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杭：亲自下场——关于新型谱序的编撰
作为社会史的研究者，我们一直是民间文献的收集者、阅读者、受益者和批评者。这是我们的工作，当然应该继续做好。除此之外，也不要排斥亲自下场的机会，应该勇于承担，果断把握，通过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为后人留下符合时代标准的新型民间文献，让这一优良传统延续下去。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
常建华：清嘉庆时期山东人的职业与生计——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清嘉庆时期山东人务农为主，农民典卖土地事例较多，典地回赎容易产生纠纷。主佃关系不仅存在于个体私人之间，还有佃种寺庙或村里公田的情形。主佃分配收获的粮食，主要依据种地牛具籽种的投入。佣工者较为普遍。佣工与雇主的纠纷，支取工钱是重要原因。佣工者失去工作或靠讨乞为生。以商贩手艺谋生者也较多，从事织布、贩布者，开设铺面经商较为常见。以各种手艺谋生的不在少数，还有以打雀、收废铁、拉车等谋生者。
刘志伟：海外商业的乡村联系：从一份乡村家族文书中所见
介绍一份清代末年广东顺德一个家族的“大事年表”，这个家族在清代后期到东南亚从事矿业经营，再到非洲留尼旺经商。该文献展现了当时珠江三角洲乡村家庭从事海外商业活动的具体情况，特别呈现出海外华侨的经营活动与乡村家族的关系。
程美宝：整理私人日记的几点体会——以香港太平戏院院主日记（1926—1949）为例
太平戏院，创建于1904年，曾为香港最大的戏院之一。太平戏院第二代院主源詹勋先生，清末生于香港，20世纪80年代初逝世，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铭于斯，可谓地地道道的“香港仔”。源先生年轻时就有撰写日记的习惯，去世后留下大量个人日记，其中1926—1949年部分，由编者联同学生助理多年整理、校注，成为《太平戏院纪事：院主源詹勋日记选辑（1926—1949）》（两卷）一书。选辑基本贯穿20世纪20至40年代（除日据时代等少数年份），既有院主个人与家庭多姿多彩生活的记载，也留下包括戏院和剧团的运作，与马师曾等粤剧名伶的合作、交往等珍贵记录，生动展现20世纪一个“香港仔”的营商之道。此外，日记也反映了香港当时诸如电影、报纸、留声机等媒体的应用，以及衣饰、饮食、娱乐等物质文化的历史。因其内容之丰、记录之细、时间之长，所呈现的已不只是一人一院的记载，而更是一时代一社会之缩影，是人们了解及研究该时代香港社会极具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日记不免涉及个人隐私，如何在尊重物主即源先生女儿的意愿的情况下，向读者披露最多的内容，用相对客观公允的笔法撰写导言？编者谨借此报告跟与会者分享几点体会。
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导读·知识图谱
《民间历史文献导读》作为本研通用的入门教材，包括“导论”与“导读”两大部分。“导论”讲解基础知识，涉及日常生活、文字传统、文献类型、文字下乡、经史传统等历史背景；“导读”分为家族文献、碑刻铭文、契约文书、仪式文献、说唱文献，依次讲解文本传统、保存状态与史料价值，并选读若干原始文献。
刘永华：清代徽州民众识字率初探：以祁门磻溪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各地的民众识字状况，是亟待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课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众识字状况不仅是描述具体时空中特定人口的社会文化属性的重要指标，而且民众识字率的高低及变动，与一系列重要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如乡里制度的运作、乡村经济的商业化、文本文化的下渗等。然而，自1979年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的《清代的教育与民众识字》（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一书出版以来，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未见显著的进展。