 崇武所城志>序》，《惠安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2期。[4]
19、《< 福建史稿>序》，见朱维幹著《福建史稿》（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
20、《重印< 闽都别记>前言》，见（清）里人何求纂《闽都别记》（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5]
21、《< 施琅评传>序》，见施伟青著《施琅评传》，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
22、《< 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序言》，见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4月。
23、《< 西山杂志>序》，《福建乡土》1988年第2期。[6]
24、《< 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序》，见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
25、《<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后记》，见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
26、《< 安海港史研究>序言》，见《安海港史研究》编辑组编《安海港史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
27、《< 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序》，见陈学文著《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
28、《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开幕词（代序）》，见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7]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8月。
29、《< 宋代商业史研究>前言》，见【日】斯波义信著《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新北：稻禾出版社，1997年8月。[8]
[1]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三（1989）。按，该志后收录于《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6，上海书店，1992年7月。
[2] 本文署名“傅衣凌、杨国桢”；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二十六（2008）。按，本文实是先生在叶显恩著作《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后，撰刊的“书评”，后被叶氏作为“代序”收录于该书的重版中（详见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新北：稻乡出版社，2014年7月）。
[3] 本文收录于氏著《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卷一（1989）。按，该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进行重排再版。
[4] 本文另刊于（明）叶春及撰：《惠安政书》[附（明）朱彤纂、陈敬法增补：《崇武所城志》]卷首（泉州历史研究会等整理、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二十三（2008）。
[5] 按，本文在书中原仅题名“前言”，目录中的文名乃据文章内容笔者改拟。又，在收录于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二十四（2008）时，及在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本文文题都误录为《重印< 闽都别记>序》。另，本文又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闽都别记>前言》为题收录于徐杰主编：《< 闽都别记>与闽都文化研究文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
[6] 按，《西山杂志》是一部发现于闽南民间的手抄本奇书，相传为清代晋江东石人蔡永蒹所撰，但先生认为“疑不是一时之作，也非出于一人之手，或是东石蔡氏一家数代根据当时民间传说，口耳相传，陆续编写出来的”，原有钞稿本十卷，今仅存六卷，原件现收藏于晋江市博物馆。该书内容争议很大，在20世纪80年代，晋江县博物馆曾组织专家进行整理，并已计划出版，故请先生作序，但不知何故，该书至今一直都未能得以出版。又，除先生之序文外，学界另有两篇介绍和评议该书的文章，即李玉昆的《谈< 西山杂志>存在的问题》（《福建史志》1988年第4期）和龚延明的《文莱国宋墓“判院蒲公”索解——兼评< 西山杂志>（手抄本）的史料价值》（《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又，《福建乡土》原名《闽南乡土》，创刊于1985年，系由中国民主同盟会福建省委员会主办的、具有正规双刊号的、公开发行的一本综合性学术期刊，其宗旨是：“展现福建风情，传递家乡信息，介绍八闽文化”，原为季刊，现为双月刊。
[7] 按，该著是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共收有会议论文92篇，书末附有《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述评》。
[8] 按，《宋代商业史研究》一著是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的重要代表作，日文原版最早于1968年2月由日本东京风间书房出版，此后于1979年2月、1989年1月又两次由风间书房再版发行；该著日文初版问世后，旋即由时在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东洋研究所任教的英国著名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博士抄译成英文，编入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密西根抄译丛书》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社于1970年1月出版（Yoshinobu Shiba,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translated by Mark Elvin,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0.1.）；该著中译本于1986年由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的庄景辉应一家出版社之约请译成、并邀请先生作序，先生故于1986年8月6日撰成本“前言”，但不知何故，该译著译成之后并未如约得以出版，一直尘封了11余年，直至1997年8月才得以在台湾稻禾出版社正式付梓，是为该译著的繁体中文版；该译著的简体中文版则更是迟至于2021年5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方将本文的文名由“前言”更改为“序言”。