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史料集》
作者：李欣荣 庄帆 胡栩华 编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11
ISBN：978-7-218-18508-8
一、内容简介
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始建于1928年，承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之事业与人脉，下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近代学术机构转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摇篮。
语史所全景图
本书利用了语史所和中山大学的各种出版物，内容从创制之始、制度章程、日常运作、计划与启事，到办刊、出版、考察、搜集等各类活动，通过精心的史料编排，原汁原味地呈现该所历史之源流。同时，该书又广泛搜集涉事学人的书信、日记等史料，并且编撰30余篇“人物小传”，揭示机构运作背后的人事考量、博弈以及实践方式。
语史所教职员摄影
作为近代中国创立最早的学术机构之一，以及中研院史语所的前身，语史所的历史蕴含着学术史上的一种新探索，即学人们如何以研究机构的形式做学问，新学术与新学院之间应当缔造怎样的关系。
二、编者简介
李欣荣，1979年生，广东清远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以法律转型为视角的清末民初社会、以学人经历和交往为中心的近代学术史，著有《清末“国事犯”观念的引进、论辩与实践》《辛亥前夕的“无夫奸”论争与政党政治萌芽》《罗尔纲和他的<太平天国史纲>》《“科学”与“艺术”之联姻——试论张荫麟的通史理想》《张荫麟传》等。
庄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胡栩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
三、图书目录
一、本所概况
1.本所概述
2.本所编年史
二、缘起与筹划
3.《顾颉刚日记》1927年节选
4.顾颉刚致容庚(1927年3月19日)
5.傅斯年致中山大学文史科同学(1927年4月21日)
6.顾颉刚致胡适(节选)(1927年4月28日)
7.朱家骅致蔡元培函(1927年5月16日)
8.朱家骅、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1927年5月16日)
9.顾颉刚致傅斯年(1927年6月27日)
10.文史科研究所布置就绪
三、规章制度
(一)组织大纲与委员会章程
11.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组织大纲
12.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组织系统图两种51
13.组织大纲之修正
14.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事务委员会规章草案
15.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细则
(二)各学会章程及工作大纲
16.语言学会简章
17.语言学会工作大纲
18.历史学会简章
19.历史会工作大纲
20.考古学会简章
21.考古学会工作大纲
22.考古学会十八年度进行计画书
23.民俗学会简章两种
24.民俗学会工作大纲
25.本校民俗学会最近之规画
(三)招生章程
26.第一次招生简章
27.第二次招生简章
28.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招生广告
(四)其它章程及规则
29.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辑部办事细则
30.本刊简约
31.征求丛书稿件简章
32.各陈列室参观规则
33.参考室阅览规则
四、所务与人事
(一)会议记录
34.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35.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36.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37.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事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记录
38.民俗学会议决之进行事项
39.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译会会议录
40.民俗学会第三次会议录
41.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第一次所务会议
(二)各项启事
42.征求第七卷《妇女杂志》
43.本刊启事
44.本刊编辑部启事
45.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启事
46.顾颉刚启事
47.余永梁启事
48.民俗学会征求会员启事
49.杨筠如启事
50.《周刊》征稿启事
51.本所增出季刊启事
52.季刊第一期将为考古专号
(三)所务消息
53.本所检寄出版物致巴黎大学中国学院
54.本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最近进行
55.本所允增经费
56.本所需用校舍规划
57.本所增聘委员、顾问及汇款杨成志事
58.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预算表(月计)
59.本所新聘考古、民俗学会主席及名誉顾问
60.语史研究所搜罗木偶神像
61.日本帝大内藤教授来校参观语史研究所
62.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事业
63.语言历史研究所西南民族调查员返校