如何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海内外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笔者认为，近二十多年来海量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公布，为推进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研究提供了契机。数量众多的契约文书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公布，为了解民众的读写实践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材料。特别是那些社会覆盖面比较广泛、覆盖人群相对完整的地契和合约，较好地体现了特定人群的读写能力；而这些文书中的签押符号，又为探讨文书来源地民众的识字状况及其变动提供了具备内在一致性的外在证据。依托丰富的、系统性较强的民间文献，以签押符号为主要基准，以村落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微观识字研究，现已具备了初步可能。
这项研究便是笔者开展清代微观识字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笔者选取徽州府祁门县磻溪村为个案，并结合来自歙县、婺源三个村落的证据，依托这些村落保存的丰富的民间文献，估算徽州民众识字率的总体水平，考察其变动走向。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节讨论民众识字率的估算方法；第二节介绍祁门磻溪的基本状况及村中保存契约文书的概况；第三节聚焦士人、成年女性、经手人与家庭代表四个群体，估算清代磻溪的民众识字率；第四节考察来自歙县柿树、北山岭与婺源汪家等三个徽州聚落的证据，估算三地的民众识字率，以为磻溪民众识字率的比较资料；最后一节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并提出有待探讨的新问题。
董思思：20世纪东南山区民众的读写能力：以福建永泰为例
近年来，围绕着“功能性读写能力”这一概念，对明清以降普通民众读写能力与识字率的考察有不少新的进展。刘永华和温海波在《清代民众读写能力再论》一文中，从“文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述了功能性读写能力的多元性及其与普通民众日用生活不同情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温海波最新的研究关注了记账杂字和账簿之间的关系，指出记账能力是基层社会最普遍的读写能力，可以作为评估民众识字率的基准。黄瑜对都柳江流域“三王诞”仪式的考察，关注了“文化中介”如何将文字和口传相互转译的过程，展示了西南山地社会民众读写实践的一种方式。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方法。2016年以来，福建永泰县发现了大量民间文献，其中有相当部分在时间上下抵民国乃至共和国时期。这为开展微观层面的读写能力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而且还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时段上延伸至近现代史，从而使学界在历史的纵深展开对普通民众读写能力的认识。本文拟从在永泰发现的集体化时期社队档案出发，结合对永泰民间文献的分析，对20世纪以来东南山区民众的读写能力，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以及这种进程所导致的社会生活的变迁，是否对普通民众读写能力的培育和应用产生了某些影响？
温海波：日用启蒙与近代中国乡村读写实践——徽州乡民的个案