又，除《宋代商业史研究》一著外，斯波义信后来又撰有一部影响力更为巨大的重要代表作《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两者是姊妹篇，其日文原版于1988年3月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2001年8月该社又再版了其修订版；该著的中译本由方健、何忠礼等合译，吴承明先生作序，被选入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于2001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2012年1月重排再版。另，稻香出版社成立于1989年，位于台湾台北县（今新北市）板桥市；稻禾出版社成立于1991年，位于台湾台北县（今新北市）新庄市，宗旨都是为“推广台湾学术文化”，但两者实际上是同一家出版社，且经常使用两个名称一起出版图书，常例做法是“出版：稻禾出版社，经销：稻香出版社”，两者共同出版有一套“史学丛书系列”。
5
译文
1、【苏】A.波里耶可夫著：《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支那における封建的構成の發展の合則性の問題），《食货》（半月刊，上海）第4卷第10期，1936年10月16日。[1]
2、【日】志田不动麿著：《汉代苍头考》，《食货》（半月刊，上海）第4卷第11期，1936年11月1日。[2]
3、【日】加藤繁著：《关于宋金的贸易》，《生力旬刊》（福州）第1卷第16期，1938年9月29日。[3]
4、【日】小林良正著：《日本明治维新政府的产业育成政策》，《生力旬刊》（福建连城）第2卷第18-19期合刊，1939年11月19日。[4]
5、【苏】Vladimitcov[5]著：《成吉斯汗的诞生与少年时代》，《现代青年》（月刊，福建永安）第2卷第5期，1940年9月10日。[6]
[1] 本文摘要转载于《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上海）第3卷第2期，1936年11月20日。收录于曾劲夫编译《中国古代社会论》，上海：新明出版社，1937年2月，但该著没有标明本文的译者姓名。按，该文俄文原文源于1933年6月（前）苏联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所针对“封建制度的发生与发展问题”进行的一次讨论，1934年底，该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将讨论文章集为《封建社会的发生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一书，全书分为“东洋封建制度史问题”“西欧封建制度史问题”“东欧与俄国封建制度史问题”三部分（参见何干之（原名谭毓君、学名谭秀峰）：《苏联史家怎样观察中国封建制》，《时论》[创刊号，上海]第1卷第1期[1936年11月5日]；该文摘要转载于《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上海]第3卷第3期[1936年12月20日]；后又改以《苏联史学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新认识》为题，收入何氏著《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7月]，作为该书第八章）。又，日本学者西村雄三于1935年将其中的“东洋封建制度史问题”部分编译成日文，改以《東洋封建制度史論》为题出版（详见【苏】ガイムク編，【日】西村雄三訳：『東洋封建制史論』，東京：白揚社，1936年3月）；1936年8月，先生据西村雄三的这一日译本，将该著的第一篇文章、即波里耶可夫的报告《支那における封建的構成の發展の合則性の問題》中译为《中国封建构成的发展之合则性问题》一文发表。另，该原文的作者存在多种不同的译名，其俄文原名为“Поляков,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西村雄三的日译名为“エス·アー·ポリャコフ”，先生将其译为“A.波里耶可夫”，曾劲夫译为“A斯·亚波里珂夫”，何干之则译为“鲍勒呵夫”。
[2] 本文译自【日】志田不動麿：「漢代の奴隷制度『蒼頭』に就いて」，【日】『歴史学研究』第2巻第1号，東京：積文堂，1933年。
[3] 本文译自【日】加藤繁：「宋と金国との貿易に就いて」，（【日】『史学雑誌』第48巻第1号，東京：史学会，1937年1月）。又，本文另可参考【日】加藤繁著：《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卷《宋代和金国的贸易》（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1963年6月、1973年11月；中华书局，2012年10月）。
[4] 本文选译自【日】小林良正著：『明治維新に於ける商工業上の諸変革』第5、6、8章，東京：岩波書店，1933年。
[5] 按，先生仅著录其英译名“Vladimitcov”（误拼，应为“Vladimirtsov”），未将其姓名进行中译；该作者的俄文名为“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东方学家，世界最具权威的蒙古学家、著有《蒙古社会制度史》《成吉思汗传》等名著，有多个不同的中译名，如“乌拉吉米索夫”（见瑞永译：《蒙古社会制度史》[据日译本译]，蒙古文化馆，1939年4月）、“伍拉祺米尔索夫”(【苏】鲍培（N.Poppe）著：《伍拉祺米尔索夫（B.J.Vladimirtsov）传》[韩儒林译，《西北民族文化研究丛刊》第一辑，1949年5月]和余元盦译注：《成吉思汗传》[上海：巨轮出版社，1950年1月]）、“物拉底迷尔卓夫”（张兴唐等译：《蒙古社制度史》[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1957年1月]）、“符拉基米尔佐夫”（通译名，见刘荣焌译：《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和余元盦译注：《成吉思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4月]等）。
[6]按，该著的俄语原著为：Борис Яковлевич Владимирцов,Чингисхан,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З. И. Гржебина,СанктПетроград
,1922 год.这是一部世界史学名著，先后有英、日、法、中等多个语种进行译介：英译本B. Ya. Vladimirtsov,The Life of Chinagis-Khan,translated by Prince D. S. Mirsky,London:G. Routledge & Sons,Ltd.,1930.；日译本【苏】ウラヂミルツォフ著，【日】小林高四郎訳：『チンギス・ハン傳』，東京：日本公論社，1936年4月；法译本B. I︠A︡. Vladimirt︠s︡ov,Gengis-Khan，traduction par Michel Carsow,avec l’introduction historique de René Grousset,Paris:Librairied’ Amériqueetd’Orient, Adrien-Maisonneuve,1948.中译本余元盦译注：《成吉思汗传》，上海：巨轮出版社，1950年1月。又，本文非先生据俄语原著直译，乃转译自小林高四郎之日译本中的第二章《チンギス·ハンの誕生と少年時代》。另，小林高四郎之日译本亦非据俄语原著直译，乃转译自Prince D. S. Mirsky的英译本。
