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劉永華主編《儀式文獻研究》
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覃延佳
在中國宗教研究中，我們看到的儀式展演很多時候會用到大量的儀式文獻。這些文字有的是口頭傳誦（如師公唱本），有的是跟書唱讀（如道士科儀本）；有的是用漢文傳抄，有的是用少數民族的文字傳抄（如彝族畢摩用的是彝文經書、傈僳族教堂裡擺著傈僳文寫的聖經、傣族緬寺裡的佛經用的是老傣文等）。我們如果因此而以為真的不需要處理這些文獻，那終將把我們的討論引入一個自以為是的窠臼中。
基於此，我們借由劉永華教授主編的《儀式文獻研究》來看看目前不同地區的學者如何以儀式文獻為基礎來做研究。該書是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所編的“民間歷史文獻論叢”系列叢書之第三輯（之前已分別出版《族譜研究》和《碑銘研究》），入選該書的9篇文章中，諸位學者的研究取向殊為迥異，包含了道教學者、人類學學者、歷史學者等不同學科背景研究者的作品。
在導論部分，劉永華界定了本書所選文章中，其所用材料的“民間性”。在對儀式文獻的主要特點做出基本說明後，他指出對儀式文獻的研究難度很大，涉及到人類學、民俗學、文獻學、宗教學、社會文化史等不同學科和方法。
第一編“宋代法術與近代道教”由兩篇文章組成。其中，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所作的《道在瑤中：道教與華南的漢化》一文利用日本學者白鳥芳郎的團隊在泰國北部瑤人社區調查所得文本進行分析，強調宋代開梅山之後道教在華南地區的傳播及其對我們理解華南土著的漢化提供的幫助。是文雖推論多於實證，卻是道教與瑤族乃至南方少數民族社會文化歷史發展的重要維度：一方面，他的探索提醒做很多做民族研究的學者，注重道教等宗教傳統的延續與變遷；另一方面，他的研究也提醒做道教研究的同仁，需要在具體的族群與情境中重新認知道教儀式傳統對於南方甚至更廣闊地域人群的歷史與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何在？
同編第二篇文章是陳永海所作的《天心正法的源流及影響初探》。陳氏對各個時期道教文獻進行梳理後，認為天心正法派是五代末、北宋初在中國南方發展起來的，直到明代中葉仍是道教的正統法咒之一。陳文不僅在文獻裡追尋這種重要法咒的流傳情況，同時還借助蘇海涵(Michael Saso)在臺灣的調查及Lemoine在泰國北部瑤人社區的調查資料來說明天心正法與臺灣的三奶夫人及泰國瑤人社區的梅山教、閭山教關聯密切。但是引用兩人研究的同時，他也說明天心正法派其實與地方道教的關係仍待解釋。作為道教學者，他更願意將之視為一種道教正統而非“異端”或“俗文化”傳統。
第二編“道壇傳承與系譜重構”，安排了兩篇文章。第一篇是勞格文（John Lagerwey）的《臺灣北部正一派道士譜系》。這篇文章主要探討臺灣北部林、劉兩派道壇的傳承譜系問題。在對林、劉兩厝道壇的傳承歷史進行梳理的時候，林、劉兩厝各執一詞，讓他產生了跑到大陸去尋找林、劉兩家的祖居地。在廣東饒平和福建詔安，他找到了想去的地方。通過祖居地的走訪，他知道了林厝儀式與詔安林氏祖居地道士的儀式程式幾乎相近，由此他判斷臺灣林厝的儀式傳統確實與詔安地區有莫大關聯。透過這篇類似田野筆記的文章，勞格文揭示了臺灣北部道士儀式傳統的源頭，同時他的追索也提醒我們，對於道壇儀式傳承的認知，不僅需要道士的敘述，更需要族譜等資料的佐證才能更準確的確定位置。
相對于勞格文的文章，祁剛的《清代泰順東部閭山道壇源流考——以前山葉氏廣應靖<請祖師科>為中心》一文更具系統性。他圍繞《請祖師科》和地方民間文獻，再現了泰順南部地區閭山道壇的傳承譜系，同時也揭示了當地道教與地方傳統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其中，對泰順地區“司—靖—壇”的層級結構的梳理，成為我們理解當地閭山道壇傳承譜系的關鍵。從這個角度看，他對於道法與宗法在道壇傳承中扮演的角色已有一定的界定，為地方道教傳承譜系的研究劈開了新的路子。
第三編“儀式文本與道壇科儀”收錄4篇文章，分別涵蓋香港、臺灣、福建三個地區的道壇。蔡志祥與韋錦新、呂永昇合作的《香港正一清醮的儀式、文本和儀式專家》一文，完整敘述了香港正一清醮中的儀式文獻、儀式結構和儀式專家三個基本要素，其中，儀式文本與儀式結構之間的相互關聯是該文的精要之處，體現了他們田野的功力。與此同時，儀式文本之間的相互有機聯繫也受到他們的關注，而文後討論的儀式變遷，不僅體現了作者討論相關道教儀式變遷中隱含的歷史意識，同時也為我們揭示了相關地方道教儀式變遷的主體能動性。