(四)研究计划
64.本校筹备考古学系之计划
65.调查现代欧化风俗提议
66.文科最近之施展
67.整理账簿计画书
68.附:论整理账簿计画
69.整理中国算学材料之提议
70.征集近代史料意见书
71.碑帖研究意见书
72.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
73.本所计划书
74.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翻译事业计画草案
75.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南洋研究计画草案
(五)论学书信
76.顾颉刚致周予同(1928年2月1日)
77.顾颉刚致容庚(1928年2月26日)
78.顾颉刚致胡适(1928年2月27日)
79.张荫麟致余永梁(1928年2月29日)
80.顾颉刚致胡适(1928年3月22日)
81.顾颉刚致容庚(1928年3月26日)
82.傅斯年致胡适(1928年4月2日)
83.大学院接收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之经过
84.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呈大学院(稿)
85.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致蔡元培、杨杏佛(1928年5月5日)
86.顾颉刚致容庚(1928年5月25日)
87.顾颉刚致容庚(1928年7月11日)
88.顾颉刚致胡适(1928年8月4日)
89.顾颉刚致胡适(1928年8月20日)
90.傅斯年致蔡元培(1928年9月2日)
91.傅斯年致胡适(1928年10月16日)
92.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1928年11月27日
93.傅斯年致蔡元培(1928年12月1日)
94.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1928年12月22日)
95.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附答书)(1928年12月24日)
96.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附聘书)(1928年12月27日)
97.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附答书)(1928年12月27日)
98.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附答书)(1928年12月27日)
99.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1928年12月27日)
100.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附答书)(1928年12月27日)
101.傅斯年致顾颉刚(1929年1月25日)
102.顾颉刚致傅斯年(1929年1月31日)
103.傅斯年致顾颉刚(1929年2月)
104.顾颉刚致胡适(1929年2月4日)
105.傅斯年致蔡元培(1929年2月29日)
106.傅斯年致顾颉刚(1929年4月13日)
107.顾颉刚致容庚(1929年3月26日)
108.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1929年7月28日)
(六)日记所载
109.《顾颉刚日记》1928—1930年节选
(七)本所教职员姓名录
110.本所办公职员名录
111.本所考古学会会员名录
112.本所新聘各学组主任
113.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之新组主任
114.本所委员会委员名录
115.本所名誉顾问名录
五、学术实践及其成绩
(一)总论
116.《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序
117.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账
118.民俗学会一年来的经过
119.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录一览
120.任教中大的回忆
(二)两广苗瑶调查
121.惠阳輋仔山苗民的调查
122.辛树帜致傅斯年(1927年11月6日)
123.辛树帜致傅斯年(1928年5月30日)
124.辛树帜致傅斯年(1928年6月14日)
125.温祥发致容肇祖(1928年6月25日)
126.韶州调查日记
127.瑶民访问记
(三)川滇罗罗调查
128.单骑调查西南民族述略
129.本所派员出发“云南调查”
130.安南通信
131.杨成志致顾颉刚(1928年8月22日)
132.顾颉刚致戴传贤、朱家骅(1928年10月1日)
133.杨成志致傅孟真、顾颉刚(1928年10月20日)
134.杨成志致傅孟真、顾颉刚(1928年11月6日)
135.杨成志致钟敬文、余永梁(1928年11月15日)
136.杨成志致傅斯年(1928年12月26日、28日)
137.杨成志致顾颉刚(1929年5月20日)
138.本所消息:调查员杨成志返所
139.傅斯年致杨成志(1930年5月20日)
140.杨成志致新亚细亚学会(1931年4月26日)
(四)丛书与著作出版
141.《民俗学会小丛书》弁言
142.民俗学会刊行丛书
143.民俗学会征求丛书稿件启事
144.《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校后附写
145.妙峰山·容序
146.《湖南唱本提要》序
147.《福州三神考》编完以后
148.《海龙王的女儿》自序
149.王庸致夏定棫(1930年1月22日)
150.叶德均致刘万章(1930年2月17日)
151.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新出版刊物
152.民俗学会新出版三种丛书
153.本所新出版之史料丛刊二种