6、【日】田中荒己著：《清初的闽粤浙沿海考——以迁界为中心的一个研究》，《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1卷第3期，1941年9月30日。
7、【日】小林高四郎著：《唐宋时代牙人的研究》《唐宋时代牙人的研究（二续）》《唐宋时代牙人的研究（三）》，《贸易月刊》（福建南平）第1卷第1期、第2期、第5-6期合刊，1942年5月31日、6月31日、10月25日。
8、【日】小林高四郎著：《唐宋牙人考》，《经济资料译丛》1987年第3期。
9、【日】小柳司气太著：《明末的福建思想家及三教关系》，《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2卷第1期，1944年1月31日。
10、【日】山崎宏著：《隋之统一与其皇族的佛教信仰——隋代政治与佛教之一》，《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9期，1946年12月26日第6版。
11、【日】藤井宏著：《新安商人的研究》《新安商人的研究》（续）《新安商人的研究》（续完），《安徽历史学报》（半年刊）总第2号（1958年第1期）、《安徽史学通讯》（双月刊）总第9、10号（1959年第1、2期），安徽人民出版社，1958年10月，1959年1月、3月。
12、【日】藤井宏著：《＜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译本序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1]
13、【日】寺田隆信著：《湖广熟，天下足》，见《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2]
14、【日】多贺秋五郎著：《关于＜新安名族志＞》，见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4月。[3]
15、【日】牧野巽著：《明代同族的社祭记录之一例——关于＜休宁茗洲吴氏家记·社会记＞》，见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4月。[4]
[1] 本文署名“傅衣凌、黄焕宗译”；以《作者中译本序言》为题，随正文《新安商人的研究》一道收录于《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1985）。
[2] 本文署名“傅衣凌、黄焕宗译”；译自【日】寺田隆信「湖広熟，天下足」，【日】「文化」第43巻第1、2号，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9月。按，根据藤井宏教授的意见，本文作为附录，随《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一道收录于《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1985），未另行单独译刊。
[3] 本文署名“刘淼译，傅衣凌校”；译自【日】多賀秋五郎：「新安名族志について」，【日】『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第6号，1957年。
[4] 本文署名“刘淼译，傅衣凌校”；译自【日】牧野巽：｢明代に於ける同族の社祭記錄の一例――休寧茗洲吳氏家記社會記について｣，【日】《東方学報》[東京]第11册之1，東京：東方文化学院，1940年3月；该文后相继收录于【日】牧野巽著：『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東京：日光書院，1949年），『牧野巽著作集』第3巻（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0年9月）。
6
杂文
1、《新生》，《县训周刊》（南昌）第3卷第3期，1935年11月24日。[1]
2、《日本的石炭问题》，《福建民报》（福州）1938年1月24日第4版。[2]
3、《郊行》，《省行通讯》（半月刊，福建永安）第2卷第7期，1939年5月15日。[3]
4、《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厦门日报》，1950年11月3日第3版。[4]
5、《回忆与期望》，《新厦大》第13期，1951年4月6日第4版。[5]
[1] 本文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
[2] 按，《福建民报》的前身是北伐军光复福建后，由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于1928年11月创办的省属党报《福建民国日报》，1934年3月1日更名为《福建民报》，1938年4月随福建省省政府迁往永安。
[3] 本文署名先生笔名“人木”。
[4] 本文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
[5] 本文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按，本文是先生在1951年厦门大学30周年校庆时追忆其于1930-1934年在厦门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引领其参与学习和讨论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论战”的中共地下党员肖炳实老师的文章。
6、《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列宁》，《江声报》1951年4月24日第3版。
7、《我们对于镇压反革命应有的态度》，《江声报》1951年6月8日第3版。
8、《纪念本盟死难先烈 我们要好好地改造自己》，《江声报》1951年7月16日第3版。
9、《悼念斯大林！学习斯大林》，《新厦大》（周刊）第55期，1953年3月14日第2版。
10、《我怎样编写讲稿》，《新厦大》（周刊）第56期，1953年3月21日第3版。
11、《灿烂的花朵——试评「闽南戏实验剧团」演出的梨园古典戏曲「陈三五娘」》，《厦门日报》1953年12月5日第3版。
12、《进一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新厦大》（周刊）第79期，1954年1月8日第2版。
13、《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厦门日报》1954年1月21日第3版。
14、《斯大林在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上的伟大贡献》，《新厦大》（周刊）第89期，1954年6月5日第2版。
15、《我对于修订教学计划的一些体会》，《新厦大》（周刊）第97期，1954年11月27日第2版。
16、《积极参加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厦门日报》1955年2月18日第2版。
17、《我们浏览了科学论文·历史学组》，《新厦大》（周刊）第122期，1956年4月4日第2版。
18、《让知识分子说出真心话》，《新厦大》（周刊）第147期，1957年5月16日第2版。
19、《“南下广州，北上燕都”》，《新厦大》（周刊）快报2，1958年3月7日第4版。[1]
20、《感激与鞭策》，《新厦大》（周刊）“国庆专刊”，1959年9月30日第4版。[2]
