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岳子威。〈作為制度的身體：習樂與作樂的經驗感知——基於對瑤族度戒儀式音樂的多點觀察〉。《民俗曲藝》233 (2026.9): 17–63。

在社會學的身體議題中，身體常被概念化為一種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系統，或是一套社會實踐體系，而在宗教社會學的研究中，對於身體的研究被布萊恩•透納（Bryan Turner）看作是宗教社會學中的生成問題。這意味着，將身體「還原」至儀式中則更能夠深入的發現宗教儀式、身體與社會的種種反映與關聯。同時，應該意識到的是，身體作為社會經驗的連續體（continuum），是在與社會的互動中不斷生成、建構的。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身體—主體性」的提出為觀察身體本身提供了新的視角，而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由二元對立結構所深化出的三元結構，也為此種觀察給予了進一步的支撐。

在上述理論基礎上，本文通過對瑤族度戒儀式音樂的多點觀察，指出度戒儀式在表徵層面是一場由執儀者與受戒者共同完成的儀式音樂表演，其目的是社會性的；而在深描層面，本文將分析儀式音樂在儀式展演過程中，如何為執儀者、受戒者及其他所有參與者提供重要的作樂（music doing）與習樂（music learning）的知覺感知和經驗感知積累，以及此種經驗累積如何經由身體得以實現，進而指出建構於此種儀式經驗上的身體獲得社會共同體的認同，其本質是社會化的，因此也是制度化的。

李昱伶。〈儀式樂舞做為溯源技術：日本雅樂《蘭陵王入陣曲》身體行動方法研究〉。《民俗曲藝》233 (2026.9): 65–119。

日本雅樂源自於皇室慶典與宗教儀式，於200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蘭陵王入陣曲》為日本雅樂具代表性的曲目之一，常見於皇室節慶、宗教祭典、劇院與商業演出。隨着本曲之演出空間與表演團體日益多元，其發展反映當代儀式樂舞在祭儀功能之外，亦逐漸演變成一種文化展演。本文從「文化展演」與「身體行動方法」切入，探討當代儀式樂舞之觀演關係。日本前衛舞蹈家土方巽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與大野一雄共同開創「暗黑舞踏」。創始團員中嶋夏，與曾師事葛羅托斯基的陳偉誠，皆將身體視為進行精神探索的場所。「能量」意指進入身心合一之意識狀態，來自波蘭的葛氏於1976至1982年間進行跨文化的溯源技術研究旨在尋找能量的源頭，並遠赴中國、印度、海地與墨西哥取經；後於1986至1999年間專注於「藝乘」研究。葛氏認為藝術是可使表演者與觀眾皆產生意識轉化的乘具，自身體行動方法觀之，《蘭陵王入陣曲》為消弭藝術與「藝乘」界線的溯源劇場。本文採文獻分析法與文本分析法，並藉由對影響臺灣劇場發展甚深的葛氏身體行動方法，探討《蘭陵王入陣曲》如何成為一項提升內在覺察的工具，同時亦以「文化展演」的角度，分析本曲的社會功能，並自宏觀與微觀雙重面向探討儀式樂舞的當代意義。

黃佩玲。〈悲傷的身體樞軸：巴基斯坦信德省蘇非伊斯蘭獻唱社群的情感實踐與倫理關係轉動〉。《民俗曲藝》233 (2026.9): 121–79。

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的一個伊斯蘭獻唱社群，於十八世紀蘇非聖人沙•阿部督•拉替夫•貝泰（Shah Abdul Latif Bhittai）的陵墓歷代傳唱聖人的靈性詩歌《沙之樂章》。本文結合情感與倫理之理論，探索此社群的獻唱者如何透過獻唱的情感實踐，以身體為樞軸轉向不同的神聖對象，形塑多重的倫理關係。自稱rāgī faqīr的信徒每週組團在聖人陵墓前獻唱，樂章之詩詞與吟唱方法引導他們實踐「思念真主與聖人的愛和悲傷」之情感倫理。此實踐於在地歷史過程中匯聚了來自不同宗教、教派傳統的悲傷情態（sorrowful modalities），蘊含多重身體經驗、象徵意義、與神聖關係的可能性。

本文聚焦兩組身體實踐—嗓音發聲及身體承受苦痛—分析獻唱者的行動與論述，以探討獻唱者在二十世紀以降此地什葉派哀悼儀式發展的脈絡中，如何透過悲痛的身體，將體現「分離之悲傷」的蘇非獻唱綑綁（bundle）新的符號意義、將痛苦「外部化」，並發展出「哀悼之悲傷」情態。獻唱者在強烈的情感氛圍中，調頻（attune）於關係性的神聖倫理，維持跨教派參與的開放性。本文分析南亞伊斯蘭之在地化宗教獻唱社群如何透過情動的身體實踐，開展新的倫理可能性，希冀對探索情動的民族音樂學、討論倫理實踐的人類學，以及關注物質性與聲音行動之宗教學研究有所貢獻。

黃淑莉。〈高唱復興：模仿美聲、詩班樂音、與滇北教會的禮儀重建〉。《民俗曲藝》233 (2026.9): 181–227。

儘管美聲詩班已經是世人認識滇北教會最直接的管道，阿卯詩班與美聲合唱的接觸卻相當短暫，就連詩班也非差會傳統的恢復，而是教會復興的全新創造。為了進一步釐清美聲詩班在滇北教會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有兩個任務：首先，從禮儀重建的符號意識形態出發，論證詩班樂音所指涉的「新歌」意涵，何以見證改革開放的「新天新地」，又何以成為標記崇拜樂音的關鍵轉折；其次，釐清模仿美聲與詩班樂音之間的糾纏，由此揭露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即：詩班樂音在複製與增生中逐漸逃離禮儀重建的復興部署，乃至突破崇拜樂音的邊界。本文指出，人們顯然拒絕賦予模仿美聲超越詩歌範疇的顯著性，反倒將這種特別的樂音理解為：只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形成的流行詩歌與唱法。這也意味着，對他們而言，溢出崇拜樂音範疇的模仿美聲其實是一種意義模糊且價值堪慮的不穩定存在。

施永德。〈都蘭阿美族傳統樂舞傳承的糾纏：永續性、聲音形象與策略性關係〉。《民俗曲藝》233 (2026.9): 229–72。

本文聚焦於阿美族傳統樂舞（radiw與kero）的傳承實踐過程，旨在批評永續性論述中過於重視聲音形象（figure of sound）——即典範性且種族化的聲音標準——而忽略了人際關係與集體身體感的趨向。透過在都蘭和新北市的民族誌研究，我發現樂舞傳承經常需要都會原住民社群與墾居殖民機構合作，而這種合作使得社群的樂舞傳承實踐與多種外部能動者、方法及內容糾纏。許多傳承傳統樂舞的活動必須「加料」於傳統舞蹈表演或遵循檔案錄音的標準，使得社群的樂動實踐面臨被重塑的風險。即便如此，社群在回應這些策略性關係的過程中，也同時挑戰了殖民框架。本文透過描述社群如何穿梭並回應糾纏節點的過程，將文化永續性定義為一個倫理後設論述，以及不同價值之間動態協調與判斷的過程，而非對樂舞形式的靜態保存。最後本研究指出，策略性關係（如「加料」）的實踐如何成為擴展原住民感知主權（sensate sovereignty）的一種方式。

（本資訊經出版方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