154.书讯:钟敬文、刘乾初译《狼僮情歌》
155.书讯:史料丛刊、目录学丛书即将刊印
156.书讯:姚文田《说文考异》
157.书讯:魏应麒《林则徐先生年谱》
158.书讯:容肇祖《迷信与传说》
159.书讯:钟敬文《楚辞中的神话与传说》
160.书讯:陈元柱编《台山歌谣集》
161.书讯:崔载阳《初民心理与各种社会制度之起源》
162.书讯:魏应麒《福建三神考》
163.书讯:清水《海龙王的女儿》
164.书讯:刘万章编《广州民间故事》
165.书讯:奉宽《妙峰山琐记》
166.书讯: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
167.书讯:本所《概览》
(五)《民间文艺》与《民俗》周刊
168.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
169.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发刊词
170.周作人致钟敬文
171.编辑余谈
172.敬文启事
173.来信及其他
174.征求关于张天师的神话故事及传说
175.拟出旧历新年专号的启事
176.“传说专号”序
177.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节选)
178.拟出“神”“仙”“鬼”“怪”等专号的启事
179.“故事专号”编后话
180.“旧历新年专号”引言
181.征求“蛇狼故事”
182.拟出“蛋户专号”的启事
183.拟出“神的专号(三)”的启事
184.“谜语专号”刊首
185.容肇祖启事
186.本刊今后的话
187.关于本刊
188.民俗学组通函一则
189.本刊结束的话
(六)《语史所周刊》
190.《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
191.“风俗研究专号”卷头语
192.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论文
193.“切韵研究专号”编辑剩语
194.“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编后
195.“瑶山调查专号”跋语
196.“方言专号”卷头语
197.“天文学史专号”弁言
198.“百期纪念号”卷头语
199.“文字专号”跋
(七)档案整理、物品收藏及展览
200.本校整理民厅档案办法
201.整理民政厅档案办法
202.整理档案纪要
203.档案整理室十七年十二月份工作报告
204.“本所整理档案工作报告专号”卷头语
205.本所整理档案之过去及将来
206.拟印广州之古迹及古物说明书
207.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1928年11月27日)
208.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1928年12月25日)
209.何遂的捐献
210.本所新购入大批古物
211.告读者
212.何思敬赴日购书
213.购得大批古砖
214.本所新聘档案整理室主任
215.本校语史研究所展览会纪盛
216.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最近工作
217.语史所展览会说明书
218.西湖博览会———民俗学会之发展
(八)江浙旧书的收集与整理
219.图书馆派员赴京采购古书
220.顾颉刚教授购书计划
221.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
222.本校图书馆购到重要中文书籍
223.顾颉刚致戴传贤、朱家骅(1928年3月3日)
224.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附答书)(1928年11月27日)
225.旧书整理部一年来大事记
226.《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卷头语
(九)考古挖掘
227.学术界消息:西北科学考查团发现新石器时代之遗物
228.黄仲琴致傅斯年、顾颉刚(1928年4月24日)
229.调查员村乡发现晋代古冢始末记
230.余永梁致赵万里(1928年4月)
231.卫聚贤致余永梁(1928年6月15日)
232.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1928年11月27日)
233.东山的古陶片发掘
234.发掘晋宋古冢
(十)民俗学讲习班
235.民俗学传习班招生章程
236.民俗学传习班第一期经过略记
(十一)学术演讲
237.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
238.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
六、人物小传
239.余永梁
240.钟敬文
241.黄仲琴
242.容肇祖
243.杨成志
244.徐信符
245.刘朝阳
246.夏廷棫
247.陈锡襄
248.魏应麒
249.杨筠如
250.马太玄
251.商承祚
252.丁山
253.罗常培
254.崔载阳
255.何思敬
256.董作宾
257.张清水
258.庄泽宣
259.汪敬熙
260.刘奇峰
261.伍叔傥
262.辛树帜
263.沈刚伯
264.陈功甫
265.刘万章
266.陈槃
267.何定生
268.黎光明
269.葛毅卿
附录:民俗学会出版物目录总介绍
编后记
四、编者荐语
编者荐语
庄帆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称：“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辨章学术，贵在识“细微”之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简称“语史所”）正是在近代学术史上“作始也微”的一个机构，汇聚着多股“其毕将巨”的学术潮流。刘小云、王传、施爱东等学者已有丰硕成果在前，而这一机构的史实与意义在学术史研究中仍有发掘空间。李欣荣、庄帆、胡栩华师生团队主编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史料集》（以下简称《语史所史料集》）出版，应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入手线索。