21、《盛会献辞》，《厦大校刊》（半月刊）第9期，1978年5月28日。[3]
22、《青年时代的邓拓》，见廖沫沙等著《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4]
23、《我的祝愿》，《厦门大学报》1981年4月20日第3版。
24、《明史》（1980），见《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年·一年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5]
25、《敬悼郑天挺先生》，《光明日报》1982年2月21日第3版。[6]
26、《傅衣凌自传》附《傅衣凌主要著作目录》，《文献》1982年第4期。[7]
27、《我把< 战线>引为知己》，《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1期。
28、《明史》（1983），见《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4年·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8]
29、《执行“双百”方针 发扬学术民主》，《厦门大学报》1986年9月5日第3版。[9]
30、《傅衣凌自述》附《主要著述目录》，见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四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10]
31、1985年2月11日与蔡永哲的通信。[11]
32、1981年5月7日与刘大年的通信。[12]
[1] 本文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按，本文实为1958年3月5日先生参加“厦门大学社会主义大跃进促进大会”上作的发言，经修订后刊发，“南下广州，北上燕都”的口号亦未先生所提。
[2] 本文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
[3] 本文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按，本文为“祝贺厦门大学第七次科学讨论会召开”的贺辞。
[4] 本文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
[5] 本文署名“傅衣凌、林仁川”，内容实际上是对1980年中国大陆历史学界明史研究动态的一个学术综述。
[6] 本文另刊于《厦门大学报》1982年2月25日第4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创刊号，5月）；相继收录于《中国古代史论丛》编委会编《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2辑（总第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氏著《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二十五（2008）。
[7] 本文相继收录于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3月），《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但后者所附的《傅衣凌主要著作目录》内容与前者大为不同，除了著录的4种著作相同外，论文只著录了24篇（其中有9篇却是前者所不具），且未著录译文。按，在杨国桢教授著《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2022]）中将本文的刊期误录为“《文献》第1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8] 本文署名“傅衣凌、林仁川”，内容实际上是对1980年中国大陆历史学界明史研究动态的一个学术综述。
[9] 本文署名先生本名“傅家麟”。
[10] 按，本文内容与《傅衣凌自传》（《文献》1982年第4期）基本一致，仅个别文字上有所出入，但两者题名存有一字之差，且所附的《主要著述目录》内容也大为不同，其与《晋阳学刊》编辑部编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1983年）所附之《傅衣凌主要著作目录》内容完全一致，故将二文分别予以著目。又，本文早在这之前就收录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但内容并不完整，进行了大幅删减，只刊登了先生到1940年的生平内容，对于1941年以后先生正式开始在大学任教、做研究的内容以及附录《主要著述目录》都没有刊载。
[11] 本信收录于蔡永哲：《海轩集：蔡永哲文选·序跋拾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12] 本信收录于王玉璞、朱卫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编后记：
关于傅衣凌先生著述的整理和编目，本目录并非首创。先生生前曾在其自传《傅衣凌自传》中亲拟了一个《傅衣凌主要著作目录》，但收录得并不完备，在《文献》1982年第4期版中总共只著录了著作4种、论文52篇、译文3篇；在收录至《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中，则总共只著录了著作4种、论文24篇（其中有9篇还与前不同），但都是未收录1982年后所新撰的文章和著作，且对之前刊发的文章也多有遗漏。在先生1988年去世后不久，其弟子和生前的助手杨国桢教授在日本访学时，应日本学术界朋友的要求，亦编撰了一个《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日〕《明代史研究》第17号，1989年3月），在先生自撰目录的基础上，增补了其遗漏的部分文章及先生于1982年之后所新撰刊的论著和文章，共著有著作6种、资料汇编4种、论文62篇、序文8篇、自传1篇、译文4篇，由于采用“已收入著作者不列”的原则，以及纯粹凭其记忆和日记（杨国桢教授多年一直保持着记日记的良好习惯）撰录，因此该目录同样存在收录不全、多有漏误的情况，加之该目录刊发在日本，国内学界鲜有人知晓。
2006年，先生弟子陈支平教授开始整理、出版《傅衣凌著作集》，除了重新编辑、校勘先生生前已出版过的各种论著外，还将之前未曾收录过的26篇论文汇集成册，根据先生生前的意愿，以《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之名收入《傅衣凌著作集》，于2008年5月出版；《傅衣凌著作集》共八种、全六册，尽管未曾撰有统一的目录，但每一种内都列有各自的文目，相较于之前，这一次整理无疑又直接增补了26篇文目，但对于先生1949年之前及50年代所刊发的文章，仍多有遗漏，尤其是序文和译文，前者收录很少，后者则完全没有涉及。2022年，杨国桢教授在其原来所撰的目录和《傅衣凌著作集》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和完善，并改变了原先的“已收入著作者不列”原则，修订成新的《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傅衣凌学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3月），共著有著作11种、资料汇编4种、学术论文127篇、序文18篇、自传与杂文27篇、译文13篇，但由于先生生前一直笔耕不辍，而且刊发的报刊和形式极其多样，加之囿于查询工具的限制，因此该目录的搜集和著录仍没有达到系统和全面，遗漏情况仍很严重。不仅如此，上述几个目录都仅仅是进行简单的列目，没有对先生的相关著述信息进行必要的考订，部分书目信息还存在着信息不全和错谬的情况。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对先生的整体著述情况，仍未有一个相对全面、完整、并进行必要考述的综合性目录。
