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如君  春风被我

——追思韦庆远先生

厦门大学历史系  杨国桢

韦庆远先生是我敬佩的师长。他早年由史学转行档案学，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业（今档案学院）的创业元老。他游刃于档案学和历史学之间五十余载，著作等身，成绩斐然，却始终谦称自己是档案学和历史学战线上“一个不称职的列兵”，为后来者架梯开道，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海内外留下佳话。

我初识韦庆远的大名，是在1962年6月，北京中华书局寄给我一本他的成名作《明代黄册制度》，拜读之下，对他利用档案以研究历史的功力和特色印象深刻。那时，我刚奉命从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调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改任明清史助教，兼任傅衣凌教授学术助手，治明清社会经济史方才起步，这本新书遂成了我学习的入门向导之一。而和他结识过从，则迟至文革结束之后。1980年6月5日至11日，厦门大学举办中国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会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系友吴奇衍学长写信给傅衣凌先生，提及韦庆远先生有意参加，傅先生嘱我发出邀请书。初次见面，我就为他酷似山东大汉的魁伟体格、充沛的精力和豪放的言论所倾倒。其时他正当盛年，经历各种坎坷艰困之后，迫切希望有所作为，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历史学打开新路，酝酿宏大的研究计划，有意把以档治史方法运用于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记得会议之余，我们一起从厦大校园“映雪二”会场漫步到群贤楼，兴奋地谈论建立交流关系发展学术的前景，深受鼓舞。10月26日至11月1日，我们又在北京举行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研讨会上相见，聆听他关于清代著名皇商山西范氏的高论，从此结下了学术因缘，交往渐多。尔后，他迭发长篇宏论，赴美讲学研究，屡赠大作《清代奴婢制度》、《档房论史文编》以及《清代的矿业》等清代档案资料集，让僻处海角，无缘到北京利用档案的我，增益识见良多。

最令我难忘的是，韦先生关心故乡广东史学界与福建史学界在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合作，并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84年7月28日，韦先生、吴奇衍学长陪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教授南下闽粤学术考察，来到厦门，当时正值暑假，邀我陪伴同行，直到8月20日在广州话别，一起度过二十多天的学术之旅。

来到厦门的第二天，7月29日，我邀请孔飞力教授和韦先生在厦门大学专家楼一楼外事办的会议室里，为在校的厦大历史研究所老师和研究生作学术报告，30日陪同他们造访泉州，参观泉州市档案馆、开元寺，住华侨大厦。31日，与孔飞力一行乘车到漳州 ，参观漳州市档案馆、南山寺，住漳州宾馆。 

孔飞力（右一）、韦庆远（右二）、杨国桢（右三）、吴奇衍（左一）。

韦庆远（右二）、孔飞力（右四）、吴奇衍（右六）、杨国桢（右一）。

8月1日，从漳州乘车到汕头，住龙湖宾馆，晚汕头大学宴请。2日，参观汕头大学、汕头档案馆，晚汕头社科联宴请。3日，从汕头乘车到广州，住中山大学外宾招待所，晚中山大学宴请。4日，和叶显恩、谭棣华兄等广东同行会合，参访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晚广东社科院宴请。5日，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术交流。6日上午，孔飞力应邀在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作学术报告，中午与叶显恩餐叙。下午，邓开颂在沙河饭店请吃沙河粉宴席。

前排：孔飞力（中）、韦庆远（右二）；后排：杨国桢（左三）、叶显恩（左四）、吴奇衍（左五）、谭棣华（左六）。

7日 ，在叶显恩、谭棣华兄陪同下，我们一起参观珠江三角洲，从广州乘车到顺徳，住清晖园，当晚大家围坐在旅馆房间内的电视机前，观看洛杉矶奥运会中美女排决赛的直播。8日，访陈村。9日，从顺德乘车到中山市，住华侨大厦。10日上午，参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下午参访小榄，住菊城宾馆。11日上午，从中山市乘车到江门市，在逢城宾馆宴。下午去新会，住圭峰宾馆。12日上午，乘车到茶坑乡，参观“小鸟天堂”、梁启超故居。下午去台山，住湖滨酒家。13日，参观台山科技馆、一中、桥林村；下午去佛山，参观佛山市档案馆，住佛山宾馆。14日上午，参观石湾陶瓷厂。下午返回广州，住中大外宾招待所。15日晚，与陈胜粦、段云章兄餐叙。16～19日，住沙面宾馆。