《语史所史料集》一书利用了语史所和中山大学的各种出版物，内容从创制之始、制度章程、日常运作、计划与启事，到办刊、出版、考察、搜集等各类活动，通过精心的史料编排，原汁原味地呈现该所历史之源流。同时，该书又广泛搜集涉事学人的书信、日记等史料，并且编撰30余篇“人物小传”，揭示机构运作背后的人事考量、博弈以及实践方式。作为近代中国创立最早的学术机构之一，以及中研院史语所的前身，语史所的历史蕴含着学术史上的一种新探索，即学人们如何以研究机构的形式做学问，新学术与新学院之间应当缔造怎样的关系。国内学者如陈以爱对于北京大学国学门的研究，国外学者如彼得·汉斯·里尔（Peter Hanns Reill）对于哥廷根大学与德国史学关系的分析，都展现出通过学术机构透视知识变革的丰富研究潜能。
语史所常务委员室
学术机构的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及其观念与行动所构成的。1927年，负笈海外归来的傅斯年思想大变，渴望实行自己的史学新理念。到中大创办语史所就是他的第一站。傅斯年虽然停留未久就离去，学术理念分歧、人事纠葛、政局变动等因素参杂其中，但无论如何，语史所承载了傅斯年的一部分想法，可以说是其后来种种宏伟计划的“细微”之时。受傅斯年邀请而来的顾颉刚，则一直工作到1929年5月才北上任教于燕京大学。语史所的诸多活动如民俗调查、民间文献搜集、古物搜集等，相较于傅斯年，无疑更带有顾颉刚学术理念的色彩。傅、顾两人关系的变化，学问的歧异，都可以从语史所的历程中见微知著。
除了傅、顾这种宗师级学者以外，还有多位后来的大家在语史所留下了“微时”的心血。如钟敬文主持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的工作，直到因为出版《吴歌乙集》被辞退；杨成志于1928到1930年间受语史所派遣，赴西南地区开展民族调查；商承祚参与语史所的古物调查与搜集，并曾任考古学会的主席；辛树帜1927年任教于中大生物系，也曾在1928年将瑶山考察的工作成果发表在语史所的刊物上。同时，还有像余永梁、杨筠如、何定生这样留下了传世著作，但终究声名不显者，以及像张清水这样活跃于地方的读书人而致力于新学问者，其人生和治学经历交织于语史所，成为民国学术史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些年来，研究者们颇为关心新文化运动在地方上的不同动态，而语史所也提供了一个视角，以观察“整理国故”、“古史辨”以及民俗学运动等新学潮流在具体一地实践时的演化。
学术新思潮在语史所的萌芽，至少有以下数事：
一、民俗调查与研究。语史所下设民俗学会，编印《民间文艺》，后改名为《民俗》周刊，承接北大《歌谣》周刊开创的新路径，又不局限于民谣搜集，更扩大到风俗调查、神话传说与民间信仰研究等领域。除了定期刊物，还有“民俗丛书”的出版。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等民俗学学科的开创者都躬身其事，新事业还吸引其他学科学者以及地方读书人的共同参与。只要翻阅《语史所史料集》所附的目录索引（第438—480页），不难看出民俗学会出版物的多元主题与庞大的作者群体。
二、“古物”观念的转变。语史所考古学会承担着搜集古物、办陈列所以至考古发掘等职责，而实践层面既受学者个人学术风格的制约，也体现出整体学术取径的变化。如商承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古文字研究，而其1929年到北平搜集古物时，所购品类既有传统的钟鼎彝器，也有清代金石学家热衷的六朝造像，更有20世纪初风尚所趋的唐彩宋瓷（第358页）。而考古发掘一事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语史所的实践较少（如第402—408页），意义自然不如后来中研院史语所之重大，但两者之间未尝没有交集，如李济于1928年11月在语史所演讲，带来了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方法新知（第418—421页）。
语史所风俗物品陈列室
语史所古物陈列室
三、民间文献。除了民俗材料以外，语史所曾计划“征集一切私人记载”，“例如日记、账簿之类”（第4页）。《语史所周刊》也曾发表《整理账簿计画书》，作者陈灿提出搜罗“普通人家与一般商店日用的账簿”，以研究物价涨落、普通人生活状况乃至财政赋税的实情（第99—103页）。这些都与后来以民间文献研究社会经济史的方法取径契合。
四、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语史所1930年的工作计划包括“编纂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编纂太平天国史”、“设立革命史料陈列室”，实已涉及中国近代史学科框架的早期形成（第4—5页）。较早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陈功甫，1928年就在《语史所周刊》发表《征集近代史料意见书》，提纲挈领，从史料搜集的角度讨论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路径（第105—108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实践和蒋廷黻在清华大学的工作几乎同时。
五、广州口岸与中外贸易史。1928年3月6日的《语史所周刊》登载了张荫麟致余永梁的一封信。张荫麟提到自己受邀为《周刊》撰稿，本打算写《广东之海外文献》而未果，因此以信件的形式略述要旨。张氏建议语史所应当重视广东独有的一种新史料，即“西方人关于广东之游记及回忆录”，旁及《澳门新闻纸》、在广州的西人所办日报等（第126—127页）。这一提议为后来的广州口岸史研究开拓先河。
正如刘志伟教授在该书序言所写道：
“这个只存在短短两年的机构，在多个领域开启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新走向。这些学术走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艰难曲折中延伸，在变异、成长、夭折和重生中蔓延生长，其研究方向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主流。”