正因为此，笔者在上述诸目录、尤其是杨国桢教授新修订的《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下便利的网络技术条件，广泛检索各种相关数据库，尤其是1949年前的老旧报刊数据库，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增补以往所缺漏的书目（文目）、逐条予以比对和稽考，然后进行综合性的梳理、修订和完善各项书目（文目）信息；并在采纳《傅衣凌教授论著目录》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后再进行分类编辑、裒集成帙；全稿前后历时近5年，易稿二十余次，是在不断地增补、稽考、修订和勘误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本目录的编撰，笔者得到了两位业师的充分支持和鼓励：业师陈支平教授在最初收阅到笔者撰拟的《傅衣凌著述目录》初稿后，就立即予以充分肯定，并郑重地嘱托笔者一定要尽快、尽力地将其修订全面和完善，以便为以后整理、出版《傅衣凌全集》打基础；业师李伯重教授在获悉笔者的这一工作后，也同样给予了充分的赞赏，并叮嘱笔者一定要努力将这一目录编写齐全、完善，以嘉惠学林。同时，在撰拟和修订这一目录的具体过程中，笔者也得到了诸多师友们的鼎力相助：本目录中有部分目录是由厦门大学佳宏伟教授查到并提供的；目录中所涉及的相关文献信息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福建中医药大学王尊旺教授协助核查、修订的；厦门大学的林枫教授、卢增夫老师、刘婷玉教授及江西师范大学的晏雪平教授等也非常关心和帮助本目录的编撰工作，或提供笔者遗漏的书目信息，或代为查找所涉文献，或指正目录初稿中出现的个别舛误；在考述本目录的相关信息过程中，尤其是其中的译文目录，由于涉及英、日、俄等多种外国文字及日、美学界在中国史研究的相关学术动态，囿于语言和学识的限制，笔者无法独立应对，幸得同事林航教授、尤东进教授、武汉大学的刁莉教授等友朋的大力协助，才最终得以完善本目录中所涉及的所有英、日、俄等外文文献的原始书目信息；此外，本目录中译文部分内容的增补和修订，还得益于厦门大学赵红强博士所撰的《傅衣凌译介日俄学者中国史论著述略》一文（待刊）。对于上述诸位时贤对本目录编撰所付出的劳动和给予的帮助，笔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在编撰本目录的过程中，尽管笔者力图将先生的著述都能一一搜集齐全，以求编制成一个完整、完善的《傅衣凌著述目录》，然而，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本目录最终也无法得如所愿，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有两个方面：
一是先生曾先后参与编辑或主编过多个不同的报纸、杂志，如1928年在福建省立高级中学读高中时和同学邓子健（即邓拓）一起编辑、油印出版了《野草》，1933～1934年间代理《厦门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1938年4～6月主编《福建与华侨》（旬刊，福州，1938年4月创刊，和张楚鸣一道主编），同年7月主编《战地通讯》（福州，1938年7月创刊），1942年担任福建协和大学学生出版物《东南史坛》与《舞台人》的顾问，1944年主编《闽北日报》的《东南论坛副刊》，1953年受聘编辑《厦大校刊》，在这几个杂志上都曾相继发表过系列学术研究和时事杂文的文章。由于这些报刊、杂志都存在发行时间不长、散佚情况严重的问题，也没有进行数字化，因此对先生在这些报纸、杂志上所刊发的文章，目前尚无法进行一一的搜集、检阅和编目；
二是先生曾出席过许多座谈会和学术会议并都作了重要发言，其中部分会议的发言未见有整理刊发，亦未见到其原稿，如1957年3月15日主持召开厦门大学历史系“培养助教经验交流会”的发言，10月26日参加当时厦门大学举行的“批斗‘右派分子’章振乾大会”的发言，1959年4月3日参加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举办的“关于曹操问题”座谈会的发言，1960年3月29日～5月参加厦门大学历史系第四次科学讨论会的系列发言，1963年12月5～7日参加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顾炎武诞辰三百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发言，1978年4月3～16日主持召开厦门大学历史系科学讨论会的发言，1982年11月4～10日参加中国现代史学会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第三次学术与教学讨论会”的发言，1984年2月13～18日参加在泉州举行的由中国科技史学会、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联合召开的“中外科技文化交流讨论会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对于这些会议的发言稿，由于未见有刊发，也未见到其手稿，是否已经散佚亦不得而知，因此对这些会议发言稿的内容也无法进行整理和编目。
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遗漏很多先生的各类文章，甚为遗憾！但不管怎样，本目录的编撰是对先生学术史的一次重要梳理，相信在其公诸学林之后，对于有志于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后进去全面阅读和学习先生的著述定会大有裨益。当然，由于笔者的学识和学力所限，本目录内容难免会出现挂一漏万及可能的疏忽、舛误之处，这当然理应由笔者负全部的责任！也敬请诸位师友和学界同仁进行批评指正！
附录一
傅先生曾（拟）有撰写但未见详文的著述目录
1、《三民主义的人口论》，撰于1928-1929年，见于氏著《傅衣凌自传》，《文献》1982年第4期。
2、《五代及宋时之中日关系》，撰于1932年5月，见于杨国桢著《傅衣凌教授年表》，杨氏著《傅衣凌学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3月。
3、《中国经济史上之循环率的研究》，拟撰，见于氏著《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现代史学》（季刊，广州）第1卷第3-4期合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1933年4月10日。
4、《中国农民论》，拟撰，见于氏著《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
5《中国经济史论》（专著），拟撰，见于氏著《论中国的生产方式与农民》。
6、《晋兵制考》，拟撰，见于氏著《晋代的土地问题与奴隶制度》，《现代史学》（季刊，广州）第2卷第3期，1935年1月28日。
7、《本省经济掌故杂谈（续）》，见于氏著《本省经济掌故杂谈（待续）》，《省行通讯》（半月刊，福建永安）第2卷第9期，1939年6月15日。
8、《西汉初年政府人物的分析》，撰于1945年6月之前，见于氏著《太平天国时代回乱领导人物出身考——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三》，《福建文化》[季刊，福建邵武]第2卷第3期，1945年6月30日。