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认识，长期困于文字是否下乡的理论争议与识字率量化的迷思，难以触及普通乡民的读写世界。本文聚焦徽州歙县，以识字杂字的刊刻与传抄为线索，梳理一个县域范围内日用文字的供应状况。进而，以歙县乡民章丽生及其家人的日常读写为个案，揭示识字如何嵌入个体的生命历程与乡村生活中。通过将家计生活与读写文类的关联分析，本文认为“识字”并非抽象固化的技能，而是深植于家庭生计、人际关系与礼仪活动的实践行为。研究还表明，在近代国家推行大众教育之前，中国乡村已形成一套低成本、实用导向且形式多元的文字普及路径，可称之为“日用启蒙”。从实践逻辑出发审视近代中国的民众识字问题，有助于走出乡土社会是否需要文字的二元对立，也可摆脱以识字率为核心的现代化叙事。
黄瑜：清末民国中国西南“洞苗”村寨家庭文书读写初探
识字研究的功能性转向引导我们关注普通民众的读写实践问题，探讨多元读写能力与社会生活间的关联。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西南黔桂交界都柳江流域腹地“洞苗”村寨家庭中延续四代人使用、抄写和保存的文书材料，并结合该村寨书写和流传至今的各类型契约文书，尝试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洞苗”村寨民众接受汉字文书、识字教育与订立契约的历史过程进行剖面勾勒，并初步探讨文字在近代中国西南乡村中的文本流通、使用情境和重要意义。
瞿见：明清契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
从1939年傅衣凌先生在永安城郊发现那只装满契约的箱子开始，全国各地区大量的明清契约文书相继被发现。随着这些文书的整理和刊布，明清契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面对浩如烟海却“大同小异”的契约材料，再进一步的研究却隐然陷入瓶颈——“明清契约文书究竟还能研究什么?”民间契约的“雷同”，以及其“观察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单一化”，呼唤研究者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探寻新的问题意识与分析路径。在此背景下，对明清契约之“物质性（materiality）”的关注，或许有机会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朱敏：巴中民间契约研究
巴中地处四川东北部，扼川陕交通要冲，历史上因商贸流通活跃、宗族社会形态完整，留存下数量可观的民间契约。其内容涵盖土地买卖、房屋租赁、宗族析产、借贷典当等多元领域，既是当地民众处理民事关系的实用文本，更是记录区域经济结构、社会伦理、民俗习惯与权力互动的“活档案”。本文拟通过收集整理散存于巴中民间的部分契约文书，系统探讨其基本概念、形制、格式、类型及其社会价值。该基础性史料整理工作，不仅有助于抢救濒危的地方文献，也可为理解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契约秩序及其运行逻辑提供新的区域研究视角。
周煜翔：清代福建的财政体制与屯田交易——以永泰文书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福建军屯制度的变革，既延续了明中叶以降赋役改革的历史进程，也在清、郑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显示出特殊性，对民间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永泰文书中现存大量成系统的清代屯田交易契约，为考察清代福建民间社会的屯田交易实态提供了新史料。这些文书显示，为增加财政收入，清代福建的屯田较早无偿私有化，可自由买卖并推收过户，屯田成为福建地方政府经制财政以外的重要财源。迫于地方财政困顿，清代福建地方政府曾向屯田加派劳役和屯丁银，遂造成屯田、民田在应役方式和赋役负担上的重大区别，深刻影响了民间社会屯田的产权交易。在清代福建的土地市场中，屯田、民田的区别长期存在。
罗艳春：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乡里社会传统研究——以湘鄂赣省委驻地小源为例
地处九岭-幕阜山脉两条省际通道之间的军事地理方位，基于宋以来的乡都图甲户籍制度形成的土著、客籍、寄居等族群分类，体现为地著性特征的乡贯社庙系统，伴随山区经济开发兴起的市镇与商人群体，以及由祖先祭祀等众会发展形成的宗族组织，共同构成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前的乡里社会的传统与特征。乡里与图甲是国家制度的体现，强调的是与赋役征派相关的人群类别区分。乡贯则是与基层社会日常仪式生活息息相关的的民间信仰体系，突显的是基于地理空间的人群整合。至于家族主义与宗族观念的本质与核心，则是以家族名义成立的各种祭祀会社组织及其所控制的田产。
