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地域社会的研究者来说，黔东南真的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凯里学院扎根这块民族学、社会史、人类学的沃壤近60年，一代代学者以保护、传承传统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为己任，蒐集、整理并系统研究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口述传说与民间惯俗，不过分追求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表面上的系统化，而是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表达出对地域社会与历史传统的理解。《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与出版，真的令学界同行感到敬佩和欣慰。
我是2002 年3月第一次有机会访问黔东南的，当时就深深地为这里的山河土地、风俗民情所陶醉。以后10多年间，与国内外有共同学术兴趣的朋友们一起，到黔东南进行田野考察有10余次之多，其中也包括了2015年10月凯里学院悉心安排的偏桥卫遗迹及施秉地区民族民间文化的考察之旅。徜徉在锦屏、黎平、施秉、凯里的山水之中，走在印着数百年蹄痕履迹的古老驿道的石板之上，抚摸着卫所城墙的断壁残垣，看着明代初年就从内地移居“苗疆”的军户后代跳起刚劲彪悍的龙舞；在侗乡、苗寨村口的千年银杏树下，喝着苗家的水酒，听着悠扬的酒歌; 到一家一户串门，在吊脚楼里翻阅一包包乾隆以来一直保存的契约文书和其他文字资料; 入夜后围坐在炉火周围，在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之下，听妇女们以略略有点凄苦的声调唱《回香歌》；在山顶晒谷场绕着熊熊篝火，与整个村寨的人们拉着手唱歌跳舞；夜深人静之时，在苗家木楼客房的床铺上，听着楼旁山溪潺潺的流水声； 这种深具“回到历史现场”意味的场景，常常历历在目，长久难以忘怀。这样的感受，也是未曾有过类似经历的学者难以想象和体验的。正因为这样，也就对凯里学院同行们的工作，或多或少增添了一份羡慕与敬重之情，《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所收录的多种学术著作，因为作者们长期浸淫在这样真切的“原生态”的文化氛围中，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他人所难以企及的现场感和历史感。
由于共同的学术追求，多年来中山大学与凯里学院从事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们探讨交流，收获丰硕，而“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更使两校同行有了更好的互相砥砺、相得益彰的合作机会与研讨平台。在共同的研究实践中，我们对这块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博物馆”的土地上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了更丰富的感知，也对黔东南传统地域社会研究与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有了更多的期待。
我们知道，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现今聚居着33个民族，民族民间文化形态繁多，内容丰富，人文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保存都比较完整，尤其是苗族、侗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独具魅力，是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认定的全球18个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黔东南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既在日常生活、礼仪行为和口述传说中存留了世世代代在本地生活劳作的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细节，研究者又可透过地方文献、民间文书的记载和上述各种细节看过王朝典章制度和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表达。在黔东南，初来的研究者不时会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感慨，但更重要的是，黔东南地域社会与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具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社会”的国度，何以能够长期拥有共同的“文化”，以及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的。
毋须讳言，让中山大学的研究者与凯里学院同行们走到一起，共同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契机，是近10余年“清水江文书”广泛受到重视，得以大规模蒐集、整理和研究的过程。黔东南少数民族民众珍惜、收藏文字资料的传统，使现存总数达数10万件的“清水江文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史料发现之一。近一个世纪之前，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亦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都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的两校学者们，正是以这样的期待来面对我们共同的事业的。令人高兴的是，学者们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乡村社会中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包括族谱、契约、碑刻、宗教科仪书、帐本、书信和传说等，这套或许可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我们希望民族民间文化和地域社会史的研究者们，能够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最终建立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将中国历史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
凯里学院作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最高学府，在地域社会历史和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理所当然应在黔东南地方文化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凯里学院的同行们已经在相关领域的资料蒐集、课题研究、课程建设、政策咨询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黔东南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与出版，更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七月九日
于广州康乐园马岗松涛中
（刊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4期，第153—1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