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6日上午，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副主任朱德兰教授做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发表了题为“金门商帮——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文书的史料价值”的学术演讲。历史系王日根、刘永华、张侃等老师参加了本次演讲。

讲座以在长崎发现的华商泰益号关系文书为切入点，分析了金门商人在日本长崎创办的泰昌号和泰益号的贸易活动，并详细介绍了这批文书的内容形式以及史料价值。

首先，朱德兰教授分析了整个清末民国金门帮的商海浮沉史，为后续了解两个金门华人商号的贸易活动提供了背景。朱教授指出，金门由于本岛面积狭小，天然资源有限，岛上居民经济来源很少，因此金门人自古以来就向海外发展。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加入了福建人主要是漳州、泉州人的船队组织，前往东南亚、东北亚参与国际贸易。长崎贸易在明清时代建立，金门人在跟随福建船队前往长崎贸易的过程中，学习日本话，掌握日本市场行情，了解日本习俗，渐渐累积财富，便开始建立自己的商行。

其次，朱德兰教授讲述了泰昌号和泰益号两个商号的生命史，主要是对相关文书材料进行了解读和分析。

泰昌号的发展，经历了创业期、扩张期、重整期以及衰退期。与泰昌号相关的文书包括了账簿、电报、书信以及会馆文书等。根据账簿记载，泰昌号是合股创办的，里面记载的盈利分红反映出泰昌号前期盈利颇丰，而这无疑是得益于金门人长期参加贸易累积的经验，以及对市场情报和行情的掌握，往来的电报便可以反映他们对于当时市场情报的掌握。另外，账簿记载泰昌号经营物品的种类和价格，可以反映当时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以及社会经济的面貌。书信内容则表明金门人的经商网络是基于金门这一地缘与血缘交织的网络，他们以同乡为基础，成为彼此最友好的往来同行。会馆文书则反映了金门商人参与商帮组织，共同维护和建立商业秩序的活动，以及他们在日本共同参加中国传统的祭祀活动等。

从1862年建立，泰昌号的股东经历了多次变动，随着大股东黄礼镛的去世，由此产生的纠纷，加上社会环境的影响，导致泰昌号走向了衰退期，最后关门歇业。在此之后，泰昌号股东之一陈瑞椿的继承人陈世望，1901年自己独资创办了泰益号。

与泰益号相关的文书大致与泰昌号的文书相似。首先是与泰益号往来的商户名簿，可看到泰益号的客户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新加坡，而新加坡大部分的客户均是金门人。此外，泰益号也派发电报，使用的文字包括中文、日文以及苏州码。朱德兰教授还分析了账簿的结构，包括原始账簿，转记账簿以及结算账簿。账簿还有详细的分类，包括如“海味总部”、“万商云集”、“华商总部”、“台湾总部”、“各货转口”、“各郊来货”、“台湾来货”、“各郊配货”、“置配查存”、“银行总部”、“万宝朝宗”、“结彩丰盈”等类型。通过展示泰益号的家信，朱德兰教授指出泰益号的员工大多来自金门的各个村落，而长崎也不是这些金门员工唯一的去处，很多员工通过长崎这一中转点，前往东南亚等地，金门的移民网络也因此扩大，金门商帮的网络也因此而盘根错节。这些家信，还可以反映金门和移居地的社会经济状况。

朱德兰教授介绍，长崎福建商帮除了有很广的商业网络外，在社会、政治以及文化方面也有网络关系。同样，泰益号也建立了不同功能、盘根错节的网络关系，包括商业关系、政治关系、教育文化关系、血缘地缘方言缘关系、同业同乡关系、祭祀网络关系、跨国籍的网络关系等，朱德兰教授因此对施坚雅的商帮结构理论进行了再思考，她认为施坚雅理论下的商帮结构对于金门帮而言明显过于简单。

朱德兰教授认为这批泰益号关系文书还可以提供很多的启示，以及有很多相关的课题可供研究，例如地方经济社会之变迁、金门商帮之移民网、信息传递网、商品流通网、商业信用网、儒家文化认同、神明信仰认同、政治选项认同、商帮结合构造的再思考等等。

讲座最后，朱德兰教授就泰益号关系文书个人家庭材料、海上运输、账簿纪年、账房先生等问题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厦门大学历史系 郑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