9、《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社会学的研究》，撰于1945年6月之前，见于氏著《太平天国时代回乱领导人物出身考——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三》。
10、《太平天国乱后的军队叛变问题》，撰于1945年6月之前，见于氏著《太平天国时代回乱领导人物出身考——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三》。
11、《清末的佃农风潮及减租论议》，撰于1945年9月之前，见于氏著《太平天国时代团练抗官问题引论——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乱史研究之四》，《社会科学》（季刊，福建永安）第1卷第2-3期合刊，1945年9月。
12、《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统制及其变乱类型》，拟撰，见于氏著《记清末东北的木匪》，《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厦门）第2期，1946年8月29日第4版。
13、《唐宋法律的亲邻先卖权》，撰于1946-1948年，见于氏著《傅衣凌自传·傅衣凌主要著作目录》，《文献》1982年第4期。
14、《关于明清社会经济若干论点的自我批判和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撰于1960年，见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著《关于明清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60年5月26日第3版。
1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意见》，撰于1960年，见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著《关于明清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60年5月26日第3版。
16、《我对雇佣劳动的看法》，撰于1960年，见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著《关于明清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60年5月26日第3版。
17、《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史提纲》，撰于1960年，见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著《关于明清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
18、《石塘村史》（编著），1971年9月油印本，见于杨国桢著《傅衣凌教授年表》，杨氏著《傅衣凌学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3月。
19、《中国古代史纲要》（讲义），厦门大学文史系，1972年9月油印本，见于杨国桢著《傅衣凌教授年表》，杨氏著《傅衣凌学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3月。
20、《休休室读史杂稿》（论集），拟撰，见于《傅衣凌自传》，《文献》1982年第4期。
附录二
学界介绍与研究、纪念与追忆傅衣凌生平与学术文章
1、【日】滨岛敦俊著：《明清江南城隍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沈中琦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日】滨下武志：《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见周宁主编《人文国际》第9辑《通识教育专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3、蔡干豪：《傅家麟》，见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社会科学所主编《福州历史人物》（第六辑），闽新出（榕）内书刊第10号，福州建联印刷厂，1992年。
4、钞晓红：《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见陈支平主编《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
5、陈勃含：《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5月。
6、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
7、陈支平：《< 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跋》，见傅氏著《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
8、陈支平、徐晓望：《论傅衣凌先生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黄山书社，2004年7月。
9、陈支平：《< 傅衣凌著作集>前言》，见傅氏著《傅衣凌著作集》，中华书局，2007-2008年。
10、陈支平：《< 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跋》，见傅氏著《傅衣凌著作集》八，中华书局，2008年5月。
11、陈支平：《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2、陈支平：《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光明日报》2008年8月10日第11版。
13、陈支平：《< 傅衣凌著作集>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
14、陈支平：《探寻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路——记< 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5、陈支平：《傅衣凌先生学术年表》，见傅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
16、陈支平：《傅衣凌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见傅氏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
17、陈支平：《傅衣凌与徽学研究》，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七卷，黄山书社，2011年12月。[3]
18、陈支平主编：《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19、陈支平：《三出江湖——傅衣凌先生和研究生们》，《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8年7月2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19696.
