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
【目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由“体认”“自觉”而“升华”：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 /王日根(4)
勤勉治学潜心筑础——荣孟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赵庆云(16)
吴承明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刘兰兮(26)
·专题论文·
学、政、教：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章清(35)
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与列强的局部冲突及其影响 /周斌(63)
中共武装暴动初期的枪械问题探析 /李里(81)
国共武器装备与孟良崮战役 /王安中(98)
绍兴沦陷：战时的前线与日常 /吴敏超 (108)
华洋如何同税：近代所得税开征中的外侨纳税问题 /魏文享 (121)
·学术评论·
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运用 /朱英(140)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 /李金铮(152)
英文目录与提要 (160)
·书讯·
《太行山文书精萃》(34)
《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151)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由“体认”“自觉”而“升华”：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 /王日根
傅衣凌先生自1933年发表论文起，一生中走过了55载的治史旅程，其间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早期因为接受过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尚显出些许纷杂，但时代大潮之激荡与具有进步倾向的师友之影响驱使傅衣凌先生愈加明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通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坚持做坦诚纯真的历史研究，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开放后，傅先生在将其研究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方面不懈努力，对唯物史观的践行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其所形成的“乡族论”“弹性论”“多元结构论”等均具有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
勤勉治学潜心筑础——荣孟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赵庆云
荣孟源先生笃信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有深入钻研，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从事近代史研究，勤勉治学，多有建树，同时对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考证辨伪等传统学问颇有根柢，并数十年潜心于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编纂，卓然成家。他主持编纂的这些资料著述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为学界所推重。
吴承明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刘兰兮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首部系统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专著，它考察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与主要形式，论证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并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做了剖析，提出了一系列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新观点。该书一经出版，便蜚声国际史坛，赢得国内外同行的不少赞誉。20多年过去，今天重读该书，仍可见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吴承明作为该书主编，不惟承担了该书写作过程中的组织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对该书研究方法做出的贡献。
·专题论文·
学、政、教：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章清
围绕学、政、教分析晚清中国的知识转型，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的基本线索：其一，“教”与“学”之结合构成来华西人“援西入中”的基调，区分“西教”与“西学”，相应成为晚清接纳近代知识的重要一环；其二，“政”与“艺”的变奏映射出中国本土对新知的接引，方向多所调整，内涵不断拓展；其三，“学”从“器”“技”“艺”“术”的定位中被拯救出来，并在“普遍性”与“现代性”的论述中奠定其地位。内中所展示的“变奏”，即是“学”取代了“教”,超越了“政”。当然，这些关键词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伴随学科知识成长出现新的学科“语词”，更表明其“语境”较之过往大异其趣；“学”“政”“教”三者在言说中就分别被其他的意思所替代，所谓“学”，不再是“西学”，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涵盖“诸学科”，而所谓的“教”与“政”，更是被安置于“宗教”与“政治”之学。
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与列强的局部冲突及其影响 /周斌
1930年红军在长江中游与列强驻华海军的冲突，并非如当时列强政府和后世西方学者所言，是中共盲目“排外”、无端攻击外舰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英、美、日等国仇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推行维护其所谓内河航行权和长江利益的政策，干涉中国革命，并不顾中国平民百姓伤亡，从而引起红军和苏区群众针锋相对的武力对抗。尽管红军还缺乏足够的实力与列强争胜，但其不甘屈服的反帝精神，连同舆论界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的呼声，造成了列强“长江共同警备”设想的流产，使其难以对中国革命实行大规模的联合武力干涉。此次冲突为中共初步确立兼顾党的民族解放理想与现实步骤、结合革命与外交、区分帝国主义者与外国人民的反帝政策，以及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共武装暴动初期的枪械问题探析 /李里
在武装暴动初期，中共所依赖的大多是群众武装，所持枪械数量少、类型旧、分布散。此时中共中央无法完全满足地方党组织的枪械补给需求。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逐渐借助地方军事化趋势，通过各种渠道和社会关系获取民间枪械用于武装暴动。这在促进各地武装暴动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共内部枪械控制的问题。此外，枪械问题也成为党内两种不同暴动观念的争议焦点。就此而言，中共武装暴动初期的枪械问题不仅涉及暴动本身，也是了解中共转变革命斗争形式过程中革命技术转变的重要切入点。
国共武器装备与孟良崮战役 /王安中
孟良崮战役是中共在华东战场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关键性战役。中共在此战中获胜，固然与其战略决断出其不意、战术部署周密细致、官兵士气高涨等因素有密切联系。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孟良崮极其特殊的地形地貌，中共方面武器装备的性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国民党军武器装备则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是此役国民党军失利的重要因素。
绍兴沦陷：战时的前线与日常 /吴敏超
宁绍战役开始之际，绍兴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沦陷，引起最高层的震怒。蒋介石决定彻查此事，绍兴沦陷之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军事委员会对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绍兴军政负责人等均施以重罚，蒋介石严令第三战区彻底整顿。但是，国军长期驻守一地产生的军风纪问题、走私问题，在抗战中后期日益严重、积重难返。绍兴沦陷所反映的前线军政疲沓之情势，在抗战中后期的正面战场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华洋如何同税：近代所得税开征中的外侨纳税问题 /魏文享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在华侨民不断增加。在军事、外交和传教人员之外，还有大量侨民长期寓居中国，通过设厂投资、商业服务、自由职业等方式获利谋生。西方各国外侨在中国借治外法权及租界壁垒，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纳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各类税捐，导致中国税务行政长期难及于外侨。关税自主运动的重点在于税权自主及税率调整，并未同步解决外国企业及侨民在华纳税问题。到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征所得税，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外税收平权问题的集中讨论。外侨是否缴纳所得税，不仅关系税权税源，也直接影响到国内商民的纳税意愿。中国政府、民间社会及西方各国间围绕租税主权、税负公平、条约体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与外交交涉。国民政府虽经努力，但仍难在税务行政范畴内解决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与西方条约国家外交政治关系的重构。
·学术评论·
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运用 /朱英
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的兴起，是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中探讨新视野、新思路的结果，章开沅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史研究率先予以大力倡导，具有开创之功。随后使商会史研究从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部分，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领域，主要得益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现代化理论与方法，继而又运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考察和分析商会，不仅推进了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还使“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逐渐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更多领域。近30余年商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学术研究的拓展深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进行创新，同时也应避免在借用当今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出现生搬硬套与削足适履的偏差。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农村经济的主张 /李金铮
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以及农村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们坚持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阶级分析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虽然标榜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对中共革命道路并不认同的学者进行论争，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农民处于贫困化状态、土地分配集中、地主剥削农民、小农经济仍占绝对优势；主张中国必须走反帝反封建之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集体化农村经济。以上研究和看法，对阐释、传播中共革命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社会、改造社会、为革命服务的力量。