梁圣军：山东肥城族谱碑刻契约所载的家族共有产业
山东肥城大量族谱碑刻契约中，记载了族姓祠堂、祖林、祭田、城宅、湾坑等共有产业，也有管理家族共有产业的族规。这些祖有产业，往往在家族诞生之初就存在。但是到清朝和民国时期，祖产形成契约化趋势，甚至刻于碑铭、载于族谱，以利于长久保存和公开阅览。祖产的书面化措施是人口增多导致资源紧缺带来产权明晰化的需要，也是族中不贤之辈的行为所迫。编修族谱同时是一项社会调查活动，其中重要项目就是确认祖源和祖产。族谱碑志中可以用于研究旧时的度量衡使用制度，也可以用于研究宗族制度的运作的资料。山东肥城的族谱碑刻民间契约中祠产有限，庙地墓田义田所占比例较少，但族谱、碑刻等文献的搜集整理，为深化经济、社会研究打下基础。
俞明雅：实践中的家训：明清时期“钱镠遗训”的仪式宣讲与文本递生
吴越钱氏作为以吴越国王钱镠为始祖的宗族群体，长期传承着一套相传由钱镠临终所留的家训。通过对谱牒、碑刻等多元文献的考辨，可以发现“钱镠遗训”经历了“遗嘱”“八训”“十训”三个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的文本系统。“遗嘱”作为源头性文本，于明代中叶被后裔钱蒙节录为“八训”，逐条训语的甄选，凝聚着这位宗长对族人日常行为的教化关怀，更指向了以条文宣讲为核心的宗族教化仪式。康乾时期，“八训”被增删而成“十训”，进一步展现了家训如何在回应日常与仪式双重实践性的过程中，不断与多层语境展开对话并重塑自身。“钱镠遗训”的文本递生史清晰地证明，明清宗族家训作为一种以“实践指归性”为核心的仪式文艺，生命力不仅源自文本所承载的伦理教化，更深植于其被反复展演、改编与传承的动态实践脉络之中。
魏德毓：从庙产到新学：神圣权威、侨资与地方精英——基于福清云中洋兴学事件（1933-1935）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福建福清云中洋村利用庐岩寺资金兴建小学校舍的碑文为核心史料，结合地方族谱、侨史等资料，剖析了这一事件的深层动因与社会机制。研究表明，该事件并非单纯的宗教或教育行为，而是地方精英在近代化浪潮中，巧妙运用传统神圣权威与跨国侨乡网络，将宗教资本转化为现代教育资本的一次成功实践。云中洋案例揭示了“庙产兴学”运动中一条内生、温和且富有建设性的路径，展现了民间信仰在侨乡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复杂而积极的作用。
韩朝建：开放·流动·共生——17至20世纪五台山的畜牧经济与社会
一般认为，长城既是政治军事对立的前线，也是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不过，赵世瑜教授指出，长城沿线作为欧亚大陆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即便在军事对峙年代仍维持相当频繁的交流。清康雍乾时期，由于北方边疆的统一，这条线两侧的交融更上一层：蒙古社会受汉人移民影响、逐渐走向定居，类似内地社制的“蒙社”等制度亦建立了起来；与此同时，随着口外的活畜持续大量输入内地，牲畜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姑且称之“畜牧化”）。仅以山西而言，1915年农商部的数据显示，山西省已是仅次于新疆的第二大产羊省份。特别是山西北部的畜牧业更盛，例如乾隆《宁武府志》称：“郡中多羊，甲于他处。居民无分贫富皆衣裘，而最贫者，虽暑月亦着之，几如蒙古之俗矣！”同时该地的毛毯业、骡马交易市场亦兴起。宁武府的情况在晋北具有普遍性，但是相对于蒙古游牧地区“农耕化”“市场化”的丰富研究成果而言，内地农耕地区“畜牧化”的研究基本上缺失。本文以五台山为个案，从各类档案、中外游记、方志、日记等资料中整理出牲畜的相关史料，并借鉴生态人类学的相关方法，按照“牧场出现——牲畜饲养——牲畜使用——牲畜交易”的逻辑顺序，对五台山畜牧经济的全链条进行探讨，在此过程中，特别关注其中的“人”的因素与社会的面相。笔者希望通过对五台山牲畜的研究，不仅揭示清中叶以来五台山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特征，而且对于深化认识华北边地、特别是长城内侧经济社会“畜牧化”问题有所助益。