20、丹戈（伍丹戈）：《历史材料的调查和研究——读傅衣凌<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文汇报》1962年4月1日第3版。
21、刁培俊：《主流与潮流：傅衣凌教授的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主流趋向》，见陈支平主编《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22、郭润涛：《读<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与国际化——纪念傅衣凌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历史系，2021年7月。
23、顾海：《评傅衣凌先生在“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一书中对商品生产和僱佣劳动研究上的若干错误管道》，《中国经济问题》1960年第4期。
24、郭志坤：《“寓论断于序事”——访明清经济史专家傅衣凌》，《文汇报》1981年3月16日第2版。[1]
25、韩国磐：《对傅衣凌先生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国内市场问题的商榷》，《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2期。
26、洪钰琳、何子沐：《傅衣凌先生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4期。
27、胡嘉：《评傅衣凌著明清时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论文集两种》，《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28、经君健：《评<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经济研究》1962年第5期。
29、【英】科大卫（David Faure）：《人类学与中国近代社会史：影响与前景》，（台北）《东吴历史学报》第14期，2005年12月。
30、赖晨：《继母助傅衣凌成才》，《福州晚报》2014年4月27日第A16版。
31、赖晨：《傅衣凌家世考》，《福州晚报》2015年3月7日第A16版。
32、李伯重：《< 世界名人录>中的人物傅家麟》，《福建日报》1986年8月20日第3版。[2]
33、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
34、李伯重：《哲人虽去，教泽长存——深切缅怀衣凌恩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
35、李侃：《傅家麟逝世》，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史学界动态》，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36、李文治、彭泽益、汪敬虞、韦庆远、汤明檖，【日】寺田隆信、森正夫，【美】罗友枝、王业键、王国斌，【荷】宋汉理：《纪念创刊五周年笔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37、李政君：《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38、林爱玲：《傅衣凌学派的学术成就与理路拓展》，见王日根、张侃、毛蕾主编《厦大史学》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39、林丹：《中国最珍贵的契约“宝藏”——追寻历史学家傅衣凌在永安进行契约研究的印记》，《三明日报》2018年7月6日第B1版。
40、林丹：《永安，不断挖掘契约文书“宝藏”——追随历史学家傅衣凌进行契约研究的脚步》，《福建日报》2018年8月3日第10版。
41、林丹：《纪念傅衣凌先生在永安发现明清契约文书八十周年：厦门大学在永安举办学术座谈会》，《三明日报》2019年11月29日第B1版。
42、林发诚：《学术的追思与探索——记< 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43、林枫、方圆：《社会经济史传统与东南区域研究》，《中国经济史评论》2023年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
44、林如求：《傅衣凌的< 红楼梦>研究》，《福州晚报》2014年6月14日第A25版。
45、刘秀生：《深切缅怀傅衣凌先生──纪念傅衣凌教授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1]
46、刘秀生：《怀念恩师傅衣凌教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
47、刘秀生：《师从傅衣凌先生》，中国民主同盟官网：https://www.mmzy.org.cn/mswx/1198/79919.aspx，2018年12月20日。[2]
48、刘永成：《傅衣凌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上的成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9、刘正刚：《重读< 发刊词>的联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50、卢善庆：《我校文财科教师编、写、译、校著作简介（二）——<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4期。
51、罗耀九：《明代中叶的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吗？》《历史研究》1961年第1期。
52、罗耀九：《再论明朝万历年间雇佣劳动的性质——与傅衣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53、【美】Joseph P. McDermott (周绍明),Bondservants in the T'ai-hu Basin During the Late Ming: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ies（《晚明太湖流域的奴仆制度》）,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0,No.4,1981.[1]
54、《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来校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年第3-4期合刊。
55、粘尚友：《< 关于对朱温评价>的一些看法》，《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2期。
56、【日】森正夫：「傅衣凌著『明清農村社会経済』」，【日】『史学雑誌』第22巻第2号，東京：史学会，1962年。
57、【日】森正夫：「中国史学界との十ヶ月」，【日】『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第92号『史学』第31号，1985年。[2]
58、【日】森正夫：「『郷族』――厦门大学での研究交流報告」，【日】『東洋史研究』第44巻第1号，1985年。[3]
59、【日】森正夫：《关于“乡族”——重温一九八三年厦门大学共同研究会的报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60、【日】森正夫：《福建和江南：明后期到清初中国的社会统合》，《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4期（冬之卷）。[4]
61、【日】森正夫，郑振满：《比较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4日第2版。[1]
62、【日】山根幸夫：「一九五0年の歷史学界、回顧と展望——明清よおび現代中国」，【日】『史学雑誌』第60编第5号，東京：史学会，1951年5月。[2]
63、【日】山根幸夫：「傅衣淩教授の来日を迎えて」，【日】『燎原』第10号，東京：燎原書店，1980年4月。
64、【日】山根幸夫：「傅衣淩先生の逝去を悼む」，【日】『明代史研究』第17号，1989年3月。[3]
65、盛承、叶胜伟：《厦门大学图书馆发现福州琉球馆< 宪示>碑拓篇：碑石已佚，拓片成为清代中琉友好交流史的重要物证》，《厦门日报》2023年6月19日第B04版：文化周刊。[4]
66、【日】寺田隆信：「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日】『東洋史研究』第16巻第2期，1957年。
67、嵩峰：《厦门医院探访傅衣凌先生》（五言诗），见嵩氏著《云起楼诗存》第一卷《五言律绝》，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5]
68、谭琦：《傅衣凌社会经济史学派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6月。
69、唐文基：《傅衣凌对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的研究》，见陈支平主编《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
70、【日】田中正俊：「戦時中の福建郷土史研究」，【日】『歴史学研究』第161号，東京：積文堂，1953年。[6]
71、万明：《历史研究所明史学科六十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六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6月。
72、王爱平：《跨学科、跑田野与海外华人社会研究：以印尼孔教研究为例——傅衣凌先生倡导走向民间新史学方法的应用与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与国际化——纪念傅衣凌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历史系，2021年7月。
73、王传：《华南学派探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
74、王传：《华南学派史学理论溯源》，《文史哲》2018年第5期。
75、王日根：《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贡献及启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76、王日根：《傅衣凌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史料的挖掘与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77、王日根：《独具特色地呈现社会历史——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5日第7版。
78、王日根：《“门户”：傅衣凌学派的治史路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4月20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5054.