因此，《语史所史料集》的出版不单是一校一系之盛事，更深远的寄托则在于希望能为近代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提供资料的支持与脉络的更新。
五、图书序言
序
刘志伟
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和研究机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是最具标志性的，也最为学界熟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开启了从“整理国故”出发走向现代学术的方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成就了一个中国文史研究的现代学术体系，引领着当代现代学术的发展。相对于这两个机构，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知名度就小得多，甚至长期被淡忘。然而，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中山大学建立的这个机构，作为孕育出中研院史语所的学术基地，承前(直接延续着北大国学门开创之志业)，启后(则孕育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基本格局)，在从北大国学门到中研院史语所的转变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个只存在短短两年的机构，在多个领域开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新走向。这些学术走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在艰难曲折中延伸，在变异、成长、夭折和重生中蔓延生长，其研究方向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主流。
这个历史角色之所以落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身上，主要的契机是傅斯年与一批延续北大国学门的学术追求的学者在中山大学汇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基地，在梁启超倡导新史学的感召下，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的新一代学者，在国学的大旗下，启动了多个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在“整理国故”的篮子里，注入了多种全新的内容，特别是由歌谣运动启动的民俗研究，开展现代考古发掘和档案文献整理等新资料的开发利用，以及重新认识古史等新学问的追求，开启了中国学术的一种新传统。1926年由于北京政治形势的变化，他们中的部分学者南下，先是在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聚集了部分北大国学门旧人，不久又转移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在当时国民革命形成的开放环境下，要在中山大学继续北大国学门开创的新学术风气。
傅斯年
与此同时，在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傅斯年也在欧洲开始了他对中国学术发展之路的探索。作为五四学生运动主将的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深受民主与科学思潮影响，在他还在北大读书时，就主编《新潮》月刊，提倡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五四后他到英国留学，浸淫了多种学科知识后，再到德国开始学习哲学和比较语言学，同时受兰克史学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了他重视立足于新史料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观念，形成他基于历史语言学的新史学理念。他从德国归来，受聘于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中文系主任，随即着手筹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他首先是延揽他在北大时的多位师友同学来中大，其中包括多位出自北大国学门的年轻学人，加上清华研究院和在广州本地有同一学术兴趣的年轻学人，组成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基本学术力量，让北大国学门开创的学术事业得以在中山大学延续。由北大国学门开出的新学术方向与傅斯年的学术追求结合起来，在短短的时间内造就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成就。
《新潮》月刊
语史所短短两年时间的工作，最深远的影响是把北大国学门开始新学术方向扎实地向前推进，形成了将中国传统学问和现代学术方向整合重组的学科体系的雏形。语史所略仿北大国学门的架构，从四个学科方向推动新的人文研究，组成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民俗学四个学会，这个架构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后来傅斯年建立起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学科架构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
语史所考古学会会员会员摄影