韦庆远（前排左二）、孔飞力（前排左三）

这次学术之旅，让我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向广东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先进学习，拉近双方的关系，特别是与韦先生、显恩兄就“六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闽、粤明清区域经济史课题彻夕倾谈，得到他俩的不吝指教，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得到一致的认识，相约为弘扬梁方仲、傅衣凌先生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携手共进。显恩兄还转述童本道先生的建议，和我商讨编选一部反映傅先生治史历程的文集，韦先生深表赞同。我回厦门后，即稟报傅先生，得到允准，动手编选了《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

1985年春我赴日本访问道经北京，1986年秋自美国归来到北京，我都曾到东四张自忠路人大红楼寓所拜谒韦先生。1987年，韦先生又牵头联络北京、广东、福建三地研究清代社会经济史的中青年学者，合作编写由他和显恩兄为主编的《清代全史》第5卷，叙述雍正元年至乾隆六十年（1723～1795）的经济史。

这年5～6月，美国夏威夷大学蓝厚理(Harry lamely)教授来厦门大学访问研究，和南来的韦庆远先生一起到白城寒舍，顿使蓬荜生辉，内子翁丽芳下厨招待，其意殷殷。

韦庆远（右）、蓝厚理（中）、杨国桢（左）。

蓝厚理（中）与杨国桢（左）、翁丽芳（右）。

韦庆远（中）、蓝厚理（左）、杨国桢（右）。

6月，美国耶鲁大学萧凤霞教授来校学术交流，我们在厦大招待所与她和蓝厚理教授餐叙，博士研究生陈春声陪同。

萧凤霞（左一）、陈春声（左二）。

翁丽芳（左一）、萧凤霞（左二）、蓝厚理（右一）、杨国桢（中）。

20世纪80年代，闽粤两地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形成合力，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是和韦先生的热情推动分不开的。

最令我终生受用的是，韦先生与时俱进，老而弥坚，开拓创新的治学精神。年近花甲，他以唐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自许，挑战自我，开拓新的课题，从明清档案与社会经济史到中国政治制度史、明清历史人物研究，无不站在学术的前沿。五、六年工夫，就出版了《中国政治制度史》、《清末宪政史》、《明清史新析》等教材和新著。1995年3月，他在《明清史新析》前言中袒露心怀说：

     或有论者认为，对于一个年过花甲的人说来，迄今才开拓新的较为重大的选题，为时似乎过晚，也有点太不自量力了。但我却认为，学术本为天下公器，治学应无老幼之分；闻道容有先后，惟在力行而已。正因为自己年事渐高，故更需要锲而不舍，更需要加倍的刻苦勤奋，庶几争取在老而未朽之际，仍能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年届七十之期，韦先生完成七十一万字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还表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应该更努力工作。”犹记1998年5月12-16日,到武夷山出席第八届清史学术讨论会，与韦先生在登山途中，和王锺翰、罗仑、叶显恩诸先生在路边茶桌小歇，品味佳茗大红袍，谈古论今，豪气入云，放浪形骸，难以忘怀。

韦庆远（中）、罗仑（右一）、王鍾翰（右二）、叶显恩（右三）、杨国桢（左三）。

进入21世纪，他又有《中国官制史》、《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等等力作问世。他感于学术成果难以发挥社会教化的作用，毅然撰写历史小说，更为常人所不可及。只是这个时期的我，学术兴趣转到了海洋，偶尔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见过几次面，问候起居。对于韦先生屡赠的大作，却除了佩服之外，不敢轻议，有违先生的盛意，至今引为憾事。

我在年近花甲之际，也面临学术转型的抉择，韦先生的榜样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正所谓“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如今我也年届七十，重新翻阅韦先生惠赠的大作，更加感悟韦先生的述怀具有“典型宛在，风范长存”的深刻意涵。我将抓紧宝贵的时光，趁头脑还清楚的时候勉力前驱，为维持国家海洋权益做好力所能及的事，以不负时代的召唤，并报答韦先生的知遇之恩。

广东历史学会中国社会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中山大学历史系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拟于5月举办“纪念韦庆远教授暨明清史学术研讨会”，来函盛邀出席。余恰因他事羁绊，届时不能参加，特此恳请大会的原谅。遥望南溟，天人两隔，回首往事，情何以堪！略抒数语，以表我对韦庆远先生的追思。  

2010年3月31日夜拜书于厦门市会展南二里52号902室

2017年11月22日修订，补充了照片。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