第二篇文章是林振源的《敕水禁壇：臺灣北部道教醮儀中的驅邪法》。林振源師從勞格文，在法國留學多年，深得勞格文老師治學法門，因此道教研究功底深厚。他對臺灣北部道教的研究，基本上是沿著勞格文的路數在拓寬、拓深。在是篇文章中，林氏圍繞敕水禁壇科儀，力圖在《正統道藏》所記錄的科儀與在臺灣北部看到的科儀之間建立關聯，梳理了自唐代以來禁壇科儀在儀式結構和文本應用上的傳承與變遷，進而在田野素材基礎上著重探討臺灣北部道壇廣泛存在的“道法二門”中法的基本意涵。
第三篇文章是巫能昌的《製造科儀本：以閩西道壇靈應堂的度亡科本為例》。巫能昌是林振源的師弟，博士階段亦師從勞格文老師。不過在前往法國留學之前，他在劉永華老師門下讀研，碩士論文寫的就是閩西上杭縣的靈應堂。巫能昌在文中指出，他在田野裡遇到的科儀文本，有不少是晚近才製作的。通過結合文獻閱讀和細緻的田野採訪，巫能昌揭示了當地道士所操持的儀式產生的變化。由於清末以後原本只是做清醮和驅邪法事的他們開始涉足由香花和尚操持的度亡儀式，因此很多當地香花和尚的度亡文本被借用過來。這些文本多是屬於佛教系統的文獻，對他們而言是新的文本系統。為了更好的契合自身運用的儀式文本，當地不少道士（有的還健在）不斷的對借用來的度亡文本進行改造，這場從20世紀50年代持續到21世紀的度亡文本“道教化”過程，顯示了地方道堂（如靈應堂）的道士們在文本與儀式傳承上的能動性。作為地方社會文化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地道士這種能動性的理解，需要結合當地的社會文化史脈絡才能明其要理。
第四篇文章是魏德毓的《閩西道教送瘟船儀式研究——以<船科>為中心》。魏德毓博士階段師從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這篇文章應是他博士論文的一個組成部分。總體治學取向上看，魏氏的主要方向是社會文化史，因此在討論送瘟船儀式中的核心文本《船科》時，他首先在《道藏》中尋找與田野所見的文本相近的文本，在比對了《船科》和《神霄遣瘟船儀》及《元始天尊說洞淵辟瘟妙經》之後，他指出現有的儀式實踐依舊保留了不少核心的傳統（如將神祇送到洛陽大道），但也加了一些新的內容。由此，他進一步總結認為，現有的科儀程式儘管在結構上與《道藏》所見文本規定的儀式結構有不少傳承性，但也強調明代以後道教的世俗化而產生的巨大變遷。地方文化傳統的影響，讓我們看到了因地方化而產生的多元道教傳統面貌。
第四編“儒家的宗教性”僅收錄了劉永華《民間禮儀、王朝祀典與道教科儀：近世閩西四保祭文本的社會文化史闡釋》一文。這篇文章曾於2004年刊登在《歷史人類學學刊》上，原題為《亦禮亦俗：晚清至民國閩西四保禮生的初步分析》。之所以在題目上有所變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作者在原文基礎上調整了很多的內容。
祭文本是閩西四保地區禮生禮儀實踐要運用到的重要文本類型。劉永華在閩西四保地區做了很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前後十多年，未曾間斷。他對於禮生的關注，起初的出發點是透過一種儀式仲介來認識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基礎的儒家禮儀如何在地方上傳承與操演。而透過這種仲介，我們又能看到與國家敘事怎樣不同的一種社會文化史？
基於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作者在對祭文本的使用群體、主要內容和相應的儀式結構三者進行詳細介紹之後，為何會對比歷代官方制書中的王朝祀典之異同。他想為我們揭示的不僅是這種儀式文本及其使用者體現了怎樣的一種社會文化面貌，還從歷史的角度討論這樣的禮儀文本與儀式結構在何時傳入四保鄉村，認為鄉村禮儀與王朝祀典的諸多相似之處是自宋代以來禮下庶人的一種禮儀實踐結果。與此同時，文中還著力探討了禮生的祭文本與當地道教科儀本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指出禮生與道士在儀式上相互借鑒而導致了祭文本與道士科儀本之間的相互借用。最後，作者借用潘英海所討論的文化中介概念，詮釋做社會文化史研究需要透過一定的能動主體才能看到更加多維的世界。
總體而言，這本書絕大部分文章都是討論道教的儀式傳統和文本問題。儘管部分作品仍舊在用“大、小傳統”這樣的觀念來看待地方道教與正統道教之間的相互關聯，背後的二元關聯意識還比較濃重，尚未達到地方文化多元互動過程的效果。但是各篇作品都從不同的側面來展示儀式文獻與儀式實踐的關聯，讓我們看到了儀式文獻研究的諸多價值。
不過，由於各方面的制約，這本書在選文方面多是側重道教和禮生，對香花僧等地方儀式專家的文本尚未涉及，選題面有點打折扣。此外，在諸多道教儀式文獻的研究中，科儀本佔據多數，金書、法決、文字式等其他類型的文本探討得較少，還需要不斷努力。
（原載《歷史人類學學刊》第十五卷第一期，2017年，第189—19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