79、王日根：《由“体认”“自觉”而“升华”：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1]
80、王日根：《傅衣凌先生留给我的三种财富》，《厦门大学新闻网》，https://news.xmu.edu.cn/info/1051/40963.htm，2021年7月8日。
81、王日根：《傅衣凌先生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辩证方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与国际化——纪念傅衣凌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历史系，2021年7月。
82、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2]
83、【美】王业键：《明清经济发展并论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
84、王志双、刁培俊：《傅衣凌1960年代前的史学研究与国际学术主流趋向》，《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3]
85、蔚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86、文伟、袁茜：《傅衣凌学术研究中的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87、吴承明：《要从社会整体性发展来考察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在“纪念傅衣凌逝世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88、厦门大学历史系：《关于明清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光明日报》1960年5月26日第3版。[1]
89、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90、徐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
91、徐晓望：《傅衣凌》，见林公武、黄国盛主编《近现代福州名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92、徐晓望：《论傅衣凌的史学道路》，见陈支平主编《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2]
93、杨国桢：《不断探索前进的艰辛历程——读傅衣凌著<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3]
94、杨国桢：《<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4]
95、杨国桢：《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福建社联通讯》[5]1987年第2期。[6]
96、楊國楨：《傅衣凌》，[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7期，1989年3月。[1]
97、楊國楨：「傅衣淩教授論著目錄」，【日】『明代史研究』第17号，1989年3月。[2]
98、杨国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2月。
99、杨国桢、陈支平：《傅衣凌》，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现代已故史学家》，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
100、杨国桢、陈支平：《傅衣凌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3]
101、杨国桢：《<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102、杨国桢：《区域平原与山区经济研究序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03、楊國楨：《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學術源流和研究方法》，[臺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史匯》第2期，1997年6月。[4]
104、杨国桢：《傅衣凌先生的明史情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5]
105、杨国桢：《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12月。[6]
106、杨国桢：《中国史学名著<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评介》，见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7]
107、杨国桢：《中国经济史研究再出发——纪念<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08、杨国桢：《重出江湖：1973年与傅衣凌先生同行》，《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8年6月1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60119.[1]
109、杨国桢：《大师遗爱惠我行》，《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8年11月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22736.[2]
110、杨国桢：《<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办经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1期。[3]
111、杨国桢、赵红强：《傅衣凌求学厦门大学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1期。[4]
112、杨国桢、赵红强：《傅衣凌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学术研究》2021年第4期。[5]
113、杨国桢：《我跟随傅衣凌先生学习明清史》，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历史学·中国古代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6]
114、杨国桢：《傅衣凌教授年表》，见杨氏著《傅衣凌学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3月。[7]
115、杨国桢：《傅衣凌学述》，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3月。
116、叶显恩：《<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8]
117、叶显恩：《谈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18、游友基：《邓拓与傅衣凌、李拓之的友谊》，《福州晚报》2008年9月13日第20版。
119、张和平：《还历史的本然与历史——傅衣凌先生学术格局之我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4期。
120、张华：《读< 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0期。
121、张侃：《学脉与学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见温春来主编《区域史研究》2020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
122、张学惠：《傅衣凌》，见《福建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福建经济年鉴：1987·福建籍专家学者名录（社会科学部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
123、章振乾：《病中怀衣凌》（五言诗），《榕花》1986年第2期。[1]
124、章振乾：《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悼念傅衣凌同志》，见章氏著《章振乾百岁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12月。[2]
125、【美】Kang Chao（赵冈）,New Data on Land Ownership Patterns in Ming-Ch'ing China--A Research Note（《有关中国明清时期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学术研究笔记》）,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0,No.4,1981.[3]
126、【美】赵冈：《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27、赵红强：《傅衣凌译介日俄学者中国史论著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与国际化——纪念傅衣凌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历史系，2021年7月。
128、赵家欣：《星期天随想》，《群言》1988年第11期。
129、赵建群：《在历史跨学科研究等等学术背景中认识和评价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地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与国际化——纪念傅衣凌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历史系，2021年7月。
130、赵时可：《傅衣凌》，见《福州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福州年鉴：1997·人物传略》，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7月。
131、郑学檬：《傅衣凌先生对中国市场史研究的贡献》，见陈支平主编《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
132、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郑振满教授访谈》[4]，见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辑，商务印书馆，2007年8月。
133、郑振满、【日】森正夫、王文娥：《地域社会论与乡族理论：比较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英文），《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21年第1期。
13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傅衣凌1983年学术活动简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1]
13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一代学人长逝 中外史界同哀——沉痛悼念傅衣凌教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36、中华书局：《傅衣凌著作集书目》，《书品》2008年第1期。
137、周积明：《中国社会史研究70周年的回顾与思考》，《光明日报》2019年10月14日第14版。[2]
138、朱立文：《学者与图书馆——悼念史学家傅家麟》，《福建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3期。
139、朱荫贵：《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祝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创刊30周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40、朱振声：《福州の古跡から見た古代の中琉関係》，【日】真栄平、房昭訳，【日】《沖縄文化研究》第13卷，1987年2月25日。[3]
141、祝松：《再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傅衣凌作品集>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42、《悼念傅家麟同志专刊》，见中国民主同盟厦门市委员会编《厦盟简讯》1988年第2期。
143、《傅家麟教授来榕作访美访日报告》，《社联通讯》1980年第12期。
144、《傅衣凌》，见《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编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145、《傅衣凌》，见高增德主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三《历史学部分》，太原：书海出版社，1994年5月。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中國經濟史評論》2023年第4輯，第196-251頁，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