祁刚：明清时期的西南佛教与地方社会——以巴县华岩寺为主的讨论
清代乾隆《巴县志》以乡里制度整齐地方，并将佛寺道观系于“乡里”的卷次条目之下，保存了许多明清邑人、乡贤兴建佛寺的文本记录。这一特殊的志书编纂方式，表明了佛教寺僧与地方家族在经济、文化上持有社区性的互动关系。巴县华岩寺自明代中叶建立以来，迭经晚明、清初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影响，及其社会剧变带来的冲击，始终与檀越家族、地方社会保持强韧联系和密切互动。本文考诸明清重庆方志、《华岩寺志》、巴县档案等地方文献、近代史料，旨在对此联系的内理和意蕴有所揭示，是对以寺庙为中心的社区形成过程的历史考察，更是从明清国家政教关系视域下对僧俗互动的社会观照。
蔡沧铭：层叠的流变：妈祖阁建筑形制和碑铭石刻的解读
妈祖阁是澳门历史城区的标志性建筑，其主体建筑包括神山第一殿、弘仁殿、观音阁和正觉禅林。这些修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庙宇建筑，先龛再亭，连廊成殿，构成了多元组合的空间布局，展示了闽潮海商航道宫庙的祭祀习俗和建筑特色。本文通过考察明清以来妈祖阁的修建过程，探讨其建筑形制与空间组合的时代特征，解读其不同历史时期碑铭石刻和民间文献，论述明清以来澳门跨境商业网络的发展进程，展示中国早期对外通商口岸社会的历史流变。
张保见：明拓苏轼书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再探
平和县三平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官方账号及厦门城市捷报官方账号“城市捷报”披露的明拓苏轼题跋《唐广济大师行录碑》，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并有学者撰文予以响应。比对现已公开发表的翁国梁、颜亚玉抄录本，结合碑文行文破绽，及跋语中留存信息，可以断定是明末专业文物贩子在王志道所作跋语，李宓书写原作的基础上，剜补修改而成的赝品，并非宋碑，更非苏轼所作。文献记载的拓本收藏脉络清晰。由于摩拓较早，且是孤品，拓本仍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校勘价值。
杨建军：大理祥云华严杨氏梵文碑刻研究——兼论云南梵刻的旨趣
祥云华严杨氏梵文碑制作精美，是一通梵汉双语的碑刻。且汉字书写了刻碑的目的。此碑也是祥云现存的有明确家族联系的实物遗存之一。碑刻中的“杨般若奴”对于考订自称杨干贞后裔、明清云南县土官杨氏的《杨氏家谱》《清涧美杨氏墓志铭》有重要的参校作用。本文在厘清碑刻人物与地方文献的同时，也就祥云当地的梵刻做简要的讨论。
刘晓堂：移民、信仰与秩序——碑刻所见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移民民间信仰
边陲地区、移民社会与蒙汉杂居构成了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社会的多重面向。清康熙中叶以降，长城以南的内地民人的持续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开启了该地区深度开发的历史进程，形成了移民民间信仰。揆诸乡村遗存的庙宇碑刻，该地区移民民间信仰以龙王、关帝、财神、圣母为主要内容，呈现出的乃是多元化的图景，体现出没有原生性与区域性神祇、国家正祀神祇被民间化和神灵结构的地方性等鲜明的特色。移民民间信仰在促动社会整合、建构与稳定社会秩序和丰富民众精神生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李平亮、胡虹：清末民初天津江西会馆在地化研究
清朝初期，江西景德镇商人运货至天津经销，因共同信奉许真君，客居于京津的江西商帮共建天津江西会馆。开埠之后，天津城内洋行空间结构演变与洋瓷侵占天津瓷业市场，促使天津商业中心从北大关江西会馆一带向租界洋行区域转移，并引发了天津“江西瓷商会馆”在地化的进程，为此江西会馆着手谋求内在的整合与外界的合作，成为天津商会瓷行中不可或缺的重量力量。