将今天的学科分类中已经完全分途的几个学术领域集合在一个史学研究机构下，是基于傅斯年对历史资料的重视和新的认识，这种通过超越旧史体系的新史料的拓展去建立新史学的追求，与北大国学门的学者在歌谣研究、语言研究、考古发掘整理和公私档案利用的努力一脉相承。中山大学语史所的学者，从一开始就以极大的热情和气力，投入以全新的途径收集民间材料的工作，供给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学、教育学、心理学各种学者的专门研究，(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其中成绩尤为突出的，是后来在全国范围蔓延开来的民俗学运动，其奠定了当代中国民俗学的基础，并由此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人类学的开启和历史学的转向。
1928年6月9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同人合影
左起:余永梁、马太玄、刘万章、傅斯年、戴季陶、杨成志、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陈锡襄、黄仲琴
1928年12月14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同人合影
左起:余永梁、商承祚、陈锡襄、庄泽宣、沈鹏飞、顾颉刚、刘万章、崔载阳、容肇祖、黄仲琴、□□□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旗帜鲜明地宣示要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建设全民众的历史”。从北京南下的学者首先是把在北大时期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已经开始的研究直接带到了中山大学，并且利用中山大学的有利条件，成立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民俗丛书”，发行《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周刊，民俗学成为成为语史所主要的工作起点和发展方向。顾颉刚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明确宣示:“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朝着这样一种明确的学术方向，中大语史所一建立，就延续了从北大歌谣运动开始的传统，以“建设全民众的历史”为史料采集的目标。董作宾先生在《民间文艺》创刊号发表《敬告读者》，大声疾呼:“中国二千年来只有贵族的文化:二十四史，是他们的家乘族谱;一切文学，是他们的玩好娱乐之具;纲常伦理，政教律令，是他们的护身符和宰割平民的武器。而平民的文化，却很少有人去垂青。但是平民文化也并不因此而湮灭，他们用口耳相传来替代汗简漆书，他们的把自己的思想，艺术，礼俗，道德及一切都尽量的储藏在他们的文化之府———《民间文艺》的宝库里，永远的保存而且继续的发展着。”在这种充满激情的学术理念驱动下，语史所除了大力收集出版民俗资料外，还将眼下的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大语史所在由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体系转变的关键时刻，继风气，开新路，定格局。不久后，由于傅斯年及其语史所同仁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在广州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中大语史所多位同仁成为史语所的核心骨干，随着史语所的北迁，傅斯年、顾颉刚等多位学者也先后离开了中山大学，语史所也于1930年10月暂时停办。
然而，语史所停办，并不意味着语史所的学术志业和学术追求的终止。1931年，中山大学恢复语史所，改名为“文史学研究所”(后改为文科研究所)，仍设民俗、历史、考古三个学会，在艰难的条件下延续着语史所开创的研究方向。最为影响深远的是，在钟敬文、容肇祖等先生的努力下，民俗学研究在中山大学传承下来，后来杨成志先生从法国留学归来后，更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传统基础上，向建立中国人类学的方向推进，文科研究所培养了江应樑、王兴瑞、梁钊韬等一批杰出的学生，这批学生在建国以后，在艰难的时势下坚守着，为保住民俗学、人类学的学脉作了最大的努力，并将语史所形成的学术基因，渗入民族学、历史学和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为改革开放后中山大学的民族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历史人类学的发展留下了珍贵的种子。
在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回顾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不能不为一个世纪前的前辈学人感到敬佩和感动，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开拓的学术方向，建立的学术范式，不但能够向全国范围延展，引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同时也能够在这所孙中山先生寄予厚望的大学里一直留存下来，为一代一代的学者坚守着，历艰难曲折而不辍，随时代演变而布新，奠定今日中山大学人文学科传统的根基。李欣荣君在中山大学世纪华诞来临之时，搜集中山大学语史所的故纸旧章，编成这本史料集，将中山大学校史上这辉煌一页呈现在当代后学面前，嘱我写几句话，我每每检阅其间，都为之动容，这些将近百年前的言辞，今日仍然振聋发聩。无奈学浅言拙，只能记下一点收获，表达愿随先辈足迹前行的笃志。不才之失，惟望博学君子不以饶舌见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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