罗桂林、刘莎：“土著”如何被建构——以清代义宁州凤巘书院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江西义宁州土籍书院——凤巘书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凤巘书院志》等地方文献的解读，探讨在土客冲突背景下，书院创建如何在阖州八乡内造成广泛动员，并建构出相对于“客籍”的“土著”身份。义宁州在明末经历频仍动乱，人口锐减。清初以来大量客民的移入，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结构，也引发了土客间展开激烈的竞争，在入籍、入学等问题上几度爆发冲突。为此，义宁州八乡士绅进行广泛动员，创建凤巘书院，应对客民带来的冲击。该书院由八乡“土著”发起和捐助，入学资格严格限制在八乡“土著”之内，具有鲜明的“土著”特色。但这种通过创建书院来确认和维系的“土著”社会，本质上仍是一种建构出来的共同体，因为只有那些持续地参与了书院运营的“土著”家族，其身份才会被不断地重申和确认。凤巘书院魁星阁的捐主牌位安置和祭祀活动，就显示出所谓“土著”身份并非天然地获得，而是一系列文化政治操作的结果。在凤巘书院魁星阁中，与神灵、官员被共同祭祀的，是那些捐赠了相应数额的捐主，其背后所代表的也仅仅是部分的所谓“土著”家族。通过在八乡内周期性的开展祭祀捐主的活动，这些“土著”家族的身份得到重复性地确认。凤巘书院的个案表明，正如“客家”是被建构出来的那样，“土著”身份也是在社会文化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
白玉军：西南山地小流域人口史料的挖掘与处理——基于云南省峨山县文山河流域的田野考察
正确搜集和处理山地小流域人口史料，并从中提取有效信息用于重建人口变化，尽量减少结果的不确定性，是利用多源资料重建人口变化的最基本的问题。以文山河流域为研究对象，对山地小流域的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田野调查资料与以户口册为主的人口调查登记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发现这些史料记载的人口信息均存在取样偏差和自身体系历时性变化的问题。在重建山地小流域人口变化时，通过多源资料的比对检验、经验统计法等手段进行处理，可以有效提高数据资料的可靠性，又可以准确提取多源资料中的有用信息。再运用历史人口空间位置的判定方法，将以家族谱系为基底的家谱、碑刻等人口信息转化为以山地小流域为基底的人口信息，由此实现小区域人口史料的综合利用与空间尺度的转换。
张军龙：神祇嬗变与地域重构：清代万源大竹河川主宫改祀事件研究
《大竹河川主神农药王三圣庙碑序》记载了四川万源大竹河川主宫发生的李冰父子、神农和药王等代替杨戬的改祀事件。此事件多被用做论证“湖广填川”时土客居民信仰整合的补充材料。结合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发现，当地乡绅经济资本经过多年发展促进了文化资本的增加与社会资本的扩展，也为乡绅习性的培育提供了契机。资本与习性的发展变化成为川主宫场域转换的关键。而川主宫场域转换过程本质是乡绅阶层崛起后重构地方信仰秩序的一种方式，或为研究反思民间信仰的兴衰现象提供一种可能范式。
王位：清代中后期的场镇公产与族群互动——以川东南地区碑刻资料为中心
清代中后期，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川东南地区打破地理与制度阻隔，商业移民从邻近省份及江西、安徽等地规模性涌入，推动场镇经济勃兴，形成当地族群、早期移民、商业移民等多元人群共存的复杂社会结构。以场镇为载体形成的祠堂、会馆、庙宇、码头等公产体系，逐步成为不同族群互动的主题。当地族群与早期移民通过祠堂公产强化宗族认同，其族产形成融合遗产转化、集资募捐与商业反哺，兼具血缘凝聚与经济运作特征；商业移民则以会馆为中心构建公产体系，通过重修土著庙宇、参与码头和义渡等公共设施建设，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与社会资本。公产成为整合人群的关键机制，川主庙、“蛮王庙”等庙宇空间通过纠纷调解与祭祀仪式，促进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与身份认同；宗族组织通过场镇设祠与资本化运作，适应商业社会转型；商业移民借助会馆实现经济协作与在地化发展。最终，不同人群以场镇为枢纽，打破族群畛域，形成地域共同体，展现了王朝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整合的历史逻辑。
鄭莉：女性的聲音——瓊瑤法教歐仙姑乩文解析
晚清民國時期福建莆田的瓊瑤法教通過將歐仙姑塑造為閭山派法主許仙妃的弟子，構建教派正統性。瓊瑤法教制作了大量歐仙姑乩文，形成一套以安胎、護嬰等女性生命歷程為重點的庇佑體系，既滿足信眾現實需求，也反映對女性經驗的宗教詮釋。這種將性別角色神聖化的策略，有助於教派在地方社會建立權威，並折射出近代女性社會角色與儀式參與的變遷。
曾伟：仪式与政治：《阎子明先生奉葬实录》的文本解读
1934年12月阎锡山的父亲阎子明在河边村病逝，阎锡山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本文通过对《阎子明先生奉葬实录》的文本解读，考察葬礼的仪式安排，与全面抗战前夕的政治形势的密切关系。蒋介石通过高规格的礼遇，并委派何应钦为代表致祭，表达其对阎锡山势力的重视，意在拉拢其加入国民政府阵营，对内协助剿灭陕北红军，对外反抗日本在华北的渗透。而阎锡山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善意，坚持守土抗战，为全民族共同抗战格局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葛恩专：从科书题记书写看民间说唱文献生成的历史语境
本文以贵州地区收集的900多份唱本为研究资料，聚焦题记的书写进行实证性研究：重点探讨了唱本生产中传抄身份、传抄时间与书写空间等问题。对唱本的题记书写进行整理与研究，一方面可以清晰的认识唱本传抄过程中的历史记忆，进而丰富唱本生产过程中人事与仪式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更为充分的理解唱本生产中社会关系与仪式关系的互动，为理解科仪唱本与民间法师、表演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认知空间，提升唱本生产体系形成的阐释张力。
郑涵：清水江流域百年仪式文本的传承谱系研究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清水江流域中下游的文化互动进行探讨。清水江流域看书的仪式专家的传承从十八世纪末至今，以法名和仪式手册的传承跨越了时间的轨迹，通过对不同族群和地域仪式专家的吸纳，涵盖了清水江流域南北两岸和中下游的空间，在不同族群之间发生作用，共同编织出清水江流域的仪式专家网络，呈现出“复合”的影像。
何慧：《闽都别记》中临水夫人信仰神圣空间的建构与传承
本文重点探讨《闽都别记》中的临水夫人信仰及其神圣空间的文本建构，分析小说如何通过叙事策略建构其神圣空间，并揭示这些空间在地方信仰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神圣空间在《闽都别记》中不仅作为物理场所存在，更是信仰和宗教仪式的载体，承载着深刻的神圣性。通过多维度的神圣空间分析，具体展现临水夫人“成神前”和“成神后”两个阶段的神圣空间如何推动信仰的传播与地域扩展。“成神前”的“平生神圣空间”多为个人修行与降妖场所；而在“成神后”，它们转化为“显应神圣空间”，成为庙宇和信仰活动的中心、信徒与神祇互动的神圣场所。
焦海民：关中皮影对元明杂剧的接受与改造——以清嘉庆七年华阴老腔抄本《华光闹三界》为例
陕西华阴老腔尚存清嘉庆七年华阴老腔皮影抄本《华光闹三界》，集中体现了关中皮影与元明杂剧的传承与演进关系。其文本形态、行当体制、音乐结构及叙事特征等方面均体现老腔皮影与元明杂剧之间的深刻关联与互动。通过对比分析，该抄本在结构、唱词格式、角色分工等方面保留了元杂剧的诸多特征，同时又呈现出向明清花部乱弹、板腔体戏曲过渡的复合形态。关中皮影作为民间戏曲样式，不仅在叙事主题上延续了元明杂剧的“忠孝节义”精神，也在民俗信仰与地方表演体系中完成了再创造，体现出民间艺术在戏曲发展史中的重要传播与改造功能。论文认为，华阴老腔皮影抄本的发现，为研究元明杂剧的民间流传提供了珍贵实证，对理解戏曲由曲牌体向板腔体转变的历史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吴延钊：顾绮仲辑录《山东歌谣集》中宁阳歌谣的整理研究
顾绮仲是近代上海籍国文教师与现代作家，其创作范畴宽泛。在民众教育上，他关注“成年失学”群体读物编辑。1930年，顾氏主编的《山东歌谣集》于济南出版后即告售罄。此书以县域辑录山东歌谣，彰显爱国主义民族意识。其中24则宁阳歌谣，展现民国前期宁阳风貌，兼具学术、社会、文化意义，在弘扬爱国情怀、反映民风、留存方言、推动非遗保护等方面颇具价值。
（本文原載於「民間歷史文獻資訊網」公眾號2025年11月8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